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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社会成本问题来源：中国经济学教学科研网有待分析的问题1??本文涉及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那些工商业企业的行为。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
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之间的矛盾这方面展开的。
在这一方面，许多经济学家都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提出的观点。
他们的分析结论无非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所引起的损害负责赔偿，或者根据工厂排出烟尘的不同容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领该厂迁出居民区（当然也指烟尘排放对他人产生有害影响的地区）。
以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导致的结果不是人们所需要的，甚至通常也不是人们所满意的。
问题的相互性??传统的方法掩盖了不得不作出的选择的实质。
人们一般将该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损害，因而所要决定的是：如何制止甲？但这是错误的。
我们正在分析的问题具有相互性，即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关键在于避免较严重的损害。
我在前文2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引起的噪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的工作的事例。
为了避免损害医生，糖果制造商将遭受损害。
此事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是否值得去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生产方法，并以减少其产品供给的代价来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
另一事例是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所产生的问题。
倘若有些牛难免要走失，那么只有以减少谷物的供给这一代价来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
这种选择的实质是显而易见的：是要肉类，还是要谷物？当然，我们不能贸然回答，除非我们知道所得到的价值是什么，以及为此所牺牲的价值是什么。
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提到的河流污染问题。
3如果我们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要决定的问题则是：鱼类损失的价值究竟大于还是小于可能污染河流的产品的价值。
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的和边际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社会成本问题罗纳德.科斯①一、有待分析的问题本文将分析商业企业行为对旁人带来不良影响的问题。
标准例子就是，某工厂的烟尘给邻近的财产所有者带来的有害影响。
对此类情况，经济学的分析通常是因袭了庇古在《福利经济学》的处理思路，即认为问题是在于工厂的私人产品与社会产品有差异。
这些分析让大多经济学家得出以下三个结论：即要么是要求工厂主对烟尘的损害负责赔偿；要么是根据工厂排烟尘的具体量及其所致损害的相应金额标准对工厂主征税；或者最终，责令该厂迁出居民区（可能也应包括那些烟尘排放会影响到别人的区域）。
依我之见，这些解决办法并不合适，因为它们所引至的结果既非人们所需，甚至通常亦非人们所欲。
二、问题的相互性本质传统方法倾向于模糊了必须作选择的本质。
人们通常将以下两个问题视为同一：其一是A给B造成损失，其二需要决定的是：我们应如何限制A。
但这是不对的，我们分析的问题本质上具有相互性。
避免对B的损害必将会使A遭受损失。
真正必须决策的问题是：是允许A损害B，还是允许B损害A？问题的关键在于避重就轻。
我在之前的文章②中列举了糖果制造商的机器噪声和震动干扰了某医生工作的事例。
为了避免医生有损，将只能让糖果制造商受伤害。
此案例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限制糖果制造商采用的某种生产方式以产品供给减少为代价，保证医生的正常工作是否值得。
另一例子可以看走失的牛损坏邻近土地里的谷物问题。
倘若有些牛无论如何都会走失，那么只有以谷物供给的减少为代价换取肉类供给的增加。
选择的本质简单明了：肉类抑或谷物？当然，除非知晓所得以及牺牲的代价各几何，不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清楚。
再举一例：乔治·J·施蒂格勒教授举的河流污染例子③。
如果假定污染的有害后果是鱼类的死亡，需要抉择的问题不外乎是：鱼类损失的价值与以河流污染为代价的产品价值孰高孰低。
不言而喻，必须从总体和边际两个方面看此种问题。
三、损害责任的定价制度我想以一个案例的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
《社会成本问题》以及“科斯定理”的价值剖析「摘要」«社会成本问题»是科斯赢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代表作，其核心思想确实是所谓的〝科斯定理〞。
然而，〝科斯定理〞实际上只是是一些没有任何创新意义的常识，科斯对社会成本的论证方法也是极不严肃的。
«社会成本问题»的要紧价值在于它导致了法学和经济学的融合。
科斯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社会成本问题»是他的成名作、代表作，也是西方产权学说的代表作，所谓〝科斯定理〞确实是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来的。
然而，笔者以为，«社会成本问题»及其〝科斯定理〞的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一、科斯的沉默及其缘故科斯是以批判皮古起家的，是以〝科斯定理〞出名的，然而在他取得成功以后，却不再说什么了，甚至连〝科斯定理〞也不承认。
他说：I did not originate the phrase，the 〝Coase Theorem，〞nor its preciseformulation，both of which we owe to Stigler. [1]〔P157〕这段话能够译成如此的中文：〝我没有制造过‘科斯定理’那个概念，更没有给‘科斯定理’下过精确的定义，这两者都要归功于斯蒂格勒〞先生。
当别人为〝科斯定理〞的含义争辩得不可开交的时候，科斯也不对怎么说谁是谁非的问题表个态。
[2]这是什么缘故呢？是谦虚吗？不像。
牛顿也谦虚过，说他的三个定律只是是海滩上的几个贝壳而已，但从没有说〝我没有发觉牛顿定律〞之类的话。
是慎重吗？也不像。
假如是慎重，他完全能够直截了当说〝科斯定理还不成熟，还有待于完善〞，而没有必要保持沉默。
做大学问的人都专门慎重，但从未见过对自己的观点不予以澄清而任凭别人争辩、误解的学术大师。
爱因斯坦也专门慎重，但为了自己的相对论不被误解而到处讲学。
马克思也专门慎重，然而，当他一旦发觉别人误解了自己的理论时便赶忙写信或者写论文予以澄清，«哥达纲领批判»和1852年«致约。
经济学中的灯塔导论灯塔出现在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是因为它可能有助于理解政府的经济功能问题。
它常被作为必须由政府提供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提供的物品的一个例子。
经济学家们通常似乎认为，由于不可能向受准备于灯塔的船只的所有者收取可靠的费用，任何私人或企业建造和维修灯塔就不可能遍及赢利。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自由放任或不干预原理的基础和限制”一章中写道：……为了确保航行的安全，建造和维修灯塔、设置浮标等属于政府适当的职责。
由于不可能向受益于灯塔的海上船只收取使用费，没有人会出于个人利益的动机而建造灯塔，除非由国家的强制征税给予补偿。
亨利·西奇威克在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生产关系中自然自由的体系”一章中这样写道：……在大量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下，这一论断（即通过自由交换，个人总能够为他所提供的劳务获得适当的报酬）明显是错误的。
首先，某些公共设施，由于它们的性质，实际上不可能由建造者或愿意购买的人所有。
例如，这样的情况经常发生：大量船只能够从位置恰到好处的灯塔得到准备处，灯塔管理者却很难向它们收费。
庇古在《福利经济学》中借用了西奇威克的灯塔例子作为非补偿性服务的例子：在那里，“边际净产出小于边际社会净产出，因为它会给技术上很难向其索取报酬的第三方带来额外的服务。
”保罗·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比那些早期作家更直截了当。
在“政府的经济作用”这一节中，他写道：“政府提供某些无可替代的公共服务，没有这些服务，社会生活将是不可想象的。
它们的性质决定了由私人企业提供是不合适的。
”作为“简明的例子”，他列举了国防、国内法律和秩序的维持，以及公正的契约的执行，并在一个脚注中进一步写道：这是政府服务的最新例子：灯塔。
它们保全生命和货物。
灯塔管理者很难向船主收取使用费。
因此，这部高深的著作将说明：“私人利益和货币成本”（正如一个想靠建灯塔发财的人所看到的）与真正的社会利益和成本（将被保全的生命和货物与（1）灯塔的总成本和（2）让更多的船只看到警告灯塔的额外成本相比较）是存在差异的。
不可忽视的社会成本之科斯定律经济政策制定过程中一个重要关键就是社会成本问题，只有理解了社会成本问题，才能顺应社会和市场的基本运行规律，制定出因势利导的经济政策。
那么什么是社会成本呢？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有一家养猪场，因为知道养猪会发生恶臭、造成污染，就在选址时把养鸡场选在了偏远的郊区。
这家养猪场经营了好几年。
但由于城镇的不断发展与扩张，因此养猪场周围就建起了许多居民区。
居民住进来发现养猪场会发出阵阵恶臭。
于是居民就去告这家养猪场，说养猪场污染了环境，损害了居民的健康。
如果你是法官，你会怎么判？很明显，这个例子中，一方的利益伤害了另一方的利益。
问题是，是否要判伤害者做出赔偿。
通常的逻辑都是，养猪场不仅要对此事负责，而且在做出补偿的同时还要限制该养猪场的发展。
每个人都这么看，但科斯定律不这么看。
下面我们一步步为读者阐述科斯定律，最后为大家总结科斯定律：1.所有的伤害都是相互的。
很明显，案例其实不是一方在伤害另一方，而是双方为了不同的目的，在争夺相同的稀缺资源：养猪场跟居民争夺的就是新鲜空气。
该纠纷产生的原因就是争用的是未加界定产权的资源，双方在地位上平等，禁止任何一方的行为都会对另一方造伤害。
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了？假如我们假设：养猪场和居民住宅小区同属一个人，以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你就会豁然开朗。
2.案例中，假如养猪场和居民区同属一个人，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我们或者这个人会做如下考虑：养猪场当初选址在这里就是为了远离居民区避免扰民，现在是居民主动靠近污染源，是居民理亏。
但是城市的发展难以避免，具有重大价值，也是应该鼓励的。
两利相权取其重，我们觉得应该服从大局，为了迁就城市发展需要，养猪场只能搬迁。
那么遵从的准则是什么？3.谁避免意外成本最低，谁的责任就越大。
案例中，假如养猪场只需要搬离居民区就可以避免被告，而居民为了避免污染选择搬离这里，其带来的影响就是城市发展机遇的错失。
很显然，养猪场避免风险的成本低于居民搬离带来的亏损，因此，养猪场应该负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