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唐律中的过失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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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7No.6Jun.2016第37卷第6期2016年6月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Chifeng University(Soc.Sci)浅析唐律疏议中对职务犯罪的规定付子豪1,王硕2(1.山东大学法学院,河南洛阳250000;2.河南省内乡赤眉镇第一初级中学,河南南阳473000)摘要:在“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的引导下,唐代的统治者集前朝之所长,制造了详尽规范的律法。
其中,《唐律疏议》作为我国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是唐代法律之代表,不仅对中国后世法律影响深远,而且使得东南亚等国家效仿我国法律的蓝本。
因此,本文对《唐律疏议》中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进行了概述,并且从中分析其利弊,使得在当下我们制定刑法修正案时,能够对《唐律疏议》中关于职务犯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完善现代之律法。
关键词:唐律疏议;职务犯罪;中国刑法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28-03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
该类犯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公职人员,非公职人员只能作为职务犯罪的共犯,不能作为独立犯罪主体出现。
《唐律疏议》通过对历代法典成就的吸收,不仅完善了其律法的内容,而且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立法技术。
虽然这部法典并没有给职务犯罪以一准确定义,但是却存在大量的涉及官吏职务犯罪的条款。
纵观当今刑法学中,即上文所述的职务犯罪的定义与特征,这些规定都可以列入职务犯罪的范畴。
因此,在当今中国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反腐败作为这个阶段的长期而重要的任务,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高发态势,就有必要对于《唐律疏议》中的职务犯罪进行进一步研究,这无疑对我们完善我国刑法、防止职务犯罪有着重大作用。
一尧唐代官吏职务犯罪的惩防概述《唐律疏议》共有12篇,在这其中,涉及职务犯罪的篇章主要有《卫禁》《职制》《擅兴》《捕亡》《断狱》等,还有部分散布在其他篇。
浅析唐律中重大刑事犯罪的规定作者:田冰蒙萌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20期摘要唐朝法制是中国传统法制的成熟、定型阶段,这一时期的法典以《唐律疏议》为代表,达到了中国古代法制的最高水平。
唐律作为中国古代法典的典范和中华法系的代表,在中国法制史和世界法制史上都具有很高的地位,是历来研究中国法制史的重点。
本文以重大刑事犯罪为中心,从唐律的刑法原则出发,依据侵害国家法益和侵害个人法益的分类,阐述了其对唐朝和后世的社会影响。
关键词唐律疏议重大刑事犯罪国家法益个人法益作者简介:田冰、蒙萌,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7-011-02唐律涉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深远,一直都是中外法制史学家研究的重点项目。
《唐律疏议》制定的本身,既是一次法律的解释,又是一次法律的制订。
唐代的法律一共有四种形式,《唐六典》中将唐代法律的种类叙述为:“凡文法之名有四,一曰律,二曰令,三曰格,四曰式”。
唐代人称律、令、格、式为“文法”,即制定的成文的法律。
在唐代,各种不同性质与种类的法律已经形成了相互分工的关系。
《唐六典》中解释:“凡律以正刑定罪,令以设范立制,格以禁伪正邪,式以轨物程事。
”其中律是唐代最主要的法律形式,而《唐律疏议》又是唐代律法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唐代法律的主要精神。
从春秋《左传》中记载的,“昏墨贼杀”,到唐律中规定的“十恶”,各类罪名已经逐渐的趋于完善,重大的刑事犯罪也是大同小异,例如在汉朝有专门维护君主专制权利的法律,三国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有“重罪十条”。
延续至唐代,唐代立法者将其细化为十恶、六杀、六赃、保辜,这些罪名也在《唐律》中多处得到体现。
一、“谋叛”以上的重罪封建社会思想中,皇帝的权利是来源于天命,皇帝作为一国之长,凌驾于各种伦理关系之上,皇权是至高无上的象征,意图挑战和危害皇权,就是“规反天长,悖逆人理”就是“谋反”。
挑战和危害皇权,包括《疏》议说的:“将有逆心,而害于君父者”、“臣下将图逆节,而有无君之心,君位若危,神将安恃。
第1篇一、背景唐朝(618年-907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繁荣昌盛的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法律制度方面,唐朝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法典体系。
本文将以唐朝《唐律疏议》为依据,对一起发生在唐朝时期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
二、案例简介某年,唐朝某县发生了一起盗窃案。
被告人王某,男,20岁,农民,因生活所迫,于某夜潜入某商户家中盗窃财物。
在作案过程中,王某被商户发现,双方发生争执,王某将商户打伤。
案发后,王某逃逸。
商户报警,县衙派人侦破此案。
三、案例分析1. 犯罪定性根据《唐律疏议》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盗窃为业,窃取他人财物者,绞”。
在本案中,王某以盗窃为业,窃取商户财物,构成盗窃罪。
同时,王某在作案过程中将商户打伤,构成故意伤害罪。
2. 刑罚适用(1)盗窃罪:《唐律疏议》规定:“盗窃者,绞;若盗者,减一等。
”根据本案事实,王某盗窃商户财物,应判处绞刑。
(2)故意伤害罪:《唐律疏议》规定:“以力加伤者,杖六十;以刃加伤者,徒一年;以枪、棒加伤者,徒二年。
”在本案中,王某使用拳脚将商户打伤,应判处杖六十。
3. 具体判决综合以上分析,法院对王某的判决如下:(1)王某犯盗窃罪,判处绞刑。
(2)王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杖六十。
(3)合并执行,王某判处死刑。
四、案例分析总结本案是一起典型的唐朝时期盗窃案,通过对案件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唐朝时期法律制度的特点:1. 刑法体系较为完善,对盗窃、故意伤害等犯罪行为都有明确的规定。
2. 刑罚较为严厉,对盗窃等犯罪行为采取重罚,以起到震慑作用。
3. 重视证据,要求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确保司法公正。
总之,唐朝时期的法律制度在我国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后世法律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通过对本案的分析,我们不仅可以了解唐朝时期法律制度的特点,还可以对唐朝时期的法律思想有所认识。
第2篇一、引言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重要时期,其法律制度在历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
浅析《唐律疏议》【摘要】纵观中国历史,唐代在中国封建发展壮大中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唐律疏议》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是古代中国法典中的集大成者。
【关键词】唐律疏议法律思想主要内容历史地位《唐律疏议》原名律疏;又名唐律、唐律疏议、故唐律疏义,唐朝刑律及其疏注的合编,亦为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封建刑事法典,共三十卷。
《唐律疏议》又称《永徽律疏》,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
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
”最终,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
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
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
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律”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
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
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
《唐律疏议》是中国现存第一部内容完整的法典,也是中国古代法典的楷模和中华法系代表作,在世界法律史上有很高声誉和地位。
下面就其法律思想、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来谈谈个人的看法。
首先,从法律思想上来看,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德礼为本,政教为用唐代,统治阶级在认识上把礼义道德的作用和法律的作用,在儒家思想原则上统一起来,大大丰富了儒家礼法结合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礼主刑辅、礼法结合的思想体系。
唐律“七杀”研究唐律集先代立法之大成,开后代立法之先河,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法制在立法技术、概念原理、观念文化方面的精华总成。
时至清末,传统法制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日渐式微,中华法系始为之解体。
唐律与唐代法制的巨大影响随着东方文化的没落而逐渐受到忽视,但传统的制度与文化对当下社会、法治生活的影响仍然存在。
唐律研究对于理解与借鉴传统法制意义重大,唐律研究的切入点当为唐律中具有基础性、一般性的问题。
“七杀”在唐律乃至中国传统律学中最具代表性、是当时科学程度最高的概括。
以唐律“七杀”为研究对象,有助于全面解析唐律所代表的中国传统律学在立法技术、法律原理、法制观念等方面所达到的成就。
以研究内容为标准,可将本文主干分为三部分:唐律“七杀”的具体研究、整体研究与比较研究。
唐律“七杀”立法的具体研究包括本文第二——六章,将唐律谋杀、故杀、劫杀、斗杀、戏杀、误杀、过失杀立法以律文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全面解析“七杀”立法的构成特征、罪刑详情与法律实践状况。
唐律“七杀”立法的整体研究包括本文第七章“唐律‘七杀’立法中‘十恶’的出入”与第八章“唐律‘七杀’立法的内部结构”,这两章研究内容皆把“七杀”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其特质与结构。
唐律“七杀”立法的比较研究涉及的是唐律与罗马法关于杀人罪立法之异同。
基于两者相近的产生时间与迥异的历史文化背景及学界对于两者相关制度比较研究的不足,比较唐律与罗马法关于杀人罪的立法对于了解东西方立法技术、法律原理、法制观念与法律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全文共分九章。
第一章,绪论。
本章详细介绍了唐律的历史地位与特点、以“七杀”为唐律研究切入点的缘由、研究现状、研究主旨、研究方法与本文结构,并对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可能做出的创新与突破做了初步介绍。
第二章,唐律“谋杀”研究。
谋杀为唐律杀人罪之首,科刑最重、含义庞杂。
从立法技术上,唐律分为典型的谋杀形态——共谋、“二人对议”与修正的谋杀形态——独谋、“一人同二人之法”;各自形态下,依据犯罪主体与谋杀对象间是否存在特殊身份关系分为一般谋杀与特殊谋杀;谋杀行为依据行为结果分为谋而未行、谋而已伤、谋而已杀三阶段。
作者: 王继权
作者机构: 山西大学法律系八二级
出版物刊名: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页码: 92-94页
主题词: 职务犯罪;唐律疏议;官吏;重要地位;中国法制史;法制建设;封建法制;封建法律;社会发展;唐朝
摘要: <正>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全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展,与此相适应的封建法制也达到了空前完备的地步。
综观唐朝的立法活动和法制建设其最大成就与集中代表《永徽律疏》,亦即《唐律疏议》,它上承《法经》以来历代封建立法之经验,下为宋后各朝立法之楷模,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有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并对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诸如日本、朝鲜、越南等的封建法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浅析唐律疏议中对职务犯罪的规定作者:付子豪王硕来源:《赤峰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6期付子豪1,王硕2(1.山东大学法学院,河南洛阳 250000;2.河南省内乡赤眉镇第一初级中学,河南南阳 473000)摘要:在“安人宁国”的治国方针的引导下,唐代的统治者集前朝之所长,制造了详尽规范的律法。
其中,《唐律疏议》作为我国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法典,是唐代法律之代表,不仅对中国后世法律影响深远,而且使得东南亚等国家效仿我国法律的蓝本。
因此,本文对《唐律疏议》中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进行了概述,并且从中分析其利弊,使得在当下我们制定刑法修正案时,能够对《唐律疏议》中关于职务犯罪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完善现代之律法。
关键词:唐律疏议;职务犯罪;中国刑法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6-0128-03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贪污贿赂犯罪、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犯罪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利用职权实施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和民主权利的犯罪。
该类犯罪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公职人员,非公职人员只能作为职务犯罪的共犯,不能作为独立犯罪主体出现。
《唐律疏议》通过对历代法典成就的吸收,不仅完善了其律法的内容,而且也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立法技术。
虽然这部法典并没有给职务犯罪以一准确定义,但是却存在大量的涉及官吏职务犯罪的条款。
纵观当今刑法学中,即上文所述的职务犯罪的定义与特征,这些规定都可以列入职务犯罪的范畴。
因此,在当今中国尤其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将反腐败作为这个阶段的长期而重要的任务,职务犯罪案件呈现出高发态势,就有必要对于《唐律疏议》中的职务犯罪进行进一步研究,这无疑对我们完善我国刑法、防止职务犯罪有着重大作用。
一、唐代官吏职务犯罪的惩防概述《唐律疏议》共有12篇,在这其中,涉及职务犯罪的篇章主要有《卫禁》《职制》《擅兴》《捕亡》《断狱》等,还有部分散布在其他篇。
心得体会: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古今对比法官问责机制,其最主要的表现形式即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这一制度始终贯穿于中国司法文化史,古代司法官责任追究制度对现今法官错案责任追究制度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历史参考价值。
我国司法官责任制度源远流长,可以上溯到夏商周时代。
西周时即有提出“五过之疵”。
到了唐代,司法制度进一步完善,《唐律疏议》(以下简称《唐律》)规定的司法官责任制度完善详备,成为后世的蓝本,影响至今。
研究分析传统惩戒制度,对于我们进一步完善现行制度或许大有裨益。
中国古代“错案”的认定与当下制度规定对于“错案”的厘定,我国传统上一般从如下三方面进行。
第一,“实体”或“程序”出错。
《唐律》作为中国古代刑律制度的集大成,也是古代司法官责任制度的典型代表。
其中,它不仅规范了实体裁判错误的责任事项,也对违反审判程序的责任作出了具体规定。
例如,司法官断罪要引律条格式正文,“违者,笞三十。
”皇帝的敕令如果没有成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不得在判决中引用,如随便引用导致断定有所出入的,要受追究,“诸违令者,笞五十。
”死刑案件在执行前要经复核程序,须经三复奏或五复奏。
对这些程序性规定的违反,要相应地追究司法官的罪责。
《唐律》在定罪量刑、案件管辖、刑讯标准、复核制度、司法违限、判决书写等方面做出了较为完备的程序性规定。
逐级审转复核制度,具有发现、纠正错误判决的作用,较为有效地实现了国家司法审查的职能。
第二,法官主观意识存有重大“过错”。
据史料记载,秦朝第一次根据司法官的主观心理状态将司法责任予以区分。
以故意为要件构成的为“不直”罪和“纵囚”罪。
“不直”分为“罪重而故意轻判”与“罪轻而故意重判”;“纵囚”指应当入罪而不入罪,或是故意减轻情节放纵犯罪。
以过失为构成要件的是“失刑”罪,即法官因过失而错误衡量了案件事实,如对犯罪证物的错误认定、赃物价值的错误计算等,此为失刑,亦该当罪责。
根据司法官吏故意与过失的心理状况不同,对司法官责任加以区分,确定不同的科刑标准,具有开创意义。
唐代法律“七杀”的研究冯红【摘要】唐代是中国古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高峰时期,在这期间,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这一时期,法律也同样得到了较高水平的发展,唐律是中国法律发展的一个高峰,对后世法律的发展有着极重大的影响。
“七杀”之律又是唐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并且为宋、明、清历代所沿袭,是我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法律经典。
本文主要研究“七杀”之律的具体内容、从而加深我们对唐律以及中国古代法律的理解。
【期刊名称】长春教育学院学报【年(卷),期】2014(000)002【总页数】2【关键词】唐律;七杀;刑罚冯红/石家庄学院政法学院讲师,河北大学博士(河北石家庄050035)。
唐代继承了前代的律法经典,创造性地颁布了“七杀”之律,对杀人罪进行了细致的划分,并制定了系统的量刑标准,唐代的“七杀”之律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之后的宋、明、清历代都沿袭了唐代的“七杀”之律。
“七杀”之律将杀人罪明确分为谋杀、故杀、斗杀、劫杀、戏杀、误杀、过失杀七种情况,并且对罪行情况、量刑进行了阐述。
一、“七杀”的具体内容唐代法律中“七杀”包括谋杀、故杀、斗杀、劫杀、戏杀、误杀、过失杀人这七种罪行。
这七杀既包括了故意杀人也包括了非故意杀人,犯罪情节上恶的程度上互有不同,是当时最科学的杀人情节和量刑标准的概括。
它是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准确、细致的律法,对现实中的量刑有着极重要的指导作用。
唐朝律法中,关于“七杀”的立法有着不同的特征和侧重点。
“谋杀”是杀人罪里最严重的罪,刑罚最重,含义也最复杂。
故杀强调主观犯罪心态,强调行为人有意而为之,有害人之心。
劫杀是一些犯罪行为的加重情节,例如,谋叛、掠人劫人以及强盗等行为。
“斗杀”顾名思义就是因为斗殴之事致人死亡。
而“戏杀”“误杀”“过失杀人”则是行为人主观上并非想要致人死亡,最终结果却是导致他人死亡。
单单看律例对这三类杀人犯罪规定,我们不难发现《名例》对其原则性的问题做出了概括和列举,与唐律中的谋杀、故杀、斗杀有着较大的差别。
论过失犯的构造过失犯罪是指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并未具有明确的犯罪意图或故意,而是由于疏忽、不慎或其他原因导致了不可预料的后果。
过失犯罪在法律上被视为一种更轻的犯罪形式,但仍然需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对于过失犯罪的构造,即如何界定过失犯罪以及如何认定过失犯罪行为,是法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的话题。
本文将就过失犯罪的构造问题展开论述。
一、过失犯罪的构造过失犯罪的构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过失预见性、过失原则和行为过失。
1. 过失预见性过失犯罪的构造首要考虑的是过失行为所导致的后果在当时是否是可以预见的。
一般来说,过失预见性要求犯罪分子应该能够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导致的后果,即使并非必然发生的后果也应当是可以预见的。
过失犯罪的构造要求界定犯罪分子在实施行为时是否存在过失预见性,如果犯罪分子在实施行为时能够预见可能导致的后果,而未能采取必要的注意和预防措施,就可能构成过失犯罪。
2. 过失原则3. 行为过失2. 心理状态过失犯罪要求界定犯罪分子在实施行为时的心理状态。
在法律上,过失原则是对犯罪分子心理状态的一种界定,其主要考虑的是犯罪分子在实施行为时是否存在明确的犯罪意图或故意。
对于心理状态的界定标准,主要包括犯罪分子的主观能动性、行为动机和行为表现等因素。
对于过失犯罪构造的讨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 过失犯罪的界定标准是否过于宽松有人认为,过失犯罪的构造界定标准过于宽松,容易导致犯罪分子逃避法律的制裁。
一些犯罪行为在实施时可能并非是故意的,但是犯罪分子却存在预见性和行为原则,这样就很难界定是否构成过失犯罪。
2. 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的区别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在构造上存在明显差异,其主要区别是在于犯罪分子在实施行为时的心理状态。
过失犯罪要求犯罪分子在实施行为时不存在故意,而是由于疏忽、不慎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行为。
而故意犯罪则要求犯罪分子在实施行为时存在明确的犯罪意图或故意。
过失犯罪与故意犯罪在构造上存在一定的不同。
3. 对过失犯罪构造的修改与完善针对过失犯罪构造,有必要对其进行修改与完善,以更好地界定过失犯罪行为。
《唐律》中的盗罪探析陈玮;天津师范大学法学硕士“六赃”是我国古代概括盗窃、强盗、贪污等诸罪,集有损于国计民生的严重犯罪于一体的重要概念。
西晋张斐注《泰始律》时解说“赃”:就是“货财之利”。
具体地说,就是指故意使用暴力抢劫,或不为人知的秘密方式偷窃,或利用管理、监督职权便利等手段非法攫取公私财物,侵害社会经济秩序和公私财产的六种犯罪行为的总称。
《唐律疏议·名例律》曰:“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及坐赃。
自外诸条,皆约此六赃为罪。
”下面我将为大家介绍强盗和窃盗两种盗罪。
《唐律》中盗罪规定于《贼盗律》中,《疏议》中提到:“贼盗律者,魏文侯时,李悝首制法经,有盗法贼法,以为法之篇目。
自秦汉逮至后魏,皆名贼律盗律。
北齐合为贼盗律。
后周为劫盗律,后有贼叛律。
隋开皇合为贼盗律,至今不改。
”这表明《贼盗律》起源于魏国李悝的法经,秦汉相承,经过北齐、北周的离合沿革,至隋开皇始确定下来,唐则沿用不改。
盗罪主要包括“潜形隐面而取”的窃盗罪和以“威若力而取其财”的强盗罪。
在盗罪中,强盗罪是打击的重点,其处罚酷于窃盗罪。
一、强盗(一)强盗的概念和内涵盗,本由“次”与“皿”二字构成。
《说文解字》中记载:“次通欲,”贪的意思;皿即古代盛食物的器具。
次皿便是盗。
本义为因贪而取得他人器皿中的食物。
盗的要领直到张裴给晋律作注才得以明确。
晋律注》:“取非其有谓之盗。
”《唐律疏议》又进一步对“盗”予以划分,曰:“强盗,谓以威若力”,“窃盗,潜形隐面而取”。
唐律所下的定义,直接为《宋刑统》、《大明律》和《大清律例》所承继。
关于强盗,《唐律疏义·强盗律》明确解释了它的概念:“诸强盗,谓以威若力而取其财。
先强后盗、先盗后强等。
若与人药酒及食,使狂乱取财,亦是”。
可见,唐律的强盗罪是指以“威若力”为手段而强取他人财物的行为。
“威若力”为何意?疏云:“议曰,强盗取人财,注云‘谓以威若力’,假有以威胁人,不加凶力,或有直用凶力,不作威胁,而劫掠取财者。
浅析《唐律》中的过失犯罪彭荣• 2012-08-01 11:48:02 来源:《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2年第1期【核心提示】《唐律》及其《疏议》对有关过失犯罪的规定,其涵义包容之详尽、处罚分类之清晰,是中国历史上关于过失犯罪规定的最为光辉的一页。
探讨唐律中过失犯罪的法律术语,也即过失犯罪的具体表现形式,以及有关过失犯罪规定的特点。
对我国现行刑法相在过失犯罪方面的规定具有借鉴意义。
刑法第15条第1款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
”所以,过失犯罪是指过失实施的犯罪。
关于过失犯罪“早在西周时期就通过不成文法有所呈现。
随后的《周礼•秋官•司制》中的‘三宥’制度更是将对重罚故意犯轻罚非故意犯的刑法思想和刑事政策进一步确立。
后经过战国、秦代“不端”之表述,到汉代“过”“误”之规定,再至张裴于《注律表》对“失”之明确阐述,关于过失较为系统的规定最终在《唐律》这一封建法律大成之作中定型化、规范化。
”[1]《唐律》作为我国封建制刑法的集大成者,其《名例律》对犯罪过失在具体罪中多有规定,对后世影响巨大。
[2]研究《唐律》对于我们学习、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进一步给现代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提供有益借鉴发挥着重要作用。
《唐律》及其《疏议》中有关过失犯罪的规定,特别是有关的过失犯罪法律用语的规定,是中国历史上过失犯罪规定最璀璨的一页。
在此,对《唐律》中的过失犯罪进行研究,以期能对我国现行刑法及其理论关于过失犯罪的立法研究有所裨益。
一、《唐律》有关过失犯罪的法律用语唐律规定的犯罪中有故意与过失之分。
其中过失犯罪比较复杂,也特别引人注目。
唐律中没有对过失作专门的规定,只是根据具体的过失犯罪,作出具体的说明,其中主要在三个律条中作了较为完整的规定。
《唐律疏议•斗讼》“过失杀伤人”条规定,过失杀伤人的,根据具体情况,以赎论。
“诸过失杀伤人者,各依其状,以赎论。
”[3]此条专门对其中的“过失”作了注释,内容是:“谓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到;共举重物,方所不制,若乘高履危足跌及因击禽兽,以致杀伤之属,皆是。
”以上对过失的解释虽不尽相同,但有较为一致的地方,这就是犯罪人没有考虑到,也没有观察到。
这与现代刑法中的过失相比,似乎更接近于疏忽大意的过失,而与过于自信的过失较远。
《唐律疏议•名例》“称乘舆车驾及制敕”条规定:“若于东官犯、失及宫卫有违,应坐者亦同减例。
”此条“疏议”对其中的“失”即过失,举例作了说明。
“失者,谓合和皇太子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并守备不觉阑人东宫宫殿门,如此之类,谓之为‘失’。
”《唐律疏议•厩库》“故杀官私马牛”条规定,误杀官私马牛的,不被追究刑事责任,即“其误杀伤者,不坐”。
此条“疏议”对“误杀伤”作了这样的解释:“谓目所不见,心所不意,或非系放畜户之所而误伤杀,或欲杀猛兽而杀伤畜户者,不坐”。
[4]通观《唐律》,有关过失犯罪的法律术语主要有以下几种:(一)过失《唐律》中“过失”一词是专门用于过失杀伤人方面的限制性法律用语,这一用法对后世法典有着重要影响。
无论是《唐律》律文还是在《疏议》中,“过失”只限定用于杀伤人的场合,如“过失杀伤人”,“过失杀伤祖父母、父母”,“部曲、奴脾过失杀主”等。
该术语其对象仅限于过失杀伤人,不适用于损毁财物、杀伤牲畜等。
此种法律术语下,《唐律》又有详尽分类。
人们在脑、耳目不能充分注意的情况下,即在缺乏高度注意或异常谨慎的情况下发生的杀伤行为,属于过失。
具体包括:1.投扔砖石或发射弹丸、箭矢,由于没有看见人的活动,也没有听见人的声音,在耳目所及的范围之外,造成他人伤亡的;2.在幽静偏僻、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人的地方,由于思虑不周,投扔砖石,造成他人伤亡的;3.共同负重时,因力所不支,造成他人伤亡的;4.攀登危险的高处,因自己失足,造成他人伤亡的;5.因打猎鸟兽而误伤他人的;6.共同捕杀盗贼时误伤他人等情形。
[5]因共捕盗贼而误杀伤旁人的情形。
这种情形在新中国刑法中没有体现出来,只是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关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1983年9月14日)中规定了人民警察在使用武器或者其他警械实施防卫时,必须注意避免伤害其他人,以及防卫行为超过必要限度的,应当承担刑事责任。
[6]一般在这种情形下,也应当区分情况不同处罚,以利于负有特定“捕盗”职责的人积极履行职务。
《唐律》及其疏议所列举的这些情形,表明《唐律》中的“过失”,是在人们在耳目、思想不能予以充分注意的情况下,或者是在力所支而无法抗拒的情况下所发生的杀伤行为。
而这些也只是原则性的叙述,实际规定还相当复杂,需要根据具体个案的具体情形考察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承担问题,例如同样是在高险之处失足杀伤人,但若为游戏打闹而致,则不为“过失”杀伤,而为“戏杀伤”。
(二)失“失”在《唐律》中主要用于标志官吏在执行公务方面的过失行为。
这一点在《唐律》的注疏中可以得到证明。
如《唐律》第92条“贡举非其人”中有“失者减三等”的规定,其注为:“余条失者准此”,其疏议进一步解释:“‘余条失者准此’,指一部律内,公事错失,本条无失减之文者,并准此减三等”。
第41条“诸公事失错,自觉举者,原其罪”的疏议解释了“公事失错”的含义,“公事失错’,是指公事致罪而无私曲者”。
即“公事失错”完全是因公致罪,而不是因私事或虽因公事而有意曲者的行为致罪,这就排除了公务以外的过失行为称之为“失”。
而所谓“失”,依其疏议指“意在堪贡,心不涉私,不审德行有亏。
”这可以看作是《唐律》关于官吏执行公务方面过失行为犯罪的原则性规定。
尽管上述律文表明“失”主要用于指官吏犯“公罪”时的过失心态,但还应当注意《唐律》中“失”的另种用法。
如第260条“残害死尸…弃而不失及;第423条“因失财物”;第424条“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第428条“于山陵兆域内失火”;第430条“失火及非时烧田野”等中的“失”就只是通常意义上的用法。
[7](三)误“误”在《唐律》中也是用于表示行为人主观过失心态的法律术语。
它主要用于除“失”之外的官吏公务方面的过失犯罪和普通职业过失方面的犯罪。
从字面意义上讲,“误”多指应知而误犯,主要是由于对客观情况、行为对象、自己应当做出的行为等等因素的误认、误解而发生。
“误”比“失”更强调行为人的认识的错误以及认识与行为之间的差误(如笔误、口误)。
在《唐律》中,“误”也是过失行为的一种。
如《唐律》第66条“若于宫殿中行御道,…,误者”;第74条“诸车驾行,冲队…,误者”;第113条“诸受制忘误及写制书误”;第115条“诸上书若奏事,误犯宗庙讳者”“口误及余文书误犯者”;第395条“诸医为人合药及题疏、针刺,误不如本方,杀人者”;第423条“诸在市及人众中,……,其误惊杀伤人者,从过失法”等等,都表明了具有一定职务或职业的人在执行职务或从事职业时的主观过失的心态。
(四)不知情“不知情”,是指对他人犯罪负有注意义务而疏于注意即没有履行相当义务致使他人犯罪得逞而应当承担刑事责任的情形。
它也是《唐律》中一种用以表示过失心态的法律术语。
如《唐律》第84条:“诸私度有他罪重者,主司知情,以重者论,不知情者,依常律”;第217条:“诸应输课税及入官之物,而回避作匿不输,或巧伪湿恶者,计所阙,准盗论。
主司知情,与同罪;不知情,减四等”;第379条:“诸诈乘驿马,加役流;驿关等知情与同罪,不知情减二等”等。
“不知情”一词的用法可以从上述举例中得知,它标明官吏在公务方面负有作为义务而出于过失的一种不作为犯。
(五)亡失“亡失”在《唐律》中专门用来表明行为人在丢失东西方面的过失行为。
根据《唐律》第438条的疏议解释,“亡失,谓不觉遗落及被盗”,“亡失”即是负有特定义务的主体丢失了特定物品或被人偷了东西而没有发觉,因此,它也是一种源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的法律用语。
据统计《唐律》中有8个条文用“亡失”来表示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过失心态。
[8]如“亡失及误毁符、节、印及门钥”(第437条);“亡失及误毁大祀神御之物”(第435条);“诸弃毁制书及官文书者,准盗论;亡失及误毁者,各减二等”(第438条);“亡失簿书”(第440条);“亡失及误毁伤(兵器)者”(第444条);“弃毁、亡失及误毁官私器物”(第445条);“亡失器物、符印之类“(第446条);“亡失及误毁官物”(第442条)等。
另外还有一条以亡失罪论处的情形,即《唐律》第448条“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
”(六)不觉“不觉”一词在《唐律》中的用法与“不知情”有所类似,用以表示官吏或负有特定职责的人没有恪尽职守时的一种过失心态,即用以指有关人没有发觉他人违法犯罪活动因而构成的一种不作为犯。
《唐律疏议•厩库》“库藏主司不搜检”条对“不觉”的过失犯罪作了规定,其用刑轻于故意犯罪。
“诸有人从库藏出,防卫主司应搜检而不搜检,答二十;以故致盗不觉者,减盗者罪二等。
若夜持时不觉盗,减三等。
”《唐律》第78条“诸宫内外行夜,若有犯法,行夜主司不觉,减守卫者罪二等;”第89条“诸缘边城戌,有外奸内人,内奸外出,而候望者不觉,徒一年半”;第92条“诸贡举非其人及应贡举而不贡举者……承言不觉……”第233条“若连接寇贼,被遣斥候,不觉贼来者,徒三年。
”第463条“诸官户、官奴婢亡者…主司不觉”等等。
如果因为主观“不觉”而构成犯罪,那么犯罪主体必须是负有特定义务的或者是担任某种特定职务的,《唐律》第89条之注为我们理解这一点作了很好的说明:“谓内外奸出入之路,关于侯望者”,即表示只有对于自己侯望之路出入奸人,候望者才负有发觉的义务。
因而如果没有负发觉义务的前提,即是不觉,也不构成犯罪。
唐律中的过失犯罪除了以上使用的“过失”、“失”、“误”、“不知情”、“亡失”、“不觉”以外,还使用“迷误”、“不知”、“错认”等一些字、词来表示。
而且,绝大多数的过失犯罪都可用减轻用刑、免刑或“上请”等方法来处理。
《唐律疏议•卫禁》“阑入宫殿门及上阁”条规定,故意阑入宫门的要被徒二年,但是因迷误而犯有阑入宫门的过失犯罪,则用“上请”的办法来加以处理,即“迷误者,上请。
”此条“疏议”还对这一处理作了补充说:“迷误,谓非故阑入者,上请听敕。
”《唐律疏议•卫禁》“宫殿作罢不出”对“不知”的过失犯罪作了规定,其中包括有量刑。
它用减刑的办法进行处理,即“将领主司知情者,与同罪;不知者,各减一等。
”《唐律疏议•杂律》“错认良人为奴婢部曲”对错认良人为奴婢的过失犯罪作了规定,量刑为徒二年。
“诸错认良人为奴婢者,徒二年”。
这一量刑轻于同类故意犯罪。
故意把良人认作为奴婢的,要被流三千里。
另外,还有“误发”、“误毁”、“误损毁”等也有类似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