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法治观念的异同

中西政治文化中“人治”与“法治”比较中国的基层官员经常为这样的情况而烦恼，即面对一些上访群众的极端行为，如果满足其诉求，又会催生更对极端行为；如果置之不理，又会积累社会矛盾、影响长治久安。

处理也不对，不处理也不对。

这种进退失据的困境，反映了我国法治意识的缺失。

那么中国为什么法治意识相较于西方显得那么单薄呢？这恐怕要对比中国与西方传统政治文化的源头，从中或许我们可以找到些许原因。

一、中西政治传统中对“人治”与“法治”理解存在巨大差异中国古代的“法治”概念来源于法家之言，它的含义是指用法律来治人，即把法律当成治人的工具；而在西方传统的政治中，法治的含义是“Rule of law”，即法律的统治，意味法律是最高的统治者，任何人都要受法律的约束。

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的核心在于权力制约，亦即治官，而后者的核心在于治民。

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代表。

儒家崇尚人治论，主张贤人政治，认为道德高尚的人应居于王位。

人治论的理论基础是性善论，认为人可以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因此，儒家在政治上寄希望于统治者的道德自律，对统怡者的人性采取了一种非常信任的态度，而忽视了对统怡者的外在制约。

儒家的贤人政治学说为最高统治者赋予了最好的德性，同时也赋予其最高的权力。

尽管儒家“圣王”说的初衷是只有圣人才有资格做王，而在政治实践中则是王最有资格做圣人。

与儒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西方法治理论中的“中人”说，其不承认有什么道德超人，统治者与普通人的道德水平并无区别，而且都存在着人性的弱点。

因此，西方“法治”两个基本点：一是保权即保护人民的权利（Right），二是限权即限制统治者的权力（Power）。

正是因为中西传统文化的差异，对“人治”与“法治”的理解相距甚远，导致中国传统文化中“法治”思维的单薄，人们维护自身权利的意识很差。

究其原因，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

” 同时，马克思也曾说：“君主政体的原则总地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

探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与西方传统法律思想的异同内容提要：通过比较西方自然法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家法律思想以及分析中西方法律精神的差异，阐述中国并没有存在实质意义上的自然法，并对中国现状推广自然法的现实意义的分析和实现自然法与中国法律思想的融合的可行性剖析，以及阐明引进自然法的客观要求。

关键词：自然法儒家道家法律精神法律思想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是社会经济基础直接的、集中的反映。

它随着国家与法的产生而产生，更反映了民族法律特性、法律思维方式和法律文化理念。

为此，法律思想的研究一直是法律学科和法律实践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是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部分。

可是近些年来，由于法治进程推进困难，特别是在宣传和实践西方的法治理念的过程中，遇到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禁锢，举步维艰，所以不少学者都在探索，通过类似“戊戌变法”中康有为先生所用的托古改制做法，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找寻西方传统法律思想——“自然法”思想的影子，想从中在人们根深蒂固的法律理念中输入自然法的人性、理性、公平、权利等新法律观念，改造人们的法律思想，提高他们的法律素质，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

目前，有部分学者似乎经过研究在中国传统法律思想起决定性影响的儒道两家的法律思想中找到跟西方自然法思想的契合部，提出了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也存在着“自然法”思想元素。

而这种说法在学界仍然有很大的争议，是值得商榷的。

一、西方自然法思想与我国儒家法律思想的迥异[1]第一，从法律思想内容上看，“自然法”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从那时开始，它就被赋予了自然规则、人的理性、正义、善良等涵义，发展至今，范围更为广泛，包括了永恒法则、自然状态、实在正义等；而我国的儒家法律思想一直是在谈论和宣传礼教、仁义、人治和等级制度等理念，也并没有提出明确的“自然法”的词汇。

如此大相径庭的法律思想实质对比后，如何能认定其中存在西方“自然法”所包涵的实质内容呢？这两者所依赖的经济基础本来就存在差异：西方的小商品经济与中国古代的小农经济是两种性质各异的经济形态，而作为反映各自经济基础的法律思想，本质上就会存在迥然不同的内容。

中西法律文化的不同特点
中西法律文化的不同特点
中国传统的法律是和道德紧密联系的，有些朝代礼法分立，有些朝代礼法合一，有些则出礼入刑。

在中国古代，法不是最高权威，只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以刑罚为具体内容，以国家的权威作后盾。

司法注重探求审判结果的正当性。

西方法治文化不同，它把法作为一种理性思维，一种科学，有严格的推理公式，特别注重程序正义，视法为最高权威。

在我国法制转型的过程中，我们不能简单的效仿西方的做法，我们的法治不能抛弃对秩序的追求，不能片面强调自己的权力而侵犯他人和社会的权益。

法官不能僵化地使用法律规定，应该在法律条文和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找到一种平衡，司法判决既要合乎法律精神，又要符合基本道德要求。

应该追求“实质正义”。

总的说，我国目前是由“法律”和“道德”两大体系调控着社会关系。

实行的依法治国，短时间内不可能完全脱离道德规范，在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未全面实现的状况下，更需要法来保障和引导。

中西方的法律，都出现甚早，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演变也大致相同，但是为什么中国的法律往往徒有空文，无论立法者、执法者还是犯法者，都未对之有足够的尊重？换句话说，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没有太把法律当作一回事，甚至越是重要的事情，就越是需要考虑法律之外的更多因素。

我们可以这样解答：在中国，由于法律的目标是追求正义，而为了追求正义，法律只是众多的手段之一，相对于其他的手段，法律既不是最高的，也不必然是最好的，为了追求更高的正义，法律即使被践踏，也不值得为之惋惜。

西方法制思想的脉络a）基本概念的演进当一个社会物质极度匮乏时，生存是唯一的目标，这样的社会，是不存在什么分配问题的，因为首要的问题是保证大家都能吃到足够活下去的食物。

在分配的问题出现时，这一定是指多出来的财富，根据某种规则与习惯，人们进行分配，分配得让大家满意时，中国人会称之为“公平”，而在古希腊思想中称之为“分配正义”。

亚里斯多德就将正义分为两类，一类是“分配正义”，另一类是“矫正正义”，也就是受到损害之后得到适当的补偿。

b）理性与法律罗马法学家们运用理性的思维，不断的努力，试图越来越准确的区分与界定各种权利与义务，这样一种不断提高“天平”精度的努力，使得罗马法成就惊人。

在罗马，有神论，特别是明确的基督教的一神论，很晚才确立其正统地位，而在此基础上推演出的法制思想，要到中世纪才开始起作用，这也就是为什么罗马的公法并不发达的原因。

c）人与神的契约基督教出现，经过早期教父们的努力，上帝、圣约的概念开始深入人心，这意味着：自然是上帝的创造，而自然法则是上帝的律法，这律法中与人相关的部分，以契约的形式记载于《旧约》与《新约》之中，而这样的契约，成为人类得救的保证，上帝的最终审判，也成为世间一切道德的基础和保证。

d）回归人性历史不断的前进，回归人性的历程也从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人与人的关系，另一方是人与上帝的关系。

人与人的契约与人与上帝的契约始终存在，所谓回归人性，是指对于这两种契约的解释权回到了人手中。

中西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摘要: 法律文化是人类几千年来社会实践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历史沉淀,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中, 中华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如同两条长河, 各自顺着自己发展的洪流, 奔涌向前, 因此也就形成了它们各自不同的特点。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深入,文化的交流变得更为频繁与广泛。

对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差异的研究是正确认识、理解中国和西方法律文化的前提, 也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和法制建设提供了借鉴空间, 有着巨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法律文化是法律生活中群体性的行为模式与观念模式的总称。

有学者认为法律文化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法律实体, 即国家设计和实现法律的有形的立法司法活动, 如法律制度、法律规范、法律设施、法典文献等；二是法律意识, 即无形的作为法律文化之源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包括法律思想、法律理论、法律观念、法律价值、立法司法经验等。

由此可见, 法律文化也可以说是分层次的, 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和颁布的法律规范是法律文化的一种表层结构, 而其深层结构是指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积累的关于法律的基本观念、范畴, 基本的法律价值以及与一定的生产方式相联系的法律思维模式或方式, 本文侧重于后者, 即对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差异的探究。

一、中西传统法律文化在对法的观念上的差异。

传统中国的法的观念主要以“刑”为核心和内容, 在法律制度方面,主要有“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立法等差、良贱有别的立法指导思想, 形成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刑律为主的法规体系, 产生了漠视权利、详订义务的法律内容以及与此配套的各项制度。

在法律意识方面, 认为法律的渊源在皇帝, 皇帝口含天宪, 皇权至上, 法自君出。

法律的作用在于治民、治吏等等。

因此, 在传统上, 中国人往往习惯于把刑、律、法等同起来, 以为法即是刑法。

在西方,能译作“法”的拉丁语词汇很多,但它们共同的基本含义有三:一为法,二为权利,三为正义。

美国和中国的法制文化有何异同？在全球化时代，各国法制文化之间的差异逐渐凸显。

美国和中国作为世界上两个主要的经济和政治大国，其法制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少差异和相似之处。

本文将从三个角度，介绍美国和中国法制文化的异同。

一、法律的实施方式1.美国的法制文化美国法制的实施方式分为民事法和刑事法两种。

美国的法律体系采用了三权分立的机制，使得司法、行政和立法之间权力分立明显。

在美国法律体系中，最高法院的权威地位不可撼动，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最高法院。

美国的法律体系注重司法的独立性和审判的公正性，对于个人权利保护力度较大。

2.中国的法制文化中国的法律实施方式也分为民事法和刑事法两种。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的法律体系采用了人民法院为最高司法机关的职能。

在中国的法律体系中，司法权利非常突出，对于政府公正性的监督也非常强烈。

近年来，中国加大了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对于民营企业和创新研究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二、法律文化的差异1.美国的法制文化美国的法制文化强调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种文化氛围始于美国独立战争，经过两个世纪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种基本文化。

因此美国的法制文化和社会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

2.中国的法制文化中国的法制文化注重社会责任和公益意识。

中国一直强调整个社会的利益和发展，因此政府在法律实践中的作用非常重要。

在中国社会中，有很强的道德约束，这种道德观念也深深影响了中国的法制文化。

三、法律的适用范围和效果1.美国的法制文化美国法制强调的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而制定的法律。

由于美国法律制定和实施的独立性和公正性，保障了法律的适用范围和效果。

2.中国的法制文化中国的法律实施着重强调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因此，在法律的适用范围和效果上，中国法制强调社会的稳定性和政府统治，对于一些具体问题需要寻求平衡，以免矛盾再度加重。

总结：在当前全球化的背景下，法制文化越来越重要。

美国和中国的法制文化各有长处，也有短处。

虽然大家的法制思维方式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交流与合作，对于中美两国的法制文化更深入了解将对两国更加和谐的发展关系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

先秦时期中国与同期外国法律思想和制度构建上的异同立法产生迄今已有悠久的岁月，这一点从中外历史上所存的多如繁星的法律、法典中可窥一斑。

从公元前24世纪西亚的《萨麦法典》到玄武岩上《汉穆拉比法典》宣告的权威，从奴隶时期的“夏有乱政，而作吕刑”到封建王朝一直延续的体系庞大的成文法典，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法律宝库。

通过对法律宝库中立法的整体比较，我们可以发现中西方的立法观念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契合，从中我们也可以获取立法上的一些启示。

1、主流思想的具体体现——关于立法思想由于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的差异，中西方的法治思想无疑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但如果从这些差异中寻找共性，我们就会发现历史的谐音——立法思想都是当时主流思想的具体体现。

在中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思想成为封建王朝的统治思想，以后的封建社会，立法依据封建正统儒家思想进行。

汉宣帝在地节四年下达诏令：“父子之亲，夫妻之道，天性也。

虽有患祸，犹蒙死而存之。

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

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从中可以看出，该规定正是对儒家所提倡的家族道德的一种维护。

除此之外，儒家还有很多“精华”都在封建立法中得到体，作为中国封建立法缩影的《唐律》便是“一准乎礼”。

西方的情形何尝不是如此？希腊人的哲学，罗马人的务实精神，中世纪的神权观念，资产阶级革命时初的启蒙恩潮，以至当代西方种种有影响的学说，都指导或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的立法。

特别是风靡一时的启蒙主义思潮，对资产阶级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和革命后建立的西方政治法律制度，担当了直接的思想指南角色。

如美国《独立宣言》、法国《人权宣言》以及后来的《法国民法典》，都是沐浴着启蒙思想产生的，这些法律和法律文件，通篇贯串着启蒙思想家的理论、学说、主张，其中许多条文都是直接来自启蒙思想家的经典性观点。

正如马克思在讲到《法国民法典》时所指出的：“法典并不起源于旧约全书，而是起源于伏尔奉、卢梭、孔多塞、米拉波、孟德斯坞的思想，起源于法国革命”。

浅谈中西方法文化之差异在正式进入这个论题之前，我想有必要解释一下法律文化的概念，弗里德曼在其一篇著作《法律文化的概念：一个答复》中，对法律文化给出了明确的界定，即法律文化是指那些为某些公众或公众的某一部分所持有的针对法律和法律制度的观念、价值、期待和态度。

”法律文化作为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社会的经济基础一物质生产条件决定的。

法律文化集中地体现了法律上层建筑的一些基本特征。

(1)、法律文化具有物质依附性；(2)、法律文化具有政治功能；(3)、法律文化具有普遍适用性；(4)、法律文化具有实践性、实用性；(5)、法律文化具有历史连续性；(6)、法律文化具有民族性；(7)、法律文化具有互融性。

至于中西方法文化的差异产生的原因，笔者从大量的文献资料中了解到，主要有以下这四种原因：1、人类学。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时指出，土地，人口对法律发展影响重大。

中国一直是农耕文明，大量水利工程需要人治的存在才有组织可能。

西方是畜牧文明，单打独斗的丛林生活使得自由主义泛滥，民主成为必然选择。

2、语言学。

东方的汉字体系本身非常复杂，语义存在模糊性，不稳定和过度的修饰性，使得法律文本在传承中容易产生流变，执法者自主解释变得肆意，法律信仰难以树立。

西方字母体系语义简单明确，文本解读歧义性低，法官解释空间小，有利于人们形成准确法律观念。

3、哲学。

中西哲学体系大不相同，个人主义思潮必然导致民主的诞生，完善的民主又是法律得以被遵循的前提。

卢梭社会契约论核心正在此。

信仰君权神授，信封道德教化而不是法律惩戒，必然道德泛化法律退让。

法律的出发点就是人性本恶，显然一直接受不同信念。

4、宗教。

天主教一直存在法律传统，《圣经》就是所谓神法，罗马教廷对法律文化的推广，传教士对法律文本的研读都使得法律传承有了深厚人文背景，传统的儒家思想根本无视法律，所谓法家也是人治下到法治。

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在传承法律文化上必然存在坎坷。

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因素，笔者结合上课时老师的讲授以及众多文献，从而概括出了以下的七点差异之处。

中西法律文化的论文1中西法律文化的论文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中西方国家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异同以及相互影响变得尤为重要。

本文将从历史背景、法律体系、法律思维等方面探讨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并分析这些差异对法律实践的影响。

一、历史背景的差异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与各自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

中西方社会的发展进程存在明显的差异，这直接影响了法律的形成和演变。

中国的法律文化源远流长，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注重理法合一、亲情等价、顾全大局等价值观。

而西方法律文化则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法，以个人自由、权利平等、社会契约等为核心价值。

这种历史背景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方法律文化的不同取向和特点。

二、法律体系的差异中西方的法律体系也有较大的差异。

中国法律体系以宪法法律为核心，强调立法和行政的统一性，法律适用的重点在于公共秩序的维持和社会利益的保护。

而西方国家多采用的是民法体系或普通法体系。

民法体系强调法律的完备性和确定性，注重保护个人权利和契约自由；普通法体系注重判例法的运用，更加注重司法判决的权威性和效力。

三、法律思维的差异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还体现在法律思维方式上。

中国的法律思维以整体观念为主，强调法治的稳定和秩序，结合中国特色的社会和历史背景进行法律解释。

而西方法律思维更加注重个案分析和逻辑推理，强调法律的公正和规则的适用性。

这种差异在法律实践中也会导致中西方在问题处理和解决方法上的分歧。

四、中西法律文化的相互影响尽管中西法律文化存在差异，但它们并不是封闭的系统，而是相互影响、互相借鉴的关系。

随着中西国家交流的不断深入，中西法律文化之间的互动越来越频繁。

中国引入了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思维方式，推动了法律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在借鉴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法律经验，以更好地处理日益复杂的社会问题。

总之，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既是历史、文化的结果，也与法律体系、法律思维方式的差异密切相关。

而这些差异又会对法律实践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法系与西方法系的比较研究中国法系和西方法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法律体系，而这两种体系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和西方的文化差异。

这篇文章将比较这两个法系的主要特点，以及它们对各自社会和法律实践的影响。

一、法律根源和传统中国法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儒家思想和礼法制度。

中国的法律体系注重的是社会秩序和稳定，强调的是社会群体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和权利相对较低。

在传统的中国法律观念中，法律是用来维护社会和谐的工具，而不是强调个人权利的保护。

相比之下，西方法系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法和基督教思想。

西方法律体系强调的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保护，法律是为了保护个人权利而设立的。

西方法系强调个人的自由，注重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二、立法和法律制定在中国法系中，立法权力主要集中在国家机关和行政机构手中。

法律的制定通常是由立法机关通过政治决策来完成的，法律的内容往往显得相对模糊，留有一定的解释空间。

此外，中国法律中也存在许多宣称是“法律”的文件，实际上却是由政府部门颁布的行政法规。

而在西方法系中，立法权力通常是由民选的立法机构来行使的。

法律的制定通常更具体和明确，以便使法律的适用更加明确和稳定。

另外，西方法系中的法官在判决案件时候注重法律的字面解释，更加注重根据法律来做判断。

三、司法体系和法律实践中国法系的司法体系注重的是集权和稳定，法官的角色在许多情况下更像是国家机关的代表，而不是独立的法律解释者。

在中国的法官的任命中存在政府干预的现象，这常常引起司法独立性的质疑。

相比之下，西方法系的司法体系更加注重司法独立和公正。

司法机构和法院相对独立，法官在判案过程中更加注重法律的适用和公正。

西方法系中的法律实践更加注重法律的解释和理性的推理，而不是通过权力关系的调节。

四、法律文化和社会影响中国法系的文化影响着中国人民的法律观念和行为方式。

在中国社会中，人们更多地依赖关系网络和权威来解决问题，而不是依靠法律和法律机构。

中国人普遍对法律的信任度相对较低，许多人会选择用其他方式来解决纠纷。

中西法律文化和法治的差异【摘要】本文从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入手，在分析文化的基础上区分了不同的法治类型，并且总结出二者的区别，目的在于将思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进而为我国的法治提供一种横向上的借鉴。

【关键词】法律文化；法治；差异随着中国国力的日渐增强，国人更加希望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能够在世界民族之林找到自己独一无二的价值归属。

当我们演绎西方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的发展路径的时候，越发感到单纯的移植西方的制度并不能在中国生根发芽。

因此，我们要想很好的学习西方先进的制度与理念，在整合多元法律文化的过程中做到有条不紊，有的放矢。

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有句名言：“法典背后有强大的思想运动”，这个思想运动或者说是价值问题是任何时代的文化必然具备的一个核心问题。

武树臣先生将法律文化概括为“法统”、“法体”、“法相”和“法态”，他认为“法统”是法律文化的内核，“法体”则是法律文化的外壳，“法相”是法律文化横截面，“法态”是法律文化的运行状态฀。

“法统”是贯穿于法律文化体系的核心概念，其所关涉的是法文化的价值核心问题，衡量法律文化的不同类型主要就是依据“法统”的差异而做出的一种界定。

根据这种划分我们从不同角度来简要分析中西法律文化和法治的差异。

1.西方法律文化与西方法治纵观西方的文明发展史，它的轴心时代就是古希腊和古罗马。

在当时存在两种精神，一个是努斯精神，另一个是逻各斯精神。

努斯精神是一种自由的精神，是灵魂的自由，它可以说是西方自由主义的传统。

另一个逻各斯精神是一种理性和秩序的精神，所以在西方又存在一种理性主义的传统。

在西方还存在着一次大的变迁即启蒙时代，是一个充分张扬人的个性的人类自我解放方式，人真正作为一个个体在理论上摆脱了政府的压制，摆脱了强者的奴役，而真正地获得了理论上的解放。

启蒙时代洛克的自由思想，孟德斯鸠的分权思想等等都在美国得到了继承和发展。

其实第一个提出法治国家概念的是伟大的哲学家伊曼纽尔•康德，他说道：摆脱不成熟的状态而真正进入成熟状态的标志就在于“人”。

浅谈中西方法律制度的差异班级：行管111班姓名：***学号：********课程：中外政治制度比较浅谈中西方法律制度的差异俗话说“无规矩不成方圆”，这里的规矩就是现在人们普遍认为的法律，法律是社会的产物，是社会制度之一，是社会规范之一，从古到今，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一出现国家就伴随着产生了法律，这几千年的时间下来，每个国家都有一套自己的法律体系，逐渐演变成一种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过程中所认同的相对稳定的、与法律制度有关的制度意识和传统学说的总体。

虽说东西方都有法律，但是伴随着各国，尤其是东西方历史的不同，造就了现在东西方法律制度的不同，下面我就从中西方法律文化各自的渊源、中西方各自法律的本位，人的本质差异、人性善恶的差异，以及法律的价值取向来谈谈中西方法律的差异，最后简单的谈谈中西方法律差异对于我自己的启示。

一、中西方法律文化各自的渊源中西法律文化最根本的分歧来自人类起源的问题。

在西方, 上帝造出的亚当夏娃因为违抗了上帝的意志而落入人间, 成为人类的始祖。

而在中华文明的众多传说中, 人类无一例外都是顺应天地之气所生, 是世界当然的主角。

两种文明的差异出现在对人性根本的认识,即性恶论与性善论，按照一般的思维, 性恶的百姓自然需要有强大的专制统治来制恶向善,而性善者更应当有民主自由地发扬性善的制度与之相适应。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西方在一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后迅速进入了民主社会,更让人惊叹的是法律中的宽容平等思想。

从某个角度看, 中华法系给人最深印象的却是捍卫道德的严刑峻法和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在一定意义上它只是统治者行使权力过程中一道可有可无的程序罢了。

究其原因,在西方人心态中, 任何人都有原罪,没有人可以高人一等, 祖先的罪过把所有后代放到了一个更低但更平等的地位上,于是不再有权威,人们更倾向于像自己那不安分的祖先一样相信自己,用自己的理性为社会立法。

如苏格拉底所说:真正的智慧来自于人本身。

论西方法治与中国仁治在中西方文化中，它们的治国观念是有差异的。

中国主张仁治，西方则主张法治，在中国文化中，“法令所以导民也，刑法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礼。

已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可见，在中国人心中，法律只是道德的补充，所以中国人提倡仁爱，提倡自我完善，不提倡用法律来约束人，对法律重视不够，更加注重仁治。

相反，而西方人认为，人的原欲是不应该被压制的。

对于社会和人的规范，应该用法治而不是仁治，通过制度，如三权分立的组织来约束与制约，道德则处于从属地位。

就治国思想的起源来看，中西方是不尽相同的，在西方是上帝，中国则是天，在《圣经》中，上帝创造了天地，树木，虫鱼，鸟兽，给予了人类生命，他成为一切的主宰。

亚当、夏娃违背上帝的旨意偷食禁果，上帝为了惩罚他们，为保证人们能够听从于他，颁布摩西十诫，要求人们按照诫条行事，若好好遵循十诫，上帝就会降下及时雨，叫地生出土产，田野的树木结果子，违背则要受惩罚，这是西方最早的法制观念，它强调平等，契约的重要性，这既是法治，也是神治。

而在中国，天创造了人类，由之生出了德，德有天赋，天为德本。

爱与仁也是不同的，首先，在西方，爱来自于上帝，爱是以神为中心，是神性之爱，而在中国，仁根植于人性，是人性之爱，是神爱与人爱的区别；其次人爱上帝是上帝爱人之回应，就最终意义上爱的对象是上帝，“仁者爱人”之爱的对象是人，最重要的还是人；然则，上帝之创造的爱是契约之爱，平等之爱，而仁爱则是人伦，差等之爱；最后在圣经中，爱是基本道德原则，但在圣经犹太教中，律法则是基本的权威，而先秦儒家特别是孔子的伦理体系中，仁是道德总纲，是社会诸道德规范的主轴，高于其他原则和规范。

西方强调法，而中国强调理，西方的法是保证爱能被实施，因此有了摩西十鉴来约束人们的权力，用摩西十鉴作为规范，保证人人都能体会到爱，并且人人都能遵守它，所以，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的法是维护爱的工具，并且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西方的法治，犹太伦理偏重他律，中国则强调仁礼，仁是人的本质特性，克已复礼为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的思想包括了统治者体察民情，发对苛政和刑杀，也体现了民本思想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