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寒夜

巴金寒夜巴金的《寒夜》19.2.1从《火》到《寒夜》战时战后，巴金经历了从亢奋激昂到沉思抑郁的心态变化；而从《火》到《寒夜》正典型地反映了这一思想演变的经历和过程。

《火》抗战爆发以后，巴金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理事，与其他进步文化人一样，为抗战呼号呐喊奔走，与民族和人民患难与共。

从1938年5月至1943年9月，巴金先后辗转广州、桂林、贵阳、重庆、昆明等地，完成了“抗战三部曲”《火》的写作。

《火》的第一，二部分别结稿于1940年9月和1941年5月。

作品以知识青年在上海、皖西农村的抗日救亡活动为题材，描写了他们从幼稚单纯，经由战火磨练而逐渐成长起来的过程，形象反映了抗战初期和中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变迁与思想历程。

作品洋溢着高昂乐观情绪，寄托着在“火的包围”中民族得到新生的期望。

《火》第三部结稿于1943年9月。

主要内容讲述当年奋斗在救亡前线的热血青年，来到大后方后，为环境困扰，沉入平庸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斗志和热情。

作品意在借助“一个宗教者和一个非宗教者间的思想和情感的交流”，鼓励人们相信真理，相信未来，不要为一时的逆流所动摇。

但它显然与前两部在主题、情节上不甚连贯，且在基本意旨、情绪上也形成明显反差，充满着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文化人特有的压抑感。

这是巴金本阶段思想艺术变化的体现和下阶段风格的预示。

《憩园》在抗日战争后期及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国内的法西斯统治，国统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也日益恶化。

战时流离颠沛的生活体验，战后令人失望的社会现实，促使巴金的创作由初期的热情讴歌抗战，转向了对国民党统治区黑暗现实的批判，转向对社会现象、生活现象进行更深刻的思索，创作内容和风格也明显发生变化：逐渐改变战前、战初那种单纯明朗的风格，开始以沉郁的笔调来揭露社会罪恶，挖掘封建家庭的痼疾。

早期创作中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亦为小人物在社会重压下委顿的生命、无声的悲剧所取代，其感情倾向也变得冷静、内在。

在《憩园》、《第四病室》和《寒夜》等作品中，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种转变。

《憩园》源于作者1941年回成都老家的感受，是对封建家族的又一次清算，但里面哀婉的成分大于愤激。

杨梦痴，一个败掉家产和妻子陪嫁的纨绔子弟，被妻子和长子赶出了家门，沦落为乞丐和偷儿，但仍然不改好逸恶劳的恶习，最终在监狱装病中染上了疾病，无声无息地死去。

杨家花园的新主人姚国栋虽然鄙薄杨梦痴的为人，但同样是依靠遗产过活的新贵，将儿子娇纵成为新的纨绔子弟，祖宗的财富促使子孙不思进取，在追求享乐中不断堕落。

小说充分暴露了封建家庭“长宜子孙”思想的弊端，作者在暴露封建家庭罪恶的时候，也以杨梦痴次子对父亲的寻觅与关爱和杨梦痴的忏悔使小说具有挽歌的调子。

《第四病室》中篇小说《第四病室》则体现了巴金1944年因病在贵阳中央医院三等病室住院十几天的观察和感受。

小说写一个容纳二十四张病床的第四病室中，人们怎样受苦，怎样死亡。

这里，金钱的权威君临一切，生命受到漠视。

烧伤的工人得不到充分的治疗，悲惨地死去；胳膊骨折的器械库员在医院感染了伤寒，无钱购买特效药而死去；小公务员被自私的父亲拖累着，黯然地生活；只有热心、尽职的杨大夫，“在这种黑暗、痛苦、悲惨的生活中却闪烁着一线亮光”。

于是，通过这些平凡的人物、充满悲剧意味的生活细节，第四病室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

《寒夜》《寒夜》是巴金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小说始作于1944年秋冬之际的重庆，此后时写时辍，1946年12月30日完成于上海。

最初在1946年8月至1947年1月上海出版的《文艺复兴》上连载，1947年3月由上海晨光出版公司初版。

以后几十年里，又印行数十版。

《寒夜》被公认为是继《激流三部曲》之后巴金创作上的又一个高峰。

故事梗概《寒夜》描写的是1944、1945年间发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战时首都”重庆的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家庭的悲剧。

这个家庭的男主人汪文宣、女主人曾树生曾经是上海一个大学的教育系的同学，他们有着共同的献身教育的理想，真诚相爱，组成了自己的家庭。

抗战爆发后，他们逃难到重庆，两人只得以小职员的职位谋生。

汪文宣在一家半官半商的图书文具公司当校对，曾树生在大川银行当行员。

他们将自己的儿子放在一家贵族学校读书。

汪文宣的母亲为了解除儿子的生活负担，赶来操持家务。

汪母和曾树生婆媳不和，相互冷嘲热骂，在吵闹中度日。

汪文宣爱妻子，也爱母亲，在吵闹中唯唯诺诺，莫衷一是，痛苦不已。

物价上涨，家庭经济拮据，汪患了肺病，终日咳嗽，但他不肯多用药，拖着病体坚持到公司上班。

战争形势越来越紧，有门路的人纷纷逃离，曾树生终于忍受不了眼前的压抑，跟随大川银行年轻的陈经理乘飞机去了兰州。

汪文宣病情加剧，在庆祝抗战胜利的鞭炮声中死去。

汪母带着孙子小宣回了老家。

两个月以后的一个寒夜，曾树生从兰州回到重庆旧屋，但已经物是人非，她茕身一人，不知所往。

创作动机《寒夜》中包含着作者抗战时期的感受和战后生活的体验，在前后两年多的创作时间里，巴金经历了抗战时期的艰辛，也感受到了战后生活的幻灭。

尽管时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小人物依旧在狭小的生活空间里，在喧闹的生活环境中感受人生的孤寂。

战争无限的延长，使战时状态日常化了，人们在一些琐碎的事情上矛盾冲突着，消耗着时光。

物质的贫困折磨着人，庸常的生活考验着人，巴金也有感于亲人和几个文学同道在肺病的折磨下死去，感受着小人物的痰与血，作者将这种沉郁的现实感受倾注到创作中来。

“我只写了一些耳闻目睹的小事，我只写了一个肺病患者的血痰，我只写了一个渺小的读书人的生与死。

但是我并没有撒谎。

我亲眼看见那些血痰，它们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脑际，它们逼迫我拿起笔替那些吐尽了血痰死去的人和那些还没有吐尽血痰的人讲话。

这小说我时写时辍，两年后才写完了它……而且在这中间我还失去了一个好友和一个哥哥，他们都是吐尽血痰寂寞地死去的；在这中间‘胜利’给我们带来希望，又把希望逐渐给我们拿走。

”《寒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寒夜》的思想内涵在《寒夜》中，作者继续着他的《家》等早期小说中揭露与批判的主题，但是拓展与深化了广度与深度。

他的矛头不再局限于封建制度，而是整个的旧社会、旧制度，是整个的黑暗的社会现实。

1948年1月小说再版时，他没有说更多的话，只是语意双关地写道：“今天天气的确冷得可怕，我的手边摊开的一张《大公报》上就有着‘今天在零度以下，两天收路尸共一百多具’的标题。

窗外冷风呼呼地吹着，没有关紧的门不时地发出咿呀的声音，我那两只躲在皮鞋里的脚已经快冻僵了。

”暗示了他的作品与现实的紧密联系。

解放后他说得更明白具体了。

1961年他在《谈〈寒夜〉》一文中说：“在我的小说里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剧的主犯指蒋介石国民党，是这个反动政权的统治。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我要通过这些小人物的受苦来谴责旧社会、旧制度。

我有意把结果写得阴暗、绝望。

没有出路，使小说成为所谓的‘沉痛的控诉’。

”1980年他在《关于〈寒夜〉》一文中再一次写道：“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

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

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

生活这样苦，环境那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

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

”小说始终将这个家庭的悲剧放在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中展开。

战争的威胁，时局的混乱，官僚的腐败与自私，贫富的悬殊，失业与逃难的恐惧，成为这个家庭所无法承担的压力。

正是在这种巨大的社会压力下，为了挣钱，为了保住可怜的工作，汪文宣坚持带病上班，使病情不断加剧。

更为严重的是，他在精神层面上始终保持谨小慎微的态度，生怕同事领导看不起自己，生怕他们不高兴，为此，在单位上连话都不敢多说一声，甚至强忍着不咳嗽，一旦没有忍住，他便像是做了贼一样，偷偷地将带血的痰揩干，不敢声张。

但即便这样，最后还是免不了被辞职的结局。

曾树生本是一个热情、有理想、有活力的女性，但是在现实环境中，无钱无势的她不得不放弃理想，委身于一家银行，在那样的环境中她哪里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在银行里，原本学教育的她又只能做着像“花瓶”一样的工作，陪人吃饭、喝酒、唱歌、跳舞，但她的内心却并不快乐。

然而现实的无奈，却又一步一步把她往那条路上推，以至最后抛夫别子离家北上。

汪母是在儿子家境困难的时候来到这个家庭的。

她曾经是一个才女，当过教师，但是现在却不得不放下一切的尊严，像一个二等老妈子一样操持着繁重的家务。

她爱儿子，但却又无能为力，她把自己最值钱的物品——包括已死的丈夫留下的作纪念的戒指，一件一件地卖掉，去买鸡，买药，也不过是杯水车薪，甚至她明知儿子得了严重的肺病，但也无法阻止他到公司去上班，因为家里确实是太穷了。

她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儿子因为耽误了治疗而痛苦地死去。

作者以汪文宣的家庭为中心，适当地将笔墨延伸到这个家庭之外，写出了另外一些普通人的悲剧。

汪文宣的同学唐柏青，原本是一个文学硕士，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不敢得罪上司，在妻子即将生产的时候离开了她，结果又因为医院的极不负责，致使妻儿双亡，他从此更加贫穷堕落，借酒浇愁，最后在马路上被汽车将头碾成肉泥。

汪文宣的同事老钟，善良忠厚，最后得了霍乱，被送到一个只有两个医生四个护士二十张病床，却收了三十几个病人连盐水针都来不及打的糟透了的医院治疗，不到一天便死去了。

这些悲剧进一步证明，汪家的悲剧不是偶然的，它不过是整个社会悲剧的一个缩影。

汪家的悲剧原因还在于两种不同的文化观念的冲突。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社会是畸形的，仍然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

中国文化和这个国家一样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旧的依然强大，新的还不曾真正建立，新旧文化的冲突让中国人在精神上无所适从。

汪家的悲剧直接的原因是汪母和曾树生没完没了的争吵，而她们的争吵实际上是新旧两种不同观念的交锋。

汪母虽然有知识，当过教师，但她的思想却是保守的顽固的，她不甘心失去自己在家庭中的权威，看不惯曾树生的新的生活方式，她甚至认为曾树生没有和汪文宣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没有明媒正娶，便只能是姘头。

给儿子治病，她也只认中医，反对去进行西医检查。

相反，曾树生代表了一种新的观念，她希望过一种自由幸福的生活，她说：“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

”她并不愿意去恪守传统的妇道，爱打扮，善交际，她和汪文宣的结合严格来讲就是一种同居的关系，但她并不认为这有多重要。

她主张用西医给汪文宣治病，她主张将儿子送到贵族学校去接受教育。

正是这种“文化意识（包括人生价值观念和伦理观念）的相左，使婆媳之间达到了一种‘有我没她，有她没我’的难以调和的对立状态”。

两个其实都非常善良的女人因此如同敌人，她们互相仇恨，互相挖苦、讽刺。

她们虽然都爱着文宣，但这种爱在她们观念上的冲突面前却变得那样的微不足道，无能为力，她们明明知道这种无休无止的争吵会给文宣带来无穷的痛苦，但又无论如何无法避免，是她们把自己所爱的人送进了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