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化理论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新路径
- 格式：doc
- 大小：25.50 KB
- 文档页数：7
职业化理论与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的新路径作者：卢勇李宝秀来源：《湖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5年第03期[摘要]在西方知识分子理论体系受到广泛质疑的情况下，职业化理论是考察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嬗变的新路径。
在当代中国社会职业化进程中，知识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明显，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因此有了明显的改善，其社会地位也得以稳步上升。
知识分子的职业化对其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职业化知识分子社会转型[中图分类号]D6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2803（2015）03-0027-05[收稿日期]2015-04-12[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前社会思潮对新社会阶层的思想影响及对策研究”（13CKS034）、武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70后”学者学术团队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育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1.卢勇（1978—），男，湖北建始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理论研究基地（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研究员，硕士生导师；2.李宝秀（1991—），女，山东临沂人，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生。
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曾一度被边缘化。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在知识分子政策上的拨乱反正使其在中国社会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国内学术界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也逐步深化。
一方面，历史学界对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作了大量的个案研究，在梳理历史的同时，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主张和政治活动得到了特别的关注；另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政治学和社会学界以西方知识分子理论体系为标准，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进行了深入批判。
然而，支撑西方知识分子理论体系的几个重要的理论预设，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受到了相当普遍的置疑。
[1]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体系，而是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结合实际研究中国知识分子问题。
现代社会是一个分工越来越细的职业化社会，职业化是当今时代绝大多数人的生存方式。
职业作为标志社会角色的术语，本质上是一个反映个人社会特征的类别参数，并不带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指向性，而身份、地位、声望等却是等级参数，职业与它们的结合就产生了考察分析社会结构特征的新变量。
据此，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借鉴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职业化的角度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进行审视，在考察经济状况、社会地位、社会声望等问题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嬗变，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社会功能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职业化理论的梳理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文化活动作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主要手段，是实现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途径。
同时，科学文化活动也是一项高度精密、高度专业化的活动，其本身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性，有属于自己的操作程序和行为规范。
作为社会职业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知识分子职业化既是科学文化领域的现象，又是一个重大的社会现象。
正因为如此，很多学者都对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曾指出：“分工不只是经济领域所固有的，在社会的极不相同的领域都可以看到它日益增长的影响。
政治、管理、司法的职能日益专门化。
在艺术和科学领域中情况也是如此。
”[2]（P3）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较早地关注到知识分子的职业化现象。
1919年在柏林大学所作的题为《作为职业的学术研究工作》演说中，韦伯讨论了“学术作为一种物质意义下的职业，具有怎样的面貌”这一问题[3]（P185）。
他认为“作为…职业‟的科学，不是派发神圣价值和神启的通灵者或先知送来的神赐之物，而是通过专业化学科的操作，服务于有关自我和事实间关系的知识思考”。
[4]（P45）韦伯还分析了学术研究这种职业的外部条件，他认为提供其社会职业岗位的是大学和研究所，是由具有教授身份的所长聘用研究助手和助教。
他还分析了科学的内部环境，要有科学实验工具和基本设备，科学工作者要有严格的专门家的素质，科学训练对培养人才有重要作用等。
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 K. Merton）从科学社会学的角度对知识分子职业化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他认为，科学研究的制度化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认知认同”（cognitive identity）阶段，其二是“职业认同”（professional identity）阶段。
在前一阶段，拟制度化的学术或科学领域里的学者要争取赢得已获得社会认同的相邻学科或学术圈里学者的承认，要让他们承认自己所从事的研究的学术性；在后一阶段，要赢得社会的承认，这意味着社会愿意对拟制度化的学术给予资助，从而使该领域的职业化研究成为可能[5]。
美国社会学家本·戴维（Joseph Ben David）在《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一书中曾简要地回顾了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演变历程，《论科学的发展》文通过集中考察英国皇家学会、巴黎科学院和德国柏林科学院等十七世纪出现的学术团体，深入分析了体制化对科学研究发展的影响及对知识分子（学者）群体的重要意义。
他将知识分子的职业化特征概述为通过接受教育获得的入职资格、职业特权、职业权威等，他认为这是确定某个团体是否职业化的重要标准。
[6]美国学者奥森（Olsson）和沃斯（Voss）合编的论文集《近代美国的知识结构》以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起的大学、专门学术结构和职业协会为对象，研究它们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作者关注了大学在促进美国学术研究职业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高度评价了职业化进程在20世纪美国崛起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7]总的看来，由于各自的出发点与侧重点不尽相同，学者们对职业化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就在这样不断地阐释和总结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一些共同的规律，并将其作为考察中国知识分子职业化进程的参考尺度。
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第一，职业化是生产力水平提高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要求，本身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下这一过程有很大的差异。
第二，知识是职业化的基础，职业工作者都需要通过接受专业教育获得相应的文化知识，从而掌握专门的职业技能。
第三，职业工作者群体是职业化的主体。
作为共同从事某种职业的人应该具有高度的同质性，从而组成同质的职业群体。
这种同质性表现在很多方面，如相同的教育背景、类似的职业训练、均衡的经济收入、平等的社会地位等。
第四，职业活动表现为高度的专门化和专业化。
专门化意味着职业的特殊性、独立性以及内部分工的高度精细化；专业化则指职业工作者必须经过系统而专业的教育或职业培训，从而具有独特的知识与技能。
第五，职业团体有确定的规则，甚至会形成特定的职业文化。
各职业团体的成员必须遵循本团体的规则，并受到职业文化的影响。
这些职业规则和职业文化具有多样性的特征，同时保证了某种特定职业存在的合理性。
第六，职业精神是职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就是责任，即对自己职业的认同，以及职业人对社会应尽的义务。
职业精神要求职业工作者有优秀的人品道德和职业操守，具有高度的道德素养，能够客观公正、严谨规范地从事专门工作。
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社会阶层的嬗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稳步深入推进，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知识尤其是专业知识技能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趋明显，所创造的价值越来越大，知识分子的经济状况因此有了明显的改善，其社会地位也得以稳步上升，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伟大力量。
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以职业分工为特征的新的社会阶层分化机制逐步确立，以户口、政治角色为依据的传统分化机制逐渐式微，这在客观上摆脱了过去单纯依赖特定单一的集体组织才能实现人的价值的束缚。
因此，我国的知识分子队伍发生了分化，可以分为体制内职业知识分子和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两个大的群体。
体制内知识分子主要包括学院派知识分子、社会文化产业中的知识分子和公务员体系中的知识分子等。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李春玲认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多集中在人文科学，生产文化产品，而现在工程、经济、专业技术人员也加入进来，可将他们统称为当代知识阶层。
”[8]根据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体制内的职业知识分子可以表述为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主要在科学研究、教育、文化艺术、卫生、体育、新闻出版、广播影视等事业单位从事精神文化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公务员体系中的意识形态官员及专业技术人员等。
体制内职业知识分子是职业知识分子的主体，其生存状态有以下特点：1、高度的职业化与专业化。
在我国，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20世纪80年代开始了学术生产机制的快速专业化进程，知识按照精细的学科分工建制进行生产和传播，一套严格的评价体系和操作规程被建立起来。
他们在规范化的学科范式下进行高度专业化的知识产品生产，并且按照早已设定的级别体系，一步步向上流动。
这标志着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已经高度职业化。
需要指出的是，体制的保障虽然为职业知识分子提供了荫蔽，但同时也造成了严重分化。
一方面，由于职业化本身要求这类知识分子以纯学术为主要追求，不过分参与社会事务，因此他们与社会大众的联系不再密切。
另一方面，“因为原先统一的知识场域被分割成一个个席位的蜂窝状专业领地，不同学科之间的知识者不再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论域和共同的知识旨趣”[9]（P38），这造成了体制内职业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
2、经济收入提升较快。
随着改革开放初期“脑体倒挂”时代的迅速终结，国家不断加大对教育科研和医疗卫生等公共事业的投入，体制内知识分子群体的收入整体得到了快速提升。
3、社会地位稳步上升。
随着“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日益深入人心，知识分子“臭老九”的地位已经被扭转，体制内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得以稳步上升。
从工作性质来看，目前中国的自由择业知识分子大体可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由各类社会中介机构中的律师、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师、注册税务师、注册审计师、建筑监理师、土地评估师、商标评估师等专业人士构成；二是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由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中从事专业技术和管理工作的知识分子构成；三是自由职业人员，由自由文化人、自由撰稿人、个体医生、各类经纪人等独立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构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自由择业知识分子作为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生力军，其影响和作用日益突显。
目前中国自由择业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有以下特点：1、工作的方式比较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