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与因果关系——对中国1994-2009年数据的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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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卷 第6期 延边教育学院学报 Vol.34 No.6 2020年12月 Journal of Yanbian Institute of Education Dec. 2020·14·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金俐延(延边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吉林 延吉 133002)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了很大发展,同时中国经济也在过去四十年多年的时间里有了稳定且长期的发展。
本文以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为研究主题,首先分析了中国对外贸易和经济增长的现状,从实证的角度来科学论证和计算两者之间的定量关系,并以此作为分析问题的基础,利用1990-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数据和我国GDP 数据,运用Eviews 软件,作出一系列检验,最终解释了中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最后,在分析的基础上为中国优化对外贸易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给出政策建议。
关键词:对外贸易;进出口;经济增长;实证分析中图分类号:F1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64(2020)06-0014-06对外贸易一直是世界各国对外经济关系的核心内容,在各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从之前的贸易逆差转为贸易顺差,丰厚的外汇储备成为了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定心丸。
贸易顺差对于国家的发展具有重大作用。
纵观世界经济和全球格局的演变历程,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是17世纪欧洲发达经济体全面赶超中国的重要因素,相比农业经济而言,贸易经济具有更高的价值创造属性,其价值增值过程对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贸易顺差的不断扩大,对于提高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和综合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由于中国对外贸易问题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之一,故本文通过研究中国对外贸易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希望为中国贸易的发展给出一定建议,扬长避短,同时希望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动力。
FDI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以福建省为例作者:林进杞叶蕴锋来源:《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2014年第12期林进杞,叶蕴锋(闽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福建漳州 363000)摘要:本文利用福建省2001-2013年9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对FDI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协整理论分析及Granger因果分析.研究表明,对于福建省及其沿海地区各市而言,FDI与经济增长在短期和长期都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而内陆城市的FDI在一定程度上会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二者只是单向的因果关系.关键词:面板数据;FDI;经济增长;因果关系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4)06-0088-041 引言从理论上看,FDI与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双向的关系.一方面,E Borensztein, J De Gregorio(1998)[1]认为FDI的引入增加了资本存量,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技术转移,从而促进经济增长.Rifat Bris Tekin(2011)[2]利用面板数据对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若干国家进行了FDI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结果直接表明在最不发达的国家中,FDI与经济的发展只有单向的因果关系.另一方面,Jai S.Mah(2010)[3]认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新的投资机会,也会导致更多的FDI流入.尽管FDI对经济增长有积极影响,但Lipsey(2002)[4]发现FDI可以通过排挤国内投资,增加外部脆弱性以及对外部产生依赖性等途径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当然,FDI和经济增长也可能不存在因果关系,即所谓的“中性学说”.国内的学者主要是利用多元回归分析、联立方程组时间序列的协整理论以及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研究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何晓琦(2005)[5]通过数据分析得到福建的经济增长与出口之间存在很大的关联,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不是很明显.林美顺(2011)[6]运用福建省时间序列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模型,分析得到与何晓琦(2005)相同的结论,认为FDI是通过对出口的正效应来促进福建的经济增长.刘伟宏(2011)[7]也认为福建的FDI与经济增长存在长期的均衡因果关系.此外也有许多学者从面板数据层面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如杨宝臣,殷锐(2007)[8]针对中国26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展开研究,发现在相对封闭的经济体中,主要是经济增长长期带动FDI的增长,而对于相对开放的经济体,FDI和经济增长则互为因果.叶雨鹏(2013)[9]利用省级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分析和随机效应分析等方法总结出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然而基于面板数据对FDI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相关性研究,其中大多都是在宏观的视角下讨论整个国家省级面板数据下双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本文则从微观的角度下,利用福建省2001-2013年9个地级市的市级面板数据,加入劳动力、资本投资和政府政策作为控制变量进行混合回归和因果检验,从定量和定性的视角下更加全面地探讨福建省FDI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同时根据地理位置,分别对福建沿海和内陆城市展开地区差异研究.2 实证研究和结果分析2.1 数据处理与模型设定本研究选取了2001-2013年福建省(福州、厦门、莆田、三明、泉州、漳州、南平、龙岩和宁德)9个市的117个数据,运用Eviews6.0分析福建省FDI与经济增长的相关关系及地区差异.基于市级面板数据,本文将FDI作为单独的自变量,建立以下计量模型:LNGDPit=?琢t+?茁1LNFDIit+?茁2LBit+?茁3CIit+?茁4GPit+?着it其中,LNGDPit表示各地级市国内生产总值的对数值;?琢t、?滋i分别为时间效应与地区效应;LNFDIit表示各市实际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的对数值;?着it为随机误差项.根据Jen-Eem Chen,Shaliza Azreen Mohd Zulkifli(2012)[10]以及杨坚,常远(2011)[11]的研究,本文选取三个主要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作为控制变量:即劳动力(LB)、资本投资(CI)、政府政策(GP).变量的具体说明详见表1.2.2 面板单位根检验所选取的数据可能存在不平稳性,即具有单位根,这样会导致估计结果出现“伪回归”现象,因此本研究在这里采用IPS检验,分别检验福建省全省(QS)、沿海(YH)(宁德、福州、莆田、泉州、厦门、漳州)六市和内陆(NL)(南平、三明、龙岩)三市的各变量是否具有单位根,进而判断各变量的平稳性.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因变量LNGDP、自变量LNFDI、控制变量LB、CI、GP的水平值都是非平稳的,而取其一阶差分后,在1%和5%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所以,LNGDP、LNFDI、LB、CI、GP都是一阶单整,即I(1),符合展开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下面进行面板协整检验,看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2.3 面板协整检验通过2.1设定的模型,下面对福建省全省和福建沿海六市,以及内陆三市进行固定效应检验和随机效应Hausman检验,得到的P值如表3所示.由表3的P值可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都拒绝原假设,因此可以认为不论是全省还是福建内陆及沿海城市,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个体固定效应,各城市实际利用FDI存在地区差异性.所以本文对福建省全省、沿海、内陆分别建立如下三个固定效应模型:对方程(3)、(4)、(5)的面板数据的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两点结论:第一,表4中的模型1主要是为了研究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直接关系.表中显示,从整个福建省来看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弹性为0.31535,即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一单位,则经济增长31.535%,因此外商直接投资有力地拉动了福建省的经济增长.在沿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估计系数为0.41006,所以这一拉动因素在福建沿海地区表现得特别明显,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相比之下,对于福建内陆的三个城市,外商直接投资的估计系数为0.2598,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该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有一定的直接效应.第二,模型2加入了控制变量.从表4中可以看出全省的CI、GP和沿海地区的GP及内陆的LB系数都大于1,并在1%和5%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资本投资和政府政策对全省的经济增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沿海地区,政府政策对该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而内陆地区的经济增长依然还是主要靠劳动力,所以在内陆地区需要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科技进步.在面板单位根检验的基础上,本文继续利用Pedroni协整检验方法,分别对福建全省、沿海六市及内陆三市的GDP与FDI的长期趋势性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分析,如果经济增长和FD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则可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进一步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Pedroni协整检验模型形式为:LNGDPit=?覬i+?渍iLNFDIit+?着it,协整检验结果见表5.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从福建省全省和经济相对发达的沿海六市来看,除了Panel-v不显著,其余各项在1%、5%和10%显著性水平下都显著,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存在协整关系,即二者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然而,从内陆城市来看,只有组间的统计量在5%和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其余都不显著,因此可以判断在内陆三市中,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不满足协整关系,即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二者只存在短期的相关关系.这说明,福建省及其沿海各市,利用优越的地理优势不断地吸引着台商和各国华侨的投资,进而能够带动全省和各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外部投资与经济增长保持着一种长期发展关系.相对来说,福建省内陆的三个城市,由于缺乏优越的地理条件以及基础设施等方面相对落后,外商直接投资相对匮乏,其对当地经济增长的作用也只是短期的冲击,不能与经济增长维持长期发展关系.2.4 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协整检验只能表明变量间存在至少一个方向的因果关系,对于具体的因果关系还不能确定.因此,我们进一步建立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PVECM),本文只分析GDP和FDI的面板因果关系,结果见表6.从上表面板的因果关系检验可以看出,对整个福建省和省内沿海六市而言,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和FDI存在短期和长期的双向因果关系,这说明FDI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经济增长反过来也是FDI发展的Granger原因,这与刘伟宏(2011)[7]的结论相一致,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都存在FDI与经济增长的双向因果关系,FDI的引入能够带动经济的增长,经济的繁荣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吸引了更多的外商投资.然而对于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只有在短期内大量的FDI引入,才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从长期来看,FDI和经济的增长不存在相关关系,内陆经济的增长主要由内生作用引起,外界的投资对地区经济的增长贡献相对较小.因此FDI在短期内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但它们只存在短期的单向因果关系.3 结论与政策建议3.1 结论本文利用福建省市级面板数据分别对福建省及其沿海和内陆各市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对于福建省及其沿海、内陆地区地区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拉动作用,同时资本投资和政府政策也是全省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因素,FDI对经济的拉动从福建全省和沿海地区来看,存在长短期的因果关系,而对于内陆城市来说,FDI对经济增长有着短期的拉动作用,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3.2 政策建议近年来,福建省不断加强投资“硬”环境和“软”环境的建设,台商、华侨和外商的投资信心也持续增强,来自港、澳、台及东南亚等各国的投资比例不断增加,投资项目亦趋向多元化.尽管福建省利用外资成绩显著,但有些问题还需要进行改进,本文就上述结论提出以下建议:3.2.1 福建省必须进一步加强本省的基础设施建设,创造更加优越的条件来吸引外商的投资,同时坚持贯彻海西建设的经济方针,拉动福建经济持续健康增长.而对于相对落后的内陆地区,要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坚持走科技强省和人才强省的战略.3.2.2 福建省内陆地区的产业部门依然以农业和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因此,必须继续坚持农业产业化道路,不断地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并坚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3.2.3 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升级,不断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积极创造条件,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材料,把提高产品质量和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有机结合起来.参考文献:〔1〕E Borensztein,J De Gregorio,JW Lee.1998. How does foreign investment affect growth?[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45:115-135.〔2〕R?覦fat Bar?覦?鬤,Tekin. Economic growth, export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Least Developed Countries: A panel Granger causalityanalysis[J].Economic Modelling ,2012,29(3):868–878.〔3〕Jai S.Mah.2010.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flows and economic growth of China[J].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32:155-158.〔4〕Lipsey,R.E.2002.Home and host country effects of FDI.NBER Working Paper No.92-93.〔5〕何晓琦.1981-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对福建省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分析[J].数理统计与管理,2005,25(4):94-99.〔6〕林美顺.FDI、出口贸易与经济可持续增长研究—基于联立方程模型对福建经济的实证研究[J].亚太经济,2011(6):145-150.〔7〕刘伟宏.福建省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J].宁德师范学院学报,2011,23(4):364-367.〔8〕杨宝臣,殷锐.FDI和经济增长关系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2):142-144.〔9〕叶雨鹏.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和经济增长相关性的实证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3(18):271-272.〔10〕Jen-Eem Chen,Shaliza Azreen Mohd Zulkifli.Malaysian outward FDI and economic growth[J].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2012(65):71-722.〔11〕杨坚,常远.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基于我国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J].经济问题,2011(6):19-22.。
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摘要:本文根据1978-2008年统计数据,运用协整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对全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误差修正模型,发现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外净出口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而进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则不明显,并且短期我国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均衡出现偏差。
关键词: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国际贸易理论;Granger检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外贸易取得了长足发展。
贸易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已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内在关系的基础上,应用长期的时间序列数据,参考国际上研究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型和方法,探讨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通过乘数分析考察进口与出口及二者的结合(净出口和进出口总额)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一、文献综述在理论分析上,国内外学者在对外贸易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上主要存在促进论、阻碍论和折衷论三种观点:促进论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逊和R·纳克斯,他们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对外贸易不仅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资源,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效果,并且各国能够在长期形成规模经济的优势。
阻碍论以劳尔·普雷维什和辛格为代表,他们基于发展中国家的数据研究发现,由于贸易的不平等性,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并没有明显带动经济的增长。
折衷论以欧文·克拉维斯(1970)为代表,他把对外贸易扩展形容为“经济增长的侍女”,而不是“增长的发动机”。
在实证分析上,国内外经济学者运用不同类型的数据做了大量的实证分析,有力地支持了各自提出的理论和观点。
Cotsomitis和Kwan(1990)的研究发现,中国的对外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具有互为因果的关系,并且证明对外贸易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马车”,中国的经济结构具有明显的出口导向型特征;刘小鹏(2001)运用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构建了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发现了增加进口能够有效地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姚丽芳(2001)分别从净出口、出口总量和进口3个角度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3种方法得到的结论不完全一致;李明武(2004)从理论角度出发,运用新经济增长理论,推导出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
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与因果关系———对中国1994-2009年数据的实证研究李佳璐1,张肇春1,赵桂英2(1.上海理工大学管理学院,上海200125;2.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塔北项目经理部,新疆库尔勒841000)[摘要]通过利用因果分析方法对中国1994-2009年样本区间内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994-2009年区间内考虑时间趋势经济增长与教育负担的一阶差分均具平稳性;协整发现,1994-2009年中国的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长期均衡。
因果关系分析发现,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只有单向因果关系,并不存在互为因果的反馈性联系。
即经济增长是教育支出的格兰杰原因,而教育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结果表明,教育支出并不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强的外生变量。
[关键词]教育支出;经济增长;协整;因果关系[中图分类号]F125.5[文献标识码]ALong-term Equilibrium and Causality between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and Econom ic Growth:An Em pirical Study on 1994-2009Data in ChinaLI Jialu,ZHANG Zhaochun,ZHAO GuiyingAbstract:The positive research on data of sample interval from 1994to 2009by causal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first difference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is balanced with time;there exists long-term equilibrium between them through co-integra-tion analysis.There is unilateral,not bilateral causality between them through causality analysis.That is,economic growth is the Granger cause of educational expenditure,however,the converse is not true.In a word,educational expenditure is not a strong exogenous variable of economic growth.Key words:educational expenditure,economic growth,co-integration,causality[收稿日期]2011-10-31一、引言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
一般来说,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教育经费就比较充足,充足的教育经费支出保证了该地区教育的快速发展,而快速发展的教育又能够为该国或地区积累丰富的人力资源进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
经济增长、教育经费投入、教育发展这三者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反之就会出现恶性循环。
本文以可以获得的数据区间即1994-2009年为研究的基本样本空间,对中国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与因果关系进行较为细致的实证性研究。
全文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二部分从理论的视角对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已有的文献进行一个简单的回顾;第三部分对所使用的模型、变量和数据进行介绍;第四部分应用上述模型对样本区间内的数据进行具体的实证分析和经验研究;第五部分给出一个简要的结论。
二、理论回顾哈罗德一多马经济增长模型将物质资本积累视为经济增长的惟一动力。
根据这一理论所做的推论,与人们长期的经济统计和观察结果相矛盾。
于是索洛等人提出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将劳动也作为生产要素引人生产函数。
继而,索洛在1957年的研究中又发现,产出增长不能完全用资本和劳动的增长解释,人们称之为“剩余之谜”。
为了解释“剩余之谜”,索洛首先将技术进步作为生产要素引人生产函数。
然而在索洛的模型中,技术进步是在模型之外外生地确定的,引起了人们的非议,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量实证研究,增长理论围绕着解释“剩余”而发展。
教育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真实性以及教育通过各条途径对于经济增长作用的大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以新古典经济理论,新增长理论,宏观增长回归,社会效益率,工资回归等作为理论模型,有了初步发现:第一,经济增长核算与发展水平核算发现。
Jorgenson 和Fraumeni第2012年第1期(总第389期)商业经济SHANGYE JINGJINo.1,2012Total No.389[文章编号]1009-6043(2012)01-0025-0425--(1992)对美国1948-1986年的增长核算表明,人力资本质量的提高的作用占经济增长的26%;Hall和Jonesmann (2009)对127个国家2008年每工人产出的跨国差异的贡献为49%,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水平的作用占总要素份额的22%。
第二,宏观回归发现。
Bassanini等人(2001)以经济合作组织国家数据为样本,以每工作年龄个人GDP为被解释变量,以成年人口受教育平均年数(即人力资本存量)为解释变量,表明人力资本存量的产出弹性为0.57。
第三,不同阶段、层次与类型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Krueger(2008)发现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倒U形关系,平均受教育年数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峰值年数为7.5年,而2000年经合组织国家人口平均受教育年数为8.4年,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的平均受教育处于教育-增长曲线向下倾斜的段落,意味着发达国家进一步扩张教育将会得到负的效益。
近几年来,大量研究者就教育对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水平的效果进行了核算或估计。
由于模型结构不同、模型变量的选择不同、据来源不同对数据的处理方法不同代理变量的选用不同,他们得出了不同的结果,也出现了不同的问题:一是代理变量的代表性问题。
通常仅使用教育的有关指标作为代理,有些代理是不全面的,没有足够的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这些因素的量一定是同向变动的;二是内生性偏移问题。
教育与经济增长可能因为以下三种原因发生联系,第一为教育的需求和供给效应;第二为现代化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受教育者;第三为普遍认为,将教育投入转化为教育产出效率较高的国家在非教育资源的配置上,效率也较高。
而通常的研究方法为将这种内生性偏移问题加以考虑;三是双向因果关系问题。
通常认为教育与经济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可是目前发现的仅仅是回归意义下的关系,即相关关系。
尚未发现教育与生产力或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格兰杰意义的因果关系,相反倒是存在经济增长对于教育增长的稳定而强烈的因果关系。
这可能是数据存在测量误差,以及存在缺乏代表性的奇异值所引起的。
三、模型、变量和数据在经济学上确定一个变量的变化是否是另一个变量变化的原因,一般用格兰杰因果关系(GrangerTestof-Causality)检验。
而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首先必须证明随机变量是平稳序列,因此,一个完整的格兰杰因果检验过程可描述为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时间序列分析的一个难点是变量的平稳性考察,因为大部分整体经济时间序列都有一个随机趋势,这些时间序列被称为“非平稳性”时间序列,当用于平稳时间序列的统计方法运用于非平稳的数据分析时,人们很容易做出安全错误的判断(陈焰、陈永志,2004)。
动态计量经济理论要求在进行宏观经济实证的分析时,首先必须进行变量的平稳性检验,否则分析时会出现“伪回归”(spuriousre gression)所谓伪回归现象,是指当随机变量服从单位根过程时,既使变量之间不存在任何线性关系,回归后得到的系数估计值也有显著的t统计值,如果就这样用t统计值作判断,就容易形成错误的结论。
以此作出的结论很可能是错误的。
对于非0阶单整的序列,则可用协整检验进行分析,因为对于不同时间序列变量,只有在协整的情况下,才可能存在一个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一)单位根检验(unit root test)检验变量是否稳定的过程称为单位根检验。
平稳序列将围绕一个均值波动,并有向其靠拢的趋势,而非平稳过程则不具有这个性质。
比较常用的单位根检验方法DF检验由于不能保证方程中的残差项是白噪音(white noise),所以Dickey和Fuller对DF检验法进行了扩充,形成ADF (Augented Dickey-Fuller Test)检验,这是目前普遍应用的单整检验方法(李子奈,2000)。
该检验法的基本原理是通过n次差分的办法将非平稳序列转化为平稳序列,具体方法是估计回归方程式:ΔX t=α0+α1t+α2X t-1+ki=1Σβt-iΔX t-i+μt其中α0为常数项,t为时间趋势项,k为滞后阶数(最优滞后项),μt为残差项。
该检验的零假设H0:α2=0;备择假设H1:α2≠0。
如果α2的ADF值大于临界值则拒绝原假设H0,接受H1,说明{X t}是I(0),即它是平稳序列。
否则存在单位根,即它是非平稳序列,需要进一步检验,直至确认它是d阶单整,即I(d)序列。
加入k个滞后项是为了使残差项μt为白噪音。
(二)协整检验(cointegration test)变量序列之间的协整关系是由Engle和Granger首先提出的。
其基本思想在于,尽管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变量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但它们的某种线性组合却可能呈现稳定性,则这两个变量之间便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即协整关系。
这一检验的基本内容是如果序列X1t,X2t,…,X kt都是d 阶单整,存在一个向量α=(α1,α2,…,αk),使得Z t=αX t'~I(d-b),其中b>0,X t'=(X1t,X2t,…,X kt)',则认为序列X1t,X2t,…,X kt是(d,b)阶协整,记为X t~CI(d,b),α为协整向量。
如果两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只有当它们的单整阶数相同时才可能协整;两个以上变量如果具有不同的单整阶数,有可能经过线性组合构成低阶单整变量。
协整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变量之间是否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满足协整的经济变量之间不能相互分离太远,一次冲击只能使它们短时内偏离均衡位置,在长期中会自动恢复到均衡位置。
Engle-Granger(1987)两步法通常用于检验两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而对于多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的检验则不方便。
Johansen(1988)和Juselius(1990)提出了一种用极大似然法进行检验的方法,通常称为Johansen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