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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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摘要】在互联网背景下,公共领域结构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转型。
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对公共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公共领域更加开放和透明。
通过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公共事务管理得以更高效地进行,但同时也带来了治理的挑战。
随着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公共领域与民众的互动模式也在发生新的变化。
这些变革为公共领域带来了机遇和挑战,需要相关部门在治理中不断创新,促进公共事务的发展和进步。
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需要各方共同努力,共同推动,实现公共领域的良性发展和改革。
【关键词】互联网, 公共领域, 结构转型, 开放性, 透明性, 技术应用, 治理挑战, 民众互动, 新模式, 结论1. 引言1.1 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在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是当今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公共领域的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互联网为公共事务的管理和决策提供了新的途径和手段,为民众参与公共事务和监督政府提供了更便捷的渠道。
在这个背景下,公共领域的内部结构和外部交互方式都在向更加开放、透明、高效的方向转变。
互联网技术的应用为公共领域带来了全新的可能性,例如电子政务、在线公益活动等,有效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率。
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比如信息安全、网络诚信等问题。
如何在保证公共领域开放性和透明性的同时有效应对挑战,成为当前公共领域治理的重要课题。
在这一背景下,公共领域与民众之间的互动模式也在不断创新,民众参与公共事务的方式和途径更加多样化,互联网为公共领域带来了更多民主参与的可能性。
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已经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影响和挑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探讨。
2. 正文2.1 互联网对公共领域结构的影响互联网对公共领域结构的影响可以说是深远而广泛的。
互联网的普及和发展让信息更加便捷地传播和获取,这为公共领域的知识共享和交流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论信息技术在政府公共服务传递中的作用一、信息网络技术成为政府处理政务的主要载体电子政府是由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公共经济与公共管理司与美国公共管理协会两大国际组织,在2001年联合发起的对全球190个国家电子政府的调查中规定。
广义上的电子政府包括所有运用信息与通信技术手段(从常见的传真机到先进的无线掌上设备等)来实现政府日常公共事务的处理,认为电子政府是"政府的一项永久性承诺,通过对服务、信息与知识的高效便捷、成本合算的传递,来增进公共部门与个人公民之间的关系。
它是对政府所要提供服务的一种最为行之有效的实现。
[1]政府职能是作为行政主体,依法对政府机关事务和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管理时所承担的职责和所具有的功能作用。
政府职能的内容是变化的,这是由行政环境的变化所决定的,政府职能内容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形势和任务的变化而相应发生变化。
相比之下,我国在这方面的进展和研究明显滞后。
虽然这为我国政府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科学化的电子化政务方式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政府可以不必再走发达国家曾经走的弯路,可以节省大量开支,但是,这也使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显得更加的紧迫。
二、信息技术化背景下公共服务传递的特点1.网络的有效利用。
信息技术化背景下公共服务传递是以电磁介质作为载体,具有信息容量大、体积小、便于移动等特点。
公共服务传递信息化将公众获得信息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使得政府为公众服务的效率明显提高。
随着政府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政府工作人员的观念不断转变,政府工作人员综合素质也在逐步提高,从而促进政府服务素质和水平的提高。
2.传递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受限制。
与传统的政府公共服务相比,信息技术化的政府公共服务有别于传统的公共服务,信息化的政府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能及时有效地对社会和公众不断提供各种在线服务。
具体来说,电子政府把曾经只能在真实空间里行使的政府职能,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延伸出去;将原来需要大量的人力来处理的公共服务事务,可以在数字化设备和虚拟空间中轻松,甚至自动地进行。
新闻与传播硕士新闻与传播专业基础(综合)历年真题试卷汇编6(总分150, 做题时间150分钟)名词解释题1.群体传播(南开大学2004研)SSS_TEXT_QUSTI分值: 4.5答案:群体传播是指群体与成员、成员与成员问的传播互动机制。
日本学者岩原勉认为:“群体传播就是将共同目标和协作意愿加以连接和实现的过程。
”这个过程形成群体意识和群体结构,而这种意识和结构一旦形成,又反过来成为群体活动的框架,对个人成员的态度和行为产生制约,以保障群体的共同性。
因此,群体传播是群体生存和发展的一条基本的生命线。
群体传播在群体意识的形成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2.群体压力(武汉理工2007研;北师2003研)SSS_TEXT_QUSTI分值: 4.5答案:群体压力是指群体中的多数意见对成员中的个人意见或少数意见所产生的压力。
在面临群体压力的情况下,个人和少数意见一般会对多数意见采取服从态度。
“个人服从集体、少数服从多数”是群体活动的一个基本原则。
它不仅是群体保持协调统一的前提,也是人的社会合作性的体现。
3.流言(华农2011研;南京理工2011研;人大2004研)SSS_TEXT_QUSTI分值: 4.5答案:流言是一种信源不明、无法得到确认的消息或言论,通常发生在社会环境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正规的传播渠道(如大众传媒等)不畅通或功能减弱的时期。
流言是集合行为中的主要的信息形式。
流言的发生有两个特点:①流言通常是围绕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涉及切身利益的重要问题发生的;②来自正式渠道的有证据的信息不足、状况的暖昧性增加,会推动人们去通过流言渠道寻求信息。
4.奥尔波特公式《电子科技大学2011研)SSS_TEXT_QUSTI分值: 4.5答案:奥尔波特公式是指由传播学者奥尔波特提出的一个著名的流言流通量公式,他认为,在一个社会中,漉言的流通量,与问题的重要性和涉及的证据暖昧性之乘积成正比,即:R=I×A(流言流通量=问题的重要性》《证据的暧昧性)。
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社交生活已经从线下向线上转移。
在互联网时代,公共领域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传统的公共领域是由政府、媒体、组织和公民等各个参与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所形成的。
现在,互联网平台成为公共讨论的一个重要场所,其中普通公民也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形成网络公共领域。
本文将探讨互联网背景下公共领域结构转型的主要特征和影响。
互联网平台的出现为公众发声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空间。
尤其是社交媒体,如微博、微信、推特等,它们的快速传播速度和广泛的受众范围,使得公众的声音更加容易被传达。
此外,平台还可以将不同地区、不同背景、不同文化的人联系在一起,使得全球范围的讨论变得更加丰富有趣。
这种大规模的网络公共讨论是传统公共领域所不具备的。
但是,互联网平台也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平台的信息可信度难以保证。
由于许多人都可以在平台上发布信息,有些信息可能存在虚假、夸大、误导等问题。
其次,平台对言论的限制也受到质疑。
平台经营者可能会审查用户的言论,并对不符合平台规定的言论进行删除操作,这可能会对用户的言论自由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此外,互联网也改变了公共领域的机构和角色。
互联网时代,个人和群体在公共讨论中获得了更大的话语权和相应的影响力。
政府和媒体作为传统的公共领域中最为重要的参与者之一,其地位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政府的监管和管控能力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而媒体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也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挑战。
最后,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也给政策制定和公共决策带来了新的挑战。
政策制定者需要更多地关注互联网上的公共声音,以便更好地反映公众意见。
公共决策的过程也需要更加透明和可参与,以便更好地反映公众意见并达成共识。
总体而言,互联网背景下的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是一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过程。
虽然互联网平台使得公众的话语权得到了提升,但平台上存在的问题也需要政府、媒体和公民等各方通力合作解决。
2023年第10期(总第339期)㊀㊀㊀㊀㊀㊀学㊀习㊀与㊀探㊀索Study&Exploration㊀㊀㊀㊀㊀㊀㊀㊀No.10ꎬ2023㊀㊀㊀㊀㊀㊀㊀㊀Serial.No.339当代哲学问题探索数字化时代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的困境及批判以 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 为视角孔明安ꎬ靳欢欢(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ꎬ天津300350)摘㊀要:数字智能技术的发展为人们的社会交往提供了强大的动力支持ꎬ数字化的公共媒介重塑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空间形态ꎬ对人们的认知模式和交往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ꎮ哈贝马斯在其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中论述了数字新媒体的出现对公共领域的影响ꎮ通过他的分析可知ꎬ传统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在数字时代遭遇转变:一是公共领域的交往大众转换为虚拟主体ꎻ二是单向性的非沟通媒介转化为互动性的商谈媒介ꎻ三是公共舆论兼容主体的话语权与限制 他者 的权力ꎮ但在现实中ꎬ无论是数字公共领域的运转还是商谈民主在政治中的运用ꎬ总是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ꎮ这是因为ꎬ在规范意义上讲ꎬ商谈民主有其自由主义的文化根基ꎬ离开这一基础商谈也就不复存在ꎬ公共领域也就名存实亡ꎮ从现实层面上看ꎬ数字技术助长了公共领域自身的 再生产 ꎬ导致对公众新闻㊁公共舆论的误解ꎬ从而造成公共领域自身的扭曲ꎮ对此ꎬ哈贝马斯认为ꎬ数字通信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领域构成了威胁与挑战ꎬ与之相适应的规范政治模式 商谈民主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质疑ꎮ关键词:哈贝马斯ꎻ公共领域ꎻ商谈民主ꎻ数字化中图分类号:B0㊀㊀文献标志码:A㊀㊀文章编号:1002-462X(2023)10-0008-09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当前主要社会思潮的最新发展动态及其批判研究 (16ZDA101)作者简介:孔明安ꎬ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㊁博士生导师ꎻ靳欢欢ꎬ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ꎮ㊀㊀公共领域理论是哈贝马斯思想体系的起点ꎬ也是其早期理论研究的主题ꎮ就发展脉络而言ꎬ«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是哈贝马斯获得教授职称的资格论文ꎬ也是其研究市民社会与现代民主的代表性著作ꎮ20世纪90年代ꎬ在«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一书中ꎬ哈贝马斯凭借交往行为理论和生活世界理论进一步完善了公共领域概念ꎬ激活其内在解放潜能ꎮ可以说ꎬ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终身学术兴趣之所在ꎬ预示了他此后的研究导向ꎮ例如ꎬ他对文化商品和意识形态的批判ꎬ揭示了生活世界的殖民化ꎻ对交往理性的建构以及协商民主的推崇ꎬ无不与公共领域息息相关ꎮ因此ꎬ在他的思想体系中ꎬ公共领域扮演着一个与政治系统㊁生活世界㊁市民社会㊁主体间性㊁交往理性㊁商谈伦理等众多概念范畴发生联系的理论角色ꎮ时隔六十年ꎬ哈贝马斯的新书«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和协商政治»一书出版ꎮ该书主要由三部分构成ꎬ篇幅短小精悍ꎬ阐释了数字化时代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ꎬ以及对商谈民主(或协商民主)所做的辩护和澄清ꎮ㊀㊀一㊁从传统公共领域到数字公共领域回顾当下ꎬ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对目前人类社会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仍然具有生命力与解释力ꎮ众所周知ꎬ 公共领域 是哈贝马斯最初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福利国家转型㊁解决现代西方社会主要弊病㊁引导国家政治实践的理论范式ꎮ1989年发生的东欧系列革命和苏联解体事件促进了公共领域在世界范围内的转型与传播ꎮ然而ꎬ时隔六十年ꎬ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新8转型与协商政治»一书中ꎬ再次对公共领域进行了审思与批判ꎬ分析了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新媒体对公共领域阐释的影响ꎮ首先ꎬ数字公共领域继承了哈贝马斯早期对传统公共领域的界定ꎬ沿袭其对 公私之辨 的划分及其存在基础的分析ꎬ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赋予公共辩论内生的驱动力量ꎮ进入数字时代ꎬ现代信息技术和算法智能技术所催生的数据化㊁算法化㊁平台化和超链接技术为公共领域的当代转型提供了可能性ꎮ在«公共领域的结构新转型与协商政治»一书中ꎬ哈贝马斯虽然未对数字公共领域(digitalpublicsphere)作出完整界定ꎬ但从他对数字技术作用于公共领域的影响及其后果分析中可以看出ꎬ确实存在着一个独立形态的数字公共领域ꎮ他指出ꎬ 数字化通讯技术的发展最初促进了边界消散的趋势ꎬ但也造成了公共领域的碎片化 [1]11ꎮ这意味着ꎬ数字技术对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既带来了希望又存在着威胁ꎮ在概念界定方面ꎬ对数字公共领域有着明确定义的是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学者㊁西方批判传播学家克里斯蒂安 福克斯(ChristianFuchs)ꎮ他指出: 数字公共领域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领域ꎬ而是数字信息和数字通讯普遍存在的社会中公共领域的一个方面和维度ꎮ数字公共领域意味着以数字信息和通信技术为媒介的信息发布㊁批判性宣布和批判性公共辩论ꎮ [2]13概言之ꎬ数字公共领域绝非脱离社会的独立领域ꎬ而是以 数据 为核心对社会交往进行数字化㊁虚拟化的编码与解码ꎬ借助互联网和流媒体技术向公众提供情感交流㊁在线营销和公共讨论的虚拟平台ꎮ在此意义上讲ꎬ数字公共领域跨越了物理意义上的时空界限ꎬ消解了现实世界中制约社会交往的种种因素ꎬ拓展了交往主体参与公共事务的活动空间ꎬ降低了民众在信息接收和传送方面的交往成本ꎮ可以说ꎬ伴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ꎬ数字公共领域的形成对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方式有着革命性的变革ꎮ不难发现ꎬ数字公共领域延续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的边界划分与功能阐释ꎮ在哈贝马斯看来ꎬ公共领域是介于国家权力领域和私人生活领域之间讨论公共议题㊁参与社会活动并形成公共舆论的商谈与意见领域ꎮ它一方面规定着私人领域不受国家权力的干涉与管辖ꎬ另一方面又超越家庭㊁个人和市场的私人利益ꎬ关注公共事务ꎬ从而形成 公共权力领域 公共领域 私人领域 的三元图景ꎮ鉴于此ꎬ数字公共领域在与传统公共领域的联系互动中形成了 数字公共领域 数字私人公共领域 数字私人领域 的三元图式ꎬ并从边界和功能两方面实现了公共领域的数字化转型ꎮ一方面ꎬ就公共领域的边界划分而言ꎬ互联网为主体在虚拟空间中的自由切换提供了技术支持ꎬ并为其提供固定边界的空间形态ꎮ在网络世界中ꎬ公众从物理时空的束缚中解放出来ꎬ人们不仅可以营造出具有批判精神和私人自律的数字私人领域ꎬ还可以制造出借助数字传媒和通信技术ꎬ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社会治理㊁旨在更好地保障社会整体利益的数字公共领域ꎮ此外ꎬ由于网络空间公私领域的不断融合ꎬ生活世界催生出一个数字私人领域公共化后重合交集所形成的微型公共领域 [3]ꎬ即数字私人公共领域ꎮ哈贝马斯指出ꎬ互联网所开创的虚拟时空提供给民众一个可自由访问的公共空间ꎬ 这种空间似乎获得一种特殊的匿名亲密感ꎮ它们既不能被理解为公共领域ꎬ也不能被理解为私人领域ꎬ而是一个已经显露在公众面前的交流领域 [1]62ꎮ就此而言ꎬ 数字私人公共领域 是指在互联网平台中私人空间广泛受到公众媒体的关注ꎬ私人事件演变为公共事件ꎬ网络私人领域逐步蜕变为公共领域ꎬ 公 私 之间的界限含糊不清ꎬ公私领域的边界不断融合ꎮ例如ꎬ公众通过微博㊁抖音㊁小红书㊁Twitter等自媒体和流媒体发布私人信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ꎬ或在数字私人平台上公开分享和讨论公共性话题ꎬ这些网络平台构成了数字私人公共领域ꎮ因此ꎬ数字技术在与传统公共领域的联系互动中同样形成了 数字公共领域 数字私人公共领域 数字私人领域 的三元图式ꎮ这种三元图式沿袭了传统公共领域中 公私之辩 的边界划分ꎬ也是交往主体实现情感交流㊁思想沟通㊁在线商谈的重要基础ꎮ9另一方面ꎬ就公共领域的功能解释而言ꎬ数字公共领域继承了传统公共领域的共享精神㊁理性精神与批判功能ꎬ为人们进行公共辩论提供开放化㊁自由化和包容性的便捷平台ꎮ加拿大哲学家㊁社群主义的主将查尔斯 泰勒(CharlesTaylor)在«现代社会想象»一书中介绍了传统公共领域的主要功能ꎮ他指出ꎬ公共领域首先是一个多种媒介交融的 共同空间 ꎬ 在这个空间里未曾谋面的人们可以相互理解从而展开讨论并能达成一致的想法 [4]75ꎮ它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实体资源ꎬ更被看作是思想㊁知识和信息的共享空间ꎮ同时ꎬ 公共领域就是一个理性观点得到阐释的地方 [4]78ꎮ它意味着ꎬ交往主体的非正式商谈应该在权力领域之外来确定ꎬ这样的对话才是理性对话ꎮ最后ꎬ公共领域独立于政治框架而存在ꎬ它促使人们意识到对权力的监督必须来源于权力之外ꎬ主张运用交往理性批判㊁监督与限制公共权力ꎮ在此意义上讲ꎬ数字智能时代的到来给公共领域的发展一度带来了希望ꎮ尤其是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商谈虚拟平台ꎬ进一步凸显数字公共领域开放化㊁自由化和共享化特征ꎮ对此ꎬ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劳伦斯 莱斯格(LawrenceLessig)指出: 因特网作为公开㊁中立的平台激励着众多公司开发新颖的个人交互方式 网络使大家轻而易举地集结在一起ꎬ共同讨论任何问题ꎻ网络解决了同步性问题(这可能是人际互动的最大障碍)ꎬ使公共辩论成为可能ꎮ [5]10这表明网络技术从三方面深化了公共辩论的自由空间:一是从公众参与的范围来看ꎬ数字信息技术的赋权促使更多互不相识的民众在网络平台参与公共讨论ꎬ打破了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对公共事务的话语主导权ꎮ二是从公共辩论的渠道来看ꎬ互联网所设计的中立平台保护了创新的公共资源ꎬ以使思想㊁信息和文化能够自由流通ꎮ三是从共享之物的内容来看ꎬ网络的公开性和低成本促使公共领域从共享的实体资源延伸至非物质领域ꎬ并且为信息提供包括文字㊁图片㊁语音㊁视频等在内的多样化形式ꎬ增强了辩论的真实感和现场感ꎮ其次ꎬ消灭时空差异㊁自由平等开放㊁精准及时高效作为数字智能的外显优势ꎬ为公共领域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恒定的技术条件ꎬ对重塑公共领域的内在结构有着重要影响ꎮ在哈贝马斯看来ꎬ公共领域的形成需要具备三点要素:(1)具有批判意识㊁理性精神且独立人格的公众ꎮ他们由私人自愿组成ꎬ公开发表意见ꎬ关注共同的普遍利益ꎬ并且不受权力和金钱的约束ꎮ(2)拥有沟通信息和传播观点的公共媒介ꎮ公共媒介是公众表达㊁传播自己意见的场所或平台ꎬ历史上曾以咖啡馆㊁俱乐部㊁沙龙等形式出现ꎬ现代社会中则表现为报纸㊁广播㊁电视和网络等新闻媒介ꎮ(3)能够就 普遍利益问题 进行讨论ꎬ并且形成具有社会共识的公共舆论ꎮ简单来说ꎬ具有批判㊁理性㊁宽容精神的公众ꎬ借助现代的沟通媒介实现双向交流ꎬ在此基础上ꎬ交往主体能够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ꎬ并就某方面公众议题进行彼此的对话㊁协商与沟通ꎬ形成具有公共理性和批判精神的意见或舆论ꎬ进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影响ꎮ基于此ꎬ哈贝马斯认为ꎬ数字智能技术的出现对传统公共领域的主体㊁中介及其结果产生了不同的影响ꎬ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公共领域的构成要素ꎮ第一ꎬ公共领域的交往主体转换为虚拟主体ꎮ随着信息技术㊁网络技术和芯片软件的广泛普及ꎬ强有力地促进了数字平台的崛起ꎮ诸如ꎬ在我国有以微信㊁QQ㊁新浪微博为内容的社交类平台ꎬ以美团㊁饿了么为代表的服务类平台ꎬ以淘宝等为代表的电商平台ꎮ它们具有即时性㊁高效性㊁永久性和可复制性等特点ꎬ这些特点提升了交往主体的自主选择性ꎮ哈贝马斯指出ꎬ正如印刷机使每个人成为潜在的读者一样ꎬ今天的数字化使每个人成为潜在的作者ꎬ 它们赋予所有潜在用户成为拥有平等权利的独立作者 [1]44ꎮ这就是说ꎬ数字平台创造了一个交流空间ꎬ读者和观众可以自发地承担作者的角色ꎮIP地址是每个人身份地位的唯一标识ꎬ个体被数据化为简约的语符形式ꎬ凭借语符所承载的数字信息进行文本语言的生产ꎬ进行着彼此的互动ꎮ虚拟主体作为网络世界的数字化身份代表ꎬ是隐身交往的承担者及网络语言的缔造者ꎮ因此ꎬ互联网作为数字化的存在ꎬ是对现实世界的具象与仿真ꎮ它采用的分布式结构设01计可以保证数字世界中虚拟主体之间的地位平等ꎬ这些无数个信息源和数据点好似一张 无知之幕 抹平了每个人的种族㊁职业㊁财富㊁地位ꎬ人们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不同的软件㊁平台ꎬ加入不同的论坛表达自己的意见ꎮ第二ꎬ单向性的非沟通媒介转化为互动性的对话媒介ꎮ传统的大众媒介主要以报纸㊁杂志㊁广播㊁电视为主ꎬ这些传播媒介的主要特点是听众只能作为信息的接收者ꎬ缺少足够的反馈机制ꎮ现代信息技术催生了自媒体㊁流媒体等大众传播方式ꎬ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ꎬ实现了数字主体由中心化身份 转向 去中心化身份 (Decentral ̄izedIdentityꎬ简称DID)ꎮ这标志着用户开始掌握数据主权ꎬ拥有涉及自身数据信息的所有权㊁控制权和管理权ꎬ并通过DID保障不同平台和网站对自身数字身份的授权ꎮ在数字身份技术的推动下ꎬ传统的互联网平台开始推陈出新ꎬ包括论坛(BBS)㊁微博㊁知乎等一些社交媒体在内的去中心化平台ꎬ利用他们自由㊁开放㊁交互㊁时效等行为模式ꎬ打破了传统媒介对用户信息及话语主权的垄断ꎬ增加了公众交往的双向互动性ꎮ这样一来ꎬ无论是信息的输入端还是输出端ꎬ每个人都有平等发言和自由表达的机会ꎬ可以就某一社会问题和公共议题进行 讨价还价 式的对话ꎮ哈贝马斯强调: 平台创造了一个通用的网络开放式通信连接ꎬ用于在潜在的大量用户之间自发地交换信息内容ꎮ [1]45大众在新媒体与公众数字平台上以不同的角色相遇ꎬ一方以可公开可识别的制作人㊁编辑㊁作者和出版社的身份出现ꎬ另一方以读者或匿名观众的身份出现ꎬ这就为公共领域的交流㊁对话提供了互动性的表达机制ꎮ第三ꎬ公共舆论兼容主体的话语权与限制 他者 的权力ꎮ公共领域的主体与媒介的转变意味着数字组织结构取代了传统公共领域的理性科层制ꎬ表现出公共权力系统弱化了对话语权的控制ꎬ 数字话语权的分散性取代了传统话语结构的集权性ꎬ使得数字交往主体获得更加平等的话语权 [6]ꎮ这样一来ꎬ数字交往主体能够以匿名化方式ꎬ不受观念㊁习俗和权力的限制ꎬ自由平等地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ꎮ在哈贝马斯看来ꎬ公共舆论在公共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ꎬ它的主要目的不是夺取或消除政权ꎬ而是影响和限制权力ꎻ不在于控制整个政治系统ꎬ而在于通过交往理性反思㊁批判政治权力ꎮ它突出表现了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力量ꎬ而不仅仅是一种思想或静止的观念ꎮ信息技术㊁网络技术在话语层面的实践指向ꎬ不仅有利于公共意见的交流与传播ꎬ还有助于形成对 他者 的权力ꎬ形成具有现实影响力的公共舆论ꎮ㊀㊀二、数字公共领域的沦落与商谈民主之困境公共领域的运转逻辑要求自身必须摆脱国家权力㊁市场经济力量以及其他势力的干预和控制ꎬ只有这样ꎬ才能确保所有参与者在平等原则上就公共利益问题进行自由㊁公开的协商讨论和理性协商ꎬ从而形成独立于金钱和权力的公共舆论ꎮ但现实中ꎬ无论是数字公共领域的运转还是商谈民主在政治中的运用ꎬ总是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ꎮ对此ꎬ哈贝马斯指出ꎬ数字通信技术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共领域构成了威胁与挑战ꎬ与之相适应的规范伦理模式 商谈理论同样不可避免地遭受质疑ꎮ首先ꎬ商谈是哈贝马斯基于交往行为理论提出的一种主体间进行对话㊁协商并最终达成共识的论辩方式ꎮ具体到政治领域ꎬ商谈民主(delib ̄erativedemocracyꎬ协商民主)是超越共和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第三种民主范式ꎮ哈贝马斯分别解释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对民主进程及其作用的理解ꎮ自由主义主张ꎬ按照社会的不同利益安排国家ꎬ公民的作用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ꎬ联合和贯彻私人的社会利益对抗国家ꎬ从而实现集体目标ꎮ共和主义认为ꎬ政治的功能在于管理ꎬ它是道德生活关系的反思形式ꎬ促使公民自发地㊁有意识地把相互承认的关系塑造为自由平等的法人共同体ꎮ基于此ꎬ哈贝马斯从公民㊁法律概念以及对政治的理解中总结了两种政治理念的不同之处ꎮ在此过程中ꎬ哈贝马斯充分注意到交往形式具备多样性特征ꎬ也就是说 共同意志的形成基础不仅包括道德的自我理解ꎬ也包括利益的均衡与妥协㊁目的理性的手段选择㊁论11证道德以及法律关系的验证等等 [7]285-286ꎮ在他看来ꎬ只要交往形式能够得到充分的制度化ꎬ商谈性政治与工具性政治就可以在交谈过程中融合起来ꎮ基于此ꎬ哈贝马斯提出了第三种民主模式ꎬ 它正是建立在一些交往前提之上ꎬ有了这些交往前提ꎬ政治过程就可以预测到它会带来的理性后果ꎬ因为它在一种广泛的意义上表现为话语样式 [7]286ꎮ他首先阐释了商谈理论与民主程序之间的联系ꎬ商谈理论在关注政治意见和意志形成过程的同时ꎬ也把种种要求的交往前提予以制度化ꎮ从这一意义上讲ꎬ商谈理论在更高层次上提出了一种关于交往过程的主体间性ꎬ 它一方面表现为议会中的商谈制度形式ꎬ另一方面则变现为政治公共领域交往系统中的商谈制度形式 [7]289ꎮ这样一来ꎬ无论是在政治决策的实体之内或者之外ꎬ主体间性的交往都能构成一个舞台ꎬ以使得整个社会重大议题及其管理内容都能形成政治意见或意志ꎬ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ꎮ商谈民主范式一方面将非正式的意见形式贯彻在制度化的选举和行政决策当中ꎬ交往权力转化为行政权力ꎻ另一方面在面对金钱和权力压制之时ꎬ共和主义推崇的 团结 作为社会一体化的规范意蕴ꎬ也能通过公共领域和法治国家制度中的形成秩序释放出来ꎮ在这里ꎬ哈贝马斯阐明了商谈民主与公共领域的内在联系及互动ꎮ其一ꎬ商谈民主制度是一种 双轨的商议性政治 ꎮ它由两方面构成ꎬ 一方面是由民主程序来调节的取向于决策的协商ꎬ另一方面是公共领域中非正式的意见形成过程 [8]380ꎮ前者被称为正式的政治制度法治国民主ꎬ具有规范的民主程序ꎬ它表现为公共意志的形成过程与对法律和公共政策的建制化ꎻ后者被称为非正式的公共领域民主ꎬ它内涵一种融合多种交往媒介的优势ꎬ表现为民众就公共事务进行自由平等的讨论㊁对话与协商ꎮ其二ꎬ公共领域作为商谈政治的实践场域ꎬ可以更敏锐地捕捉新的问题ꎬ进行更广泛㊁更明确的交互性商谈ꎬ在这一领域中 集体认同和对需要之诠释可以得到强制性更少的阐释 [8]382ꎮ其三ꎬ建基于公共领域之上的商谈民主影响㊁制约着正式的政治制度之公共意志的形成ꎮ它突出地表现在由公共领域的交往权力所产生的公共舆论能够影响㊁制约正式的政治制度的公共意志之形成ꎬ是法律㊁公共政治制定与实施的基础ꎮ其次ꎬ当今的大众传媒在市场诱惑和权力阴谋的双重裹挟下ꎬ借助数字化㊁信息化和智能化手段ꎬ模糊了数字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内在界限ꎬ降低了信息的准入门槛ꎬ以 博眼球 的方式制造公共舆论ꎬ削弱了商谈的 理想化的沟通情境 及其有效性主张ꎬ恶化了公共领域的商谈功能ꎮ商谈民主和商谈伦理学有内在联系ꎬ对后者的解释为说明前者奠定了基础ꎬ而前者的实践向度更易于被我们所领悟ꎮ因此ꎬ对商谈民主模式的研究依赖于对哈贝马斯的政治伦理哲学及商谈理论的内在逻辑之反思ꎮ其一ꎬ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建立在现代社会的文化危机背景下ꎬ为应对多元价值冲突和伦理规则失范而创立ꎮ因此ꎬ商谈伦理学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个体在多元社会中如何追寻具有普遍意义但又包容个体差异性的伦理要求ꎮ其二ꎬ商谈伦理学所主张的普遍同一性是 多元声音中的理性同一性 [9]137ꎮ它意味着在认同他人的生活方式时ꎬ将自己的生活方式相对化ꎬ意味着将对他者及陌生人的宽容视作与自己相同的权利ꎬ意味着不把他者排斥在外或将个体普遍化ꎮ总之ꎬ 这种同一性不仅支持而且深化和促进了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和个性化 [9]163ꎮ最后ꎬ商谈伦理学主张 理想的沟通情境 ꎬ即一个公平㊁自由㊁开放和无限制的沟通环境ꎮ这种商谈情境重在突出 无主题的交往 ꎬ参与者任何利益要求㊁偏好主张和意见理由都有机会进入到商谈空间中ꎬ它要求必须对商谈的主题保持一种中立性ꎬ不能事先预设和筛选商谈的主题ꎮ基于此ꎬ哈贝马斯又提出了 商谈的普遍有效性基础 的三种要求:正当性㊁真诚性和真实性ꎮ三种有效性主张的具体内涵分别是: 言语者在规范语境中为他的行为(乃至直接为规范本身)所提出的正确性要求ꎻ言语者为表达他所特有的主观经历所提出的真诚性要求ꎻ最后还有ꎬ言语者在表达命题(以及唯名化命题内涵的现实条21。
浅析网络公共领域摘要:自哈马斯提出公共领域概念以来,公共领域成为当今传播界重要的讨论议题。
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野是现代生活的一个基本状态,健康发展的公共领域是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它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政治文明建设、公民文化形成意义重大。
随着互联网时代时代的来临,公共领域出现了新的发展形态——网络公共领域。
它不仅满足作为公共领域的一般要求,而且在主体、场域和对话机制三方面都具有新的特征。
关键词:公共领域网络公共领域20世纪50年代德国女思想家汉娜阿伦特最先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
20世纪60年代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马斯在通过论文《公共领域的结果转型》对其进行了充分的阐述,并产生了广泛影响。
哈马斯公共领域的定义是:“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结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机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利机关本身,以便就基本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利机关展开讨论。
”哈马斯上述定义支出了公共领域必备的三个要素:公众、公共空间、公共舆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互联网作为信息社会的载体和交流的一种手段,凭借其开放性、便利性、互动性、信息的丰富性、服务的多样性的特质,以惊人的速度在全球扩展,迅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的出现,标志着人类传播工具大演变跨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它的诞生打破了以往传媒自上而下的控制状态,任何人都可以以低廉的成本发布、传播和接收信息,任何人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公共领域中进行交互式的讨论,展开多对多的传播。
因此,互联网的出现,决不仅仅是传播手段的变化,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一种新的社会状态——网络社会的来临,也直接导致了网络公共领域的产生。
一、网络公共领域的产生实现与互联网的全功能接入94年以来,中国互联网的发展已经走过了10多个年头,作为新的媒介极大地影响了现实政治和社会生活。
网络,特别是公共讨论区(BBS)的即时、交互和迅即传播的特点,使得网络在近年来的中国公共事件中日益扮演了核心的作用,成为了“公共舆论的发动机和公共讨论的平台。
新媒体时代的公共领域从哈贝马斯到今日在20世纪的哲学与社会理论中,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是公共领域理论的奠基者之一。
他的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将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视为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公共领域的概念和实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本文将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出发,探讨其在新媒体时代的演变与现状。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哈贝马斯于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了公共领域这一概念。
他认为,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国家之间的空间,个体可以在此进行理性的讨论和辩论,以形成公众意见。
在哈贝马斯看来,理性的讨论和互动是推动民主政治的重要力量。
他指出,18世纪欧洲市民社会的兴起为现代公共领域奠定了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咖啡馆、书报亭等场所成为人们聚集讨论、表达观点的重要场地。
这些场所提供了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使公众能够参与政治生活。
传统公共领域的特征根据哈贝马斯的理论,传统的公共领域具有以下几个特征:开放性:任何人都可以进入,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
理性讨论:参与者通过理性的辩论来达成共识,形成公众意见。
独立性:公共领域相对独立于国家和市场,使得它能够发挥监督和批评的功能。
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发展,这一传统公共领域受到了多种因素的挑战。
商业化、媒介集中化、信息的不平等流动等问题逐渐显现,使得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变得困难,导致了意见分歧和社群分裂。
新媒体对公共领域的影响进入21世纪后,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公共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社交媒体、网络论坛、博客等新兴平台极大地丰富了信息传播方式,同时也改变了公众参与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形式。
下面我们将探讨新媒体时代对于传统公共领域概念的一些重要影响。
信息传播方式的变化新媒体打破了传统媒介对信息传播的垄断。
在过去,主要由少数媒体机构掌控信息发布权,而如今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发布者。
网络网络中中是否存在是否存在““公共领域公共领域””?————基于基于基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视角视角.朱珠1,郭晴2(1.云南师范大学 哲学与政法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2;2.西北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摘 要要]] 本文以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为理论基础,提出网络中有公共领域的存在,认为网络公共领域是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
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构成三要素分析了网络公共领域的运行方式和特征,认为网络公共领域的主体是网络社会群体,场域是网络空间,民主机制是网络对话。
最后通过结论,指出网络公共领域发展过程中的利弊,从政府、公众和媒体三个方面提出相对应的措施以保证网络公共领域的良性运行。
[关键词关键词]]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 网络公共领域一、研究背景研究背景与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提出与问题的提出公共领域理论最早是由汉娜·阿伦特在《人类条件》中提出的,后经过尤根·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此理论进行发展性的研究。
所谓“公共领域”,指的是一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公共空间,市民们假定可以在这个空间中自由地发表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看法、意见,不受政府的干涉,是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对其关系进行调停的领域[1] p35其范围包括团体、俱乐部、通讯、出版、党派、沙龙、书籍、杂志等等。
由此可以认定为它是“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
哈氏把公共领域的特征概括为两点:第一,公共领域是公共权力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一块中间地带。
它介于公与私的交叉点上,既不完全公也不完全私。
它的根本原则是:属于私的范畴, 非强制性、不受官方干预,也不受任何教条、传统和权威限制与约束;公共领域不同于私人领域,其关注的是私人领域中关于.作者简介:1.朱珠(1987-),河南商丘人,云南师范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2.郭晴(1988-),河南洛阳人,西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公共事务的部分,公共领域所形成的意见代表着社会整体的普遍意志,这种多数人的共同意识是形成公众或公共意见的关键;例如在过去的2012年里,网络中从“房姐”、“雷政富不雅视频”等不雅事件,正是说明了在这一领域中,人人都拥有一个“麦克风”。
信息时代公共领域的结构与功能文章出处: 作者:许英发布时间:2003-06-28内容提要:本文阐释了公共领域的存在基础和构成条件,并通过对信息时代四大特征的分析指出信息时代将重建公共领域。
在此基础上,笔者分别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分析了信息时代公共领域的结构变迁,进而阐述了信息时代公共领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发生的功能沿革。
公共领域的建构可以说是欧洲18世纪启蒙运动最主要的成就之一。
它"第一次将一般群众突显在历史之中,正当化了民主政治"(Friedmann, 1987; 夏铸九,1994)。
然而,西方社会发展至今,科技理性几乎控制了人类生活的每一方面,这就不能不令人产生一份公共领域之建构尚未完成的乡愁。
那么,什么是促使公共领域发生变革的根源与动力?信息时代的来临对这一尚待建构的"现代事业"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公共领域能否借助信息技术而重获新生?信息社会能否因倚重公共领域而获得福祉?信息时代的公共领域与传统的公共领域又有什么不同?对此,笔者将循着批判分析的研究理路,对公共领域在信息时代发生的结构转换和功能变迁以及这些变迁所产生的社会意义予以阐发。
一、概念探讨(一)公共领域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
在这个领域中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哈贝马斯,1998)。
这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它最先出现于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后来与现代民族国家一起传遍19世纪的欧洲和美国。
其最突出的特征是私人在阅读报刊过程中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种松散且开放的弹性社团,他们以俱乐部、咖啡馆、沙龙甚至报刊本身为媒介,在市场经济与行政国家之间展开调节(哈贝马斯,1999a)。
随着资本主义和国家科层化的发展,国家建立并控制社会生活的权力日益膨胀,自由的程度日益下降,而解决这些问题的出路就在于振兴公共领域(乔纳森·H·特纳, 1987: 219-256)。
由此,如何才能使近代西方"得而复失"的公共领域"失而复得"就成为一个令西方学者颇为关注的问题。
当代公共领域研究在理论上的发展和在实践中的运用,大都伴随着将其剥离哈贝马斯所作论述的具体语境,并将之加以移用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概念产生众多的歧异是非常自然的。
一方面,公共领域是一个具有历史分期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的公共领域具有迥异的内涵--比如,古希腊"城邦型"与封建时代"代表型"公共领域之间就存在巨大差异;另一方面,同一历史时期的公共领域也可以划分成许多不同的类别--诸如"科学的公共领域"、"文学的公共领域"以及"政治的公共领域"等等。
但是,如果我们把公共领域放到整个人类的历时空间和共时空间中考察,我们还是有可能把握其普遍性因素的。
笔者将之归纳为以下两点:1.公共领域的存在基础有价值的社会理论总是同时表现出它的批判锋芒和它对未来的理想,因而流派纷呈的公共领域学说大都指向了共同的终极理想:即通过私人的理性辩论消灭一切统治。
而消灭统治则意味着任何一方都不必屈从于其它各方,意味着各方都不再提出统治要求,于是人类社会将实现永远的和谐。
可见,公共领域在本质上是要寻求整合而非对抗,它旨在摧毁旧权力且不建立新权力。
因此公共领域总是试图以"立法"的方式限制现存权力。
但此之前,它却只有通过与旧的统治权力的艰苦斗争,才能赢得一定的"立法权"。
因而它本身又免不了带有一定的"强权"性质(哈贝马斯,1999:91)。
由此看来,在可以考证的过去和可以预见的将来,任何公共领域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统治,但真正的公共领域却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权力的非法扩张,从而保持一种相对合理的统治。
在现阶段,公共领域的主要理想是在国家和社会之间进行调节,从而使国家更好地保障社会的整体利益。
因而它存在的前提就是:具有一个既独立于国家也独立于社会的"私人领域"。
为此,国家与社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相分离。
因为:其一,只有如此私人领域中的私人才能独立于任何类型的"旧权力",才能建立起超脱个人私利的"公共领域"。
其二,在"国家=社会"的情况下,国家与社会之间也不存在自己与自己相协调的问题。
尽管国家存在的根本目的都是服务于它所管辖社会的整体利益,但在现实中,国家作为一个最大的"法人行动者",其不受制约的"法人代表"有意或无意的失当行为很可能导致国家所为与社会需求的背离。
而这一趋势若得不到及时的控制,那么它将同时导致国家与社会的衰落。
事实上,在国家=社会的情况下,社会的末日也就是国家的末日。
因此,公共领域的存在必须以国家与社会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为基础。
2.公共领域的构成条件就公共领域研究而言,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地点的变迁,研究者、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以及作为研究对象的公共领域都会有所变动,因而包括公共领域的概念在内的研究结果就会有所不同。
但是,任何时期、任何类型的公共领域都同时具备以下三个要素:⑴(同质或异质的)参与者;⑵(沟通或非沟通的)媒介和⑶(辩论或非辩论的)共识;它们的协同作用决定着公共领域的性质和类型。
因为:其一,参与者是社会行动的主体,他们的身份、素质和兴趣决定了公共领域议题的范围、辩论的质量和媒介的使用情况。
如果参与者之间过分异质化,那么他们往往会因难以找到关涉他们普遍利益的议题而形成利益竞争的或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
其二,公共领域的媒介是一切公共信息的聚会之地,它不但影响到参与者观点的形成和传播,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参与者的数量和范围。
其三,不管共识形成的过程和质量如何,公共领域的参与者总是按?quot;共识"行动的。
为了能在有效能?quot;公共领域"和名存实亡的"伪公共领域"之间作出区分,我们仍须对上述三个要素加以限定。
笔者认为,真正的公共领域至少应该同时满足与上述三要素相对应的三个条件:第一,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必须是具有独立人格、能够就"普遍利益问题"展开理性辩论的"私人"。
因为公共领域要与旧权力斗争,它就必须首先独立于"旧权力"。
这种独立性要求参与公共领域的私人属于一个独立自主的、不受旧权力制约的私人领域。
他们既能够自由地进入或者离开公共领域,也可以自由地选择或更换议题、发表意见或保持沉默。
第二,公共领域具备能够保障参与者充分沟通的媒介。
人际沟通需要以信息为载体、媒介为中介。
信息是意义的载体、参与者理性思考和辩论的对象;而媒介则决定着信息的数量和流向。
单向非沟通的媒介导致信息匮乏也就是导致了意义的缺失:在单面的、甚至是虚假的信息面前,参与者?quot;理性"和"独立"毫无意义。
因此,公共领域只有具备了能够保障参与者充分沟通的媒介,才能避免参与者受到上述"选择强制"。
第三,由"私人"组成的"公众"能在充分辩论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因为:其一,公共领域旨在消除所有统治,因而它应该首先保障其参与者之间能进行广泛和深入的自由辩论;其二,公共领域的参与者只有作为一个群体来行 庞锌赡芟拗葡执嫒 Φ姆欠ɡ┱牛 艽偈苟懒⒌牟斡胝咴诜乔恐频那榭鱿陆 屑 逍卸 奈ㄒ欢 χ荒苁窃诒缏壑写锍傻墓彩丁? 综上所述,本文或许不必为已经十分丰富的公共领域概念增加新的定义,因为本文讨论的重点是公共领域与刚刚开始的信息时代的关系问题,所以采取普遍性视角更有助于我们把握公共领域的历史走向,而上文给出的三个要素及其对应的三个条件已经可以满足我们在普遍意义上界定真、伪公共领域的要求。
(二)信息时代1、概念的澄清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革命正在拉开信息时代的序幕,这是不争的事实。
但是目前学界在"信息时代"的起始时间和具体称谓上都存在较大分歧。
在时间上,社会学家詹姆斯·贝尼格认为,"到了1930年代末从工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基本转变已经在实质上完成了"。
因为在1930年--即在电子计算机开发出来之前十多年--信息部门已经雇佣了全美所有民用工人总数的四分之一。
而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则在其名著《大趋势》中明确指出"信息社会开始于1956年和1957年"。
其依据是"1956年担任技术、管理和事务工作的白领工人人数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超过了蓝领工人";而1957年"信息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46%左右,而占收入所得的53%多"。
但是美国夏威夷未来学研究中心主任吉姆·德特(Jim Dator)教授则在1996年夏威夷太平洋电信传播理事会第19界年会的主题发言中指出:"在对信息社会已经到来的苍白无力的虚构中,经过数十年的冒充和误解,我们才终于开始进入真正的'信息时代'"T诔莆缴希 壳暗?quot;信息时代"也往往与"网络时代"、"数位时代"、"比特时代"或"赛博时代"等称谓相混同。
时间之流原本是连续的,把它人为的割裂开来--说某日的23点59分是工业时代,而次日的0时0分就进入了信息时代--原本就没有多大意义。
而且,尽管网络本身是无国界的,但到目前为止,网络世界与地理世界之间仍然存在边界。
网络世界只能随着网路的延伸而拓展。
因而不同地区的不同个体进入信息时代的具体时间会有很大差异。
因此本文并不拟对信息时代的起始时间做出非常精确的界定。
但是概念的混淆却往往导致意义的含混。
所以笔者将在下文中努力澄清信息时代的概念。
笔者认为,在上述指称当前时代的林林总总的称谓中,只有"信息时代"这个称呼是比较恰当的。
首先,从技术角度看,当代的信息技术主要包括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两个层面:数字技术促进了平等;网络技术则意味着开放。
所以"网络时代"或"数位时代"的称谓并不能涵盖当前时代的基本特征。
其次,从词源学角度看,"比特时代"或"赛博时代"作为由"音译"而来的外来语,在汉语中已经完全不能反映出它们在英文中的本来含义--"比特"(bit)是binary digit的缩略,它在计算机词典中多被译为"二进制位",或简称为"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