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在法国的译介和影响

浅谈苏慧廉英译《论语》中宗教思想的体现――兼议理雅阁《论语》英译论文关键词：《论语》翻译；他者；翻译策略；基督教思想论文摘要：新教传教士苏慧廉尽管十分尊重和称道中国传统儒学，但由于他受自身身份与基督思想的影响，其翻译《论语》的动机和策略以及对关键词“仁”的处理，都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教义色彩和西方宗教哲学意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他者翻译风格。

孔子的学术地位在国内外一直受到尊崇，《论语》翻译从未停歇。

作为中国的经典代表之作，“《论语》在明清之际就开始由来中国传教的西方耶稣会士译成西方语言。

n(1]34自1691年以来的几个世纪，陆续有多个传教士将《论语》翻译成不同语种译本，如马歇曼、马礼逊和柯大卫。

第一个翻译《论语》，且其译作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是英国汉学家、伦敦会传教士理雅阁(JamesLegge，1814年一1897年)。

他所翻译的《四书》在香港出版的第一卷和第二卷名为《中国经典》( The Chinese Classics )。

此后也有多个西方学者翻译过《论语》，较著名的有韦利(Arthur Waley，1938年)、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906年)，庞德(EzraPound，1951年)等，国内学者有辜鸿铭，林语堂等。

英国新教传教士苏慧廉(William Edward Soothill，1861年一1935年)于1906年在中国温州翻译了《论语》，于1910年在纽约出版，在此基础上他的女儿再进行了编译，并于1910年在日本横滨出版。

苏慧廉承袭理雅阁翻译中国经典的态度，宣扬尊崇儒学传统和孔子思想，以此为基础翻译《论语》。

但在苏慧廉的其他著述中，例如《中国传教纪事》( A Mission in China ) ，(中国三大宗教》( 77ieThree Religions of China)，其宗教思想和对中国儒道释思想的态度均表明了他是一个来华的新教传教士，其身份决定了他对《论语》的翻译隐有基督教思想，从而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他者的翻译。

论语对后世的影响
《论语》中蕴含的哲学思想。

比如仁、中庸、乐知天命、出世有为等思想，对古今中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也正因为如此，赵普说，“半部《论语》治天下”钱穆说："《论语》自西汉以来，为中国识字人一部人人必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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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对后世的影响
1《论语》主要内容
《论语》是儒家经典之一，是一部以记言为主的语录体散文集，主要以语录和对话文体的形式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审美、道德伦理和功利等价值思想。

《论语》内容涉及政治、教育、文学、哲学以及立身处世的道理等多方面。

早在春秋后期孔子设坛讲学时期，其主体内容就已初始创成；孔子去世以后，他的弟子和再传弟子代代传授他的言论，并逐渐将这些口头记诵的语录言行记录下来，因此称为“论”；《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因此称为“语”。

清朝赵翼解释说：“语者，圣人之语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

”其实，“论”又有纂的意思，所谓《论语》，是指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记载下来编纂成书。

现存《论语》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
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

作为儒家经典的《论语》，其内容博大精深，包罗万象，《论语》的思想主要有三个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依的范畴：伦理道德范畴——仁，社会政治范畴——礼，认识方法论范畴——中庸。

仁，首先是人内心深处的一种真实的状态，折中真的极致必然是善的，这种真和善的全体状态就是“仁”。

孔子确立的仁的范畴，进而将礼阐述为适应仁、表达仁的一种合理的社会关系与待人接物的规范，进而明确“中庸”的系统方法论原则。

“仁”是《论语》的思想核心。

杨伯峻《论语译注》研究
论语是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重要著作，源自春秋时期的传说中的孔子。

《论语》这部著作汇集了孔子的重要思想，被誉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部著作”，是中国文化的核心著作，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价值和现代价值。

伴随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论语》的学术研究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杨伯峻的《论语译注》，是目前最受欢迎的译介著作之一，它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受到普遍的好评，其译注工作满足了学者们对《论语》的研究。

杨伯峻，1893年出生于福州，1952年去世，他是中国儒家学派晚期重要的学者，他的《论语译注》一书大概耗时10年。

杨伯峻在这本书中不仅详细解释了《论语》的含义，而且还加入了自己的思考和个人的见解，使得这本书更加具有学术价值。

《论语译注》不仅扩展了对《论语》的研究，而且为学生们理解《论语》提供了更全面的解释。

《论语译注》为学者们深入研究《论语》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杨伯峻在书中还提出了许多实用的思想，为今天的学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而言之，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对中国儒家思想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为当今学者提供了更多的思路，促进了《论语》研究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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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文化层面译者创造性叛逆的探析摘要：本文试用译者创造性叛逆理论阐释辜鸿铭《论语》英译本文化意象的翻译，进而利用东方主义化的概念阐述辜氏《论语》英译本的文化倾向和翻译效果。

关键词：创造性叛逆《论语》东方主义化文化层面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论语》是儒家思想核心价值的体现，其内容博大精深。

在儒家典籍研究的长河中，传教士和外译汉学家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

而“文化怪杰”辜鸿铭的出现打破了中国人翻译传统文献的被动局面，而且他还是历史上完整翻译《论语》的第一人。

本文将在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理论指导下，评析辜氏《论语》英译本中文化信息的传递。

一创造性叛逆理论上世纪90年代，谢天振教授曾指出：“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也是译介学的一个主要研究对象，这是因为文学翻译是一种具有美学功能的艺术语言，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表明了译者以自己的艺术创造才能去接近和再现原作的一种主观努力，那么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的一种译作对原作的客观背离。

但是，这仅仅是从理论上而言，在实际的文学翻译中，创造性与叛逆性其实是根本无法分隔开来的，它们是一个和谐的有机体。

因此借用法国文学社会学家埃斯卡皮（robert escarpit）提出的一个术语——‘创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并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受到既定翻译目的的制约，由不同生活环境、不同价值取向而产生的文化冲击和误译。

由于译者的世界观、立场、以及对所译作家、作品的态度的不同，其译作的效果也不同。

译者的创造性叛逆有两种：有意型和无意型。

无意误译是由于译者对他文化的错误解读而造成，在文学研究中，有意误译具有实际意义，是指译者有意识将源语文化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重新解释，一种是顺应译入语国家读者的阅读价值观，改变原文的文学意象和表达手法；一种是加入源语文化内涵，迫使译入语国家读者接受与审美。

63安乐哲、罗思文对《论语》的现代化诠释*□ 李玉良编者按语：中国学术界对域外汉学研究与国内对域外文学、哲学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区别在于：海外

汉学始终与中国学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无论是近代中国学术的形成还是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域外汉学使中国学术研究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中国学术的研究更加多元化，且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对话对象。对海外汉学研究的展开，并非仅仅为了厘清各国汉学发展的历史与脉络——尽管这是非常重要的任务——但更为重要的是推动了中国国内学术的发展。为此，从本期开始，开设“海外汉学与中国学术”栏目，欢迎大家赐稿。摘󰀁要：安乐哲、罗思文的《论语》翻译是对孔子伦理思想颇具特色的哲学阐释。与“孔子是上下千万年语”(1)的经学传统观点相比，其把孔子的话语视为特定语境下“非本质主义”的“事件性”叙述，

将儒家伦理诠释为生活哲学、行动哲学、实践哲学、过程哲学，抹平儒家伦理思想的抽象性和普遍性(2)。

这种致思方式当与西方社会文化及哲学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起的反形而上学、“反理论”思潮，以及西方思想界对文化现代性危机的反思有密切关系。这代表一种不同于我国传统儒学的诠释倾向，对儒学现代化研究有重要的启示。关键词：孔子话语 非本质主义 语言分析 诠释 儒学现代化中图分类号：H059 doi: 10.19326/j.cnki.2095-9257.2022.01.010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西方当代政治哲学与儒学译介中的社群主义研究”（项目编号：20BYYJ01）的阶段性成果之一。(1) 见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2) 本文所谓的普遍性是指孔子话语作为道德准则的可普遍化性质，而非实体主义哲学所谓的共相或本质。（杨寿堪：《实体主义和现象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第67—73页。）儒家的天道、天理，可谓是具有普遍性的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二程视天理为万物之本体，谓“万物皆只一个天理”。（程颢、程颐：《二程遗书》（卷2），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朱熹说：“合天地万物而言，只是一个理”（《朱子语类》卷12），又说“仁、义、礼、智岂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岂不是天理？”（《朱文公文集·答吴斗南》），所以天理既指自然法则，也指伦理纲常，既是抽象原则，也是道德实践的最高法则，总体上与传统西方哲学所论的共相、本体、一般规律、普遍真理差异悬殊。下同。(3) Fingarette Herbert, Confucius–the Secular as Sacred. New York, Evanston, San Francisco, London: Harper & Row, 1972, p. ix.

理雅各、辜鸿铭两种《论语》英译本的比较研究作者：王娟来源：《校园英语·上旬》2014年第08期【摘要】本文通过对英国著名汉学家理雅各和我国文人辜鸿铭所翻译的《论语》进行对比分析和研究，反映出他们对中国古典文化经典翻译的不同风格，即理雅各的严谨、细腻以及对原文的忠实和辜鸿铭译文的别出心裁。

从翻译理论上证明不同翻译风格的译作存在的意义。

【关键词】翻译目的翻译风格误译《论语》是记载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著作，是先秦儒家学派最珍贵的文字材料，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理雅各和辜鸿铭是英译儒经的两位先驱。

《论语》英译对西方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理雅各翻译的《论语》为“严谨的学者风格的著作（林语堂）”；而辜鸿铭的译文颇对西方人的口味，并广为流传。

本文通过对这两个版本的《论语》进行分析比较，来探讨中国古典名著的翻译。

一、理雅各、辜鸿铭《论语》翻译的目的和风格理雅各是英国伦敦学会的传教士，后在香港居住达30年，其翻译是能使说英语的本族人了解东方哲学思想、东方文化和风土人情。

他的译文希望能保持原著的原汁原味，因此译文“因过分依字直译而使人读来费力”。

在“八佾篇”中的《韶》与《武》直译为“shao”和“wu”，这两种中国古代的舞乐直译出来让英语读者不知所云，译为music of shao和music of wu更好理解。

从理雅各译文的语篇结构来看，他更重视探索原作的形式特征，而不是宣传作品内容。

辜鸿铭《论语》英译，副标题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注释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

其主要目的是让西方人真正了解中国儒学的思想体系，改变西方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偏见，因此，“引用了非常著名欧洲作家的话，通过征召这些欧洲读者熟悉的思想系列”来让读者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哲学。

所以在他的译文中，中国的人名和地名被他用西方人所熟悉的人名、地名所代替，甚至将某些概念生搬硬套西方的概念，如“季氏篇”之八中的“天命”被译为the Laws of God（“上帝的律令”），把“圣人”译为holy men （“献身宗教之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