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务犯罪法律规制研究

职务犯罪案调研报告职务犯罪是指在担任某一职务期间，利用自身的职权或者职务便利，以非法手段为自己或他人谋取利益、避免损失或者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

职务犯罪现象在社会生活中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法制建设。

因此，本文将对职务犯罪案进行调研，分析其现状及原因，并提出相应应对措施。

一、职务犯罪案现状据调查统计，职务犯罪案件以贪污受贿、滥用职权、失职渎职、挪用公款、渎职侵权为主。

其中，贪污受贿案件数量最多，占据了职务犯罪案件的70%以上。

滥用职权和挪用公款也是较为常见的职务犯罪行为。

二、职务犯罪案的原因1.利益驱动职务犯罪往往是由于贪图利益而产生。

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甚至经常是直接索取贿赂、受贿形式，发生这种犯罪，其实就是利用自己的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

2.个体心理因素在职务犯罪案中还存在一些个体的心理因素。

某些公职人员可能因为心理扭曲而搞出各种离谱的事情，滥用职权或虐待职权；一部分官员面对利益诱惑，从而主动地挑动了职务犯罪的火种。

3.缺乏有效监管缺乏有效监管也是职务犯罪的原因之一。

在一些地区，对于公职人员的监管较为松散，监督机构不够有力，自然会激发出公职人员若干行贿受贿的行为。

三、职务犯罪案应对措施1.完善监管机制强化对公职人员的监管，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法规和制度，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加强对公职人员的一系列评估和监管。

2.加大打击力度严惩职务犯罪，公开整治案件。

同时，加强扫黑除恶，建立落地机制，做到旗帜鲜明打击犯罪分子，震慑犯罪分子的活动。

3.提高审查调查能力提高有关机构的审查调查能力，加强对职务犯罪的调查力度。

加强协作，做好信息共享和制度互动，确保职务犯罪能够及时被发现和纠正。

4.加强宣传教育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人们对职务犯罪的认识和警惕性。

并通过宣传教育的方式，让公职人员自觉履行职责，加强医生安全意识和纪律意识，防止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在职务犯罪的案件中，我们看到的是法制的缺失、失职渎职，但是更深刻的原因是少数人的丧失信仰和价值观。

公职人员违法行为的法律路径研究摘要：公职人员作为国家机关的代表，在公务工作中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做到廉洁自律。

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公职人员违法行为的情况。

针对公职人员违法行为的法律路径研究，本文主要从法律规范和法律程序两个方面展开探讨，并分析一个具体案例，旨在提高公职人员的法律意识和遵纪守法意识。

关键字：公职人员；违法行为；法律路径；法律规范；法律程序正文：一、公职人员违法行为的法律规范公职人员在行使职权时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纪律规定，维护职业道德和公共利益，不得利用职权谋取个人私利。

根据我国《行政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公职人员违反法律、法规等规定，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从事违法、违纪或不当行为的，可以被给予行政处罚。

具体来看，公职人员违法行为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以权谋私：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谋取个人私利或为他人谋取利益。

（2）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审查办法》：公职人员在政治生活中没有踏实可靠的表现，或者涉嫌违反党的纪律，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3）违反依法行政原则：公职人员在办理具体事项中，无权作出的决定或者违反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的行为。

（4）利用职权违法干预市场经济：公职人员在贸易、招标、执法等具有市场经济性质的活动中以权谋私，影响市场竞争，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5）侵害公民个人权益：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侵犯公民的人身、财产、名誉等合法权益。

对于以上违法行为，公职人员一般会被给予行政处罚，包括警告、罚款、记过、记大过、降职、撤职等措施。

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公职人员还可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二、公职人员违法行为的法律程序公职人员违法行为的惩处程序一般分为以下几个环节：（1）接到举报或发现违法行为后，当地纪委或者纪检监察机关会进行初步核实。

（2）如初步核实属实，将向被举报的公职人员告知其违法行为的具体情况，并要求其进行说明。

（3）根据公职人员的说明以及事实证据，纪委或者纪检监察机关会对其违法行为进行审查调查，形成案件材料。

第1篇一、案件背景胡建业，男，1962年出生，原系某市某区人民法院法官。

2019年7月，胡建业因涉嫌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立案侦查。

经查，胡建业在担任法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他人贿赂，为他人谋取利益，同时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

2020年4月，胡建业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五十万元。

二、案件分析1.受贿罪胡建业在担任法官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他人贿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胡建业的受贿行为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受贿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2.滥用职权罪胡建业在担任法官期间，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胡建业的滥用职权行为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应当以滥用职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3.犯罪情节胡建业受贿金额较大，滥用职权造成的经济损失严重，且其行为具有恶劣的社会影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对于受贿金额较大、滥用职权造成重大损失的，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本案中，胡建业的犯罪情节严重，应当依法从重处罚。

三、案件启示1.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严惩腐败现象。

胡建业案件再次警示我们，党风廉政建设永远在路上。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严守党的纪律，严于律己，自觉抵制各种诱惑，坚决防止腐败现象的发生。

2.强化法治观念，严格依法办事。

胡建业案件表明，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法行使职权，不得滥用职权。

广大党员干部要树立法治观念，严格依法办事，自觉维护法律的尊严。

3.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公信力。

胡建业作为法官，却涉嫌受贿、滥用职权，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这要求我们加强司法队伍建设，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确保司法公正。

第1篇摘要：毛某宁案件是一起备受关注的重大案件，涉及多个法律问题。

本文从案件背景、法律分析、法律感悟等方面对毛某宁案件进行深入探讨，旨在通过对案件的分析，提高法律意识，增强法治观念。

一、案件背景毛某宁案件是指发生在我国某省的一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

被告人毛某宁，原系某公司总经理，涉嫌贪污、受贿、挪用资金等犯罪行为。

经过调查取证，法院依法判处毛某宁有期徒刑多年，并处罚金。

二、法律分析1. 毛某宁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1）贪污罪：毛某宁利用职务之便，非法占有公司财产，涉嫌贪污罪。

（2）受贿罪：毛某宁在担任公司总经理期间，多次收受他人贿赂，涉嫌受贿罪。

（3）挪用资金罪：毛某宁将公司资金挪用于个人用途，涉嫌挪用资金罪。

2. 毛某宁案件的法律适用（1）刑法适用：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相关规定，对毛某宁进行定罪量刑。

（2）司法解释：针对案件中的具体问题，法院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相关司法解释，确保案件审理的公正性。

三、法律感悟1. 法治观念的重要性毛某宁案件的发生，暴露出我国部分党员干部法治观念淡薄的问题。

通过此案，我们应深刻认识到，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

加强法治教育，提高全民法治观念，是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2. 职务犯罪的法律规制毛某宁案件反映了职务犯罪的特点和危害。

我国刑法对职务犯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对犯罪分子依法严惩。

这警示我们，党员干部要严守法律底线，自觉抵制腐败，做到廉洁自律。

3. 法律监督的作用毛某宁案件的成功侦破，离不开法律监督机关的严格监督。

法律监督是维护国家法律权威、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我们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的作用，确保案件审理的公正、公平。

4. 法律责任的严肃性毛某宁案件的处理，充分体现了法律责任的严肃性。

任何违法行为，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这警示我们，要增强法治意识，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职务犯罪量刑建议调研报告职务犯罪量刑建议调研报告一、引言职务犯罪是指以担任国家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重要职务为依托，利用职务上的权力、地位，以非法占有、贪污、受贿、渎职等方式，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行为。

职务犯罪严重威胁国家和社会的安全稳定，侵占了公共资源，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

为了严惩职务犯罪分子，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制定合理的量刑建议非常必要。

二、现行法律对于职务犯罪的量刑规定目前，我国刑法对职务犯罪的量刑规定主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依据犯罪的性质与情节，划定了对职务犯罪的量刑幅度；二是将具体刑种在量刑幅度内进行确定刑罚。

其中，贪污、受贿和渎职犯罪的量刑较为严厉，但，并没有明确规定具体的量刑标准，主要依据犯罪金额或判决结果进行裁判。

三、存在的问题及原因1. 量刑不准确：现行的量刑规定对于职务犯罪的量刑标准过于笼统，缺乏具体可行的刑事责任立案标准和量刑指导原则，导致不同地区、不同法官对于同样的职务犯罪案件判决结果不一致。

2. 量刑过轻：由于缺乏明确的量刑标准，职务犯罪分子往往能够通过一些手段逃避刑事责任，降低刑期，甚至逃脱刑罚，对于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不够。

3. 不公平性：由于缺乏准确的量刑标准和指导原则，不同地区、不同法官对于同样的职务犯罪案件往往量刑不一，导致了刑罚的不公平性问题。

四、建议1. 完善量刑规定：在刑法中对于职务犯罪的量刑标准应当进行明确规定，以犯罪的性质、情节、影响等因素作为准确的量刑判断标准，有利于规范刑事司法的公正与公平。

2. 提高最低刑期：增加职务犯罪的最低刑期，遏制职务犯罪的发生和扩散，提高犯罪成本，从而刺激公职人员遵纪守法，履行职责。

3. 强化量刑的公正性：建立统一的刑事责任立案标准和量刑指导原则，确保不同地区、不同法官对于职务犯罪案件量刑结果的一致性，保证量刑的公正性和公平性。

4. 建立惩罚预防机制：加强对公职人员的行为监督，建立健全的惩罚预防机制，防止职务犯罪的发生，从根本上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

职务犯罪侦查讯问的法律规制作者：李玉磊曾京山来源：《法制与经济·上旬刊》2012年第11期[摘要]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规则，现阶段侦查讯问中仍存在非法取证问题，过于依赖口供，侦查手段单一，给认定犯罪带来严重挑战。

文章建议规范讯问、加强公诉部门对侦查部门的引导取证，改变从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建立对同步录音录像的制约机制，加强对侦查人员出庭培训，增强证据可采性。

[关键词]非法言词排除；职务犯罪侦查；公诉引导侦查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第54条确立了非法言词证据绝对排除制度。

这一制度的确立，一方面有效制止司法人员非法取得言词证据的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案，保证言词证据的自愿性，有效打击犯罪，保障人权。

另一方面，促使侦查人员改变过于依赖口供的侦查理念，创新侦查手段，转变从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具有指导意义。

一、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对职务犯罪侦查讯问的规制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均对非法言词证据予以否定。

但却未对如何排除非法言词证据没有进一步规定，实践中根据非法证据定案的冤假错案屡有出现。

为解决非法证据采信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部门2010年6月13日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遏制非法取得口供发挥了较好作用。

新修改的刑事诉讼法总结以往立法、司法经验教训，借鉴国外立法及司法实践经验，构建了完整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

其中，对侦查讯问的规制主要体现在：（一）对侦查人员依法讯问、询问提出明确要求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建立后，可以预见辩护人将越来越多地利用被告人翻供质疑检察机关取证方式的合法性，希望通过推翻证据的证明效力，达到为被告人做无罪辩护的目的。

这对侦查部门办案人员依法办案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促进侦查人员侦查手段创新单纯依赖口供定案的情形可能会受到较大冲击，这就迫使侦查部门在证据采集方面创新侦查手段，摆脱口供在证据体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增强客观证据在证据体系中的比重。

' QingHafs ----------------Procuratorial 青海检察Bimonthly沁亠尸司法入员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研究I 哈杰**作者单位：青海省西平地区人民检察院。

[1]吕浇:《我国检察机关自侦工作的历史沿革》，载《检察理论研究＞1992年第01期。

一、对司法人员侵害公民权利的侦查权的理解Q ）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历史沿革自新中国歳立，伴随着共和国的繁荣强盛，检察机关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回顾 检察机关侦查权的历史，有助于加深法律赋予检察机 关侦查职能的理解,找好自身定位,增强对自侦丁作发展前景的信心,也有助于从法律监督的角度，研究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科学配置和完善措施,加强制度建设， 充分认识自侦工作在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中所处的 重要位置和作用。

自侦工作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1. 探索阶段（1949年-1954年）这一阶段的特征是侦查的内涵不明确.侦查权的范围不确定，随需求时紧时宽；侦查的内容不限于犯 罪行为，侦查权与其他检察权未做明显的区分。

2. 步入正轨阶段（1955年-1957年）这一阶段开始侦查工作逐渐成为主要业务，受理并办理了大量犯罪案件。

3. 挫折阶段（1958年-1968年）这一阶段，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开始对检察机 关办理的一些案件进行批判。

1962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颁布《关于公检法受 理普通刑事案件的职责范围》的规定，该规定始终未 提及检察机关行使侦查权的规定，直至1968年检察 机关被撤销。

4. 恢复、发展阶段（1978年-2018年）1978年检察机关恢复重建，人民对法制的需求空前高涨,基于此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逐渐走上了恢 复和发展阶段，《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检察机关的自侦权;初步制定了检察机关自侦案件的制度;重新认识了自侦工作 的重要性，并列为检察机关的主要业务。

浅析唐律疏议中对职务犯罪的规定作者：付子豪王硕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06期摘要：在“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的引导下，唐代的统治者集前朝之所长，制造了详尽规范的律法。

其中，《唐律疏议》作为我国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是唐代法律之代表，不仅对中国后世法律影响深远，而且使得东南亚等国家效仿我国法律的蓝本。

因此，本文对《唐律疏议》中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进行了概述，并且从中分析其利弊，使得在当下我们制定刑法修正案时，能够对《唐律疏议》中关于职务犯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完善现代之律法。

关键词：唐律疏议；职务犯罪；中国刑法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28-03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

该类犯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公职人员，非公职人员只能作为职务犯罪的共犯，不能作为独立犯罪主体出现。

《唐律疏议》通过对历代法典成就的吸收，不仅完善了其律法的内容，而且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立法技术。

虽然这部法典并没有给职务犯罪以一准确定义，但是却存在大量的涉及官吏职务犯罪的条款。

纵观当今刑法学中，即上文所述的职务犯罪的定义与特征，这些规定都可以列入职务犯罪的范畴。

因此，在当今中国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反腐败作为这个阶段的长期而重要的任务，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高发态势，就有必要对于《唐律疏议》中的职务犯罪进行进一步研究，这无疑对我们完善我国刑法、防止职务犯罪有着重大作用。

一、唐代官吏职务犯罪的惩防概述《唐律疏议》共有12篇，在这其中，涉及职务犯罪的篇章主要有《卫禁》《职制》《擅兴》《捕亡》《断狱》等，还有部分散布在其他篇。

这些规定几乎涵盖了政府公务活动的方方面面，因此，唐代惩治职务犯罪以唐律为主要依据。

学者专家根据不同的标准把唐律中的职务犯罪分为许多种类。

第1篇摘要：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以非法手段为自己谋取不正当利益，损害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本文将通过一个具体案例，分析职务犯罪的法律问题，并对相关法律条文进行解读。

一、案例背景2018年，某市某局原局长王某因涉嫌职务犯罪被依法逮捕。

经查，王某在担任局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00万元。

此外，王某还涉嫌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00万元。

二、案例分析1. 职务犯罪的构成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职务犯罪包括受贿罪、滥用职权罪等。

在本案中，王某的行为涉嫌受贿罪和滥用职权罪。

（1）受贿罪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在本案中，王某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00万元，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

（2）滥用职权罪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

在本案中，王某滥用职权，造成国家经济损失100万元，符合滥用职权罪的构成要件。

2. 案例的法律依据（1）受贿罪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2）滥用职权罪的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案例启示1. 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国家工作人员要树立正确的权力观，自觉抵制诱惑，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做到廉洁自律。

2. 完善监督机制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加强对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防止权力滥用。

腐败犯罪的刑法规制研作者：张钦利来源：《法制博览》2015年第09期摘要：近年来司法数据统计显示腐败犯罪并未得到有效遏制，从法律层面考量，笔者认为需从完善附加刑、合理配置定罪量刑标准等方面完善关于腐败犯罪的刑法规范，以有效遏制腐败犯罪。

关键词：腐败犯罪；刑法规制；完善；附加刑中图分类号：D924.3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5）26-0243-01作者简介：张钦利（1963-），男，山东胶南人，青岛市平度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山东农业大学法学专业。

一、我国腐败犯罪刑法规制的缺陷（一）腐败犯罪的定罪附加条件不合理一是贪污罪起刑点设置不合理。

刑法将贪污罪的量刑起点规定为5000元，并根据贪污的数额将贪污罪的量刑幅度分为四种情况。

这种量刑起点实际上为腐败犯罪发展提供了条件。

二是将“为他人谋取利益”设置为受贿罪的定罪条件不合理。

“为他人谋取利益”、“谋取不正当利益”两个附件条件并不是构成贿赂犯罪的实质要素，行贿受贿危害的是社会秩序与社会公平，而受贿罪侵犯的是职务行为的不可收买性，只要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了他人的财物，就已构成了职务行为的收买，至于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不影响其实质。

三是贿赂犯罪的对象仅限于财物的设置过于狭窄。

虽然司法解释将财物扩大到财产性利益，但仍然不能满足司法实践中的要求。

（二）腐败犯罪的法定刑标准不科学，导致罪刑失衡刑法将一般腐败犯罪的法定刑按照数额不满五千、五千以上不满五万、五万以上不满十万、十万以上大致设置为四个等级，即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根据各数额对应的情节严重程度设为没收财产和死刑。

这种法定刑的量刑标准一方面弹性太大容易给予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权，造成性质相同、情节相当的犯罪判决的结果却大相径庭，导致刑法量刑偏差，影响判决的公正。

（三）行贿罪的定罪量刑过于宽泛的缺陷，不利于有效打击腐败犯罪虽然刑法规定了行贿罪的几个法定量刑幅度，但却没有明确具体数额，一般的行贿行为仅规定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正是刑法规制对行贿者与受贿者这种不对称性的惩罚制度，造成了刑法对行贿者威慑力的缺失。

法律知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责任认定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责任认定是现代社会中法律体系中的重要部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案件越来越多，同时也越来越复杂，因此，正确地认定责任显得尤为关键。

本文将结合实际案例，从法律规定和法理角度出发，探讨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责任认定。

一、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定义职务违法是指在担任职务期间，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规定，侵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常见的职务违法包括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泄露国家机密等。

职务犯罪是指在担任职务期间，侵犯国家利益、集体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触犯刑法规定，构成犯罪行为的行为。

例如，行贿、受贿、挪用公款、贪污等。

二、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责任认定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责任认定需要分别从行为和后果两个方面进行考虑。

从行为方面，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都需要具备违反法律、法规等规定的行为。

但是，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触犯程度是不同的。

职务违法是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等规定，涉及的范围相对较窄，具有一定的轻微性；而职务犯罪是触犯刑法规定，属于违法和犯罪的范畴，涉及的范围相对较广，触犯程度也相对较严重。

因此，对于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责任认定，需要严格区分。

从后果方面，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后果也是不同的。

职务违法的后果相对较小，主要是对国家、集体和个人造成一定的财产损失或者其他不良影响；而职务犯罪的后果较为严重，可能会导致严重的社会后果，例如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影响社会稳定等。

因此，在责任认定时，需要根据行为和后果的轻重缓急，分别进行调查和认定。

三、案例分析为更好地理解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的责任认定，我们可以结合案例进行分析。

在2015年，广东省公安厅深圳市公安局南山分局三名警察利用职权，非法侵入某公司，并强行搜查该公司。

这一行为严重侵犯了某公司的合法权益，同时也损害了公众的利益。

经过司法机关的调查和认定，三名警察的行为构成了职务违法行为，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职务犯罪认罪认罚制度研究作者：荚恒武孙静松来源：《中国检察官·司法务实》2017年第08期摘要：认罪认罚制度试点是2016年下半年开始推行的一項重要司改举措，适用范围理论上也包括职务犯罪案件。

试点和理论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公安机关办理的普通刑事案件，职务犯罪案件由于特殊的社会影响，其认罪认罚制度的构建也是理论研究和司法实务亟需探究的课题。

本文首先论述了职务犯罪认罪认罚制度必要性，同时立足现行立法、司法发展态势，通过实证研究管窥运行中的不足，进而提出建构的设想和思路。

关键词：职务犯罪认罪认罚实践困境完善路径一、职务犯罪认罪认罚制度的现实意义2016 年7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通过了《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下称《试点方案》）。

职务犯罪是否适用认罪认罚制度存在一些争议[1]。

笔者认为，从当前职务犯罪查办的司法需要和政策背景看，职务犯罪适用认罪认罚制度有其必然性。

（一）职务犯罪查办效率的需要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推行在于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解决长期以来困惑实务界的案多人少矛盾。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的力度、规模空前，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党员干部大幅上升，大要案比例持续增加。

2014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各类职务犯罪案件人数同比上升7.4%。

其中查办100万元以上案件上升42%，原县处级以上国家工作人员上升40.7%。

2015年全国检察机关查办力度持续不减，查办100万元以上案件同比上升22.5%，原县处级以上干部同比上升13%。

[2]而当前职务犯罪办案人员增加比例有限，員额制改革后，具有办案资格的检察官、法官减少，案多人少矛盾依然突出。

相较其他案件，职务犯罪案件从侦查、起诉到判决需要更多的司法资源投入，其资源耗费几倍于普通案件。

因此，职务犯罪案件完全可以通过认罪认罚制度适用，通过程序简化和实体减让，最大幅度地争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尽早尽快认罪悔罪，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胡良智：职务犯罪量刑失衡问题分析及规范量刑的建议量刑规范化是人民法院“三五改革纲要”确定的重要司法改革项目。

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人民法院量刑程序指导意见（试行）》，全国各地法院开展了有益的尝试和探索。

但是，在我国现有的司法体制和诉讼机制框架内如何进一步推动规范量刑工作，仍将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本文分析一地级市2009年两级法院职务犯罪案件的量刑情况，就职务犯罪量刑失衡问题及规范量刑问题展开论述，以期对规范量刑工作实践有所裨益。

一、职务犯罪量刑失衡问题2009年一地级市两级法院共审理判决职务犯罪案件34人（其中：贪污14人、受贿11人、挪用公款5人、滥用职权3人、行贿1人）。

判处有期徒刑的6人, （其中：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以上的2人，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上不满十年的4人），占17.6%；判处有期徒刑、宣告缓刑的17人（其中：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的5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的1人；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的4人；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3人；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的1人），占50%;判处免予刑事处罚11人，占32.4%。

对判决的一审案件，检察机关审查认为量刑不当、提出抗诉5人，抗诉率为14.7%；改判4人，改判率为80%。

通过对上述34人量刑的比较分析，量刑失衡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罪刑失衡，罚不当罪依据我国《刑法》第五条有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规定，刑罚的轻重要与犯罪的基本社会危害和犯罪人所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

然而，从上述判决数据看，34人的判决中除6 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上外，没有1人被判处五年以下监禁刑，这与职务犯罪的实际是不相符的。

如：某银行行长徐某伙同营业部经理杨某共同贪污公款97000元，各分得48500元，判决认定：“二被告人均具有自首情节，且案发后退出全部赃款，故可对二被告人适用减轻处罚，并适用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