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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大学生生活的另类书写——《未央歌》中的西南联大记事抗战时期大学生生活的另类书写——《未央歌》中的西南联大记事抗战时期，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国家危机，军事斗争激烈，但是在这个黑暗的年代里，西南联合大学成为了一片独特而美丽的风景。
《未央歌》一书正是以西南联大的学生生活为背景，以“团结、奋斗、智慧”为座右铭，用独特的视角书写了抗战时期大学生的奋斗与成长经历。
《未央歌》这部小说由一名曾在西南联合大学求学的知名作家丁玲所写。
她通过对西南联大的描写，展示了那个特殊时期大学生活的方方面面，带领读者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西南联大是由北平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六所名校联合组成的临时大学，位于四川昌都。
在这里，学生们精神极度高涨，他们扎根于西南大地，刻苦求学，为国家的未来默默奉献。
小说《未央歌》各个章节的名字如《瓦罐煮城》、《四川风情》、《美国乐队图像》等，生动地勾勒出西南联大学子们的生活场景和他们在抗战背景下的思想变化。
小说中，丁玲通过一个个令人难忘的人物形象，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的大学生活，展现了他们的生活状态、处境、外界影响和内心体验。
小说中有两位性格迥异的主角，一个是瑶芳，一个是秋实。
瑶芳是一个充满激情和活力的女孩，她积极参与各种校内活动，为战胜日寇努力着。
她是一个主动的人，对抗日斗争充满信心和决心。
秋实则是一个内向且内敛的男孩，他喜欢文学艺术，无法适应战争带来的动乱，内心常常感到迷茫。
小说通过描写两位主角的对比，展现了多样化的学生群体和他们在面对战争时的不同态度。
小说还以一种幽默的方式展现了西南联大学生们如何在困苦的条件下生活的故事。
学生们在饮食、住宿和学习方面都有着很多不便，但他们通过互助与努力克服困难，仍然能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科学的追求。
他们珍惜每一个机会去获取知识，以期将来能更好地为抗战胜利做贡献。
除了生活场景的描写外，小说中也通过塑造丰富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学生们的战斗精神和责任感。
28各界史海钩沉俞 宁一我对柴老的印象是什么呢？尊敬是肯定的，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启大爷的师兄。
至于我对他本人的印象，就只剩下了“关公战秦琼”和“好啊，卡车也好”这两句话。
太单薄了。
我尚如此，那些不曾与他比邻而居的普通人，大概就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个人，如流星划过夜空，倏尔而逝。
不谙内情的人甚至会以为还不如流星，因为流星毕竟划出过一道光芒。
柴老勤苦治学的一生，有过什么闪光的瞬间吗？当然有！他不但是一位功力深厚的史学家，而且是一位天才的诗人，更是一位知行合一的磊落儒者、爱国者。
且听我讲一讲从史料里钩沉出来的柴德赓先生“出北平记”。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军在华北动武，不久就占领了北平。
城里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不甘心做亡国奴，纷纷离开北平，把学校迁到后方，于是有了西南联大等著名的战时名校。
暂时无力迁离的各校学生，纷纷转入留在北平的教会学校，如燕大、辅仁。
因为天主教、基督教新教的关系，日本占领军一时没有难为这些学校。
柴老留在辅仁任教，有老校长陈垣的庇护，生活暂且安稳。
忍辱的生活维持了六七年，柴老内心的痛苦愈来愈难堪，因为他明白侵略者不会总是放任不管这些教会学校。
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之后，日军马上就逮捕了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先生和其他教职员、学生共25人。
辅仁大学也渐渐感到压力。
到了1943年各种大小事件刺激着柴老，使他坐立不安。
先是侵略者为了粉饰太平，鼓励当时北平一些骨气不足的“知名人士”附庸风雅，农历三月三日，在北海公园安排了一场祓除不祥、上巳节流杯诵诗的柴德赓先生出北平记文化活动。
中国文化中的修禊传统因王羲之《兰亭集序》而愈发雅俗共赏，但是拿它来为侵略者帮闲则是柴德赓先生所不能接受的。
他写了一首七言律诗和一篇较长的序言，记录了这个闹剧，且对奴性极重的所谓诗伯们给与不留情面的批判：上巳，闻画舫斋有修禊之集，钱牧斋为祭酒，元白被邀，座中诗伯数日前均向虏使重光献诗颂圣，情实可怜。
高考复习专题——课外名著阅读（八）——《四世同堂》阅读【作者简介】老舍（1899-1966）：原名舒庆春，字舍予。
满族，北京人（正红旗）。
中国现代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
【主要内容】《四世同堂》是中国作家老舍创作的一部百万字的小说。
这是一部表现抗战北平沦陷区普通民众生活与抗战的长篇小说，全书共三部。
小说在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沦陷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祁家四世同堂的生活为主线，钱家、冠家以及其他居民为辅，形象、真切地描绘了以小羊圈胡同住户为代表的各个阶层、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
作品记叙了北平沦陷后的畸形世态中，日寇铁蹄下广大平民的悲惨遭遇，那一派古老、宁静生活被打破后的不安、惶惑与震撼，狠狠地鞭挞了附敌作恶者的丑恶灵魂，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的残暴罪行，更反映出百姓们面对强敌愤而反抗的英勇无畏，讴歌、弘扬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坚贞高尚的民族气节，史诗般地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人民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的杰出贡献，气度恢弘，可歌可泣。
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反抗与顺从的选择，国家与个人的选择种种艰难的选择纷繁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
【创作背景】《四世同堂》的创作开始于1944年。
老舍对于小说的创作准备则开始于1941年，此时正是北平沦陷的第五个年头，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文学在全民抗敌、同仇敌忾的情势下，表现出统一的步调和普遍高昂的爱国情绪，老舍在这样的环境下萌发了创作一篇关于抗战题材的小说的想法，但是苦于缺乏合适的题材故而一度搁置。
直到1944年，抗战进入反攻阶段，老舍从夫人的经历中想到了一个完整的小说框架，于是开始在陪都重庆书写这部小说。
小说的写作延续了4年，其间经历了抗战胜利以及作者被邀出国讲学，直至1948年，老舍才在美国完成了这部达百万言的长篇巨制。
茅盾简介茅盾 (1896～1981)现代作家、社会活动家。
原名沈德鸿，字雁冰，茅盾、玄珠、方璧、止敬、蒲牢、形天等，都是他常用的笔名。
1896年7月4日生于浙江桐乡县乌镇。
父亲沈永锡，清末秀才，通晓中医，是具有开明思想的维新派人物。
母亲陈爱珠，是一位通文理、有远见而性格坚强的妇女。
茅盾10岁丧父，童年时代，就接受了母亲所教的文学、地理和历史知识。
茅盾说，“我的第一个启蒙老师是我母亲”（《我走过的道路》）。
1909年，他考入浙江湖州第三中学堂插班二年级读书，1911年秋季转入嘉兴中学堂。
辛亥革命爆发后，茅盾和几个同学发动，抨击了一个不得众望的学监，而被学校除名。
于是，他便转入杭州安定中学校学习，并在那里毕业。
在中学时代的生活中，固然有些师长，给茅盾以深刻的印象和积极的指导，但整个的学习空气是陈旧的。
“书不读秦汉以下，骈文是文章之正宗，诗要学建安七子；……气度要清华疏旷”（《我的中学时代及其后》）。
这一切曾给茅盾以古典文学的修养，但在他的回忆里更多的却是平凡、灰色和令人窒息的东西，他几乎把课余时间都消磨在看小说上。
1913年，茅盾考入北京大学预科第一类。
预科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的窘迫，便开始工作谋生。
1916年8月，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开始在英文部修改英文函授生课卷，继之和别人合作译书。
有《衣食住》、《中国寓言》等。
1920年初，“五四”文学革命深入开展中，茅盾开始主持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小说新潮栏”的编务工作。
这时连续撰写了《小说新潮宣言》、《新旧文学平议之平议》和《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等论述，表露了茅盾早期的文学见解。
同年11月，茅盾接编并全部革新了《小说月报》；12月底，与郑振铎、王统照、叶绍钧、周作人等联系，并于1921年 1月成立了“文学研究会”。
据不完全统计，1921年度，茅盾发表的译著约130余篇。
他以充沛的精力，致力于文学革命活动。
两年后，由于商务印书馆守旧派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不满，茅盾辞去了该刊的主编职务，转到国文部工作。
•••••••••••••••••《囚绿记》教案《囚绿记》教案（精选10篇）在教学工作者开展教学活动前，通常需要用到教案来辅助教学，教案是保证教学取得成功、提高教学质量的基本条件。
教案应该怎么写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囚绿记》教案（精选10篇），欢迎大家分享。
《囚绿记》教案篇1学习目标：1、读一读2、画一画3、说一说4、赏一赏重点和难点1、掌握象征的写法。
2、体会作者在行文中所表达的向往光明、顽强斗争的精神。
学习过程：一、导入：你喜欢绿色吗？我们应该怎么对待绿色？二、朗读课文，圈点批注1、用“、”圈出文中生字、难字；2、用“O”在段首圈写出段落序号；3、用“——”在文中画出直接描写常春藤的语句；4、用“【】”批注表现常春藤特点的内容。
三、整体感知：本文题目“囚绿记”作何解释，“囚绿”是怎么回事？作者为什么“囚绿”？四、理清层次在文中题目为“囚绿记”，课文中哪几段是写“囚绿”？“囚绿”之前、之后主要写了哪些内容？寻绿（1—4）赏绿（5—7）囚绿（8—12）放绿（13）怀绿（14）五、研读课文：1、请同学们逐段找出文中直接描写常春藤被囚之前、之后生长状况的句子，并说说表现了它什么样的特点2、绿藤被囚后尖端总是朝着窗外的方向，这说明了什么？六、探究写法；1、【知识链接】①陆蠡其人：（1908～1942），现代散文家，翻译家。
1942年，因出版抗日书籍，被捕，刑审数日，受尽酷刑，英勇不屈，年仅34岁。
从一介书生到抗日英烈，34岁短暂的生命有如燃烧的流星，划过漫漫夜空，爆出了美丽耀眼的火花。
②陆蠡其时其文：1937年7月，卢沟桥事件发生了，时值日寇入侵，“黑云压城城欲摧”“山雨欲来风满楼”。
本文写于1938年，当时作者是富有正义感的青年作家，困难当头，不能不愤怒、忧烦，不能不生发出坚贞不屈的浩然正气。
2、联系当时的社会背景，说说“绿”的象征意义七、拓展延伸：1、本文给你什么深刻的人生启示？2、观赏名人事例及视频，激发正能量。
1912—1937：北京知识分子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作者：文学武王冰冰来源：《读书文摘》2019年第11期民国时期的北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文化城”，大学和研究机构林立，吸引了众多的学者和学生。
相比较其他的阶层而言，作为知识传播者和精英阶层的大学教授、作家的收入远高于普通的人群。
尤其是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政局相对比较稳定，各大学的经费相对充裕，再加上首都南迁后北京的很多功能丧失，大量人员迁走，北京变成了一座休闲城市，物价总体而言不高。
当然更重要的是此时学术相对自由、人文气息浓郁。
因此无论从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来看，这段时间都可以视为民国以来的黄金时期。
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可以更清楚地还原当时知识分子生活的原貌和精神特征，体现个体与时代、社会的关系。
正如法国年鉴派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所说：“日常生活无非是些琐事，在时空范围内微不足道。
你愈是缩小观察范围，就愈有机会置身物质生活的环境之中……它侵入社会的每个层次，在世代相传的生存方式和行为方式上刻下印记。
有时候，几桩传闻轶事足以使某盏信号灯点亮，为我们展示某些生活方式……我们发掘琐闻轶事和游记，便能显露社会的面目。
社会各层次的衣、食、住方式绝不是无关紧要的。
”关于民国时期大学教师的收入状况，有不少学者都曾有专著或专文论述。
邓云乡说：“文化古城时代大，学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是当时的天之骄子。
那时清华、北大等国立大学的‘部聘教授’（由教育部下聘书），高的月薪五百元，一般都在四百来元……由学校发聘书的教授，月薪也均在三百元以上。
自然私立大学，经费不足，那就另当别论。
”梁实秋回忆，北京大学还有研究教授和名誉教授之分，而研究教授则是由基金会另外提供一笔资助，待遇比一般教授要高出四分之一。
谭其骧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对当时自己在北京工作时的收入也有较为详细的记录：“那时我除开头一年半还在当研究生没有收入靠家里供养外，从1932年年初起，在北平图书馆当了三年馆员，每月薪水60元;同时又在辅仁北大燕京等大学当兼任讲师……教零钟点每课时5元，一门课若每周二小时，每月得四十元，三小时的话就是六十元……我在北平图书馆呆了三年，嫌当馆员要按时上下班不自由，就辞职不干，专教零钟点。
1927—1937，北平读书人的生活剪影作者：胡悦晗来源：《读书文摘》2018年第05期1960年，作家林海音出版了以记叙1920年代末“老北平”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城南旧事》。
这部作品以温暖的笔调，描绘出小英子眼中旧时皇城根儿百姓市井生活的千姿百态，淡雅的文字隐透出一丝怀旧的哀婉。
在历史记忆和部分文人学者眼中，1927年至1937年间的北平，在当时是社会相对稳定的时期。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将上海确立为经济中心。
北方的银行、商业机构纷纷将总部和资本南迁，北方经济开始萧条。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改北京为北平。
北平降格为故都，经济命脉也呈恶化趋势。
知识界发出了无奈的感慨：“北平之历史意义，从此殆摧毁无余矣。
”然而，在经济萧条、通货紧缩的同时，北平发展出一套以低廉物价水平与二手商品交易市场为基础的城市经济系统。
尽管大量权贵阶层携巨额资本南迁，但此时的北平却用低廉的物价水平加之各行各业良好的服务态度，维持着活络的消费经济。
散布城内大大小小的二手市场在为中下层民众提供日常生活用品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学者邓云乡看来，北平城市居民享有“物价低、服务好”的低消费成本生活质量。
这一时期，大量文人学者聚集于北平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
国民政府对北平的文化事业予以扶持，加之与南京中央政府的疏离，既为寓居于此的文人学者提供了相对宽松的言说空间，又提供了良好的生活保障，使得读书人得以维持较体面、稳定的生活。
无论是知名教授还是低级教员，都能获得一份足以保障“衣食无忧”的薪金收入。
物理学家李书华于1920至1930年代先后供职于北京大学、北平大学、北平研究院等，他回忆，“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可以雇佣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
这个时期，较好的四合院宅邸分布于内城，贵族的王府多集中在内城的西北、东北一带。
城市贫民的陋宅大部分集中在外城。
由于经常数家合用一院，且仅有一两进院落，级别很低，也比较简陋，被称为大杂院或四合房。
不过京派小说家张恨水却认为北平的四合院能与上海花园洋房媲美：北平的房子，大概都是四合院。
这个院子，就可以雄视全国建筑。
洋楼带花园，这是最令人羡慕的新式住房。
可是在北平人看来，那太不算一回事了。
北平所谓大宅门，哪家不是七八上下十个院子？哪个院子不是花果扶疏？政府对北平各大学、图书馆及中央研究院的经费每月照发，保证了读书人的安定生活，使他们能择居而住。
具有传统生活方式的文人学者多居于四合院内，散文家梁遇春住在东城报房胡同56号；周作人的住宅是位于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11号的一处约四亩的大宅院；陶希圣刚到北平时，暂住在王府井大街会贤公寓，把家眷迁来后，定居西城学院胡同；杨树达1933年9月定居回回营郑叔靖家西院，11月迁居头发胡同。
也有一部分文人学者选择住在校内的西式洋房。
一来缘于他们中的不少人有留洋经历，生活习惯偏西式，二来缘于工作场所提供住宅，十分便利。
清华园的北院与西院全部为西式洋房，房屋构造十分宽敞，室内装潢陈设均体现西式生活风格。
1920年代末从美国回清华任教的浦薛凤回忆：“三十年代的清华教授不啻全部居住清华园内外，亦即北院、西院及内院，未婚或不携眷属者则住工字厅。
计居北平城内者只有金龙荪、张奚若、钱稻孙、燕树棠等约六七人而已。
”1934年10月，俞平伯由清华园南院七号迁居到清华园新南院四号，这是一所西式的砖房，电灯、冷热自来水、电话等设备一概齐全，并与陈岱孙、闻一多、潘光旦、萧公权等为邻。
如果说生活方式传统的文人学者多居于四合院，生活方式西式的知识分子多居于洋房的话，学校周边的各色会馆、公寓则是青年学生的聚居地。
在环绕北大的沙滩、北河沿一带，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公寓。
“这固然一方面是由于学校中寄宿舍少，学生全住不下，势必另寻出路；其实一方面乃是公寓老板投机，为迎合学生哥儿们怕在校受拘束的心理，所以才开设的。
”栖身其中的当然有正式的学生，但更多的或许是像沈从文那样的“北漂”青年。
他们被北大开放的校风、自由旁听的制度，以及周边浓郁的文化氛围吸引，游走于课堂、图书馆、街道和公寓之间，彼此联系，互通声息，构成了独特的文化生态，沙滩一带甚至有了北平“拉丁区”的美名。
选完了住所后，文人学者在书房的布置上也颇费心思。
浦江清1926年从东南大学毕业，后经吴宓推荐，至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陈寅恪的助教，后又转入文学院中国文学系任教。
这一时期的他虽然只是一名青年教员，在清华的宿舍条件较为简陋，无法与知名教授相比，但他仍因地制宜地装饰宿舍。
“房间甚小，余迁入后，书架、床、桌、字画一布置，亦殊幽雅。
”无独有偶，在日本留学生活多年、受日本文化浸淫甚深的周作人，把苦雨斋的书房按照日本家居住宅的式样精心布置。
晚清以降，许多城市老城区的规模与繁荣程度日渐被新兴城市空間超越，产生新的城市中心，但在北平，这一变化并未影响到城市的文化空间。
民国时期北平的图书市场延续明清的特点，集中在以庙会与集市为主的琉璃厂及附近的厂甸一带，多为售卖文房四宝、线装书的古旧书店，成为文人学者频繁光顾之地。
每逢旧历年关便是读书人至厂甸淘书的最佳时期。
不少读书人每逢淘到中意之书，便如获至宝，在日记中记录品评。
胡适在1931年2月间便多次至厂甸淘书，颇有收获。
时任教于清华的朱希祖也喜欢到书肆海淘：“至琉璃厂各书店阅书，购得书六七种。
”据《钱玄同日记》记载，钱玄同仅在1928年1月20日至2月10日间，就前后13次到厂甸游逛，购得不少书籍。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光顾北平书肆的文人学者多为各大高校的教员及部分自由写作者。
这些人通常拥有稳定的工作和经济来源，与书商之间大体处于费孝通所说的“熟人网络”关系，这使得书商需依靠更人性化的服务才能吸引回头客。
在读书人的回忆中，北平琉璃厂大小书肆的掌柜与店员都给人厚道与敬业之印象，如任教于清华的蒋廷黻就认为书商与店员的服务给买书之人带来极大便利。
北大学者姜涛指出，1930年代的北平，一方面，新文化运动后，随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加入文坛以及各种刊物的出现，一个独立的文学“场域”开始形成。
在这个场域里，知名文人学者凭借文凭等级制度与话语权占据了场域的顶端，他们已有足够的文化资本约束自己的文字发表。
然而，当大量受过新式教育的文学青年纷纷加入后，势必对既有的出版与发表空间构成冲击。
栖身于会馆或公寓之中，通过投稿赚取微薄的收入，对于那个时代文学青年来说是一种基本的生存模式。
另一方面，由于北平知识群体大都在学院内部，具有相对充裕、稳定的经济来源和物质条件，故其阅读与写作的生活更多是为了自身在专业与创作上的造诣，而非为了生计而压榨生命健康。
朱自清在清华任教时，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读书计划。
浦薛凤在清华时期，依据医生的囑咐更改了自己的写作习惯。
“用胃需血，用脑亦需血，同时进行，相互冲突；饭后必须步行或休息，不可立即用功写稿。
此一教训，此一领悟，使予受惠良多。
”即便如田涛之类经济上尚未自立的青年学生，也能借助公共图书馆之类的机构完成阅读和写作。
1927年至1937年间北平读书人的家庭生活内容多是聚餐、打牌等活动。
胡适1930年代初从上海迁至北平后，家庭生活照旧以频繁的聚会、打牌为主，身边往来的多是学界名流与政界要人。
1934年3月至6月间的《胡适日记》载，胡适多次在自家或别人家打牌。
尽管胡适视此地为一个清静、适宜做学问的好去处，但他并未减少社交生活的频度，家庭生活中也始终人头攒动，热闹不断。
各大学校园内的教师宿舍也为同事的相互走访提供了便利，知识分子们时常在家设宴招待同事。
浦江清在清华任教时，时常在同事家中吃饭。
即便与留洋归国的清华同事格格不入的朱自清，也时有与同事相互串门赴宴的情形：“晚到平伯处打桥牌，连胜二局。
”在北平读书人的家庭生活中，可以窥见不同类型的文人学者在业余爱好与日常交往方面的差异。
一方面，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任教的欧美留学归国者将家庭舞会、沙龙等西式生活方式带回国内。
浦薛凤“自赴欧研究回校后，生活兴趣似略改变。
一则无形中形成家庭舞会之不定期举行”。
另一方面，传统文化生活的业余爱好在读书人中得到延续。
俞平伯自幼酷爱昆曲，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与身边的昆曲爱好者组织了一个业余研究、演唱昆曲的组织——谷音社。
俞平伯也时常在自己寓所及友人住处与志同道合者聚餐、纵谈，切磋昆曲。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园被视为一种现代产物从西方和日本传入中国。
清末民初，北京城开始涌现许多公园。
北洋政府于1914年将社稷坛辟为公园开放，为市内第一个公共园林，初称中央公园，后改为中山公园。
邓云乡等读书人时常在闲暇时间去散步、赏景。
当公园这种新型休闲场所逐渐得到广大市民认可时，传统茶馆也很快与之结合，演变出大受欢迎的茶座。
当时许多公园都设有各类茶座，供游人休憩饮茶，市民把公园茶座当作休息、闲谈、看书、写东西、聚会、宴请的好地方。
随着社会各阶层的持续分化，不同群体在喝茶等日常消费方面开始形成差异化的空间格局特征。
史学家谢兴尧曾言：“凡来吃茶的，先打量自己是哪一个时代的人物，然后再去寻找自己的归宿地……譬如说你本来是个旧式人物，便应该规规矩矩到‘春明馆’去坐下，而你偏要‘偷闲学少年’跑到‘柏斯馨’去现代化……因为环境不适于生存，与空气的不相宜，都可以使‘瞎碰’者感到坐立不安，结果只好忍痛牺牲一角大洋的茶资迁地为良……”1920年代初，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等主办《新语丝》杂志时，将中山公园的茶社作为聚会的主要地点。
在谢兴尧看来，中山公园长美轩茶社的雇主也“多半是中年人或知识阶级”。
至1930年代，北海公园的茶社也被《大公报》《益世报》等京派文艺报刊作为编者与作者之间沟通交流的聚会地点。
总的来说，这十年间北平读书人在日常生活方面开始产生分化，发展出各异的生活方式。
然而，这一群体整体仍处于学院体制内，与三教九流的社会群体接触有限，生活稳定度与舒适度相对较高，北平也正处于城市社会稳定分化的阶段。
因此，日常生活的分化并未导致内部亚群体之间的张力和摩擦，北平读书人的生活方式不仅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多重因素，且相互间和谐融洽。
可惜，当北平读书人建构出自身的身份与阶层认同时，抗日战争也打响了，北平读书人在硝烟弥漫与家园沦陷的战火中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命旅途，“老北平”的日子从此只能停留在记忆最深处，一去不复返。
（选自《同舟共进》201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