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汉代独尊儒术原因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再议汉代独尊儒术原因 作者：王颖超 来源：《人文天下》2019年第17期

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各家纷纷著书立说，在政治舞台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然而到了汉代，原本纷攘喧嚣的众家学说，有的偃旗息鼓，有的渐渐退居末流，仅存儒、道、法、墨、名、阴阳六家。而儒学在经历了秦焚书坑儒之后，不但未见湮灭，反倒在汉代被定于一尊。很多人简单地将这一原因归结为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然而，董仲舒这一思想的提出仅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儒学能够于汉代定于一尊，与其自身的特点及几代儒家学者坚持不懈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一、儒学最适合传统中国的社会现实 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优越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中国尚农的传统，而这种相对封闭的以农耕为主的自给自足的生存方式，造就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早期社会生产力低下，在社会经济方面不得不以大规模的集体耕作为生产方式，由此产生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族、家庭聚合的社会基层组织。这一组织形式，发展到周代日趋完善，形成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血缘制度。在统治阶级上层，按照血缘的嫡庶尊卑划分等级关系，确立等级秩序。在整个国家范围内，形成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等阶层的金字塔式的等级秩序，将血缘身份与政治身份相联系，父权、族权、政权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家国一体的格局。而儒学就产生于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国一体的社会格局之中，只要这种社会关系不发生变化，儒学就永远不会丧失其赖以生存发展的土壤。正如刘蔚华在《中国儒家学术思想史》一书中所说：“中国儒学正是最典型地反映了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条件下适合于传统社会结构需要的、安土重迁的、尊天命、敬王权、尚宗法、崇礼义、重伦理、兴教化以及维护大一统的思想文化体系。”

春秋中后期，六国向华夏文化圈的融入已经逐渐完成，而作为新崛起的战国时期最强大的诸侯国——秦国，由于其以武力立国，苍白的文化与淡薄的宗法血缘关系与其他六国所具备的深厚的文化底蕴、浓郁的地方习俗形成强烈反差。因此，秦统一六国之后，如何在文化上实现统一便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而对于这一问题的处理，秦显然没能交上满意的答卷。最终，秦将法家学说作为其主导学说，忽视了各地的血缘宗法制度与宗法习俗，强制推行政府法令，这一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激化了秦与地方宗族之间的矛盾。《睡虎地秦墓竹简》载：“今法律令已具矣，而吏民莫用，乡俗淫失（泆）之民不止，是即法（废）主之明法殹（也），而长邪避（僻）淫失（泆）之民，甚害于邦，不便于民。”秦统治者严刑峻法的推行，揭掉了深藏在传统社会之中的以血缘親情为纽带的宗法家族制“温情脉脉”的面纱，搅乱了君臣、父子、长幼之间的秩序。而儒家是以伦理亲情作为立足点的，因此才最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而只要中国社会以血缘为纽带的社会结构不发生变化，儒学就永远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儒学的独尊地位正是在这样深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被确立的。

二、黄老道家“无为”中蕴含“有为”，为儒家登台作先导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西汉初年，统治者吸取了秦朝暴政而亡的教训，实行黄老道家的无为而治。与消极避世的老庄道家相比，黄老道家更能积极为现实政治统治服务，主张取法自然，无为而无所不为。《管子·乘马》曾言：“无为者帝，为而无以为者王，为而不贵者霸。不自以为所贵，则君道也。”

无为的思想并非黄老道家所独有，孔、孟、荀都曾对无为思想给予过充分肯定。《论语·卫灵公》记载了孔子的无为思想：“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矣。”作为孔子的追随者，孟子也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孟子·离娄下》云：“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无事，则智亦大矣。”《荀子·王霸》讲得更为具体：“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主张君主应任贤使能，使官员各司其职，从而实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恭）己而已矣”，达到“身逸而国治，功大而名美”的目的。

正是黄老道家之“无为”与儒家之“无为”之间存在相通性，才为以后统治思想由黄老道家向儒家过渡提供了便利。但与黄老道家“自然无为”不同的是，儒家的“无为”是以道德为导向，主张君主以“仁义”治国。《论语·为政》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这两种“无为”思想的碰撞与融合，鲜明地体现在陆贾的《新语》之中。《新语·本行》说：“昔舜治天下也，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天下大治。周公制作礼乐，郊天地，望山川，师旅不设，刑格法悬，而四海之内，奉供来臻，越裳之君，重译来朝。”《新语·无为》强调“故无为者乃有为也”，并认为“秦非不欲治也”，“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在结合当时现实需求，总结秦王朝繁刑严苛和仁义不施的基础上，陆贾高标儒家的“仁义”思想，“治以道德为上，行以仁义为本”。陆贾的思想也受到了刘邦的肯定：“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三、儒学品格的下降与对封建统治的迎合 （一）先秦儒学——迂远而阔于事情 先秦时期，孔子及其弟子周游列国，四处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企图建立上下有序、百姓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但却屡屡受挫，究其原因，不外乎一点：道至大，为天下所不容。

《史记·孔子世家》中有一段关于子贡和颜渊讨论孔子之道的记载。面对污浊的现实与崇高的道义之间强大的反差，子贡主张稍稍降低“道”的标准，被孔子断然拒绝。而颜渊认为：“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颜渊得到孔子的赞许：“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显然，在“道”的问题上，孔子和颜渊都主张坚持儒学的真精神，而这种真精神适用的范围是君子。面对战争频繁的社会现实，各诸侯迫切需要的是能够快速提升国家战斗力的现实办法。显然，孔子的学说难以满足各国功利性的需求。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孟子作为儒家的第二位大师，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在政治上主张推行仁政。与孔子的遭遇相同，“仁政”的主张在战国时期显得过于虚无缥缈，孟子处处碰壁。《孟子·梁惠王上》开篇便揭示了现实政治与理想之间的冲突：“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显然，司马迁也注意到这一问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载：“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政治必须讲求实际，而儒学更多的是一种处世的理想，理想与现实碰撞，必将败下阵来。因此，其结果只能是“王顾左右而言他”。

孔孟对“仁”的强调，本身并无过错，只是仁政的主张适用于和平统一的年代。春秋战国诸侯争霸的环境下，要想在短期内实现富国强兵，争夺土地和人民，儒学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荀子发现了问题之所在，因此，在坚持儒家道义的基础上，不得不采取被孔子嗤之以鼻的“少贬”其道的方式，以迎合统治者的需求。

荀子强调“与时迁徙，与世偃仰”（《荀子·非相》）。相较于孟子过分夸大人们在道德方面的自我调节意志，荀子提出“人性恶”，同时吸取法家思想，主张“援礼入法”，以法律规范人们的行为。荀子十分清楚，国家的真正掌权者，不是人民，而是君主。因此他一改儒家“唯我独尊”的面貌，主张加强君主的权威，提出“为人主上者不美不饰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强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荀子·富国》）。荀子甚至还认真地研究了“持宠处位终身不厌之术”和“事君者之宝而必无后患之术”，这种直接有利于君主的等级观念，显然更能获取君主的欢心。

尽管荀子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做了改变，但是，在本质上荀子依旧没有跳出以仁义为本的窠臼。无论是在正身还是在立国方面，荀子都主张以仁义为本。荀子认为“君子贫穷而志广，隆仁也”（《荀子·修身》）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则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荀子·不苟》）。在荀子看来，坚守仁德，推崇仁义是君子养心致诚的最高目标，只有做到守仁行礼，才能最终达到教化民众的目的。

而在统一天下方面，荀子认为统一天下的途径有三条：“凡兼人者有三术：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荀子·议兵》）而这三条不同的途径，必然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荀子·议兵》）唯有以德治天下才是长久之道。然而，荀子的这一主张显然与战乱的时局极不相称。因此，荀子周游列国也屡屡受挫，他的主张始终没有得到采纳。

从荀子开始，儒学本身的品质已经开始下降，出现了由“道”向“术”转化的趋势。在理想与现实中，荀子一改孔孟“从道不从君”的做法，主张“从命而利君谓之顺”（《荀子·臣道》）。从孔孟儒学到荀子儒学的这种变化，预示着儒学的政治实用性逐步增强。

（二）汉代儒学——务实致用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从叔孙通到公孙弘，鲜明地展现了儒学在汉初的发展轨迹，完成了儒学由原来的“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向世俗化务实性方向的转变。他们为迎合统治者的需求，对儒学的内涵不断作出调整，吸收其他学派思想，这一改变确实使得儒学的政治地位不断提升，但也是以牺牲儒学与儒生自身的品格为代价的。

1.叔孙通——希世度务 据《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载，叔孙通为人善察时变，“希世度务”。叔孙通本为秦二世时博士，后投奔项羽，几经辗转又投入刘邦麾下。然而，“沛公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未可以儒生说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而叔孙通得知刘邦不喜欢儒生后，为取悦刘邦，就改穿楚人的衣服。由此可见，叔孙通是一个非常懂得变通的人。

刘邦当上皇帝之后，仍旧像以前一样同他一起打天下的人喝酒。《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云：“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叔孙通找准时机向刘邦进谏：“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徵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并考虑到刘邦出身草莽，不喜儒家的繁琐礼节，而对传统儒学适时地作出了调整，并在简化礼节的同时彰显了高祖的帝王身份，极大地满足了刘邦作为皇帝万人之上的虚荣心，于是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