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的数量含量与毒品犯罪定罪量刑实务三题_何荣功

毒品数量折算问题研究毒品数量在毒品犯罪判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不但直接影响着各种毒品犯罪的量刑，还决定了部分毒品犯罪罪与非罪的界限，如非法持有毒品罪。

我国刑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对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及常见的八种其他毒品犯罪处罚数量标准及量刑幅度作了规定，但对氯胺酮（粉）、安眠酮及其他国务院规定管制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处罚的数量标准和量刑幅度未明确规定，同时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及非法持有两种不同种类的毒品如何计算定罪量刑的毒品数量问题亦无明确规定。

而司法实践中此类情形不断涌现，司法界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成了当前打击毒品犯罪的一道难题。

笔者认为要解决当前标准缺乏的难题，应采取将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尚未明文确定定罪量刑标准的毒品折算以海洛因或吗啡为单位的相当值，然后根据相当值，综合考虑其他情节定罪量刑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海洛因构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确定适用的刑罚。

一、毒品折算的理由和依据对刑法及司法解释中未规定的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进行折算处理，并不仅仅是方便司法的权宜之计，而是有着科学依据，与刑法学基本原则也不冲突。

具体来说：（一）、利于维护司法的权威性和统一性。

我国刑法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务院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

根据卫生部年月份公布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两者总数达到种之多。

而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制毒活动日益猖獗，毒品消费市场不断扩大，毒品滥用种类日趋多元化，我国已经形成海洛因、冰毒、摇头丸、氯胺酮（粉）、安纳咖、胡椒基甲基酮及其他麻醉药品、精神药物交叉滥用的局面。

①但是在当前情况下，笔者认为我们不可能寄希望于立法或司法解释对种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都规定明确的数量标准。

因此，采取将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尚未明文确定定罪量刑标准的毒品折算以海洛因为单位的相当值，然后根据相当值，综合考虑其他情节定罪量刑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海洛因构成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确定适用的刑罚的方法有利于各地司法机关在实践中有一个比较统一的标准，有利于司法的统一性和权威性。

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条件辨析作者：花文静来源：《理论观察》2017年第03期摘要：当前我国仍应保留毒品犯罪的死刑，并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

毒品犯罪的“罪行极其严重”具体有两类情形：一类是“毒品犯罪集团首要分子、武装掩护毒品犯罪、暴力抗拒检查、拘留或者逮捕、參与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等严重情节；另一类是在实际掌握的死刑数量的前提下，主观恶性极深的情形。

在此基础上，如若具有法定、酌定从宽情节的，方能认定“不是必须立即执行”。

以此准确把握毒品犯罪的死刑适用条件，合理评价毒品犯罪的罪行，实现毒品犯罪死刑的司法控制。

关键词：毒品犯；死刑；罪行极其严重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 — 2234（2017）03 — 0140 — 03现阶段我国不能废除毒品犯罪的死刑。

为积极响应国际社会废除死刑的长远目标，做到刑事司法宽严相济，就必须坚持“保留死刑，控制死刑并慎用死刑”的基本刑事政策，通过立法和司法途径限制毒品犯罪死刑的适用。

《刑法》第48条对死刑适用的标准作了统一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又对毒品犯罪死刑适用的条件和情形作了较为详细的列举，为毒品犯罪死刑适用提供了指引。

然而要应付复杂的毒品刑事司法活动，这些标准过于笼统。

毒品犯罪“罪行极其严重”包括哪些要素？其死刑执行方式该如何区分？这些问题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并未达成共识。

不仅造成不同法官在不同的案件是否适用死刑上的观点差异，还会由于死刑适用标准统一认识的缺失，导致在是否适用死刑的结论上大相径庭，造成死刑的泛滥。

〔1〕因此，有效消除分歧、准确认识毒品犯罪“罪行极其严重”的内涵尤为重要。

一、定基调：“罪行极其严重”的内涵《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二年执行。

由此，“罪行极其严重”是判处死刑（包括死刑立即执行和死刑缓期执行）的必要条件，而死刑缓期执行则还必须具备“不是必须执行”这一条件。

浅析毒品犯罪中纯度折算问题作者：冯亚君来源：《职工法律天地·下半月》2015年第03期摘要：对于毒品犯罪案件，是否应当对毒品的纯度进行鉴定，并对其中“实际量”的毒品进行折算，我国在1991年以前、1991年至1997年及1997年至今，都反映出不同的态度，并作出相应的规定。

本文主要简述我国关于毒品纯度与量刑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现行刑法对于毒品数量采取“不以纯度折算”规定的立法理由。

关键词：毒品数量；折算；立法理由当前，世界多数国家都在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在对毒品犯罪的定罪量刑中，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毒品的数量。

在现实生活中，犯罪分子所持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毒品一般都不可能达到100%的纯净度。

更多是在毒品中掺杂其他添加剂，使得纯度降低而数量增多。

那么对于涉案的毒品是否要进行纯度鉴定的问题就无从回避，是以实际缴获的毒品数量为准，还是以纯度折算后的纯毒品数量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一、我国关于毒品纯度与量刑问题的历史与现状我国1990年12月28日颁布《关于禁毒的决定》系统的规定了我国对惩治毒品犯罪的政策和态度，但是没有明确规定毒品纯度问题对定罪量刑的影响。

也就是说，在1991年以前，法律未作明文规定。

在1991年至1997年，法律明文规定，毒品犯罪定罪量刑要进行毒品纯度折算。

1997年《刑法》对定罪取消了纯度折算。

这种关于毒品纯度折算问题的法律规定及演变，反映出我国立法与司法活动对此问题呈阶段性的倾向与特色。

1.1991年-1997年的相关法律规定1991年12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十二省、自治区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会议纪要》，关于毒品数量及纯度的鉴定问题，明确指出要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毒品的数量或纯度进行鉴定，同时确定毒品的种类和含量。

1994年12月20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在之前的基础上对毒品的数量及纯度问题作出了更明确的规定，规定了一个25%的海洛因纯度问题，此解释一出台，明确了海洛因的纯度标准：含量不足25%的，应折算为25%的海洛因计算数量，海洛因的含量在25%以上的，可视为《决定》和解释中的海洛因。

关于涉案毒品含量的量刑标准鉴于大量掺假毒品和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不断出现，为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保证毒品案件的审判质量，并考虑目前毒品鉴定的条件和现状，对可能判处被告人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应当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21年12月颁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作出毒品含量鉴定;对涉案毒品可能大量掺假或者系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的，亦应当作出毒品含量鉴定。

对于含有二种以上毒品成分的毒品混合物，应进一步作成分鉴定，确定所含的不同毒品成分及比例。

对于毒品中含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分别确定其毒品种类;不含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其中毒性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如果毒性相当或者难以确定毒性大小的，以其中比例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并在量刑时综合考虑其他毒品成分、含量和全案所涉毒品数量。

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已规定了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按照刑法、司法解释等规定适用刑罚;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没有规定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有条件折算为海洛因的，参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非法药物折算表》，折算成海洛因的数量后适用刑罚。

对于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刑法、司法解释等尚未明确规定量刑数量标准，也不具备折算条件的，应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涉案毒品毒效的大小、有毒成分的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戒断性、社会危害性等依法量刑。

因条件限制不能确定的，可以参考涉案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因素等，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但一般不宜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鉴于毒品犯罪分子制造毒品的手段复杂多样、不断翻新，采用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情况大量出现，有必要进一步准确界定制造毒品的行为、方法。

制造毒品不仅包括非法用毒品原植物直接提炼和用化学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也包括以改变毒品成分和效用为目的，用混合等物理方法加工、配制毒品的行为，如将甲基苯丙胺或者其他苯丙胺类毒品与其他毒品混合成麻古或者摇头丸。

毒品纯度在毒品犯罪量刑中的作用北京德恒（合肥）律师事务所刑事业务部孔庆军律师我国现行刑法第357条第二款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

”依据这一规定，目前笔者所接触的毒品案件当中，除了有可能涉及死刑的案件，对毒品基本上只是鉴定了毒品的成分以及重量，没有鉴定其纯度。

但是毒品的纯度依然是毒品犯罪案件当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

在量刑时发挥着作用。

1、毒品数量是毒品犯罪量刑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唯一依据。

毒品数量对量刑轻重起着决定作用，但不是唯一依据。

具体来看，我国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一项规定了判处十五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毒品数量标准，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了“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等四种情形。

该条第二款、第三款分别规定了毒品数量较大、少量毒品的标准，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数量标准。

从笔者接触的毒品犯罪来看，毒品犯罪中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数量占绝大多数，在这些犯罪中，具有第三百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二至五项情形的比较少。

因此，对于大多数的毒品犯罪来说，毒品数量是定罪量刑的决定因素。

但也不是唯一因素。

本文只讨论毒品的纯度问题，对其他的因素暂不讨论。

2、毒品纯度通过影响毒品数量影响量刑目前，尽管我国刑法规定毒品的数量不以纯度折算，但是依照最高法的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文件的精神，在人民法院在对被告人量刑时，对于某些毒品（如度冷丁、盐酸二氢埃托啡等）或者在某种情况时（如为掩护运输而将毒品融入其他物品中），毒品的数量应根据纯度折算。

因此，毒品纯度在量刑中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笔者在为毒品犯罪当事人辩护的时候，并非对毒品的纯度弃之不顾，而是多方分析。

3、毒品纯度直接影响量刑即使毒品的数量完全不根据纯度折算，毒品纯度对量刑的影响仍然不容忽视。

衡量刑事责任大小，确定刑罚的轻重主要看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人身危险性及主观恶性。

毒品犯罪中毒品数量的折算标准及方式简析（附《非法药物折算表》）作者：梁栩境律师来源：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导读近年来，除常见的海洛因、甲基苯丙胺、鸦片等毒品外，各种新型毒品或混合毒品逐渐流入国内。

司法实践中，由于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非法持有毒品罪等罪名在量刑上很大程度以涉案毒品的数量为依据，故对于新型、混合毒品以及同一犯罪中涉及两种以上毒品的数量认定，需根据相关标准进行统一折算。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曾发布《关于审理若干新型毒品案件定罪量刑的指导意见》，对部分毒品的数量折算问题进行标准统一；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中亦专门就毒品数量认定问题进行解答。

现本律师根据上述两个司法文件，并综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非法药物折算表》，就毒品数量折算问题进行简析：一毒品折算的适用依据首先，对于《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范性文件中明确规定了定罪量刑标准的毒品，则按照该毒品与海洛因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比例进行折算。

随着打击毒品犯罪力度的不断增强，司法机关逐步发布了关于各类毒品量刑标准的司法解释，如2000年《关于审理毒品案件定罪量刑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2007年《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2012年《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三）》以及2013年《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中的毒品犯罪部分等等。

对于相关文件中有明确规定的毒品量刑标准的，应优先予以适用。

其次，对于上述文件并未规定的毒品数量问题，则可以参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2004年发布的《非法药物折算表》。

《非法药物折算表》中就阿片类以及苯丙胺类毒品与海洛因的折算标准进行了规定，其主要涉及药物依赖性强以及精神依赖性强的毒品（《非法药物折算表》详见附件）。

最后，对于在《非法药物折算表》中并未涉及的毒品，则需考虑其是否具备折算条件而分别进行处理：对于具备折算条件的，则参考类似的毒品，综合评价；对于不具备折算条件的，则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社会危害性、纯度等因素依法量刑。

贩卖毒品罪认定中的几个争议问题 广大朋友们，关于“贩卖毒品罪认定中的几个争议问题”是由论文频道小编特别编辑整理的，相信对需要各式各样的论文朋友有一定的帮助! 毒品犯罪是个世界性问题，它与艾滋病和恐怖活动被并称为当今世界的“三大公害”。

改革开放以后，毒品问题在我国死灰复燃，虽然国家一直高度重视毒品的治理，但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我国毒品泛滥的严峻形势，“打击中发展，治理中蔓延”是我国过去20年来毒品犯罪（包括滥用）的基本态势（何荣功，2012：23）。

近些年，随着我国毒品消费非法需求的增长，贩卖毒品案件在司法实践中日益突出，成为最常见、频发的犯罪类型之一。

本文主要选择当前贩卖毒品案件司法认定中的三个争议问题展开探讨，期望对司法实务准确认定该类案件有所助益。

 一、“为吸毒者代购毒品”的性质认定 “为吸毒者代购毒品”并非我国近年出现的新现象，但随着国家禁毒投入的加大和社会对毒品非法需求的增加，该问题在当前表现得尤为突出。

对于“为吸毒者代购毒品”的性质，刑法并没有明确规定，理论上素来争论激烈。

这个问题也一直为我国审判实践关注。

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南宁会议纪要”）指出：“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数量最低标准，构成犯罪的，托购者、代购者均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大连会议纪要”）对该问题作了进一步规定：“有证据证明行为人不以牟利为目的，为他人代购仅用于吸食的毒品，毒品数量超过刑法第三百四十八条规定的最低数量标准的，对托购者、代购者应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罪。

代购者从中牟利，变相加价贩卖毒品的，对代购者应以贩卖毒品罪定罪。

明知他人实施毒品犯罪而为其居间介绍、代购代卖的，无论是否牟利，都应以相关毒品犯罪的共犯论处。

” 根据以上规定可见，对于为吸毒者代购毒品行为的性质，两会议纪要的规定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毒品数量折算该怎么进行毒品犯罪的毒品折算。

如该种毒品为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已经规定量刑数量标准的，按照刑法、司法解释等规定适用刑罚，如该种毒品属于未明确规定量刑标准的，我们可以根据毒品数量折算标准将其折算成海洛因的相当值，再综合考虑其他情节，参照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的相当值予以量刑处罚。

光是常见的毒品类型就比较多了，更不要说一些不常见的毒品。

在我国，对毒品活动的打击是很严的，但由于涉及到的毒品种类不同，因此就需要对具体的毒品数量进行折算，那么大家知道▲毒品数量折算该怎么进行吗？小编整理了相关资料，将在下文中为你做详细解答。

▲一、毒品数量折算该怎么进行司法实践中涉及毒品犯罪的数量问题应按以下几种方法进行数量折算：▲(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同一种类的毒品犯罪的毒品折算。

如该种毒品为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已经规定量刑数量标准的，按照刑法、司法解释等规定适用刑罚，如该种毒品属于未明确规定量刑标准的，我们可以根据毒品数量折算标准将其折算成海洛因的相当值，再综合考虑其他情节，参照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海洛因的相当值予以量刑处罚。

▲(二)一种毒品中含有不同毒品成分应如何折算。

对于毒品中含有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分别确定其毒品种类;不含海洛因、甲基苯丙胺的，应以其中毒性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如果毒性相当或者难以确定毒性大小的，以其中比例较大的毒品成分确定其毒品种类，并在量刑时综合考虑其他毒品成分、含量和全案所涉毒品数量。

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已规定了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按照刑法、司法解释等规定适用刑罚;对于刑法、司法解释等没有规定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有条件折算为海洛因的，参照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制定的《非法药物折算表》，折算成海洛因的数量后适用刑罚。

▲(三)行为人有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多种行为，对不同行为涉及的毒品数量应如何折算。

对同一宗毒品实施了两种以上犯罪行为的，应当按照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性质并列确定罪名，毒品数量不重复计算，不实行数罪并罚。

毒品纯度与毒品犯罪量刑问题研究引言毒品不仅严重损害吸毒者本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而且诱发各种犯罪，消耗大量的社会财富。

我国历来十分重视打击毒品犯罪。

新中国成立仅三年，就彻底禁绝了鸦片烟毒，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成为举世赞誉的“无毒国”。

然而，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毒品犯罪在我国又死灰复燃，并出现上升的趋势。

当前，吸毒人数逐年增加，危害日益严重。

我国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1991年为14.8万，1995年为52万，1999年为68.1万，占全国总人口的0.54‰①。

2002年，中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达到100万人，全国2863个县（市、区）中有2148个存在毒品问题②。

中国吸毒者每年的毒品消费，超过1000亿元③。

因此，我国不断加强禁毒立法，从严惩处毒品犯罪。

1997年，我国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专设毒品犯罪一节，规定了不同毒品的种类、数量与刑罚幅度，其中在作为定罪量刑主要标准的毒品数量的计算方法上，于第三百五十七条第二款指出：“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走私、贩卖、运输、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

此条规定是为了从严从重惩治毒品犯罪而制定的，意在强调，不论毒品纯度高低，只要数量达到刑法定罪量刑的标准，就按该标准执行。

但是，毒品的种类很多，情况也在不断变化，该条款回避了毒品纯度对于量刑的作用，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

主要表现在：一是导致涉案毒品数量大、但含量低的被告人处罚重于涉案数量相对较小、而纯度高的被告人；二是对涉及摇头丸、度冷丁等毒品的被告人，如果数量不以纯度折算，则无法准确量刑。

已有学者发现了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科学技术研究所何颂跃博士认为：“现行法律规定还有需思考之处，国际惯例是以毒品的纯度计算的。

如摇头丸是由多种毒品成分按照不同配方和比例混合制成的毒品，如果单做定性分析，在审判实践中如何定罪就很困难，导致实际审判操作难度加大”。

①近来频频出现的贩卖“液体海洛因”的案件，同样值得关注和思考。

《谈“查获毒品数量的认定问题”》作者：曹春风律师虽然在贩毒案件中数量不是定罪的唯一必要条件，（法律规定无论涉案数量多少均应追诉处罚），但却对量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衡量贩卖毒品犯罪社会危害性的主要根据。

因此，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刑法》条文中“多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未经处理的，毒品数量累计计算”的规定中的“多次贩卖未经处理的数量计算”行为如何理解和适用做进一步的解读，以便于实践中能够准确把握。

我个人认为，案情不同，标准相异。

—、交易现场查获毒品的数量认定问题这种人赃俱获的情形认定贩毒数量较易，若无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尚有其他贩毒行为，则以查获毒品的数量为证据认定。

其中需注意一种情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贩毒意图，持有少量毒品意欲贩卖，在特情引诱下加大了贩卖数量，即“数量引诱”，其贩毒数量仍应按全部数量计算，只在量刑时从轻处罚。

二、在交易现场查获少量毒品的相关认定问题(一) 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吸毒的，以全部数量计算；(二) 对以贩养吸的，如有证据证实其确有贩卖毒品的行为或目的，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和其非法持有毒品的数量均应计入贩卖的数量之内，但考虑到以贩养吸这类人群的特殊性，在量刑时要把其贩卖量、吸食量大小，查获及持有毒品数量多少作为量刑时是否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予以考虑。

如无下线证明曾商谈交易价格的证言，也无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贩毒史，或缺少吸食毒品的资金来源等证据证实其确有贩卖毒品的行为或目的，则只能以交易现场查获的少量毒品计算。

三、未缴获或仅缴获少量毒品，如何运用证据认定数量问题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化整为零的方法，少量多次贩毒，被抓获只能查获少量毒品，对以前贩卖的毒品由于交易时一对一无见证人的情况随处可见，加之毒品系消费品的特性，查找毒品等物证难上加难，仅以缴获的毒品数量计，似有轻纵罪犯之嫌。

可以缴获毒品的数量和证言证明的数量之和计算：(1)具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每次贩毒数量均予认可的供述。

“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贩毒数量认定的三个问题厚启刑辩了解更多详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毒品犯罪案件办理方面有三个著名的会议纪要，分别是2000年的《南宁会议纪要》、2008年的《大连会议纪要》和2015年的《武汉会议纪要》。

这三个会议纪要根据毒品犯罪的情势，对毒品犯罪案件办理过程中经常遇到的问题作了一些细化的规定，对该类案件的办理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属于实质意义上的“司法解释”。

当然，会议纪要的出台，带来的不仅有积极的作用，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和问题。

譬如，《大连会议纪要》规定：对于以贩养吸的被告人，其被查获的毒品数量应认定为其犯罪的数量，但量刑时应考虑被告人吸食毒品的情节，酌情处理；被告人购买了一定数量的毒品后，部分已被其吸食的，应当按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的数量，已被吸食部分不计入在内。

而根据《武汉会议纪要》的规定：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一般应当按照其购买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毒品的数量，量刑时酌情考虑其吸食毒品的情节；购买的毒品数量无法查明的，按照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数量；确有证据证明其购买的部分毒品并非用于贩卖的，不应计入其贩卖数量。

前后两个会议纪要，对同一类贩毒人员的处罚做了不同的规定，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一是犯罪主体的表述，将“以贩养吸的被告人”改为“对于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二是在贩毒数量上，从“贩卖及查获的数量”改为“购买的数量”来认定；三是证明标准上，从应当按能够证明的贩卖数量及查获的毒品数量认定其贩卖的数量，降低为要求确有证据证明其购买的部分未用于贩卖才不计入贩卖数量。

应当说，《武汉会议纪要》的调整，更加注重对犯罪的打击效果。

但是，实践中的情况千差万别。

注重打击的同时，也势必造成对部分被告人的处罚不公，其中有几个问题需要引起司法机关的重视。

一、前后《会议纪要》如何衔接适用如上所述，《大连会议纪要》和《武汉会议纪要》对有吸毒情节的贩毒人员在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上有着巨大变化，从而引起量刑的相应变化，于是就产生如何适用的问题。

从一案看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问题本文以一案为例，探讨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问题。

该案发生在某省份，被告人张某因贩卖毒品被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该案中，对于张某所贩卖毒品的数量存在争议，进而引发了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问题。

一、案例回顾该案中，张某一人因涉嫌贩卖毒品罪被公安机关侦查。

经过调查取证后，公安机关对张某进行了抓捕，并在其身上查获了一定数量的毒品。

后经法院审判，认定张某涉嫌贩卖毒品罪成立，但针对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却存在争议。

在审理过程中，公安机关认为张某贩卖毒品数量超过了一定线索，属于大量贩卖，应该受到严重的刑事惩罚。

而张某则声称所贩卖的毒品数量并不多，甚至不足以被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因此在数量认定方面双方产生了分歧。

二、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标准在审判中，检察机关需要依据一定的标准来对贩卖毒品的数量进行认定。

国家对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标准规定如下：1、超出个人用量标准作为一种禁毒品，国家对个人使用的毒品量有严格的规定。

因此，如果被告人所持有的毒品数量超过了个人用量标准，即被认定为贩卖毒品罪。

2、涉嫌大量贩卖如果被告人所持有的毒品数量属于大量贩卖，即一次贩卖的数量达到了一定的标准，则被认定为涉嫌大量贩卖。

3、历史情况如果被告人之前曾经因涉及贩卖毒品罪被依法惩处，最近被警方发现所持有的毒品数量明显超过了个人用量，被视为累犯。

三、案例分析与探讨该案中，张某涉嫌贩卖毒品的数量并不是非常明确。

检方认为，张某所持有的毒品数量达到了涉嫌大量贩卖的标准，因此应该受到重罚。

而被告人张某则对此提出了异议，认为他所持有的毒品并不多，不足以构成一起贩卖毒品罪。

针对贩卖毒品数量的认定问题，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1、证据确凿在对贩卖毒品数量进行认定时，需要有确凿的证据支持。

毒品的种类、数量、保存方式等都需要在审理过程中进行证明。

2、贩卖意图贩卖毒品并非仅仅是持有毒品，还包括出售、分发等行为。

在认定贩卖毒品数量时，需要综合考虑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及其贩卖意图。

关于毒品的鉴定问题关于毒品的鉴定问题（⾼贵君）毒品的鉴定⼀般会经历两个过程，分别是毒品的成分鉴定以及毒品的含量鉴定（⼜被称作“毒品的纯度鉴定”）。

其中，毒品的成分鉴定是强制性的，但毒品的含量鉴定则⾮如此。

之所以要做毒品的含量鉴定，主要是因为毒品的纯度和毒品对⼈体的效果及对社会的危害是密切相关的。

法官在毒品犯罪案件的量刑中，必须考虑毒品的纯度问题，否则难以实现量刑的公正与公平。

事实上，最⾼⼈民法院在80年代就早已注意到毒品的含量鉴定问题。

虽然当时的毒品犯罪案件数量不多，但毒品的含量鉴定问题在实务中并未得到解决，个别的地⽅法院在审判过程中没有考虑毒品的纯度问题，⽽是仅仅根据毒品的数量来定罪量刑，甚⾄判处死刑报请最⾼⼈民法院核准。

1994年，最⾼⼈民法院出台了《关于执⾏〈全国⼈民代表⼤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的若⼲问题的解释》（法发〔1994〕30号，现已失效），并规定：“对毒品犯罪案件中查获的毒品，应当鉴定，并作出鉴定结论。

对被告⼈可能被判处死刑的案件，必须对查获的毒品做定性、定量鉴定。

对毒品的鉴定结论有疑义的，应当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

海洛因的含量在25%以上的，可视为《决定》和本解释中所指的海洛因。

含量不够25%的，应当折合成含量为25%的海洛因计算数量。

”但是，在1997年《刑法》修订过程中，此⼀作法遭到有关部门的反对。

因此，1997年《刑法》第357条第2款明确规定：“毒品的数量以查证属实的⾛私、贩卖、运输、制造、⾮法持有毒品的数量计算，不以纯度折算。

”但最⾼⼈民法院坚持认为，对于可能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还是必须要做毒品的含量鉴定。

因此，2007年最⾼⼈民法院、最⾼⼈民检察院、公安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07〕84号）规定：“可能判处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毒品鉴定结论中应有含量鉴定的结论。

”之后，2008年最⾼⼈民法院《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作座谈会纪要》（即《⼤连会议纪要》）进⼀步规定：“鉴于⼤量掺假毒品和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不断出现，为做到罪刑相当、罚当其罪，保证毒品案件的审判质量，并考虑⽬前毒品鉴定的条件和现状，对可能判处被告⼈死刑的毒品犯罪案件，应当根据最⾼⼈民法院、最⾼⼈民检察院、公安部2007年12⽉颁布的《办理毒品犯罪案件适⽤法律若⼲问题的意见》，作出毒品含量鉴定；对涉案毒品可能⼤量掺假或者系成分复杂的新类型毒品的，亦应当作出毒品含量鉴定。

“毒品犯罪”不应属于刑法中最严重的罪行何荣功【摘要】毒品滥用的危害与毒品犯罪的危害应当严格区分.毒品最终危害结果发生需经过毒品制造、流通直至消费才得以实现.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属于行为犯,仅发生于毒品生产、流通环节;在因果关系方面,该行为与毒品最终危害结果之间属于间接因果关系.另外,毒品最终危害结果的发生须依赖毒品的吸食,吸食者作为意志自由的人,应当对其行为承担一定责任.这些特点决定了毒品犯罪不应再评价为刑法中最严重罪行.而且,将毒品犯罪理解为最严重罪行,也难以符合罪刑均衡和罪责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明确上述观点,有助于从根本上进一步推动我国死刑制度改革.【期刊名称】《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4(042)001【总页数】5页(P107-111)【关键词】毒品犯罪;毒品滥用;最严重罪行;死刑【作者】何荣功【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2【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924一、问题的提出与必要的说明毒品问题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对毒品犯罪严厉惩处是不少国家或地区刑法的共同选择。

我国自1982年对毒品犯罪引入死刑以来，毒品犯罪便被视为刑法中最严重的罪行之一。

至于其为何属于最严重罪行，长期以来，似乎被认为是个不言自明的问题，少有学者给予关注和论证，而缺乏理论上的充分论证无疑使该立论难具说服力。

近年，随着我国死刑制度改革的发展，毒品犯罪是否属于刑法中最严重罪行及其死刑存废问题逐步引起了学者们的热议。

据报道，《刑法修正案八》研拟过程中，中央政法领导机关和法律院校的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毒品犯罪属于非暴力型犯罪，不应属于刑法中最严重的犯罪类型，应当将毒品犯罪特别是运输毒品罪的死刑取消，但遗憾的是该建议最终未能被我国立法机关采纳〔1〕。

从此可以看出，直至今日，毒品犯罪属于最严重罪行的观念在我国仍然居于支配地位。

本文并不打算从刑法解释立场探讨毒品犯罪是否属于最严重罪行的问题，而欲从立法论（应然角度）研究我国刑法将毒品犯罪视为最严重罪行，对其规定死刑是否具有正当性。

毒品案件案理中认定毒品数量(2008-01-11 18:36:36)标签：毒品犯罪数量认定刑罚杂谈分类：闲聊乱侃毒品案件案理中认定毒品数量（发表于《人民司法》2004年第6期）摘要：在毒品犯罪案件中毒品的数量是决定犯罪行为社会危害性大小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毒品数量认定的正确与否，关系到案件的处理是否正确，特别是量刑的正确与否。

在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认定毒品的数量常常会遇到一些疑难问题。

本文对毒品数量认定的常见疑难问题进行了逐一的分析，并提出了较为合理的处理办法。

毒品犯罪是一种严重危害公民的健康、毒化社会风尚、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它的危害性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毒品数量的大小。

毒品数量是对毒品犯罪分子裁量刑罚的重要依据，它不仅是区分某些毒品犯罪的罪与非罪的界限，而且还决定着法定刑的档次。

因此，在毒品犯罪中毒品数量的认定意义十分重大，毒品数量的正确认定对定罪与量刑，特别是量刑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

本文拟就办理毒品犯罪案件中，毒品数量认定的常见问题作一粗浅的探讨，希望能够对毒品案件的正确处理有所帮助。

一、新型毒品数量的认定随着毒品犯罪的不断发展，司法实践中可待因、摇头丸、氯胺酮等新型毒品犯罪案件不断出现。

现行刑法对这些新型毒品犯罪的处理标准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司法解释中也没有作出说明，所以法官在处理此类犯罪案件时对毒品数量的认定以及如何准确地适用刑罚，面临着诸多困难。

例如，昆明市中院审理的李田卫等贩卖毒品案中，毒品为可待因［i］；又如，南京中院近年来审理的毒品案件中出现了多起贩卖“摇头丸”的案件。

正确处理这类新型毒品案件如下几个问题需要合理解决：一是新型毒品数量的计算，二是对两种以上毒品成分的毒品其数量如何计算。

参照美国的相关规定结合我们的司法实践，笔者认为，确定新型毒品的数量，首先应由司法机关委托相关专业部门确定新型毒品的毒效，有毒成分的大小和多少以及吸毒者对其依赖的程度；其次参照美国刑事判决委员会制定的标准进行换算。

毒品案件常见实务问题作者：姚海华（笔名“深海鱼”，“刑事实务”公众号创办者），文章简选于《刑事实务》书籍（姚海华编），即将出版预售。

毒品案件办理中的实务问题解析1、代购毒品行为在实务中的认定有一起毒品案件，嫌疑人林某卖毒品甲基苯丙胺2克给周某，获得700元对价。

被抓获后，林某辩解是应周某的要求帮周某代购毒品，自己也没有从中赚取任何差价，而周某讲是直接向林某购买毒品2克给700元钱，至于林某的毒品哪里来的不知情，也不关心。

目前是林某辩解是代购，而周某不认为是代购，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是否应当有利于被告人角度认定林某为周某代购呢？此类情况在实践办案中较为常见，犯罪分子也学习了相关的司法解释等规定，都会辩解自己为买家代购毒品未牟利，而毒品交易一般也只涉及到买家和卖家二人，如果根据犯罪嫌疑人的辩解，从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认定为代购，那么一些贩毒分子都可以通过此种方法逃避处罚，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其实，这里运用存疑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是不对的，犯罪嫌疑人的这个辩解实际上是属于“幽灵抗辩”，应当用“幽灵抗辩”的相关规则去处理问题。

因为此类案件，毒品交易的客观情况是清楚的，客观上是嫌疑人林某将2克毒品以700元价格卖给周某，这个是事实无法改变。

根据这个事实，表面看已经成立贩卖毒品罪的雏形，但林某提出了抗辩，认为这个毒品交易虽然属实，但是自己是受周某的委托去代为购买毒品后，在未牟利的情况下再转手卖给周某，就是所谓的“代购”行为。

林某提出的这个“幽灵抗辩”并未得到其他证据的回应，相反买毒人周某的证据表明自己并未委托其代购，而是直接向林某购买毒品，并支付给林某700元价格，至于林某毒品哪里来的，进价多少，都不是他关心的内容。

从周某的证言来看，是一起典型的买毒、卖毒的交易行为。

另外，此类案件我们还可以挖掘其他的证据去否定林某的“幽灵抗辩”，比如考察两人的关系，两人如果关系一般，卖毒者冒风险无偿为他人代购毒品的事实基本上不可能发生。

[案情介绍]2001年1月份以来，被告人文某(女，30岁)在恩平市恩城镇X街多次贩卖海洛因给吸毒人员何某等人吸食。

2001年2月14日下午，公安人员在X街巡逻时将吸毒人员何某抓获，何某供述准备向文某购买毒品吸食。

公安人员即到文某与他人合租的出租屋，将文某抓获，当场缴获海洛因25小包共重6.6克。

经审讯，文某三次供述2001年1月以来自己已经卖出毒品海洛因约5克给吸毒人员，但次数记不清楚;当次缴获的6.6克海洛因是其当天上午向一不知名的广西人购进用于贩毒的，并在扣押物品清单“物品持有人”处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证人刘某也证实在与文某打麻将时多次见到文某贩卖毒品给一些吸毒人员。

本案移送起诉后及庭审中，文某全部否认在公安机关的供述，辩称自己从未贩过毒，当次缴获的6.6克海洛因也不是自己的，是和自己共同租用出租屋的谢某的(谢某经查去向不明)，又称在公安机关受到公安人员威吓，且自己也害怕讲出是谢某的毒品后被谢某报复自己的小孩，才不得不讲自己以前曾经贩毒及缴获的6.6克海洛因是自己用于贩卖的。

[案情分析]本案在处理上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文某不构成贩卖毒品罪，理由是：文某被抓获前，虽有吸毒人员何某及证人刘某证实文某贩过毒品，文某也作过供述，但因为没有提取到赃物毒品，无法认定其贩卖的数量，也无法检验鉴定其过去贩卖的是否真正的毒品。

文某被抓获后，虽然其曾供述缴获的6.6克毒品是其购进用于贩卖的，但因被告人翻供，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关于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规定，只有被告人在公安机关的三次供述，也不能对其定罪。

因此指控文某犯罪的证据不足，其行为不构成贩卖毒品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文某的行为构成贩卖毒品罪，理由是：1.本案有吸毒人员何某的证言及辨认笔录证实何某曾多次向文某购买海洛因吸食，证人刘某也证实和文某打麻将时多次见到文某贩毒给吸毒人员;文某在公安机关三次供述自己被抓获之前曾经贩毒，上述证据已经足以证实文某被抓获前有贩卖毒品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