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刘　昊①(广西梧州师专人文与管理系　广西　梧州　542800)内容摘要: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政府将欧美小国与欧美列强“一视同仁”,宁愿让欧美小国享受欧美列强从清朝攫取的除割地赔款之外的种种特权,也不轻易满足欧美小国提出的符合近代国际惯例的一些要求。

这样,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也不断丧权辱国。

究其原因,在于清朝以传统的“天朝上国”思想来指导近代对欧美小国的外交;清朝对欧美小国外交的最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天朝上国”的体制,而不是保护近代意义上的国家主权。

关键词:清朝　欧美小国　外交　“天朝上国”中图分类号:k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50(2005)04-19-5本文研究的欧美小国,特指除英国、法国、美国、俄国和德国五大列强之外的、实力不如五大列强的、无力单独对清朝构成安全威胁并且位于欧洲和美洲的资本主义国家。

19世纪40年代初,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凭借坚船利炮打败清朝,通过中英《南京条约》、《虎门条约》等条约和章程,从中国不仅割取了香港、获得了巨额赔款和五口通商权,而且还得到了片面最惠国待遇、片面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军舰进驻通商口岸等对中国危害巨大且深远的侵略权益。

稍后,美国和法国相继以武力进行要挟,通过谈判与清朝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从中国获得了除割地赔款以外的、同英国一样甚至超过英国的种种特权。

列强打开中国的大门后,欧美小国闻风而至,纷纷要求同中国立约通商。

毫无近代外交观念的清朝政府,按照“天朝上国”“理藩外交”传统的“一视同仁”原则,将给予欧美列强的除割地赔款以外的种种特权也给了欧美小国。

一、对欧美小国的外交也丧权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对欧美小国的外交,一般是在清朝没有受到安全威胁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对象主要是瑞典挪威、丹麦、比利时、大吕宋(西班牙)、荷兰等数个欧洲小国。

清朝政府按照传统的“一视同仁”的原则,没有经过什么艰难曲折的谈判,便让这些小国享受了除割地赔款之外的与列强一样的通商权、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种种特权。

1845年,比利时、丹麦虽然未能如愿与清朝签订条约,但获准由耆英“将五口通商章程一体颁发,以广圣主宽大之仁”。

[1](p 2928)1847年,瑞典挪威派公使李利华来到中国,要求以英法美三国条约为蓝本与中国谈判签订通商条约,耆英见李利华送来的条约草案主要抄袭中美《望厦条约》,便承诺与瑞典挪威签订条约并盖用钦差大臣关防。

不久,双方签订了《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瑞典挪威获得了除割地赔款以外,与英国、美国和法国从中国攫取的同样的特权。

(一)对比利时的外交·19·①刘昊(1965—),男,湖南衡阳人,梧州师专人文与管理系讲师,历史学硕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外交史和思想文化史的研究。

DOI :10.14040/j .cn ki .52-1004/k .2005.04.005比利时是西欧小国,“旧名弥尔尼壬”,“及五口通商,比遣使臣包礼士赴上海,呈请照各国立约通商”,[2](p 4661)遭到江苏巡抚薛焕的婉拒。

包礼士要求去北京谈判两国订约通商事宜,也被阻止;尽管被允许在上海作短暂停留,不多久也只好无功而返。

1845年4月,比利时派驻印度支那总领事兰瓦为特使来华,要求同中国签订条约。

两广总督兼办理五口通商事务钦差大臣耆英等大臣拒绝订约,但是,仍将比利时的要求和有关情况联名上奏。

奏折说,比利时曾与中国通商,“今闻大皇帝恩施各国,心殊仰望,冀得一视同仁,并邀旷典”。

[1](p2920)由于兰瓦请法兰西领事喇萼呢致信中国进行引荐,因此,耆英等人认为,比利时“既系曾经贸易,今领事兰瓦求请一例通商,本与哦罗嘶、哑啉等国之向未来粤省者情形迥异,似尚可俯允所请,以示怀柔”。

[1](p2920)清朝中央政府尽量避免在北京与外国使节直接打交道,因此,将外交大权付与地方督抚。

它的态度是:“此次应否暂准贸易,所请五口贸易章程,应否一体颁发,着该督体察情形,悉心妥酌办理”。

[1](p 2921)1845年7月,两广总督耆英和广东巡抚黄恩彤联名奏请,“拟俟询查明确,即将五口贸易章程一体颁发,以广圣主宽大之仁”。

[1](p2928)即允许比利时一体通商。

他们的理由是:比利时“素称微弱,商船为数无多,于夷务尚无关轻重。

今既遣领事兰瓦求请照旧通商,情词甚属恭顺,似未便拒其所请,致抱向隅”。

[1](p2927)“兹若将兰瓦严行拒绝,难保其不潜附他国仍来贸易,转不足以示怀柔。

且既据法兰西夷使代为请求,尤应籍事羁縻,俾该夷等同深感戴”。

[1](p2928)朝廷同意了他们的建议,准许比利时按中英、中美、中法《五口通商章程》之类条约规定的办法通商;但是,中国并未与比利时签约。

耆英等人如此办理,的确无异于拱手送上了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片面协定关税等种种特权,尽管未用条约明文规定。

1858年,清政府与美国、英国和法国订立《天津条约》后,派桂良、花沙纳去上海与美英法三国代表就关税问题进行谈判。

比利时使节怡性闻讯,立即赶往上海,照会桂良等人,要求订立条约,以便正式享有与美英法等列强同等的权利;尽管与清朝进行了多次交涉,也终究未能如愿以偿。

可是,比利时并未就此罢休。

1859年春,比利时又派怡性来华。

怡性先在广东照会清朝政府,要求“请将天津所予英法两国之美举,暨日后获益之事,该国亦得与及,或另由全权大臣商立条约”。

[3](p 490)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

几个月后,怡性又提出三条要求,这些要求的核心是要签订条约使比利时在通商等事务上享有与列强同样的待遇。

当时驻广东的五口通商大臣何桂清虽然奏请对比利时“仍照成案抄发章程”,[3](p492)但是托词拒绝了比利时订约的要求。

(二)对瑞典挪威联盟的外交瑞典挪威当时是一个联盟国家,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西两侧,在19世纪中叶,是人口少、国土面积也小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

鸦片战争后,瑞典挪威为趁机开拓中国市场,派李利华为公使赴华,“亦求照英法美三国成案议《通商条约》,时瑞钢铁等项甚贱,并求酌减税则。

两广总督兼五口通商善后事宜耆英以各项税钞甫经议定通行,未便因瑞钢铁率议轻减,唯通商条约奏请许之”。

[2](p 4645)于是,中国在维持与列强所订税则的前提下,和瑞典挪威未经激烈的争论,便于1847年3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

该条约共33款,主要以中美《望厦条约》为蓝本,使清朝政府拱手送出了英国、美国和法国通过战争或武力威胁并运用外交讹诈手段才获得的除割地赔款之外的种种特权。

几种主要的特权是:片面协定税则的权利。

条约第2款明文规定:“倘中国日后欲将税例更变,须与瑞典国挪威国等领事官议允”。

[4](p72)这样,清朝对欧洲小国瑞典挪威也丧失了关税自主权。

近代中国的税则制度对中国造成的巨大危害和屈辱,主要就在于片面协定税则。

本来“片面协定税则制度是西方列强压迫殖民地、半殖民地和落后弱小国家的产物。

亚洲不少国家在西方列强的威迫下,签订不平等条约,单方面受协定税则的约束”。

[5](p121)可是,清朝政府不知关税自主权是近代国家的重要主权之一,不知税率高低完全由各国政府自主确定,但根据条约可进行双边或多边协商确定。

这种片面协定税则的特权,逐渐造成晚清的片面协定税则制度,既使中国失去了巨额关税收入,也“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为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提供了便利条件”。

[6](p29)这样,中国的关税制度不仅不能保护中国的经济,反而还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了抑制作用。

事实证明,关税自主权及其相关权利的丧失,是中国丧失的最重要的权利之一。

至甲午战争之前,欧美小国中有瑞典挪威、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秘鲁、巴西、葡萄牙先后与中国缔约通商,取得片面协定关税的权利。

甲午战争后,墨西哥也取得了这项特权。

片面最惠国待遇。

条约第2款规定:清朝以后“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瑞典国、挪威国民人应一体均沾,用昭平允。

”[6](p72)这样,瑞典挪威也获得了片面最惠国待遇。

片面最惠国待遇规定,一个西方国家无论何时在中国获得某项侵略权益后,中国必须同样给瑞典挪威。

这种特权在以后对中国的危害特别巨大而深远,它使各资本主义·20·贵州文史丛刊　2005年　第4期国家为了共同的侵略利益而狼狈为奸,加剧了中国各种权益的丧失。

按照近代国际外交惯例,最惠国待遇总是两国按一定的条件相互给予的,一旦是片面的,对给予国而言便是丧权辱国。

片面最惠国待遇,往往只有强国凭借战争或战争威胁才能得到。

领事裁判权。

条约第21款规定:“嗣后中国民人与瑞典国挪威国等民人有争斗、词讼、交涉事件,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审讯,照中国例治罪。

瑞典国、挪威国等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照本国例治罪”。

[4](p 76)此外,对经济纠纷案件的处理,条约第25款特别规定:“瑞典国、挪威国等民人在中国各港口因财产涉讼,由本国领事等官讯明办理;若瑞典国、挪威国等民人在中国与别国贸易之人因事争论者,应听两造查照各本国所立条约办理,中国官员均不得过问”。

[4](p76)这样,瑞典挪威又获得了领事裁判权。

领事裁判权使清朝丧失了对在华外国人的司法权,“是外国攫取的最重要的特权”,[7](p319)在不平等条约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19世纪西方国家在华制造衅端的主要借口之一。

它既侵犯了中国的主权,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在华为非作歹的外国人的保护伞,在无形中纵容外国侨民在华胡作非为。

从此以后,按照一体均沾的片面最惠国待遇,来华的外国人无论其国家强弱都成了中国政府法律不能管理的特殊人物。

近代外交惯例和国际法规定,任何主权国家都拥有管理除外交人员之外的外国人的司法权。

对近代外交一无所知的“天朝”官员,按照管理外国人的传统方法,对这个小国也主动放弃了司法权。

军舰进驻中国通商口岸的权利。

条约第31款规定:“嗣后瑞典国、挪威国等如有兵船巡查贸易至中国各港口者,其兵船之水师提督及水师大员与中国该处港口之文武大宪以平行之礼相待,以示和好之谊”。

[4](p77)按照国际法的规定,任何主权国家都有管辖其本国近海及其港口的权力,外国军舰非经特许不得随便进出别国的领海和港口。

因此,这项特权,侵犯了中国的领海主权。

另外,外国军舰进驻中国港口是对中国安全的直接威胁。

可是,清朝官员在“天朝上国”观念支配下,对这些毫不在意。

后来的事实是,外国军舰任意出入中国的通商口岸;停泊在中国通商口岸的军舰从来没有按条约以一只为限,而是视其侵略需要任意增加。

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外国领事无数次商请他们的军舰扣押中国的船只,封锁并炮轰中国的港口,以军舰为武力后盾对中国政府进行威胁恐吓。

对此,有关专家指出,它是鸦片战争后,“中国拱手让出的最重要的主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