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的表现和成因
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里说，“在这里，一切公共话语都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
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
”
所谓电视节目过度娱乐化，就是泛指在电视传播过程中，节目定位、主持人形象以及节目类型等要素的选择，都是为围绕受众的感官刺激需求而展开，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娱乐应该给予人健康的感性愉悦的真实目的。
就我国现有电视媒体而言，电视娱乐化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综艺娱乐节目中大肆发展，二是逐渐蔓延到其他类型节目中。
从文化咨询到访谈节目娱乐化，从文艺节目娱乐化到科技节目娱乐化，甚至发展到最严肃的新闻也开始娱乐化包装。
电视娱乐化的高收视率决定了其在节目中的主流地位。
中国电视媒体在娱乐节目的带领下进入了一个被娱乐主宰的狂欢时代。
目前国内电视节目低俗化、过度娱乐化的表现和问题有：
（一）内容庸俗化、文化内涵弱化、格调不髙、低俗媚俗
过度娱乐化的编排者刻意排斥高雅文化，用粗俗露骨的语言以及动作去编排录制节目，其目的明显是为了博得眼球、提高节目收视率。
例如与性有关的话题也在电视节目中层出不穷，黄色笑话、具有隐含性的性词语频出。
2003年被叫停的湖南娱乐频道的天气播报节目《星气象》，由着艳装的“星姐”躺在沙发上主持，在全国引发了关于“色情报天气”的争论。
（二）感知肤浅化、立意和主旨导向错误
娱乐节目不同于一般严肃性的新闻节目，只需给观众带来感性层次上的浅表性认识与思考即可，因此为了迎合各个层次及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它允许一定程度的肤浅化。
作为公共媒体，其节目内容的传播应该被视为一种社会行为，其选择传播的内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呈现，而是一种精神意义上的指引，可以称之为一种对观众认知的影响。
因此，高雅的娱乐文化不仅影响媒体自己的发展，而且还影响一个民族的精神走向。
中国的电视传媒在娱乐化的节目传播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通病，就是娱乐内容传播的肤浅化。
娱乐节目的立意和主旨必须要有正确的思想作为指导，否则就会给社会带来一些隐性的问题，从而会影响社会的健康发展。
如某些相亲类选秀节目出现“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坐在自行车上笑”等拜金言论及和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相违背的价值观念在荧屏上堂而皇之的宣扬。
由此暴露出来的泛娱乐化语境下电视文化生态的困境，还是应当引起媒体对于媒体责任、媒体伦理的警觉和反思。
（三）形式雷同化、节目抄袭现象严重，缺乏创新
娱乐节目作为一种可供人们消遣的节目，其目的是帮助人们在日渐增强的压力环境中得到有效的释放。
但是如今的电视娱乐节目大多都是抄袭他者的仿制品，没有太多的创意，不仅不能使观众缓解自身的压力，反而还带给人压抑的感觉。
就当前国内的娱乐节目来说，换汤不换药的节目层出不穷，一旦某种娱乐化节目以高收视率打开市场，紧接着就会有许多相类似的节目群起而效之。
有学者总结了国内电视娱乐节目的模仿路径：“北欧→美国→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国内某
一台→国内遍地开花”，并指出在目前国内电视娱乐节目刚刚起步的阶段，学习借鉴港台和外国的一些节目样式无可厚非，但是一味模仿，不思创新却只能走入死胡同。
深究电视娱乐节目低俗化的成因，发现背后有多重因素，大致可以归类为以下几点：
1.收视率的影响
激烈的市场竞争和经济利益的驱使是促使电视节目“泛娱乐化”趋势的外部因素。
作为电视节目的制作者来说，没有受众或者受众群小的节目迟早要被淘汰。
在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刺激下，许多电视台都推出有卖点、有新意的节目，而娱乐化便是这些节目的共同特点。
2.受众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我国的电视节目已经从“明星时代”走向了“大众时代”，电视节目的生杀大权掌握在普通大众手里。
对于占据我国社会人口绝大多数的普通大众，他们对文化艺术的消费完全出于自己的需要。
一些格调高雅的节目因为超出了受众的理解范围，而受到了冷落，以至于收视率普遍不高。
而那些相对低俗的节目更能满足人们发泄压力和舒缓心情的需要，更受人们的关注。
这也是泛娱乐化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3.节目信息的影响
电视媒体作为传播的主动者，受众并不是消极地在接受信息，而是在积极地寻求自己需要的信息，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不需要的信息。
那么在受众的约束下，媒体在传播中主动影响受众，不能不以信息的质量使受众满意为前提。
对于这种情形，许多电视台为了抢占市场的份额和增强竞争力，不断地引进或模仿国外成功的电视节目，照搬照抄来吸引观众，丝毫不考虑文化的差异和文化氛围，将一些不符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东西带来，对社会价值体系造成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