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家庭幸福感报告出炉三大问题挫伤幸福感幸福，是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因为自出生以来，每个人都在寻找让自己更幸福的方式。
有关幸福感的调查也层出不穷：最具幸福感的城市、幸福感最强的职业、各类幸福指数调查……最近，一项有关中国人家庭幸福感的调查结果出炉，引发了人们又一轮对“幸福”与“如何获得幸福”的讨论。
文王俊逸图刀刀2011年6月到11月，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与数据信息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人民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人口网和中国生殖健康网等进行了首次“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网络调查”，对中国家庭的幸福感做了又一轮调查。
这次调查的样本数据主要来自网络，有效数据为7729人，参与调查的以中青年、女性、大专以上学历、已婚和城镇人口居多，包括公务员、国家事业单位职员、军警人员、企业职员、个体经营与自由职业者和其他人员。
夫妻关系决定幸福感此次有关幸福感的调查将焦点集中在家庭上，从认为不幸福的受访者主观感受分析，急需获得的前三项帮助是：如何缓解婆媳翁婿关系、如何改善夫妻沟通、如何缓解工作压力。
心理学博士，林紫心理咨询机构总督导叶斌表示，在前来咨询的顾客当中，因婆媳关系感到困扰的的确有很多。
“尤其是与婆婆住在一起的小家庭，婆媳关系远较分开住的紧张。
还有很多是因为有了孩子以后，因为对孩子教育观念不同而产生的矛盾。
”“这其实也是传统价值与现代价值观冲突带给人心理的困扰。
”叶斌接着解释，“社会发展速度快，人们的观念变化也快。
代际之间的差异就很明显，难以沟通。
”调查数据还表明，农村受访者对家庭幸福感的自评分高于城市，影响家庭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按相对作用大小，依次排列为：“夫妻和谐”、“身心健康”、“子女成才”和“有自己的住房”。
而受访者选择导致家庭不幸福的前3个主要因素分别是“收入低”，占57.1%；“夫妻关系紧张”，占36.4%；“家人健康状况差”，占29.1%。
从这些数据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夫妻关系，是影响家庭幸福感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015年中国人口数量2015年公布了施行二胎政策，中国的人口数量是少了吗？以下是学习啦小编整理了2015年中国人口数量，一起来了解吧。
2015年中国总人口数量超13.6亿人60周岁以上老龄人口2.1亿2015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
全年出生人口1687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2.37‰，死亡人口977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16‰，人口自然增长率为5.21‰，比上年提高0.29个千分点。
从性别结构看，男性人口70079万人，女性人口66703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5.06(以女性为100)，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5.88。
从年龄构成看，16周岁以上至60周岁以下(不含60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91583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71万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67.0%，60周岁及以上人口21242万人，占总人口的15.5%，65周岁及以上人口13755万人，占总人口的10.1%。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
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个乡镇街道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即人户分离人口)2.98亿人，比上年末增加944万人，其中流动人口为2.53亿人，比上年末增加800万人。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7253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76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3931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070万人。
2015年中国总人口数量超13.6亿人60周岁老龄人口2.1亿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中国大陆人口为54167万人。
由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医疗卫生条件改善等各种因素致使人口迅速增长，到1969年已达80671万人。
从1969年开始，中国政府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人口增长过快对经济、社会发展不利，还会对居民的就业、住房、交通、医疗等方面造成极大困难;如果不能有效地遏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不能缓解人口增长对土地、森林和水资源等构成的巨大压力，那么未来几十年后的生态和环境恶化将不可避免，这无疑危及人民起码的生存条件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01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第1篇：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1、调查设计（1）CHFS抽样设计：经济富裕地区（东部地区）的样本比重相对较大（样本市县中东中西部省份的比例为32：27：21，全国为34：27：38），城镇地区（相对于农村地区）的样本比重相对较大（样本中城镇居委会与农村村委会比例为181：139），城镇富裕家庭占比较大，样本的地理分布比较均匀。
（2）数据核查：事后对所有受访者进行（电话）回访。
（3）拒访率：CHFS的拒访率低于国内外相似或同类调查的拒访率。
（4）数据代表性：人口统计学方面，CHFS调查数据在家庭规模、人口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方面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比较一致，其中城市人口比例数据与国家统计局有差异（2015年CHFS数据按户口计算为0、369，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为0、513，但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人口是指居住在城镇范围内的全部常住人口，不是户籍概念）。
在居民收入总额上，CHFS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居民收入总额、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总额、人均收入方面比较一致，在农村和城市人均收入内部构成上二者差距比较大。
（5）国内有影响力的家庭调查数据：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CHIP），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国健康与养老跟踪调查（CHARLS）。
PPS（probabilityproportionatetosizesampling）：按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抽样，它是一种使用辅助信息，从而使每个单位均有按其规模大小成比例的被抽中概率的一种抽样方式。
PPS抽样是指在多阶段抽样中，尤其是二阶段抽样中，初级抽样单位被抽中的机率取决于其初级抽样单位的规模大小，初级抽样单位规模越大，被抽中的机会就越大，初级抽样单位规模越小，被抽中的机率就越小。
2、家庭人口和工作特征（1）20XX年CHFS样本数据显示平均家庭规模为2、94人。
少儿（15周岁以下）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23：100，劳动年龄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00、5：100，老年（60周岁以上）人口的男女性别小于1、（2）无论是根据人口老龄化指标1（60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0%，根据CHFS 我国2015年该数据为16、34%）还是指标2（65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7%，我国为10、65%）都表明我国人口老龄化现象严重。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作者：周雨晴何广文来源：《当代经济科学》2020年第03期摘要：通过建立及推导跨期投资决策模型证明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户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进一步运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
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户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概率和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比例，而且当农户金融素养或智能化素养更高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其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为强烈。
研究结论有助于解释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缓解农村金融排斥和农村金融市场“有限参与”的重要现实作用，从宏观上说明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深化农村金融服务的必要性，从微观上启示提高农户家庭金融素养和智能化素养有助于优化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农村金融排斥;金融资产配置;金融市场参与;金融素养;智能化素养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848-2020（03）-0092-14一、引言与文献综述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金融资源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构成部分，长期以来过度向城市集中，造成城乡金融的非均衡发展。
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地区的金融组织、金融工具、金融制度结构、金融创新能力和金融业务种类，都是残缺不全的[1]。
可以说，中国工业和城市发展战略及二元金融结构必然会以农村金融排斥为代价。
农村金融排斥使得农村居民被直接或间接排斥在正规金融服务之外，难以获得和使用金融服务[2]。
农村金融排斥一个重要的体现就是城乡居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差异。
改革开放后，我国历经40年市场化进程，金融体系作为社会经济重要构成部分，得到了长足发展，金融产品和服务不断丰富。
2019年《全球财富迁移评估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私人财富总额达23.6万亿美元，全球排名第二，过去十年内增长率达130%，中国是私人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
随着居民家庭财富水平不断提高，股票、基金、理财产品等金融资产逐渐走近人们的生活，成为重要的财富管理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