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闻一多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论
邓乔彬赵晓岚
一
闻一多的古代文学研究处于“五四”的更新期之后，属于学术转
型时期，在走出了晚清“体用”之说后，他在方法论上将传统与现代、
中国与西方，结合得非常完美，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表现出新颖性、
独特性、前瞻性，是极有研究个性的学者，取得了极其突出的成就。
郭沫若说：
一多对于文化遗产的整理工作，内容很广泛，但他所致力的对象是秦以前和唐代的诗与诗人，关于秦以前的东西除掉一部分
的神话传说的再建之外，他对于《周易》、《诗经》、《庄子》、
《楚辞》这四种古籍，实实在在下了惊人的很大的功夫。就他所
已成就的而言，我自己是这样感觉着，他那眼光的犀利，考索的
赅博，立说的新颖而翔实，不仅是前无古人，恐怕还要后无来者
的。[1]
凡学问之事，常是前修未逮、后出转精，故后无来者之说或可存疑，
但前无古人则是可以绝对肯定的。而闻一多“眼光的犀利”，独到的
发明与发现，得之于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如果说“考索的赅博”主要
见诸旧学，那么“立说的新颖而翔实”则主要得之于新学，是中西学
术的“化合”而非简单相加。
作为闻一多的知友，朱自清在为其全集所写的序中，很精当地概
括了闻一多的学术道路，及其背靠传统学问，又接受西方学说的治学
特点：
他在“故纸堆内讨生活”第一步还得走正统的道路，就是语史学和历史学的道路，也就是还得从训诂和史料的考据下手.在
青岛大学任教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研究唐诗；他本是个诗人，从
诗到诗是很近便的路。那时工作的重心在历史的考据.后来又从
唐诗扩展到《诗经》《楚辞》，也还是从诗到诗。然而他得弄语史学了。他于是读卜辞，读铜器铭文，在这些里找训诂的源
头…….抗战以后他又从《诗经》、《楚辞》跨到了《周易》和《庄子》；他要探求原始社会的生活……他不但研究文化人类学，还研究佛罗依德的心理分析学来照明原始社会这个对象.从集体到人民，从男女到饮食，只要再跨上一步；所以他终于要研究起唯物史观来了，要在这基础上建筑起中国文学史。[2]
诚如郭沫若所说，闻一多所致力的主要研究对象属先秦阶段，除神话传说为“再建”外，其余如《周易》、《诗经》、《庄子》、《楚辞》等古籍，他所作的“考索的赅博，”都属于传统的治学。
闻一多对传统方法的运用，带有显见的从清初到乾嘉学术的主要特点。
清儒之治学，纯用归纳法，纯用科学精神。此法此精神，果用何种程序始能表现耶？第一步，必先留心观察事物，觑出某点某点有应特别注意之价值；第二步，既留意于一事项，则凡与此事项同类者或相关系者，皆罗列比较以研究之；第三步，比较研究的结果，立出自己一种意见；第四步，根据此意见，更从正面旁面反面博求证据，证据备则泐为定说，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凡今世一切科学之成立，皆循此步骤，而清考据家之每立一说，亦必循此步骤也。[3]
闻一多研究先秦典籍，就是十分注重归纳法与科学精神.限于篇幅，此处就其对《诗经》和《周易》，所作名物训诂各举一例。
如《秦风·无衣》有句：“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一般都将“仇”释为“仇恨”。而闻一多《诗经通义乙》却认为：“仇借为畴。说文：‘耕治之田也’。襄公三十年《左传》，‘取我田畴而伍之’，《注》：‘并畔为畴。’《周语》‘田畴荒芜’，贾《注》：‘一井为畴，九夫一井。’《孟子》，‘易其田畴’，《注》：‘一井也。’”史学家柳诒徵据《周官·小司徒》，郑《注》引《司马法》：“……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以说明周代的田制与兵制，认为“周代授田之法，一以均贫富，一以通兵制，所谓寓兵于农也。”[4]闻一多正是结合授田法与兵制来解释“同仇”的，“仇”之借为“畴”，同畴的农人一起当兵，“偕作”、“偕行”是必然之事。这里，可谓
独拈一字而发千年之覆，惟有知周代制度，才能正确解释之，科学精神与归纳法俱见。
闻一多是《周易》研究的一大家，其《周易义证类纂》和《周易杂记》，基本上都属于注释、考证类的著作。《易》学专家李镜池认为，前者“虽只解九十事，而精义颇多，且较郭（沫若）氏为详”，原因即在于闻氏“精于训诂”。[5]此处举一例。《周易义证类纂》所释第一事：“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泰九二），苏轼《东坡易传》解释为：“九二，阳之主也，故‘包荒，用冯河’。‘冯河’者，小人之勇也；小人之可用，惟其勇者。‘荒’者，其无用者也……”我们今天读来，颇觉大而化之.。而闻一多却认为包荒即匏瓜，声之转，又据《庄子·齐物论》“葆光”，谓之即北斗之别名，“古斗以匏为之，故北斗一名匏瓜，声转则为葆光耳”。而《九怀·思忠》“聊逍遥兮播光”之“播光”，亦即北斗，同为匏瓜之转。再以《诗·匏有苦叶》，《鲁语》下之鲁叔孙赋此诗，《庄子·逍遥游》、《淮南子·说林篇》、《鹖冠子·学问篇》、崔豹《古今注·音乐篇》等多例，证以假匏瓜渡河之事。因此，闻一多认为正确的解释应该是：“‘包荒，用冯河’，即以匏瓜渡河。‘不遐遗’者，不遐，不至也。…...遗读为隤，坠也，言以匏瓜济渡，则无坠溺之忧也”[6]所作训诂，多例相证，非苏轼之可比。
从以上二例可见，闻一多所作出的不同于前人解释的事物，确实是觑出了应特别注意者的价值，罗列事项以作比较研究，并博求证据以证之。其求证方法，与乾嘉朴学的方法并无很大的不同。如：“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摈。”“选择证据，以古为尚”。“最喜罗列事项之同类者，为比较的研究，而求得其公则”。[7]均可见于闻氏所著.。
闻一多研究《楚辞》开始得较晚，此前，在疑古思潮影响下，陆侃如在，1925年出版的游国恩《楚辞概论》的序中提出“疑古是我们的主张，考证是我们的方法。”因此，这是“五四”新思潮与旧学的结合，“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是绝对不能摈弃的。闻一多在1933年致信游国恩，谓“清代大师札记宜多涉猎，以其披沙拣金，往往见宝也。”[8]可见他对清儒研治所得的重视.他对《楚辞》的研究，正如在《楚辞校补·引言》中所说，是针对了解作品的三种困难而给自己定下了三项课题：说明背景，诠释词义，校正文字。他的《楚辞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