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当前我国社会公正问题及对策

试论当前我国社会公正问题及对策【摘要】：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历史进程中，出现了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

社会阶层分化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伴生物，有其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客观必然性。

【关键词】：社会公正; 平等; 阶层伴随着社会阶层分化而来的自由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

但是，在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进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负面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会公正与程序正义受到挑战，社会制度规范被扭曲。

一、社会不平等的表现形式当前我国社会公正问题的实质是社会不平等，我国社会不平等从形式上看具体表现为起点不平等、规划不平等、分配不平等三种形式。

（一）起点不平等我国社会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市场发育不充分, 计划经济体制残余仍大量存在,行政权力全面干预经济生活的现象在现实中仍十分普遍，这对我国社会经济体制和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选择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在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社会阶层分化未能为社会构建起点平等的平台。

首先，行政权力被异化为资本。

部分在旧体制中拥有各种公共权力的国家干部，通过市场寻租，将行政权力资源转化为财富，位子、条子、印章等成为他们中饱私囊，牟取非法经济利益的工具；一些国有企业负责人及国有资源管理者，掌握着单位物资审批和资金使用大权，往往通过假公济私，侵吞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积累起巨额财富，成为特殊暴富阶层。

其次，由长期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差异，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少数特殊行业的垄断经营，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等造成的收入差距及社会阶层分化已导致了社会各阶层成员在社会资源分配方面的起点严重不平等。

社会阶层分化中的起点不平等成为影响社会资源不公正分配的重要因素。

（二）规划不平等规划平等是社会公正的核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是社会公正的基础。

当前社会阶层分化在规划上不平等的问题十分突出，主要表现为：首先是社会规则失范，违法违规成为暴富的捷径。

这些迅速积聚的财富不是来自于对个人风险投资的合理回报和基于个人勤奋努力的知识、技术创新的贡献，而是来自于偷税漏税、走私贩毒、贪污受贿、金融诈骗等不法途径。

这种违法暴富现象在社会生活中已是屡见不鲜，司空见惯，它在客观上毒化了社会风气，严重损害了守法者在市场经济中的平等权益，并对社会公众心理产生极大冲击，造成不少守法者心理失衡，加入违法者的行列，从而形成社会阶层分化及社会规划不公平的恶性循环。

其次是裁判不公，规划平等不仅体现在规则形式上的公正性，而且体现在裁判执法上的公正性，一旦社会公正的捍卫者滥用职权，知法犯法，将维护社会公正的权力转化为获取利益的垄断性资源时，规划平等的原则就会被深度扭曲。

当前社会生活中，裁判不公具有两种典型形式，一是行政执法者和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贪赃枉法，循私舞弊，充当不法分子的保护伞，”官黑勾结”、”官商勾结”是对其生动写照；二是作为行政执法和司法工作主体的政府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自行加入市场竞争，兼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根据自身的利益随意修改游戏规则，这相对于社会其它竞争者而言显失公平。

（三）分配不平等在我国社会阶层分化的历史进程中，财富、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已成为一个突出现象。

有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的基尼系数为0.46，达到国际警戒线。

2006年《半月谈》杂志社在我国东西部八个省、直辖市就当年度百姓关注的十大热点问题策划实施了独家问卷调查，调查共回收有效答卷5000份，其中有4295份问卷的被调查者认为社会阶层收入差距扩大、分配不公是目前我国社会的突出问题，居年度社会十大热点问题之首。

我国社会占总人口5%的极少数富人阶层的平均收入是占总人口5%的贫困阶层的平均收入的33倍。

我国城乡、地区、行业之间在人均收入、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的差距犹为突出。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等单位共同发布的2006年《农村经济绿皮书》指出，数据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2005年城乡人均收入比值高达3.22:1。

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的一份研究资料显示，近10年来，在我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地区间发展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趋势，特别是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在拉大。

2005年全国城镇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493元人民币，其中上海、北京、浙江、广东、天津、福建、江苏和山东8个东部地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他23个地区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全国各地区10年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异系数基本保持在0.29左右，但级差从4576元增加到10655元。

在行业方面，从事不同的行业的员工，付出同样的劳动，收入却存在较大差距，有的垄断行业员工的收入要高出非垄断行业员工近10倍。

就社会保障而言，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保障政策的设计和推行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社会保障资源的分配失衡，出现倒挂现象，占我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群仅能享受较小规模的社会保障资源，社会不同群体在社会保障待遇方面的差别也很大，不少农民工、自由职业者等仍游离于社会保障网络之外，体现在公共医疗服务方面，首先是公共医疗资源总体不足，配置不均。

据统计，我国医疗资源仅占全世界的2%，人均医疗资源占有量排在全世界100位之后，我国医疗资源近八成集中于城市，农村的医疗资源则严重不足，这导致了农民群众有病在当地难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

其次是公共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不少群众主要依靠自费就医。

目前我国虽初步建立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障体系，但广大私营企业职工、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者、农民工大多没有正式纳入，仍存在医疗保障个人帐户空帐运行的情况，城市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基本没有医疗保障。

近年来国家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工作，据统计，截止2005年底我国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已覆盖了1.8亿多农村人口，2006年我国共有4.06亿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占全国农业总人口的45.8%，2006年前9月，全国共有1.4亿农民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中受益，共得到医疗补偿费用95.8亿元。

2007年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将加快普及到全国80%以上县（含县级市、区）。

客观地说，随着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面的扩大和相关医疗财政补助标准的提高，我国农民农村合作医疗受益面和受益水平得到了普遍提高，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现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筹融资力度仍偏小，保障水平仍较低，部分农村因病致贫的人口占贫困人口总量的比例仍较高。

我国城乡、地区之间的资源分配愈发不公，差距日益加大，甚至出现了”知识鸿沟”、”信息鸿沟”、”数字鸿沟”。

我国大城市居民、经济发达的城区居民、精英阶层接受高等教育，获取高学历的机会远比乡镇居民、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居民、草根阶层为多。

据统计，我国大专文化程度的人群在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别为0.2%和11.1%；我国本科文化程度的人群在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分别为0.02%和5.63%；在我国城市，大专、本科、研究生学历人口的比例分别是我国农村的55.5倍、281.55倍、323倍。

在我国大城市，电脑网络、电话传真等现代资讯设备已十分普及，而在穷乡僻壤、边远山区，人们尚视其为稀缺资源。

二、建构公平的社会秩序勿庸置疑，在我国社会阶层分化进程中出现的大量社会公正问题若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而是随波逐流，任其发展，使其处于失控的状态，不仅将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削弱政府行政管理和社会治理能力；而且会使社会公众降低对政府的信任度，失去支持社会经济体制等各项社会改革的积极性和热情，滋生反社会情绪，从而引发社会动荡，影响社会稳定。

因此，重视当前社会中出现的各种显失公平的现象和问题，积极寻求根治问题的良方并在实践中科学应用，是政府和全社会都应关注的现实课题。

（一）建立公正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当前社会资源分配问题日益突出，从形式上看是体现于贫富悬殊的社会资源分配结果上，而从实质上讲是体现在社会资源分配方式的不公正上。

按特权分配，按关系分配，违法分配，在一些社会领域表现得十分明显。

这种离开公正的效率，是特权阶层的专利，是违法乱纪者和腐败分子的掠夺效率，这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倡导的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是背道而驰的。

建构公正的社会资源分配机制，需要建立公正的社会资源分配方式，实行按平等的市场竞争机制分配、按劳分配、合法分配，使社会资源分配结果更趋合理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效率成为公正的效率，成为劳动者合法创造社会财富并取得合法收益的正当效率。

只有实现社会公正，使每个公民获取平等合法地参与社会竞争、资源分配的权利，才能在真正意义上为提高社会效率构建内在的动力机制。

（二）转变和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建构公平的社会秩序，需要转变和规范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

只有政府将注意力集中于为社会提供公正高效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建构和维护公正的市场秩序，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强化行政监管，有力根治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履行起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职责，才能促成社会公正，形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良好局面，同时也只有科学界定和规范政府职能，让政府退出市场，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尊重市场的自由选择，克服行政行为市场化的倾向，改革行政审批制度，简化行政审批环节，根除行政权力经济寻租和市场寻租的土壤，改变全能无限政府管理体制，建立服务型的有限责任政府管理体制，才能从根本上遏制行政权力腐蚀法律规范，行政权力直接转化为资本这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出现。

（三）构建开放与自由流动的社会实现全社会起点平等和规则平等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机会均等，即尽可能地使全社会大多数岗位和机会向社会公众开放，同时打破社会壁垒，保障社会公众实现社会自由流动的权利。

美国自由主义思想家弗里德曼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机会均等的要义，即在于前程为人才开放，任何专制障碍都无法阻止人们达到与其才能相称的，而且其品质引导他们去谋求的地位。

”构建开放与自由流动的社会，主要应从以下三大方面入手。

首先，要加大户籍改革力度，打破户籍身份对社会人口流动及从业、享受社会福利等方面的限制。

长期以来，户籍制度把社会公众分为不同等级，不同户籍所享受的待遇差异极大，不同户籍包含着的诸如上学、就业、购房、购车、看病、最低生活保障及其它社会福利等现实利益有天壤之别，这在进城的农民工中表现得犹为突出。

目前，我国进城务工的农民已超过1亿人，农民工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城市创造了财富，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促进了市场竞争、自主择业机制的形成与完善，开拓了一条城乡融合发展，解决”三农问题”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