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与质中国古代文论

文与质(中国古代文论)论语论文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1、内容方面，强调文学艺术和道德的关系，要求文学艺术合乎礼仪仁政的标准。

他说:“有德者必有言”，又强调“思无邪”，这都表明了他对文学艺术的“质”的要求。

这开了后世“文道合一”的先声。

但对于文学艺术内容过分政治化，道德化的要求，会窒息文学的发展。

这个问题的进一步片面化发展即是要求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

2、强调诗乐内容的“中和之美”（参读文献:张国庆《中和之美》，巴蜀书社，1995，11）所谓“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正体现了这一倾向。

《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言其和也。

”这是孔子对《关雎》篇的评价，在孔子看来，这首诗写哀则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写乐则琴瑟钟鼓，既极尽哀乐之情状，又符合儒家的礼仪道德。

进一步看来，孔子认为，《诗》的内容写情而不涉于淫荡，写刺则不直切激烈，体现了中和之美。

中和之美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美学范畴，是儒家文艺观念的核心和支柱。

其主要内容是要求文学创作要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合理地节制情感，含蓄地表达思想。

要去否去泰，防止过犹不及。

作为一种创作原则，它启发诗人在创作中合理地调控情感，含蓄地表现情感，以取得最佳的艺术效果。

但也有人认为，中和之美也有其消极的一面。

如，取消文学的抗争，削弱文学的战斗性等。

中和之美是儒家哲学上的中庸之道在文艺上的反映。

孔子主张:“中庸之为德也，其至乎哉!”(《论语?雍也》)曾参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里仁》)中庸，即“中和庸常”之道，也就是执其两端而叩其中之意。

《中庸章句》题解引子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之道是儒家最主要的道德准则和思想方法。

3、形式上强调“辞达”。

《论语?卫灵公》:“子曰:辞达而已矣。

”意思是说，文学作品的语言只要能够表达自己的思想即可，反对超出达意需要的浮词艳藻。

表面上看来，孔子似乎对文学语言的要求不高，不重视文采。

但实际上，孔子又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情欲信，辞欲巧”，“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可见，他是重视文采的。

因此，辞达绝非简单地忽视形式，其要求是很高的。

4、主张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

孔子论文主张“文”与“质”并重，“文”与“质”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论语?雍也》)孔子论“文”与“质”的关系，原本不属于文学艺术范畴，但却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它把文艺同人的生活品德修养结合起来。

孔子所说的“质”，如从人的修身讲，是指人固有的和坚定的伦理品德或品质;所言的“文”含义广泛，它不仅指人的言行举止的修养，而且亦包含者形式美的因素在内。

孔子所言的“情欲信”，“辞欲巧”也是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提出的要求。

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孔子是我国最早提出艺术审美感受和要求的人，他从“美”与“善”两个方而，论艺术审美感受，评价文艺作品。

他对艺术提出很高的要求:“尽美”，“尽善”。

只有这两方面相统一，才是完美的作品。

其所谓“美”，主要是从艺术形式方面着眼;而所谓“善”，则是指艺术品思想内容之好。

孔子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

他对古典音乐非常喜爱:“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昧。

”(《论语?述而》)他如醉如痴地欣赏《韶》乐，不禁感叹地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同上)。

他欣赏《韶》乐，达到了入迷忘我的地步。

当他听了演奏《韶》乐和《武》乐之后，又评论说:“《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

末尽善也。

”(《论语?八佾》)他为什么对《韶》乐评价如此之高呢这是因为《韶》乐是歌颂礼让之镕的音乐。

按他的观点，凡是“以德服人者”，才能使人“忠心诚服”。

他为什么说《武》乐“尽美”而“末尽善”呢？这是因为《武》乐是以武制胜的音乐，孔子不赞成以力服人。

郑玄注云，“《韶》舜乐也，美舜自以蚀掸于尧;又尽善，谓太平也。

《武》周武王之乐，美武王以此定功天下，未尽善，谓未致太平也。

”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文”与“质”的论争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11-07-1909:34:00]作者：任超编辑：studa110711[摘要]“文”与“质”一直是古代文艺观中，争论的重点。

不论是从以质为主还是以文为主，都是表现了两种不同的审美观念下，对文学作用的不同追求。

而“教化”与“审美”则变成了其中的重点。

[关键词]教化；审美；社会功用[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2234(2009)02-0126-02在古代文艺观中，一直存在着对“文”的追求和对“质”的追求两种理念。

由此古代的文学作品上表现形式也体现出了不同理念下各自的特点和形态。

这就要求我们必需对古代“文”与“质”的文学观进行一下探索分析，从而更好的把握这两种形式对今天文学作品现实意义所产生的影响。

“文”在《说文》中解释为，错画也，象交文。

故以有纹理之意，《易·系辞》下中有其旨远。

其辞“文”之词，便有华丽之意。

《孟子·万章》上也提及“文”这一说，这里除了指偏于形式方面的事物外，还含有美、誉、漂亮等意思。

从《说文》中对“文”的解释到作品中“文”的体现，我们可以知道在古代文学当中，“文”是表现文学作品的华丽秀美，词藻丰富。

“质”，《说文》中解释为以物相赘也。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提到“若仆大质已亏缺矣”的质，便是朴实，与文相反的意思。

由此可以看出在古代文学当中，“质”趋向表现为作品语言的质朴，形式简洁。

在思想上，“质”更是体现载道与教化相结合的社会功用方面的意义。

同时，也正是在这两种不同的创作观念中产生了重文与重质这两种文学倾向。

一、从“文质相合”到“质朴之词”早在春秋时代的孔子便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的“文质”说观点，他认为“文章的内容胜于词彩，则过于质朴。

文章的词彩胜于内容，则过于虚饰，浮夸，而不实在。

只有外在与内在相伴，才称的上合适。

”这也就成为了早期“文质相合”的理论观。

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之下，魏时的曹丕也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文以载道”的观点。

因为在魏晋前期，普遍的士人还都用作品表现民生，讽喻社会，他们是借助文章的讽喻来达到对自己理想世界的追求。

这也就为“重质轻文”的理论建立了文学基础。

汉朝王充在《论衡·超奇》中就体现出了“质”胜“文”的观点，“有根株于树下，有荣叶于上，有实核于内，有皮壳于外，文墨辞说，士之菜叶皮壳也。

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在表里，自相副称”。

虽然他也把“文”与“质”看成是相互依赖的，但在这段话中，王充认为起着主导和决定性作用的仍然是“质”——内容。

其载道的政治教化意义。

若不顾及文章的内容而一味追求形式，文艺作品无论其辞藻多么华美都是“有皮壳于外”。

所以注意内容的同时也不应忽略文章的词彩。

从孔子“文质”，曹丕的“载道”，再到王充《论衡》中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在重视文学的教化功能的同时，并没有忽略文的存在，他们把文学的政治功效与文学的审美功效结合在一起，使得文章在外在形式。

语言华丽的基础上更好的表现文章的本质内容。

而墨子的文章则是脱离了文的华茂。

体现出一种质朴与实际效用的文学观念。

正如墨子在《非乐上》中所说的，“华文章之色，以为不美也”。

这里的意思说出了墨子对言辞富丽的文章，虽然大多数人都认为美。

而他则认为这并不是属于真正的美的文章。

重质轻文除了受到文学自身的影响之外，也受到政治基础对其的影响。

从孔子时期，到魏晋前期，再到汉朝的前期，以曹丕，王充为代表“重质”的这些人。

可以看出，他们并不是把文学单一的看成一种具备审美功效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是把文学作品看成是一种载体。

因为在他们所生存的那个时代下，文学必有着它现实的政治意义，这使得它所承载的意义要远远高于文学作品本身的意义。

这种高于文学本身的意义，便是作家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对人自身的内在思想的关注。

也正是在这种时代下使得文学作品的本身审美价值成为了第二位。

而教化，关注实际和关注人自身就成为了其主要内容，这也就形成他们文学作品理论中的主要内容。

“文”以载道的观念，便作为了文学作品的重要发展方向，逐渐忽视了文学作品审美功能，使得文艺观从“文质相合”而走到了“质朴之词”，“文”以载道的观念更注意了文学作品内容的政治教化作用。

二、从“文辞秀丽”到“靡靡之音”而与之相反，重文轻质的文学风格也作为一种理论观，存在于古代文学观中。

他们以文学的审美功能，为其基点，减弱了文学的教化功能，他们更注意文学的语言特点，文学作品的形式特点，而其内容却很空泛，对社会现实的讽喻意义也在减弱。

(一)“质”的教化功用的淡失就如汉代的大赋，在形式上更加注重言语的华美，结构的宏大。

一句“可其少进也，浩浩皑皑，如素车白马帷盖之张。

其波涌而云乱，扰扰焉如三军之腾装；其旁作而奔起也。

”就是其汉大赋语言和结构的代表形式。

刘勰评其为“腴辞云构，夸丽风骇”。

班固《汉书艺文志》评其为：“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宏衍文词，没有讽喻之义。

”其后文学作品的形式更是有骚体赋，“九体”“七体”赋都相继的出现更增加了文学作品的文学艺术样式，再语言上和文学作品的形式上更是把“文”的这种审美功能表现出来。

直到后来的梁陈为代表的宫廷诗，也更加注重文学的审美功效，而其对文学作品的教化功能则彻底的失去。

在文学作品的内容上，他们更多是对女性和对宫室、器物以及服饰等方面的审美关照，通过艳丽的辞藻和声色来推动形式。

这时的文学作品更注重语言的形式美和音乐美，他们忽视了文艺作品的政治教化意义，而更加注意了文学的娱乐性，审美功能。

以谢眺，王融为永明体的代表人物，更是把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与娱乐性放在了首位。

其文章的风格也不再着眼于对人的教化作用而是更加追求文章的形式与语言的新奇，音韵的和谐。

使文学作品真正成为了游戏性活动，加大了其审美的功用。

“游人欲骋望，积步上高台”。

“潮落犹如盖，云昏不作峰”。

由此可以看出，其注意了音节的顿挫，但同时过分追求词彩的华美，未免产生刘勰所说的“文贵形似”。

直到萧纲入住东宫时，这种宫体诗真正的发展到了极端，这种体式也是继承了永明体的形式风格，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更注重辞藻，对偶与声律，其内容上也是以女人，景物为其创作源泉，彻底的颠覆了文学的教化公用，其内容彻底的从反映现实关注社会，走向了单一追求审美性与音乐性的方向上。

刘勰的《文心雕龙》中所说，“丽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以穷力而追新”。

颜之推也说“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

”这就充分说明了，永明时期的官体诗人对文学作品娱乐性与审美功能的注重。

从这些发展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种文学观念下，已经完全把文学作品当成一种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作品，其形式，语言，都给人呈现的是一种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