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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学”（Narratology)叙事学(Narratology法文中的“叙述学”(narratology)，是由拉丁文词根narrato（叙述）加上希腊文词尾logie（科学）而构成的。
七卷本的《大拉霍斯法语词典》是这样解释“叙述学”一词的：“人们有时用它来指称关于文学作品结构的科学研究。
”新版《罗伯特法语词典》对该词所下的定义则是：“关于叙事作品、叙述、叙述结构以及叙述性的理论。
”两种定义颇有出入，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它们都重视对文本的叙述结构的研究。
简单说来，叙述学就是关于叙述本文的理论，它着重对叙事文本作技术分析。
尽管“叙事学”一词在1969年才由托多罗夫(T.Todorov)正式提出，但人们对叙事的讨论却早就开始了。
柏拉图对叙事进行的模仿(mimesis)／叙事(diegesis)的著名二分说可以被看成是这些讨论的发端。
李斯特(Thomas Lister)于1832年就利用“叙述视点”来分析小说作品，同时期的另一位学者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更是使用这一术语来探讨如何使作者与自己的作品保持恰当的“距离”。
殷企平等：《英国小说批评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后来经过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全面讨论，福斯特(E.M.Forster)和马克．肖尔(M.Schorer)等的深入发挥，叙述视点成为小说批评（自然也包括叙事学）中最为重要的术语之一。
托多罗夫首次提出叙事学一词时，给"Narratology"的定义是：叙事学：关于叙事结构的理论。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研究美国汉学家浦安迪（Andrea J. Pitts）是一名多产的学者，她的研究领域涉及中国叙事学、当代中国文学与电影、城市文化和媒体研究等方面。
她在美国、中国以及台湾等地的大学任教，教学和研究工作广受好评。
《中国叙事学》是她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以研究中国叙事文本为主线，系统地剖析了中国叙事学的理论与实践，并成为中国叙事学领域内的重要参考书。
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浦安迪首先讨论了叙事学的概念和历史，她指出叙事学是一门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文学、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
在中国，叙事学的研究早在古代就已经存在，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叙事学的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浦安迪引用了大量的叙事学理论和案例，深入浅出地介绍了叙事学的发展历程和基本概念，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全面而清晰的叙事学概览。
接着，浦安迪对中国叙事学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
她认为，中国叙事学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多元化的，既要注重文本的分析，又要关注叙事结构和叙事动态，同时还要考虑到文化和历史的因素。
在书中，浦安迪通过多个具体的案例，详细地阐释了不同的叙事分析方法，包括结构主义分析、符号学分析、心理学分析等，为读者提供了一系列丰富而实用的研究工具和思路。
浦安迪还对中国叙事文本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她选择了一些典型的中国文学作品和电影作品，例如《红楼梦》、《活着》等，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些叙事文本进行了解读和剖析。
她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每一部作品进行了细致且独到的分析，揭示了其中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技巧，进一步拓展了读者对中国叙事学的认识和理解。
浦安迪的《中国叙事学》一书不仅在理论层面上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在实践层面上也对中国叙事学的教学和研究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该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深入的思考，为中国叙事学的研究和教学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叙事学研究都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研究近年来，中国叙事学在国内外学术界备受关注，成为了一个热门话题。
在这个领域中，美国汉学家浦安迪（Andrea S. Puar）一直以其深入的研究和独特的见解而备受瞩目。
她的著作《中国叙事学》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和赞誉，成为了该领域的重要参考资料。
今天，我们将对浦安迪的研究进行深入探讨，以期更加了解中国叙事学的发展和意义。
让我们简要介绍一下浦安迪。
她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本那-香槟分校，拥有中国文学博士学位。
她曾在中国香港的一家大学担任教授，并且在中国文学、叙事学和汉译英等领域有着丰富的研究经验。
她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文学和文化中的叙事表达形式以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影响。
通过她的研究，我们可以了解到中国叙事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轨迹、其与社会变革的关系以及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的新趋势。
在《中国叙事学》这部著作中，浦安迪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叙事学的起源、演变和当代发展。
她指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叙事在各种文体中都有着重要地位，譬如历史、小说、戏曲等。
在古代社会中，叙事是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贯穿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意识形态中。
而在现代社会中，叙事在文学、影视、艺术等领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成为了人们交流和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
浦安迪通过对这一历史背景的分析，揭示了中国叙事学的丰富内涵和深远影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除了对中国叙事学的历史考察，浦安迪还从当代文化和社会变迁的角度进行了深入分析。
她指出，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叙事学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和挑战。
一方面，中国传统的叙事文化正在和现代技术、媒体等新兴力量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叙事样式和传播方式。
中国叙事学也在国际交流中发挥着愈发重要的作用，通过与外国文化的对话和交流，促进了中国叙事学的多元发展和世界影响。
浦安迪对这些新趋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和观点，为中国叙事学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和途径。
![[VIP专享]中国叙事学_杨义](https://img.taocdn.com/s1/m/76aac8cfbe23482fb5da4c02.png)
中国叙事学杨义结构篇第一1、结构的动词性及“精神契约说”结构一词，在叙事学体系中虽然已经是名词，但从它的中国词源上看，它原本是动词或具有动词性。
我们在考察叙事作品的结构的时候，既要视之为已经完成的存在，又要视之为正在完成中的过程。
寻找“结构”一词在词源上的动词性，实际上乃是寻找结构的生命过程和生命形态。
所谓落笔，就是把作者心中的“先在的心智结构”加以分解、斟酌、改动、调整和完善，赋予外在形态，成为文本结构。
《史记》结构的启迪：（1）结构的各个部分不是对等平列的，而往往是处在立体性的多维的时空之中（本纪、表、书、世家、列传）；（2）一个人物和事件安置在结构中何等位置，具有深刻的意义；（3）结构各部分的总和之外有更为本质价值的深层意义。
结构超越了具体的文字，而在文字所表述的叙事单元之间或叙事单元之外，蕴藏着作者对于世界、人生以及艺术的理解。
在这种意义上说，结构是极有哲学意味的构成，甚至可以说，极有创造性的结构是隐含着深刻的哲学的。
（历史人生哲学；结构逻辑、叙事战略）一个真正的艺术品，它叙事的每一点都是一个完整的结构中蕴涵着特殊意味的一点，它所蕴涵的意味、意义或哲学，都最终在结构的完整性中获得说明。
（结构的曲折、思想的复杂）结构既内在地统摄着叙事的程序，又外在地指向作者体验到的人间经验和人间哲学，而且还指向叙事文学史上已有的结构。
结构动词性的“精神契约说”：结构是作者把自己体验到的人间经验、生存哲学和宇宙意识加以表述的生命过程，意味着结构是人与天地之道一种精神契约。
注重：结构、叙事逻辑、思想三个维度2、道与技的双构性思维中国传统文化从不孤立地观察和思考宇宙人间的基本问题，总是以各种方式贯通宇宙和人间，对之进行整体性的把握。
双构思维是渗透于宇宙人间的，无所不在的，它谈此即彼，目光四射。
中国人思维方式的双构性以结构之技呼应着结构之道，以结构之形暗示着结构之神，或者说它们的结构本身也是带有表里相应的双构性的，以显层的技巧性结构蕴涵着深层的哲理性结构，反过来又以深层的哲理性结构呼唤着和贯通着显层的技巧性结构。
学术访谈叙事学与中国叙事传统—傅修延教授学术思想访谈唐伟胜1傅修延2(1.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2.江西师范大学叙事学研究中心，江西南昌330022)摘要：本篇访谈围绕傅修延教授的学术思想展开，包括叙事学研究方法、中国叙事学与西方叙 事学之间的关系、生态与叙事的关系、学问与社会的关系等。
傅教授所说的“做学问需要接地 气”为我们提供了 一个富有逻辑的参照点来理解他的学术观点和学术立场：叙事学研究应该有 温度，因为讲故事本身就是群体维系的重要手段；西方叙事学需要作用于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 才会更有价值；从本地生态叙事传统中获取解决现实生态问题的良方；象牙塔内没有真正的生 活，学问要与事功相结合。
关键词：傅修延；西方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生态叙事On Narratology and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An Interview with Prof. Fu XiuyanTANG Weisheng FU XiuyanAbstract：This interview focuses on Prof. Fu Xiuyan's academic thoughts on suc h issues as approaches to narrative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and Chinese narratolog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system and narrativ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arning and social practice. The belief “ Learning is about solving real problems” advocated by Prof. Fu provides us with a consistent point of reference to understand his academic thoughts and stances：Narrative studies should be done in a warm way since story-telling is itself a way of maintaining a community；Western narratology can be of greater value when it is usefull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the solution to the作者简介：唐伟胜，男，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首席教授，博士，博导，主要从事叙事学、现当代美国文学和 比较文学研究。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中国叙事学》研究美国汉学家浦安迪是一位着名的汉学家，他主要研究中国文化和中国叙事学。
在他的研究领域中，他所撰写的《中国叙事学》是一部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
这部书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叙事传统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叙事学》一书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叙事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浦安迪教授认为，叙事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充满了各种叙事形式，叙事在中国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在《中国叙事学》一书中，浦安迪教授从叙事的定义、特点和形式入手，深入剖析了古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叙事元素，探讨了古代中国文学作品的叙事结构和叙事方法。
他指出，古代中国文学作品中的叙事方式和叙事技巧对于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国传统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浦安迪教授还在《中国叙事学》中对中国文化中的叙事传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指出，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叙事方式和叙事主题反映了中国古代社会风貌和文化传统，具有深刻的历史和文化内涵。
他还将中国叙事传统与西方叙事传统进行了比较，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异同和联系，为国际汉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中国叙事学》一书的问世，对于促进国际汉学界对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具有重要意义。
浦安迪教授在书中全面系统地展现了中国叙事传统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为国际汉学界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这部书不仅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也在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书中，浦安迪教授通过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深入分析和解读，揭示了叙事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他强调了叙事对于传承和发展中国文化的重要性，为中国叙事研究、中国文学研究和中国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学术指导。
浅谈叙事学的理论意义和⽂本价值2019-10-02摘要：80年代中后期，中国在经历了多年的“批评”以后，叙事学进⼊中国，这时期的⼩说批评从侧重内容转变形式为审美与思想的双重鉴赏。
叙事学的⽅法理论为形式主义的审美批评提供了有效的⼯具，也在⼀定程度上指导了⼩说创作的实践；就⽂本⽽⾔，⽆论是⼩说的故事结构还是⼈物形象，叙事学的理论都发挥着有效的作⽤。
这对新时期的“现代派⼩说”和“先锋实验⼩说”具有重要的⽂本阐释价值。
关键词：叙事学；现代派⼩说；先锋⼩说；故事；⼈物；新时期⼀、新时期叙事学的理论意义新时期⼩说创作经历了初期的“伤痕”、“反思”、“改⾰”以及“寻根”⼩说，到8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现代派⼩说”、“先锋实验⼩说”逐渐由传统的现实主义开始向西⽅现代派学习。
不仅⼩说的主题思想产⽣了变化，艺术表现⼿法也进⾏了变⾰。
初期的“伤痕”、“反思”、“改⾰”⼩说往往以写实主义的⼿法来对“⽂化⼤”进⾏⾎泪控诉，基于此，⽂学批评形成了以“‘反映论’为主的批评观念、批评⽅法、批评范式和话语构成”＼+①使得这⼀时期⽂学批评主要批判以往错误的⽂学观念，重点反省⽂艺理论化问题，为进步⽂艺家平反、推翻⽂艺⿊线专政论提供依据。
但这为建⽴新的理论范式提供了前题和基础。
到了80年代中期这种反映论的话语已经⽆法适应⽂学批评的要求。
尤其是“先锋⼩说”的⼀些实验，给⽂学批评的理论带来了很⼤的挑战。
这正是因⽂⾰刚结束，⽂学批评理论多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观出发，以‘真实论’为核⼼和基础，还没有摆脱“决定论”的束缚。
⽽新时期的⼩说⽇渐多样，既有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学，也有后来出现的“现代派⼩说”和“先锋实验⼩说”。
这其中包含的“意识流叙事”、“荒诞”、“变形”等具有现代特征的艺术⼿法，以及后来的“叙事圈套”、“元叙事”等艺术技法，都让现有的⽂学批评理论话语难以为继。
这些先锋性的⼩说倡导的语⾔实验着实令批评家们感到⽿⽬⼀新，但是以往把⽂学作为社会现实的反映的批评模式却并不能将先锋⽂学的价值取向、艺术⼿法解释清楚，于是社会功利批评或者反映论的批评与⽂学批评渐⾏渐远。
比较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之一途主持人语叙事学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伴随着结构主义浪潮首先在法国兴起,随后流行于欧美,并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学术领域,在中国文学研究以及其他相关领域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叙事学研究不仅势头不减,而且与国际叙事学界以及国际叙事学研究的联系越来越密切。
2007年10月与2009年10月,在江西南昌和重庆分别召开了第一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三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第二届叙事学国际会议暨第四届全国叙事学研讨会,来自美国、德国、挪威等国的叙事学家分别参加了这两次国际会议。
2011年10月,将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全国叙事学会议同样是一次国际暨全国性的会议。
与此同时,少数有影响的中国学者也进入了国际叙事学研究的主流领域,发表了质量上乘的论文,引起了国际叙事学界的注意。
然而,总体上说来,中国学者在国际叙事学研究中的声音还有些不足,这种现象已引起中国学者的注意。
近年来,在叙事学的研讨会上,学者们对有关“中国叙事学”的问题展开了探讨,对中国学者如何在国际叙事学研究中形成自己的特色,如何在叙事学这一具有广泛国际性的学科与学术研究中彰显出中国学者的研究优势,如何运用和发掘中国丰富的叙事作品和叙事理论的资源,如何从整体上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进一步展开与国际叙事学界的交流,让国外的学者们更多地听到来自中国叙事学界的声音等展开了讨论。
人们希望随着叙事学研究的不断加深,能够出现具有中国自身意义上的、可以在国际叙事学界占有一席之地的中国叙事学研究。
这种看法表现出中国叙事学者对促进国内外叙事学发展的热望以及对自身叙事学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就叙事学的发展来说,从当代叙事学兴起以来,已经经历了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的阶段①,形成一个融合各国学者的研究、广具国际性的源源不断的叙事学之流。
而在其发展过程中,人们不难辨识出各国学者为叙事学发展所作的努力以及一些有影响的成果。
比如,法国学者托多罗夫、罗兰·巴特、格雷马斯、热奈特、布雷蒙等人对经典叙事学所作的贡献,他们所“创立的叙事学是整个结构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分支,他们遵循索绪尔对‘语言’(la langue =视为系统的语言)与‘言语’(la pa-role =在语言系统基础上进行的个别的言说)的区分,把具体的故事看作由某种共同符号系统支持的具体叙事信息。
”[1](P4)法国学者的努力,为当代叙事学理论奠定了基础。
此后,荷兰学者米克·巴尔,美国学者普林斯、查特曼,以色列学者里蒙-凯南等人以他们的研究对经典叙事学的发展与完善作出了贡献。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外叙事学的中心自法国向美国转移,形成了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后经典叙事学研究,出现了一批如詹姆斯·费伦、戴维·赫尔曼、彼特J.拉比诺维奇、希利斯·米勒、苏珊·S.兰瑟等叙事学家,他们的研究使美国学者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叙事学界举足轻重。
在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中,人们也仍可看到各国学者所作的各有特色的研究,并形成后经典叙事学的不同分支。
比如,美国学者苏珊·S.兰瑟所提出的女性主义叙事学,荷兰学者米克·巴尔所进行的叙事学的文化分析研究,德国与奥地利学者如莫妮卡·弗卢德尼克、安斯加·纽宁等所展开的文化与历史叙事学研究,美国学者彼得·布鲁克斯、罗斯·钱伯斯所进行的精神心理叙事学,多瑞特·科恩所进行的历史图像叙事学研究等。
至于在叙事学发展的早期阶段,也就是经典叙事学之前的所谓“叙事学研究的‘古代’阶段”,各国学者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德国的形态学方法等对叙事学的影响也清晰可辨。
应该说,近20余年来,中国学者在叙事学研究领域中已经做了不少工作。
对来自国外的这一理论,我们经历了翻译、介绍、吸取、消化、运用的过程,并且越来越意识到在理论创新与实践分析上下工夫。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自国外引入的各种理论包括文学理论,可以说很少有像叙事学这样,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并一直有学者热衷于它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分析,同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进入这一领域的。
与此同时,在叙事学研究的视野下,中国学者也逐渐注意对中国自身的叙事理论加以梳理和总结,并以叙事学理论作为参照相互融会贯通、求同辨异,以沟通中外叙事理论,促进叙事学的进一步发展。
这方面的工作,杨义1997年出版的《中国叙事学》可以作为其中的代表。
杨义认为:“有必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深入地研究中国叙事文学的历史和现实,研究其本质特征,并以西方理论作为参照,进行切切实实而又生机勃勃的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2](P1)赵炎秋也在1998年提出应重视对于中国古代叙事理论的研究,目的之一是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叙事理论。
“西方叙事理论产生于西方文化的母体之中,移植到中国必然会有某些不相适应的地方……西方叙事理论进入中国,必然要做一些调整和变化。
这种调整和变化的依据,首要的自然是中国当代的叙事文学实际,但不言而喻,中国古代叙事理论也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
”[3]这种沟通中西叙事理论、重视对中国自身叙事理论研究的思考与取向应当给予充分肯定。
这样的工作,不仅中国学者在做,国外也有学者在从事此类研究,尤其是那些未受到西方充分关注的东方学者的研究,更值得我们注意。
比如,印度当代久负盛名的诗人与学者阿雅帕·帕尼克于2003年出版了《印度叙事学》一书,总结了印度叙事艺术所采用的各种方式,确认了印度叙事作品中所运用的10种主要的叙事模式,并偶尔论述了它们对西方叙述者可能的影响。
在该书的导论部分对印度的叙事理论与实践作了概述;在结论部分探讨了叙事文与叙事学之间的关系;附录部分则概述了亚洲的叙事传统。
《印度叙事学》试图强调这样一种认识:在印度叙事作品的色彩斑斓、不断变化的一连串景象或事物中,故事讲述者构建起了十分清晰的叙事策略,而这是为印度以及国外的比较文学家所忽视的。
可见,挖与总结自身的叙事传统,并与国外的叙事理论与实践相沟通,是各国叙事学者、尤其是东方学者所关注的。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如何在叙事学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向前发展?如何使中国的叙事学者更好地为国际叙事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促进中国自身的叙事学研究和叙事作品分析?如何使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在国际叙事学领域中具有自己的特色,我想,也许“比较叙事学”可以作为构建广义的“中国叙事学”之一途,并促使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在国际叙事学界占有一席之地。
“比较”作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为各个不同的学科所广泛采用。
而在一些冠以“比较”的学科,如比较政治学、比较法学、比较文学等,“比较”则具有不同一般的意义,它是构成该学科或学科分支的基础。
既然作为比较研究,就不是对某一单一国家或单一对象的研究,它必定是涉及两个或多个对象的研究,其相互作为参照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比较叙事学”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考虑的。
与一般的叙事学研究不同的是,对不同语言与文化领域的叙事作品、包括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叙事理论之间的比较与对比,对于比较叙事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并必须从总体上贯穿始终,对其从各自语境中所表现出的叙事理论与叙事作品进行比较分析与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做更深一步的探究。
近年来,在中国学界,实际上已有学者提出了“比较叙事学”的问题,并进行了与这一方向相关的研究,但这方面的工作远未形成势头,也远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1998年,赵毅衡出版了《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作者在该书《自序》中指出:这本书是他在美国准备博士资格论文时所做的读书笔记,全书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来阐释:“不仅叙述文本,是被叙述者叙述出来的,叙述者自己,也是被叙述出来的——不是常识认为的作者创造叙述者,而是叙述者讲述自己。
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
”[4](PⅠ-Ⅱ)该书从叙述行为、叙述主体、叙述层次、叙述时间、叙述方位、叙述语言中的语言行为、情节、叙述形式的意义等方面,运用中外叙事作品作为例证,结合理论进行阐释,尽管其核心不在于进行比较研究,但其意义在于提出了“比较叙述学”的问题。
傅修延在其1999年出版的《先秦叙事研究》中,强调研究中国叙事传统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作者指出:《先秦叙事研究》“主要运用叙事理论来作透视与解剖”[5](P7),这里的叙事理论既包括中国传统的叙事理论,也包含了西方的叙事理论。
应该说,上述著作包括前面提到的杨义的《中国叙事学》都带有比较叙事学研究的性质。
在国外,也有学者提出了“比较叙事学”研究。
但相较国内学者在这一方向的研究与实践来说,国外学者对此似乎不如中国学者这样明确与积极②。
在谷歌网站上键入英文“comparative nar-ratology”一词,出现的有效搜索结果相当有限。
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文学部的学者冈三郎在日本的《英文学思潮》上发表了两篇论文:《朗费罗叙事文的“比较叙事学”:费德里哥鹰物语在路边客栈故事中的转换》与《早期英国悲剧比较叙事学研究》中,明确提出了“比较叙事学”。
前述印度学者阿雅帕·帕尼克的《印度叙事学》,是在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上进行的,也应该可以看作带有比较叙事学性质的研究。
纽约大学斯丹姆教授与乔治城大学瑞安格博士2004年主编出版了《文学与电影指南》一书,该书共25章,其中,第5章针对20世纪以来将小说改编为电影远远超过电影改编为小说(即所谓“novelizations”)、对书写文本转换为形象的关注超过了对相反的转换的关注这一状况,探讨了小说与电影两者之间的关系。
作者强调指出:与其说它涉及的是研究影片——小说(film-novel)之间关系的问题,毋宁说是电影——文学(cinema-literature)之间的关系。
它所研究的不是两类特定文本之间的关系,而是实践一种在影片与小说之间穿梭往返、以便更容易理解的一种叙事类型,这种叙事类型既可以很好地用于分析书写文本,也可以很好地分析电影叙事。
在这一基础上,作者对“比较叙事学”作了这样的界定:“要而言之,它将是一个我称之为‘比较叙事学’的问题。
但是,我们如何对此作出界定?简单说来,比较叙事学并不致力指明两个符号系统之间的相似与相异,而是要展开电影—文学之间的相互融通,以熔炼出更明确与富于成效的观念。
”③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所表明的比较叙事学,更多的是以探讨不同种类的文学艺术文本之间的可融性与可转换性,而非致力于不同语言与文化系统叙事理论与实践之间由于语境不同而出现的相似与相异、并由此出发进行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它与我们所提出的“比较叙事学”研究的主要关注点有所不同。
可以看出来,中国学界对比较叙事学研究方向的注意远远超过国外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外学界,尤其是西方学界,传统的西方中心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