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新罗译语的来源及其特点

2009年2月第42卷第1期 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Y anbian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Feb.2009Vol.42　No.1试论新罗译语的来源及其特点李宗勋,陈建红(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吉林延吉133002)摘　要:9世纪,新罗人中出现了一些专门以信息沟通和语言翻译为职业的“新罗译语”。

这些人大多是曾旅居唐、日本的新罗侨民,他们对语言的掌握是建立在对相关国家的文化、民俗、日常生产生活的直接接触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的。

特殊的语言学习过程和生活环境使这一特殊历史人物群体具有谙熟中、韩、日三国语言文化、一专多能、联系广泛等特点。

关键词:新罗译语;来源;特点中图分类号:K31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311(2009)01-0069-05收稿日期:2008-10-30基金项目:韩国学术振兴财团项目作者简介:李宗勋(1961—),男,朝鲜族,吉林安图人,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统一新罗后期,朝鲜半岛与中国交往频繁,大量新罗人侨居中国,因而新罗人中兼通汉语与本土语言者甚多。

这一时期新罗航海技术相对先进,海上贸易发达,特别是9世纪张保皋在清海镇建立了贯穿东亚三国的贸易网络以后,中、韩、日三国便以清海镇为中介点建立了广泛的联系网络。

而新罗人由于地缘、人缘优势便在其中扮演了交往中介的角色。

因而,这一时期新罗人中便出现了一些往来于东亚三国之间,谙熟中、韩、日三国语言文化,专门以信息沟通和语言翻译为职业的“新罗译语”。

关于“新罗译语”在三国通交中的重要作用已有学者著文[1]探讨。

在此,笔者仅以日本9世纪入唐请益僧圆仁法师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2](以下简称《行记》)中所记载的“新罗译语”为中心,就其来源和特点两个方面加以粗浅的探讨,以期为廓清这一特殊历史人物群体的本来面貌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一、新罗译语的来源《行记》一书中涉及新罗译语的文献有30余条,人物涉及金正南、朴正长、刘慎言、道玄、张咏等数人。

通过对这些文献的深入分析,可以看出这些新罗侨民大概通过三种途径习得中、韩、日三国语言,即新罗译语的来源概而言之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入唐新罗侨民得某种机缘旅居日本,并在日本滞留了较长时间,而后又从日本返回唐朝。

这类人的语言学习经历依次为:首先在新罗本土生活自然学会母语———新罗语(朝鲜语);而后在唐与新罗交流中来到唐朝,①并入住新罗坊,在新罗坊同乡的帮助下,同时经过长时间与唐人交往而习得“大唐语”(汉语);后来又由于贸易或者航海等缘故滞留日本,为生活所迫或环境影响进而学会了日本语。

由于当时三国海上通交十分频繁,当有唐朝或者新罗船只停靠日本之后,他们又从日本辗转入唐。

由于唐朝对外政策开放,三国间各类交往频繁,他们精通三国语言,便在此有了用武之地。

这类人在圆仁的《行记》中有明确记载的便是“新罗人王请”。

开成四年(839年),当时圆仁暂居扬州开元寺。

“新罗人王请”来探望他,并讲述了自己曾漂流日本的经历,其文曰:一月八日,新罗人王请来相看,是本国弘仁十年,流着出州国之唐人张觉济等同船之人也。

问漂流之由,申云:“为交易诸物,离此过海,忽遇恶风,南流三月,流着出州国。

其张觉济兄弟二人,临将发时,同共逃留出州。

从北出州,就北海而发,得好风,十五箇日流着长门国。

”颇解本国语。

[](卷一,6)6:2P29通过圆仁的这段记录不难看出,这个叫王请的新罗侨民,因和唐人张觉济等人在从事海上贸易时,不幸遇到了台风,在海上漂流了3个月,最后在日本“出州国”着陆,并被当地人抓获。

在当地政府打算将他们发配到其他地方时,他们趁机逃亡,从“出州”北面,经过“北海”,最后又经过在海上“十五个日”的漂流抵达“长门国”,后来又辗转回到唐朝,而正是这一段滞居日本的经历让其“颇解”日本语。

加之,他的新罗母语和长期与“唐人”合作贸易而精通的汉语,王请便由此成了一个精通三国语言的新罗译语。

王请掌握三门语言的过程并非只是偶然的个案。

这一时期东亚三国海上交往非常频繁,又加之当时航海技术尚不甚发达,三国间常有民众因遇海难而漂到对方海岸的情况,各国史料中都有大量关于“漂来民”的记载。

仅与王请漂海事件处于同一时期的日本弘仁二年(811年)至弘仁十一年(820年)的10年间,便有4起类似事件,且人数较多(见表1[3])。

表1　日本弘仁二年(811年)至弘仁十一年(820年)10年间有关“漂来民”的记录公　元日本纪年文　献出处811年弘仁二年新罗人金巴兄、金乘弟、金小巴等三人申云,去年被差本县运谷,海中逢贼,同伴尽没。

唯己等幸赖天佑,傥着盛邦。

云云《日本后纪》814年弘仁五年新罗商人31人漂着长门国丰浦郡《日本后纪》819年弘仁十年新罗人王请与唐人张觉济兄弟等为交易之故,从唐出发,经三个月,漂流至出州国《行记》820年弘仁十一年李少贞等二十人漂着出羽国《日本纪略》 从上表所述可知,在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下,海上航行风险巨大,在烟涛微茫的海上时常有航海者被台风吹到异域。

而一旦靠岸,由于船体损坏,信风不济等诸多自然、人为条件的限制,往往需要在登陆处滞留一年甚至数年时间,他们在长期与当地居民的接触中,迫于生计的压力,自然要积极学习当地语言。

从上述文献中仅10年的统计来看,频繁往来于东亚海上的新罗人通过这种途径掌握三国语言者当不在少数。

另外,在中国的新罗侨民也有主观上愿意前往日本发展的,曾在清海镇担任兵马使的“崔晕第十二郎”便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圆仁在《行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九日,……缘楚州译语有书付送涟水乡人,所嘱令安存,……先入新罗坊。

坊人相见,心不殷勤。

……遇崔晕第十二郎,曾为清海镇兵马使,在登州赤山院时,一度相见,便书名留期,云:“和尚求法归国之时,事须将此名纸到涟水,晕百计相送,同往日本。

”相期之后,其人又归到新罗,遇国难,逃至涟水住。

今见便识,情分不疏,竭力谋停住之事,苦觅认识管等,俛仰计之。

仍作状入县见长官,请停泊当县新罗坊内,觅船归国。

……且令将见长官,问云:“新罗坊里,曾有相识否?”……长官处分祇承人云:“领和尚到新罗坊,若人认识,即分付取领状来;若无人识,即却领和尚来。

”便共使同到坊内。

……崔十二郎雇船,排比路粮、碗疊、菜蔬等,一切周备,便相别云:“弟子有心,欲得留和尚从此发送归国。

缘众人不肯,及官家牒已了,努力不及,不遂本心。

秋后自　到登州界,方冀相访。

”云云。

[2](卷四,P191-192)通过这段记述,可知这位“崔晕第十二郎”在登州赤山法华院遇见圆仁时,“便书名留期”,打算在圆仁归国时与其“同往日本”。

此人曾一度返回新罗,后又因国内动乱逃难到涟水。

幸运的是他在唐会昌三年(843年)九月九日,在涟水又与圆仁相遇,此时,他仍不改初衷,打算和圆仁一同前往日本,并百般张罗。

后因同坊的新罗侨民大概都知道圆仁一行的僧侣身份,鉴于此时正值会昌灭佛,害怕新罗坊受到圆仁等人的牵连,因而不敢顶风留住。

②又加之“官家牒已了”,崔氏只得作罢。

待他为圆仁一行“雇船,排比路粮、碗疊、菜蔬等,一切同备”之后,仍心有不甘地说:“弟子有心,欲得留和尚从此发送归国。

缘众人不肯,及官家牒已了,努力不及,不遂本心”,[2](卷四,P192)并打算“秋后自拟到登州界,方冀相访”,似乎还想同往日本。

通过“崔晕第十二郎”的经历及其与圆仁的交流不难看出,新罗人中颇有一些有胆识、富于冒险精神的人,他们不畏海路邈远,敢于为自己的理想去拼搏,主动地活跃在东亚海上,往返于三国之间。

其间,他们自然会主动地学习三国语言文化,成为一个精通三国语言的译语。

除了“崔晕第十二郎”外,朝鲜半岛还有许多这样的人。

如早在5世纪初(百济阿莘王年,公元5年),百济博士王仁在掌握了汉文化之后,便主144007动携带《论语》10卷前往日本,为日本接触汉文化、走向文明时代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凡此种种,虽少见于史料记载,但实际上不在少数。

第二类与第一类语言学习过程颇为相似,只是掌握三门语言的先后顺序不同。

这类人是先在本土习得母语;后由于各种原因到达日本,在日本长时间滞留而谙熟日本语;然后又随三国交往船只抵达唐朝,最后定居于唐,进而习得汉语。

这一类人在圆仁的《行记》中有明确记载的便是“新罗人还俗僧李信惠”,其文曰:新罗人还俗僧季信惠,弘仁末岁到日本国太宰府,住八年。

须井宫为筑前国太守之时,哀恤斯人等。

张大使天长元年到日本国,回时付船,却归唐国。

今见居在寺庄,解日本国语,便为通事。

大使处分客中事一切委令勾当,自发心供每日菜蔬周足。

[2](卷四,P196)根据圆仁的这段记载,李信惠于“弘仁末岁(815年)到日本国太宰府”,并在日本生活了8年。

后来在天长元年(823年)张保皋前往该地进行贸易时,李信惠便随船“归唐国”,并居住在赤山法华院。

唐武宗灭佛,令天下僧侣还俗,他便也还俗,居住到了法华院的“寺庄”里。

李信惠的这一经历也让他成了“解日本国语”同时兼通汉语和母语的新罗译语,并且以此特长成了“廬军节度同军将兼登州诸军事押衙”张咏的专职译语,张押衙有关接待外宾的任务都交由他来处理,即“一切委令勾当”。

在日本六国史中(《日本书纪》、《续日本纪》、《日本后纪》、《续日本后纪》、《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关于朝鲜半岛漂来民、移住民的记载颇多,几乎是多年不断。

如《续日本后纪》天长十年(833年)夏四月乙丑条载:“投化新罗人金礼真等男女十人贯附左京五条”。

而9世纪张保皋的海上贸易船队频繁往来于唐、新罗、日本之间,像李信惠这样移住日本的新罗人,乘张保皋的商船由日赴唐者也应有不少人。

第三类与前两类有所不同,这类新罗译语主要是在长期的东亚海上通交和往来贸易中锻炼出来的。

圆仁在《行记》中多次提及的新罗译语金正南、朴正长、刘慎言③等均属此类。

他们长期活跃于东亚海上,从事翻译、向导、信使、领航员以及贸易中间人等各项工作,与唐朝、日本及本国人长期直接接触,在往返联络中逐渐熟悉了各国语言文化。

而这一类也是新罗译语中最具代表性的。

他们出于利益和生计考虑,充分发挥自己的语言特长,并结合自身积累的诸多海上通交经验,游刃于三国之间,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中介角色。

此类商人,数量众多,并不限于上述数人,日本相关文献中亦多有记载,现将出现于9世纪日本文献中的相关人物略作统计,见表2:[3]表2　出现于9世纪日本文献中的新罗商人公元日本纪年文　献出　处818年弘仁九年新罗商人张春等来大宰府,献上驴四头《日本纪略》819年弘仁十年新罗人载大唐越州人周光翰、言升则等来日《日本纪略》820年弘仁十一年新罗人张长行等进献羖羊二头,白羊四头,山羊一头,鹅一只《日本纪略》824年天长一年新罗人张保皋④到大宰府。

返唐时同船带回李信惠⑤《行记》835年承和二年倾年新罗商人来壹岐岛不绝《续日本后纪》843年承和十年新罗人张公靖等26人,从唐楚州出发,来着长门国《续日本后纪》、《行记》846年承和十三年李隣德船由日本抵唐,同船有“日本客相随而来”《行记》847年承和十四年新罗人金子白、钦良晖与唐人江长等从苏州出发,到达大宰府《行记》 由上表不难看出,仅9世纪前半期,日本史料中涉及新罗商人的便有8条之多,且人数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