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文化基础之比较

中欧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文化基础之比较 何珊君 2012-8-29 16:26:38 来源：《学海》(南京)2008年4期第84～91页

【作者简介】何珊君，社会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讲师。(北京 102249)

【内容提要】 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性质决定了它对构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良性结构性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那么，如何促进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健康生长和发育呢？它的关键元素是什么？通过对中欧各自的历史文化、文明进程与非政治公共领域生存发展的态势之比较，揭示了平等、自治、权利、契约、民主、正义等文明因子正是非政治公共领域图存发展的关键元素。它旨在强调中国欲要促进非政治公共领域的蓬勃发展和构建中国社会的良性结构性基础，则需借鉴欧洲经验，重在打造具有这些文明因子的新型文化体系。

【关 键 词】非政治公共领域/图存发展/文化基础/欧洲文明

在开始讨论本文的中心论题之前，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非政治公共领域。① 该概念的一般内涵是指在国家与社会相分离的机制条件下，从私域中离析出来又不同于政治公共领域的可以对抗国家权力的社会中间领域。它具有非政治性、公共性、契约性与独立性、合法性、开放性与非营利性等六大特征。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性质特征决定了它是当下谋求良性的社会结构的关键性因素，对构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良性结构性基础具有重要意义和价值。

那么，非政治公共领域如何才能图存发展呢？关键环节就是须扎根该国家、社会的文化土壤之中，与特定社会的文化土壤性能相适宜，这种土壤就是特定社会的传统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非政治公共领域要健康发展成长，还需在这种文化基础上打造自身的核心精神或基本精神，由这种精神推动非政治公共领域循着正确的途径发展。因此，如何在这种文化基础上打造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核心精神，促进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发育成长，就成了非政治公共领域图存发展的重中之重。本文试图通过中国与欧洲社会的历史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研究，及非政治公共领域在这两个特定的社会形态中生存发展的态势之比较，寻求打造非政治公共领域核心精神的文化基础，下面我们一一加以分析。

中国的特殊性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 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过上文所指的这种社会中间领域呢？若是存在，这些领域是否与现代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相符？中国的历史文化是否一直具备非政治公共领域生长发展的各种条件？程度如何？

若仅以非政治公共领域组织的出现而言，这在中国已有很长的历史。如行会在唐初期就已出现，② 而“社”、“会”与“肆”的出现，年代更悠远，春秋时期就已有存在于社会的记载。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八月秋社——市学先生预敛诸生钱作社会，以致雇请抵应、春社、重午、重九，亦是如此。而这些“会”、“社”、“肆”即已具备非政治公共领域的一些基本要件，可说是非政治公共领域的雏形。这些记载证明了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组织在我国源远流长。但总体上，中国却是强国家弱社会模式。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统治中，虽然也保留了相应的民间社会，且在某些开明的皇帝统治时期，民间社会一度比较活跃。但这一切仍无法改变总体趋势。因为，中国并不存在欧洲国家那种能为个性发展提供广阔空间的公共领域，更不足以形成制衡国家权力的独立力量。受制度倡导和保护的儒家思想文化始终是社会的主流文化，控制着正式和非正式的思想意识形态，在这种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影响下，对立于主流文化的相对封闭的民间亚文化几乎很难生存。也就是说从源头上堵塞了民间独立力量的形成。人们思想意识的长时间被麻痹和皇权及与其有依附关系的绅权的强大，使得中国社会存在着对“政治”有特别依赖性的基础。朝廷与政治在人们的观念中是联结在一起的，民间对“朝廷”和“衙门”有着特别的敬畏，凡属于民间的被贬义的称作为“野”或“江湖”而对应于“朝”或“衙门”。所以，封建社会即使存在民间社会，充其量也只是“朝廷”或政治公共领域的附庸。

若从清末民间社会说起，非政治公共领域仍是以弱态势形式存在的。按照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对华北农村的考察研究认为：“权力的文化网络”这一模式最能解释该时期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基础。所谓文化网络是指“由乡村社会中多种组织体系以及塑造权力运作的各种规范构成，它包括在宗族、市场等方面形成的等级组织或巢状组织类型。”。③ 在文化网络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乡村社会的赢利型经纪与保护型经纪统治问题，④ 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⑤ 在政权内卷化的过程中，“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尽管正式的国家政权可以依靠非正式机构来推行自己的政策，但它无法控制这些机构。在内卷化的国家政权增长过程中，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代替过去的乡级政权组织成为一支不可控制的力量”，“国家政权的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最充分表现是，国家财政每增加一分，都伴随着非正式机构收入的增加，而国家对这些机构缺乏控制力”，“当赢利型经纪的再生阻碍了国家机构的合理化，这表明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达到了极点，它预示着国家权力的延伸只能意味着社会的进一步被压榨和破产。”由杜赞奇的上述精辟分析中，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个时期中国确有非政治公共领域存在包括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团体、非正式机构等，较之解放初期至文革结束迹象更显著，已能明显感知到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制度性存在，只是这种非政治公共领域处于极软弱和不稳定的态势之中，而它在乡村这个“没有品官的自治区”社会中由宗族、宗教缘由形成的社会结构中，我们可以发现其间的广泛的非政治公共领域缩影，但它通常只存在乡村的惯习场中，而不被制度记忆和复现。

当然，在中国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士阶层的延伸——乡绅阶层在乡村社会结构格局中还是具有制度性意义的，这种乡绅活动所开创的范围与领域性质无疑属于非政治公共领域，但它在整个社会制度中呈现出的仍是弱态势情形。也有人从“资本主义，制度化了的公共资金、公用事业和公共管理，民法和法律保障的‘坚实的’财产权，文字、出版和印刷文化，都市化和‘公共事务’的集体讨论场所，自治组织”等制度性框架下讨论晚清帝国的“市民社会”问题，⑥ 从而为包括了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市民社会的制度性存在论辩，即便如此，它仍然是弱态势存在。尤其如一种观点所说即从法人社团和自愿结社如行会、同乡会、家族和门第、同姓社团、邻里社团和诸如庙宇社、拜神社、寺院和秘密团体等宗教团体等组织或活动的重要特征中“找到了哈贝马斯所言之公共领域的类似物”，并认为这些领域已是独立于国家领域的制度性存在，还不如似魏斐德借助于斯特朗的分析所得出的观点：“他（指斯特朗——本书作者注）也确实在1903年以后诸如商会、律师行会和银行业主协会之类的自我管理性质的专业社团（法团）的出现中找到了一种国家控制与地方活动结合现象的证据，而这又支持了民国时期存在着某种有限的、‘软性的’公共领域的观点”。由上述文献资料的证明中我们已认知到非政治公共领域在清末至解放初这一时期的弱态势存在。

上述主要是从正式制度层面分析。若深入到意识形态层次，则利弊彰显。从消极反映看，与中国的克里斯马权威根深蒂固和惯于服从的文化心理传统所致的官方与民间都缺乏对公共权威与权力的批判精神的意识及接受度相关，全社会缺少非政治公共领域得以生存发展的基础性价值理念如平等、自治、契约、法治意识与批判精神，使中国封建社会中弱态势存在的非政治公共领域缺乏现代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从积极方面看，中国的封建统治一直罢黜百家、独尊儒学，而儒家文化中的精髓仁、义、礼、智、信，因它与人性中的“真、善、美”等基本元素相吻合，极具传染力与生命力，又经过两千多年的传承与渗透，已深深潜藏在社会与人们的心智结构和记忆中。在强调以人为本、人与自然、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现代社会，它扎根于现实生活蓬勃生长起来，成为直接驱动人们行动的动机而在非政治公共领域中表现为各种慈善和利他精神，从而与构成非政治公共领域的核心精神和伦理原则的“慈善、奉献、公益精神”具有天然的一致性与共生同源。

总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历史中，无论是制度性存在还是意识形态层次，几乎都很难找到与现代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和精神相符的基本元素或因子，中国向来崇尚权力与服从、等级与依附、顺孝礼义，而深深缺乏平等、独立、自治、反思与批判等精神。所以非政治公共领域要在中国图存发展，关键就是要培植、催化这种平等、独立、自治、批判等精神，在儒学文化仁、义、礼、智、信的底蕴中打造出将二者很好结合的自觉的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基本精神，如此才能真正让非政治公共领域健康成长。

（二）中国非政治公共领域基本精神与现实状况的特殊性 我们知道，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基本精神是非政治公共领域的组织、制度设置的基石与支柱，若没有了基本精神，则这些组织、制度就成了杂乱无章、支离破碎的石子与枕木，人们的行动也就成了无价值导向的任性行为，基本精神构筑了它们的灵魂。究竟什么是精神？按照黑格尔的理解，精神是现实的理念。⑦ 当然，黑格尔所说的是哲学层面的精神，那么，什么是理论和经验层面的基本精神呢？伯纳德，默奇兰德对此作了很好的解释：“理论可以确保实践牢固地建立在合法的概念、隐喻、愿望和观念的基础之上。”问题是“经验而不是理论产生一种在公共生活中占支配地位的隐喻：过程、多数、实验、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国家的朴素哲学是激进的实用主义的经验哲学的原因。问题的关键并不是观念不重要，而是如果人们无法从经验中认识到观念，人们永远不知道这些观念究竟意味着什么”。而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基本精神，自然与该领域的基本性质和特征密切相关。与公共性相联系的是公益、慈善、利他精神，与非政治性、契约性、开放性、合法性相联系的是平等、自由、公正精神。本文将之归纳为志愿精神和公共治理精神。这是在理念上对非政治公共领域所确认的基本精神。但在现实生活中，各国、各民族在实际行动过程中用行动作了与其民族文化传统、国情不可割裂的特殊诠释。如在发达国家它被诠释为慈善精神、敬业精神、平等、自由、民主、责任等精神，而在发展中国家则更多地被诠释为爱国主义、奉献精神、公益精神、公共服务原则等等，即把基本精神演化为现实中的伦理原则。

中国非政治公共领域基本精神的现实状况是怎样的呢？乐善好施、救危济困在中国古而有之，但它不是体制性的设置。乡村邻里的互助友爱也在民间流传日久，它仍有很大的局限。建国以后学雷锋、做好事、助人为乐则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倡议，而现代非政治公共领域内的志愿行为、社会服务、慈善精神则已是一种结构性要素。其结构性意义有人将之概括为四点。⑧ 这些基本精神对非政治公共领域产生的巨大绩效或正向功能，我们可以从大量社会现象中观察到：志愿者人数的不断庞大，志愿者源自社会各阶层；接收到的社会捐赠不断增加；非政治公共领域的就业人数日益增大；服务所涉的范围不断扩大，从福利范畴到预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