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十三行与清代中外关系

历史缝隙里前行的广州十三行在100多年前的广州，有这样一个商人群体：他们被西方认为是18~19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商人，手中掌握的财富连政府都要眼红，以至要勒令他们代缴战争赔款———这就是被称为帝国商行的“广州十三行”。

提起闭关锁国，我们往往想到的是清朝。

其实，明朝时已经有端倪，并开始大规模实施海禁，洪武七年，也就是说1374年，明朝当局就下令撤销了自唐朝起就存在的负责海外贸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宁波）、广东广州三处市舶司。

到后来，发展成为海禁政策，规定人民不但“片板不许入海”，甚至民船造得稍大一些就是违法。

清朝不仅继承了海禁的做法，还颁布“禁海令”和“迁海令”，沿海地区经济一落千丈，倭寇横行。

禁海和通商并不矛盾，只是不允许私人行商罢了。

清廷法令规定，外商船只不能直接驶入广州城，想居留广州（非广州城内）只能在冬季贸易区。

远航周期太漫长，广州冬季贸易季结束后，洋商一般会选择在澳门度过剩下的日子。

在清政府开关初期，接待西方商船的制度流程极其混乱，遇到大量船只到来，经常手忙脚乱，将洋船堵在港外。

广州珠江岸边便冒出了大量的牙行，他们用“搬砖”的方式，帮助外商货物集散。

1685年清政府再度开海贸易，分别在广州、厦门、定海(属宁波)、上海设立粤、闽、浙、江四海关；1686年春，广东官府招募了十三家较有实力的牙行经纪人，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

西方商船到中国南岸通商，抵达的第一站是澳门。

在澳门引水后一路往上至宽阔的珠江入海口行驶到虎门。

虎门是广州城第一道抵御外敌的军事防线，海峡两边均筑有炮台等防御工事。

过虎门海峡后，洋商船只需在广州城下游约12英里处的黄埔下锚，卸货到更小的“官印船”运送至广州。

普通的洋商船员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黄埔锚地度过，偶尔有一两日可以去广州十三行游玩，洋商上岸的活动均受到监管。

纵然有诸多的限制，但西方市场对中国茶叶、瓷器、丝绸以及漆器等需求持续爆增，仍给贸易双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清代广州通商及其十三行制度作者：王询许晓冬来源：《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13年第06期〔摘要〕自秦汉以来，广州作为东方门户便开启了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篇章。

在清政府规定“一口通商”后，广州作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对促进中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

广州十三行制度是在清政府“闭关锁国”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及应对世界经济变化的条件下，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实施官控商营的对外贸易制度。

因其制度本身的缺陷，广州十三行从兴起至衰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关键词〕广州通商；十三行；行商制度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6000306一、广州十三行兴起的背景——广州通商广州十三行也称为公行，十三行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管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

要追溯十三行的发展变迁，不得不从广州对外通商港埠说起。

（一）广州通商的历史渊源中国早期的对外贸易往来，特别是对西亚与东欧的贸易自汉代就开始了，但海上贸易的发展远不及西域丝绸之路。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和沿海港口商埠的发展，海上交通枢纽日渐强盛。

广州（古称番禺）为广东的省会，地处珠江三角洲要塞。

广州以下，以珠江直入南海，港口宽阔，河网密布，百川交汇。

从广州港出发入南海，西行到印度洋，可通往西亚、北非和南欧诸国；南行直达东南亚，经过太平洋与美洲各国交往。

因此，它也顺理成章成为中国通向海外贸易的南大门。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置南海郡，此为广州建立之始。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处近海，多犀象、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番禺其一都会也。

”即可知广州在秦汉时便展现出“番贾充斥”的繁荣景象。

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设置南海县，县署设于广州。

唐朝时设广州都督府，仿隋代交市监，置市舶使于广州。

广州在北宋初已经成为重要的外贸重镇，宋代在唐代市舶使的基础上设立市舶司来管理对外贸易。

市舶司是集海关和贸易于一身的外贸管理机构，其经济职能包括阅货、抽解、禁榷、和（博）买、向中央纲运交纳钱物、治理港口和修筑城池；行政职能体现在监察和荐举地方官员，发放进出贸易的公据，执行国家的禁令、接待管理外商、参与组织祈风典礼、维护地方治安和剿灭盗贼等[1]。

广州十三行的辉煌岁月近日，抽空去参观了仰慕已久的广州十三行博物馆。

广州十三行博物馆主要由一、二层组成。

一楼介绍十三行的缘起、辉煌、结束的过程，有许多中外展品，其中以中国展品居多，如广彩、广州刺绣、银器、茶叶等等。

二楼是广州著名文物鉴藏家、企业家王恒先生与夫人冯杰女士捐赠给博物馆的珍贵文物一共1566件（套）。

包括广彩649年、通草画502幅、广东五常家具99件，以及绣品、外销扇、银器、玻璃画、水彩画、油画、贝雕、漆器等，涵盖清代广州的主要外销工艺品。

其中广彩花卉人物纹冰壶是藏家追捧的外销瓷精品，通草线描风俗图册在国内外博物馆十分罕见，广绣花鸟纹屏风幅面巨大，工艺精湛，是清代广绣的代表作。

二楼众多的藏品，除了展现出王恒夫妇的鉴赏力外，还充分显示出王恒夫妇的巨大财力。

可能因工作日的原因，游客不多。

博物馆大厅显得幽静、神秘。

时值广州下雨前的桑拿天气，太阳毒，异常闷热，走进大厅，一股清凉的冷风扑面而来。

广州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

秦汉时期从广州出发的商船就已抵达东南亚一带。

南北朝时期，释迦牟尼佛第28代衣钵传人达摩从古印度沿海上丝绸之路在绣衣坊码头登陆（今下九路西来初地）。

唐代，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大港，众多外国商人聚居于“番坊”（今光塔路一带），朝廷设立市船使院，管理对外贸易。

明代，朝廷改海山楼为市船提举司署，在西关建怀远驿（今十八甫路），供前来朝贡的贡使和随从居住。

清顺治十三年（1656），朝廷颁布了禁海令，但广东海上贸易屡禁不止。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朝廷取消了海禁，设立了粤海关（今海珠广场西侧）。

由此，开始了广州十三行的辉煌岁月。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

又叫“洋行”或“洋货行”。

根据经营商业的项目，明清时期的广东商人可分为牙商、盐商、铁商、米商、糖商、丝绸商、陶瓷商、烟草商、典当商、布商、药商等，其中以牙商最为著名。

所谓牙商，本来是指在城市和乡村的市场中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并从中抽取佣金的居间商人，亦称牙人。

清代广州通商及其十三行制度王　询1,许晓冬1,2(1.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2.大连工业大学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34)〔摘　要〕自秦汉以来,广州作为东方门户便开启了中国与西方交往的历史篇章。

在清政府规定“一口通商”后,广州作为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对促进中西方贸易与文化交流起着重要作用。

广州十三行制度是在清政府“闭关锁国”这一宏观经济政策及应对世界经济变化的条件下,在明代市舶司制度的基础上实施官控商营的对外贸易制度。

因其制度本身的缺陷,广州十三行从兴起至衰败有其历史的必然性。

〔关键词〕广州通商;十三行;行商制度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6⁃0003⁃06一、广州十三行兴起的背景———广州通商广州十三行也称为公行,十三行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管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

要追溯十三行的发展变迁,不得不从广州对外通商港埠说起。

(一)广州通商的历史渊源中国早期的对外贸易往来,特别是对西亚与东欧的贸易自汉代就开始了,但海上贸易的发展远不及西域丝绸之路。

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和沿海港口商埠的发展,海上交通枢纽日渐强盛。

广州(古称番禺)为广东的省会,地处珠江三角洲要塞。

广州以下,以珠江直入南海,港口宽阔,河网密布,百川交汇。

从广州港出发入南海,西行到印度洋,可通往西亚、北非和南欧诸国;南行直达东南亚,经过太平洋与美洲各国交往。

因此,它也顺理成章成为中国通向海外贸易的南大门。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置南海郡,此为广州建立之始。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处近海,多犀象、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

番禺其一都会也。

”即可知广州在秦汉时便展现出“番贾充斥”的繁荣景象。

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设置南海县,县署设于广州。

唐朝时设广州都督府,仿隋代交市监,置市舶使于广州。

广州在北宋初已经成为重要的外贸重镇,宋代在唐代市舶使的基础上设立市舶司来管理对外贸易。

广州十三行历史简介
广州十三行是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

广州十三行成立于1759年，结束于1842年。

广州十三行在“一口通商”时期发展到巅峰，成为“天子南库”，与亚洲、欧美主要国家都有直接的贸易关系。

1757年，随着乾隆皇帝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上谕的颁布，清朝的对外贸易便锁定在广州十三行。

位于珠江边上的中外交易场所，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几乎所有亚洲、欧洲、美洲的主要国家和地区都与十三行发生过直接的贸易关系。

这里拥有通往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是清政府闭关政策下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

广州十三行商人是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之一，是继徽商和晋商之后中国有名的商人群体。

广州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显赫，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具有世界影响力并有悠久的历史。

然而，广州十三行在19世纪后半期经历了衰落。

1842年，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战败，被迫签订《南京条约》，广州十三行也因此结束其历史使命。

广州十三行作为历史上重要的商业和贸易中心，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

如今，广州十三行文化旅游区已经开放，以恢复和展示广州十三行的历史风貌和文化特色，成为广州市重要的文化遗产旅游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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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十三行—搜狗百科广州十三行是清代专做对外贸易的牙行，是清政府指定专营对外贸易的垄断机构。

又叫“洋行”或“洋货行”。

明清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全属官营，而以牙行经纪这些事情，所以开设牙行的多半都能获厚利，赚大洋。

清初的诗人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有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三洋；五丝八丝广段好，银钱堆满十三行。

”足见当年十三行的兴隆旺景。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分别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省设立海关，粤海关设立。

它名义上专管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宜，实际上税收营生都是由十三行出面主持，承接包揽的项目，其中包括代办报关纳税，商品同购销买卖等业务。

粤海关设立通商的当年，广州商人经营华洋贸易二者不分，开放海禁之处，并没有设置专营外贸商行。

次年四月间，两广总督吴兴祚、广东巡抚李士祯和粤海关监督宜尔格图共同商议，将国内商税和海关贸易货税分为住税和行税两类。

住税征收对象是本省内陆交易一切落地货物，由税课司征收；行税征收对象是外洋贩来货物及出海贸易货物，由粤海关征收。

为此，建立相应的两类商行，以分别经理贸易税饷。

前者称金丝行，后者称洋货行即十三行。

名义上虽称“十三”，其实并无定数。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一道圣旨，广州成为全国唯一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经十三行进出口的贸易额节节增长，日子一长，十三行就逐渐演变为一个特殊组织，享有了垄断对外贸易的特权，在这些特权买办中，又尤其以商家潘、卢、伍、叶四族豪门获利最多，所以由此发展成为广州四家最大的买办阶级。

而广州也成为清代对外贸易中心。

据清宫档案记载，1754年，洋船到港27艘，税银仅52万两。

1790年，洋船增至83艘，税银达到110万两。

到鸦片战争前，洋船多达年200艘，税银突破180万两。

十三行被称作是清政府财源滚滚的“天子南库”。

1850年，广州在世界城市经济十强中名列第四；1875年仍列第七。

简介“广州十三行”由来灌南高级中学杨德志在高中历史各种新教材必修二中，叙述清朝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时提及广州十三行，但叙述太少，让学生甚至有一些老师也根本不知道广州十三行是什么性质的商行，从何年设立到何年寿终正寝，更谈不上帮助学生理解清朝实现的海禁与闭关锁国政策，因此笔者特作如下此文，帮助广大师生了解广州十三行的由来：广州十三行系从康熙年间到鸦片战争前广州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 1683年（康熙二十二年）清朝收复台湾后，逐渐放宽海禁，设关通商，并开放广州、漳州、宁波、云台作为对外贸易港口，准许外国商船前来交易。

当时国内外运到广东海口的商货很多，行商却很少，造成货物“壅滞”。

为了加强管理，适应开关后发展着的对外贸易的需要，保证关税的征收，广东巡抚李士桢会同两广总督和粤海关监督（关长）商酌决定的，沿袭明代前例，用牙行商人主持经营对外贸易。

《粤海关志》记述：“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

十三行的职权和性质根据广东巡抚李士桢“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初期广东行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特点有三：其一，充当经营对外贸易的洋行商人要身家殷实，而又以自愿承充为条件。

承商的办法，是经商人自愿呈明广东地方官府批准，并领取官府发给的行帖，方能开业。

其二，在广州和佛山原来经营商业的“商民牙行人等”，有自愿转业承充洋商的，可以自由选择，“或呈明地方官承充，或改换招牌”。

其三，洋货行商人对粤海关承担的义务，是负责把外洋进出口货税在洋船出口时亲自赴海关缴纳。

禁止税收人员从中勒索。

康熙五十九年（1720），行商发展到十六家。

他们为统一贸易规程，减少内部竞争和限制行外散商，在广东官府支持下，成立了垄断性的“公行”，它具有行会的性质。

并订立行规十三条。

这些行规主要有：外船专择某行商交易时，该行商只能承受此船货物的一半，其余一半归其他行商摊分，违者罚；行商中对公行负责最重要的头等行，可在外洋贸易中占一全股，二等行占半股，其余占四分之一股；新入公行者应纳银一千两，作为公共开支经费，并列入三等行内；除极少数手工业品如扇、漆器、刺绣、图画等许行外商人贩卖外，其余商品的进出口买卖归公行独揽，但公行还未得到政府的正式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