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余华小说的_苦难意识_樊琦

2000年1月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J an.2000第28卷　第1期 J ournal of L iaoning Univ ersity(Social Science) V ol.28　N o.1论余华小说的“苦难意识”樊　琦(辽宁大学中文系,辽宁沈阳110036)〔摘　要〕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是以存在主义作为理论支柱的,其存在主义哲学对我国先锋小说家余华等人的作品在精神内核和思想领域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对余华小说中的“苦难意识”作了深刻的剖析。

〔关键词〕现代主义;苦难意识;先锋小说〔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219(2000)01-0040-04西方的现代主义艺术大师们早就普遍意识到了人类生存的“苦难”问题。

艾略特的《荒原》便揭示了人类精神上的苦难境域;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的公式,则将人抛入了无止境的生存苦难历程;而加缪则在他的《局外人》等作品里把“痛苦的麻木”作为最致命的生存方式来审视,更在他的《西绪弗斯的神话》中把意识到的“痛苦”当成抗拒生存悲剧的力量来源。

当西绪弗斯深思他的痛苦时,他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巨石仍在滚动,而西绪弗斯永远前进……“苦难意识”是人类的普遍意识,它必将引起全球性的思考。

所以,当我国深锁已久的国门打开以后,随着西方现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大量涌入,“苦难意识”也随之相伴而来,并引起了国人的阵阵“喧嚣与骚动”,随后的思考也纷至沓来。

中国的先锋小说家们以其卓然的先锋精神和超群的观察领悟力一直都在默默地观照着人类生存的苦难。

特别是他们对苦难问题真诚而持久的探索,更使他们的作品在当今这沸沸扬扬、浮躁轻飘的时代氛围中显得格外重要。

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成为了世纪末翘起的心灵天平的那一端可贵的砝码。

”一翻开80年代后期的中国先锋小说,人们不禁可以明显地感受到小说中的苦难意识大有逐步升级高扬之势,作家们对一些苦难场景的直接大胆的描写愈演愈烈。

莫言是最初的佼佼者,此外还有方方、残雪、苏童、刘恒,也都各逞其技,到了浙江才子余华,可以说更是达到空前绝后之境。

余华小说中达到的苦难意识高潮实际上乃是“苦难意识的残酷化”。

余华的“残酷”常常直接从他那特有的暧昧姿态——冷漠的叙述里——赤裸裸地显示出来。

他残酷地捕捉到那些苦难的事实,然后不动声色,冷漠而细致的叙述。

在叙述中,他有意滑出了传统审美的思维轨道。

在文本中,什么法律意识、民族意识、伦理道德意识、忧患意识统统都遭到了无情亵渎,化为了乌有。

他浓墨重彩地大肆涂抹着人类的各种“苦难意识”,但却又偏偏回避了应有的价值判断和〔收稿日期〕1999-08-20〔作者简介〕樊　琦(1972-),女,辽宁本溪人,现当代文学专业在读硕士。

理性审判,甚至还不厌其烦地在读者面前勾勒出一幅幅的“人类受难图”,安排了一个又一个的“死亡现象展览”。

他使你觉得他的叙述与他抓住的事实之间散发着一股股发霉的死亡气息,而他那超距的客观叙述又分明使你感受到余华在一旁嘶哑着嗓音冷森森地惨笑。

值得注意的是,余华一开始就赋予了文学中的苦难描写某种新的形式和新的内容,这便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情感零度”——作者几乎是刻意回避和延迟自己对苦难人生进行明确的价值评判和情感参与。

从表面上看,作者似乎已从他所描述的阴惨罪恶中抽身而去。

至少,他作为创作主体的形象基本上归于了暧昧朦胧。

余华在其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暧昧态度,确实叫读者们难以认同。

该关心的地方他偏偏漠不关心,该愤慨的地方他偏偏无动于衷,该心旌摇荡的地方他偏偏心如止水,该唾弃掩鼻的地方他偏偏饶有兴味地反复把玩,该悲天悯人的地方他又偏偏忍俊不止,把应该有的千愁万绪化作了没心没肺的噗嗤一笑。

作者这样的态度给人一种印象,好像他根本就不准备对笔下的生命表示什么人世间的态度。

他的任务似乎就是站在非人间的立场上,将人间的苦难客观冷静地描摹出来,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更加接近真实”。

(《虚伪的作品》)余华的方式,直观地看就是“不介入”的方式,如他自己所说“作家的信仰是没有仪式的,他们的职责不是布道,而是发现。

”“对创作而言,不存在绝对的真理,存在只是事实。

”《〈河边的错误〉后记》)这也就是说在苦难人生的呈现过程中,余华有意打破了传统僵化的思维模式,瓦解了传统道德观念和精神价值取向,拆除了我们习见的那道理智和道德防线,让苦难以“超越现实真实”的残酷的方式,而不是以经过种种解释包装过的形态,不加节制地呈现出来。

这样就不仅加强了苦难描写的刺激效果,也使苦难的呈现获得的某种纯粹和透彻。

二究竟应该如何解读余华的“苦难意识的残酷化”描写呢?我们不妨从余华在呈现苦难时所回避的思想和情感方式入手来探寻小说文本背后所隐匿的深层含义。

余华的小说,与其说是在某种“情感的零度”上叙述人间的苦难,不如说是把无以名状难以形容的情感融注在平面化的冷静的叙述中。

我们读《十八岁出门远行》、《活着》、甚至是《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都不难感到在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叙述底层涌动着一股心灵的潜流,呼之欲出,却无以明之。

但是,余华并没有用我们所熟悉的那套语言系统去张扬、去传达、去诠释他所体验到的那种感情,而是把他的感情之火凝固在不可张扬,无需传达的某种原始状态,还置身在其中的“在世”,“在……之中”的生存状态——这也就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不厌其烦地一再强调的“此在世界中”,即“人被偶然抛入”世界之后的一种无可奈何的必须面对的生存状态。

而这种情感和生存境界就是余华自己所说的“活着”。

“活着”本身就是一切感情之源。

“活着”就是一种无需分解和最本源的感情状态。

余华的《世事如烟》便是这样一篇作品,看起来文中充满了“苦难意识”,文本中总弥漫着挥之不去的死亡气息。

然而就在这“苦难意识”之中却潜藏着深厚的男女之爱——瞎子最终为少女殉情而死。

这感情是实实在在的,但余华并没有将这感情从“瞎子”当下的生存中分离出来,大肆抒写,或者为媚俗而渲染,而是将之融入小说固有的生态和复杂情感中,成为混沌的整体。

以至于从表面看来“瞎子”不但眼瞎且心也盲,对少女的情感并不执着热烈。

其实,余华这样写人的感情正符合生活本来的样子。

瞎子“活着”这种生存,正是一种未诠释出的“在世”,“在……之中”。

“人被偶然抛入世界”后,所面对的生活本就充满了复杂的情感,情感作为生活的一部分也与生活合而为一,不可分割,所以这也就没有必要在生活之侧另外竖起一套诠释,阐说情感的言辞系统。

余华后来的中篇《活着》正是循此路径,充分展示“活着”本身包含的情感的本原性状。

其实,余华在小说中不是不动情感,而是不屑于呼喊,他努力把人情感内敛到“在之中”的本原性生存中去,发出无声的呐喊,使这种多意的,多指的情感呼声从四面八方将读者笼罩进去,对“残酷”的真实做出更深意义上的思考。

有人因余华对“苦难”的特殊爱好,而断言余华是个在苦难面前无动于衷的“残酷派”。

其实,余华的残酷并不在于他从小在医院里见惯了鲜血烂肉的经历和他在苦难面前的冷漠镇静,而在于他残酷地剥夺了世人习以为常的领悟方式,比如社会意识、理性观念、道德习俗、人性人道主义等等。

余华之所以悖离了传统价值观念和理性评判,而以审美的眼光和赏玩的态度去构造一个个充满了犯罪、死亡、变态、苦难等有悖于真实世界的文本世界、文本真实,就是要我们毫无准备地、赤裸裸地投入到苦难的人生中去,而他自己却像刽子手一样在世人面前血淋淋地操练着各种酷刑和苦难,让人们在他的作品中承受“炼狱”般的煎熬,从而在超道德、超文化、超人道主义、超理性主义、超习俗的本原存在的层次上呼唤起对苦难与罪恶的一种“畏”——也就是存在主义哲学意义上说的“人面对敌视他的世界而产生的茫然失措情绪和惧怕心理”。

〔1〕如他的《河边的错误》便通过一个个摆放在坟头的人头而不由自主地使人产生一种对“犯罪,疯子”的“畏”,即产生一种恐惧和颤栗。

这种恐惧和颤栗不但来自于“疯子的犯罪”,更源于他人、社会的敌视和攻伐。

余华的小说,其极尽描写之能事在大肆渲染“苦难意识的残酷化”就是要在小说中把“人之初性本善”这些欺骗蒙障之物,将苦难之外笼罩的绚烂光环统统揭除,让人们实实在在地正视苦难,这就是余华小说的残酷性之所在,不但要求读者实实在在地“看”,更要真真切切地“畏”。

三余华小说之所以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苦难意识的残酷化”,除了有作家主体思想情感的趋同外,还源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现实社会、他人与自我关系的深入探究以及对现实与创作关系的深层思考。

一旦介入余华的小说世界,读者就不得不承受情感、生理、理性的强烈刺激,这位先锋小说家不断地把“苦难意识的残酷化”所产生的刺激效应灌注于他的作品中,并且愈演愈烈,直至《一九八六年》、《河边的错误》、《现实一种》更是达到颠峰。

他总是不动声色地不断提高文本的刺激度,当读者们无法忍受却又欲罢不能时,他则仿佛躲在书页后面快意地嘲笑芸芸众生那不堪一击的心理和生理承受力。

余华用超越现实真实的荒诞夸张手法和柴刀、鲜血、酷刑等充满隐喻暗示内涵的刺激物向读者展示了他所创造的“苦难意识的残酷化”的人生大写意。

向读者展示了他所探究的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

这里我们有必要借作者本人的表述来加以说明。

余华《〈活着〉前言》一文中毫不讳言地称“长期以来,我的作品都源出于和现实的那一层紧张关系……这不只是我个人面临的困难,几乎所有的优秀的作家都处于和现实的紧张关系中,……真正的现实,也就是作家生活中的现实,是令人费解和难以相处的。

……蜂拥而来的真实几乎都在诉说着丑恶和阴险,怪就怪在这里,为什么丑恶的事物总是在身边,而美好的事物却远在海角。

换句话说,人的友爱和同情往往只是作为情绪来到,而相反的事实则是伸手便可触及。

”通过余华的这段表述我们不难看出余华本人对现实的不信任感和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感。

这也可以使我们了解余华小说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何总是疏离,敌视,残害;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为何总躁动不安,充满紧张和压迫。

《河边的错误》是余华最明显地具有完整呈现模态的小说,也使读者较容易获得对余华精神情感世界的整体体察。

一个疯子用一把粗陋的柴刀砍杀了一个又一个的无辜者,司法机关对疯子无可奈何最后侦察科长忍无可忍击毙了疯子,但又不容与法律只能装疯来逃避。

这里作者毫不动情地描绘了一个又一个鲜血淋漓的残酷景象,毫不掩饰地嘲讽了人们面对苦难又无能为力的尴尬处境,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现实生存状态,对人际关系的思考,揭示出了“存在即荒谬”,“他人即地狱”的这一深刻的存在主义哲学命题,让我们对世道人心,生存困境有所了悟。

余华在文本中着力渲染的社会、他人、自我三者的紧张关系常常让人想起鲁迅先生《狂人日记》中的“吃人”社会和“人吃人”的人生。

如果说是散发着腐尸味的封建制度使鲁迅先生专注于对“吃人”社会口诛笔伐的话,那么余华又为何厚爱对现实“苦难意识的残酷化”——“吃人”景象的描摹呢?这似乎应该归结于余华对人生社会的深层感悟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