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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法的程序结构及利益平衡机制（上）李永军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关键词: 破产/和解/重整/破产清算内容提要: 我国2006年破产法因在程序设计中采取了“一个大门,三个小门”的设计思路,因而,破产法必然含有破产清算程序、和解程序及重整程序共同适用的部分,也含有各自的特别规定。
“三种程序”的共用部分,包括:申请程序；公告及通知程序；管理人及其职责；破产债权；破产债权的申报；债务人的财产；破产费用及共益债务；取回权、抵销权、撤销权；法律责任等。
而特别部分包括各种程序的启动主体、启动后的效力、程序之间的转换等。
除此以外,因破产法是对债务人财产的一次性概括处理,因此,各种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冲突在破产法上尤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债权人及债务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债权人及出资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债权人及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有担保债权人及无担保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及未申报债权的债权人利益冲突、共益债权人及一般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管理人及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职工利益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冲突等,破产法对于这些利益冲突进行了平衡性制度安排。
但在对这些冲突进行了平衡性制度安排的背后,却存在着有争议的价值判断。
我国2006年8月27日通过的破产法是一部程序结构较为复杂的破产法,这一点体现在程序结构方面即为“总分结构”；同时,它吸收了国外的许多先进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具体体现在不同利益关系人的利益平衡方面。
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构成了破产法的核心,对于这两个问题的阐述能够更好地理解破产法。
一、程序设计的基本构造（一）程序设计的基本思路我国2006年破产法共设计了三种程序,即破产清算程序、和解程序及重整程序。
由于我国破产法使用的是“大破产”的含义,因此,有的地方虽然称为“破产”,但却是三种程序共用的部分,如“破产债权”；有的地方所称的“破产”,仅仅是指“破产清算”而言。
这主要是在破产法立法的过程中,为了简便程序,按照“一个大门,三个小门”设计的缘故。
第9卷第1期2012年1月Journal of Hu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Jan.2012Vol.9No.1为第三人利益合同，是指当事人约定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债务，当债务人不履行或履行不合约定时，第三人可以直接向债务人请求履行或主张违约责任的合同。
为第三人利益合同的交易形式，是在现代交易的连续性和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为简化交易方式、降低交易成本，增强第三人实现债务的可能性，在人身保险、货物运输、信托、连锁买卖、连锁租赁领等域，由交易人普遍采取向第三人直接交付标的物并约定第三人可以直接请求履行的现实做法发展而来的。
对于这种交易形式，我国已经在保险法、运输法、信托法等特别法中确立了特定类型的为第三人利益合同规则，贯彻着第三人对债务人享有直接请求履行的立场。
但是这些规则简单、分散，缺乏统一的、具有指导意义的为第三人利益合同一般条款，难以应对不属于特别法规定领域的类似交易形式，如连锁买卖、连锁租赁等。
我国《合同法》第64条虽涉及向第三人履行，但由于缺乏第三人享有向债务人直接请求履行权利的明确规定，理论界普遍认为《合同法》没有设定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
实践中遇到相关纷争诉至法院，也只得由法官依据公平原则来处理，徒增裁判的难度和不确定性。
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应尽快在合同法中确立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并对该制度构建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立法体例：采用潘德克顿式鉴于我国未来民法典通说认为应采用潘德克顿式立法体例，设总则编和分则编。
为了与未来民法典衔接，笔者认为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制度应首先在债法编总则中作扼要规定，再在合同之债分则中规定一般条款；对于特殊类型的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则在特别法中加以详细规定。
二、立法目的：保护第三人利益与意思自治原则之间的平衡立法目的是立法工作的灵魂，也是设计法律规则的价值基础。
破产撤消权制度的反思与重构——以利益衡平理念为视角祝伟荣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3-07-02 10:35:36 来源: 《法律合用》2023年第5期破产债权人无疑是破产事件悲剧的主角。
债权人是不幸的, 由于债务人破产至少意味着其债权的部分落空, 有时其债权的受偿率甚至是零或者负数。
[1]债权人也是最为脆弱、最容易受到伤害的, 他们虽然在名义上享有受益人的地位, 但同时又被剥夺了破产事务的管理权和破产财产的处分权, 因而往往不能积极参与破产财产处分的进程, 而只能被动地接受破产财产分派的结果；他们是分散的、无组织的, 在总体利益一致的情况下, 彼此间还存在此消彼长的矛盾关系, [2]这又使其难以形成合力以维护自身的权益。
债权人的不幸与弱势需要破产法给予“特殊照顾”。
由此, 破产撤消权便是给予债权人“特殊照顾”的“利器”, 撤消权作为体现破产法公平原则的一项关键制度, 在保障破产立法宗旨实现、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纠正债务人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维护经济秩序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为各国破产立法所重视。
如英国即将“制定撤消不公平的损害债权人整体利益的转移与交易的规则”视为破产法最重要的目的。
[3]美国一位著名的破产法权威——麦克拉兰（Mac Lachlan）专家认为, 可撤消交易制度是破产法对商法最重要的奉献, 这不仅仅是由于该制度促进了破产法的平等分派原则, 并且它减少了对债权人从智力竞争中得益的刺激, 促进了合理的商业活动。
[4]从立法的本位角度考察, 破产法经历了从债权人本位——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平衡本位——再到社会利益与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并重的变化和发展过程。
[5]随着免责制度、股东有限责任制度、和解、重整等制度的建立, 破产法所寻求的, 已不再是债权人和债务人两极间的平衡, 而是加入了社会力量, 成为在三维方向和三极层面上作用力量的平衡关系。
[6]当债权人的利益通过破产撤消权得到保护的同时, 破产撤消权的行使必然会影响到交易的安全与稳定。
利益平衡视角下破产撤销权制度的完善杨曦;李孟雪【摘要】破产法旨在追求债权人、债务人和交易相对人三方力量之间的制衡关系.破产撤销权是破产法平衡破产程序中各方当事人利益,体现公平原则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以及公平受偿等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基于利益平衡的理念,构建破产撤销权合理制衡机制:破产撤销权制度应该采用概括加列举主义的方式规定可撤销行为类型,扩大破产撤销权的适用范围;确立主观主义在破产撤销权制度中地位,赋予行为人以善意抗辩权;临界期的设置应当注重具备破产原因与期间限制双重标准,并考虑可撤销行为的危害程度及关系人等因素.【期刊名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17)005【总页数】7页(P82-88)【关键词】破产撤销权;利益平衡;可撤销行为;主观主义;临界期【作者】杨曦;李孟雪【作者单位】苏州大学王健法学院苏州215006;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南京210046【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DF411.92随着社会的发展，破产法的理念逐渐发生变化，经历了从债权人本位——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利益平衡本位——再到社会利益与债权人、债务人利益并重的变化发展过程。
破产法所追求的不再仅仅是债权人与债务人两极间的平衡，而是加入了以交易第三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成为在三维方向和三级层面上作用力量的平衡关系。
[1]破产撤销权，又称否认权，是指法律授予破产管理人对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法定期间内实施的有害于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于破产程序开始后申请法院予以撤销并将所得利益归于破产财产的权利。
通过撤销债务人的特定行为来实现维护债权人整体或个别利益，保证债权得以公平受偿的目标，撤销权制度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舍弃对债务人与个别债权人之间意思自由以及债务人与交易相对人之间交易自由的保护。
破产撤销权制度包含了债权人、债务人和交易相对人三方利益冲突关系，若在此过于强调债权人利益忽视其他主体正当利益，则可能会危害交易安全，造成交易秩序的混乱。
制度利益与经济理性的调和对善意取得制度法理的再思考布莱克斯通的下面这段话在今天仍然是非常正确的："没有任何东西像财产所有权那样如此普遍地唤起人类的想象力，并煽动起人类的激情；或者说，财产所有权是一个人能够在完全排斥任何他人权利的情况下，对世间的外部事物所主张并行使的那种专有的和独断的支配权。
"○1自罗马法以来，"任何人不得以大于自己的权利让与他人"一直是各国民法共识共守的大原则，主要的例外便是善意取得制度，即无权处分在一定条件下仍可生效。
这个制度以日耳曼法为嚆矢，于今日不仅在受日耳曼法影响的大陆法系国家得到普遍承认，即便是在比较严守无权处分不生效力原则的英美法系国家对善意取得的例外也有扩张的趋势。
○2 此因为在各国法律之中，"所有权的效力受到合法性但书条款的限制，即所有人的自由不得违背法律和第三人的权利。
"○3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可动摇的趋势。
德国《基本法》中不仅含有可以对之加以法律限制的但书，而且使用了"所有权包含义务"（Eigentum verpflichtet）这样的措词，即行使所有权应考虑到公共利益。
由此可见，在所有权的法律保护与所有权的社会义务之间，存在着某种制约关系。
这些法律--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话来表达--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考虑到基本法规定的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即宪法保障的所有权的法律地位与所有权制度应符合社会要求之间的关系"。
宪法保障的所有权的核心，是"所有权的私有性"以及"所有权原则上享有处分权"。
但是，这一核心并不排除因公共利益需要而将其个别使用方式或处分可能性从一般的处分权中分离出来。
○4在善意取得制度中，立法者介入物权变动之因，即是要在"制度利益"与"经济理性"之间实现平衡，以期调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这就需要对所有权边界作出的适当调整并给出合理的解释，这显然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
论善意取得制度的利益平衡价值作者：刘煜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13期摘要“任意授予他人以占有，除得向相对人请求返还外，对于第三人不得追回，唯得相对人请求损害赔偿”，此即善意取得制度。
自2007年《物权法》施行以来，被认为侧重于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的善意取得制度引起较大关注。
本文将从动态多维角度对真实权利人和第三人的利益平衡展开分析，并探究强化该制度利益平衡价值的途径。
关键词善意取得利益平衡无权处分权利救济作者简介：刘煜，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2011级本科生。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5-033-02一、善意取得制度概述一般认为，善意取得可追溯到日耳曼法的“以手护手”原则（Hand Muss Hand Wahern），是日耳曼法的重大贡献之一。
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人转让标的物给善意第三人时，善意第三人一般可取得该标的物的所有权，所有权人不得请求善意第三人返还原物，是一种所有权的特别取得方法。
豍该制度欲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无权处分情况下的权利归属。
我国作为大陆法系国家，深受罗马法和德国民法的影响，亦确立了善意取得制度。
要把握该制度的基本构造，可先从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两方面入手。
（一）构成要件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处分权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
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处分权人请求赔偿损失。
当事人善意取得其他物权的，参照前两款规定。
”《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制度利益与经济理性的调和对善意取得制度法理的再思考布莱克斯通的下面这段话在今天仍然是非常正确的："没有任何东西像财产所有权那样如此普遍地唤起人类的想象力，并煽动起人类的激情；或者说，财产所有权是一个人能够在完全排斥任何他人权利的情况下，对世间的外部事物所主张并行使的那种专有的和独断的支配权。
"○1自罗马法以来，"任何人不得以大于自己的权利让与他人"一直是各国民法共识共守的大原则，主要的例外便是善意取得制度，即无权处分在一定条件下仍可生效。
这个制度以日耳曼法为嚆矢，于今日不仅在受日耳曼法影响的大陆法系国家得到普遍承认，即便是在比较严守无权处分不生效力原则的英美法系国家对善意取得的例外也有扩张的趋势。
○2 此因为在各国法律之中，"所有权的效力受到合法性但书条款的限制，即所有人的自由不得违背法律和第三人的权利。
"○3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着一种不可动摇的趋势。
德国《基本法》中不仅含有可以对之加以法律限制的但书，而且使用了"所有权包含义务"（Eigentum verpflichtet）这样的措词，即行使所有权应考虑到公共利益。
由此可见，在所有权的法律保护与所有权的社会义务之间，存在着某种制约关系。
这些法律--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话来表达--必须"以同样的方式考虑到基本法规定的两个因素之间的关系，即宪法保障的所有权的法律地位与所有权制度应符合社会要求之间的关系"。
宪法保障的所有权的核心，是"所有权的私有性"以及"所有权原则上享有处分权"。
但是，这一核心并不排除因公共利益需要而将其个别使用方式或处分可能性从一般的处分权中分离出来。
○4在善意取得制度中，立法者介入物权变动之因，即是要在"制度利益"与"经济理性"之间实现平衡，以期调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这就需要对所有权边界作出的适当调整并给出合理的解释，这显然属于价值判断的范畴。
最新出台的《民法总则》①一改在《合同法》总则“其他规定”中规定合同解释的规则，将意思表示解释上升为民法总则中的民事法律行为解释②。
在此之前，学术界对意思表示的解释基本只侧重某一方面进行研究，微观分析过于零散，如解释价值取向的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争、合同解释规则顺序探究、客观主义解释中理性人的构建等等，对各种理论之间的逻辑关系无系统化的梳理。
直至《民法总则》颁布，通过法律明文规定将意思表示解释从合同领域上升为总则范畴，可谓对之前争点一定程度的回答。
新法颁布之后关注重点应转移到法律的具体适用上，此正为对意思表示解释统筹梳理的良好时机。
以体系化的视角对意思表示解释的逻辑进行系统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更好指导司法实践。
一、价值起点：“意思自治”与“信赖保护”之争意思表示是私人意思的实现手段，法律效果变动的原因原则上仅来源于表意人自己，因而当事人真意对于意思表示至关重要。
这便是《合同法》第125条规定“确定该条款的真实意思”“应当根据合同的目的予以解释”的原因所在。
意思表示的解释终结于表意人意志的探得，若能探知表意人意志之所在，解释即告终结。
然而这种学理上的“意思主义”在实践中很难完全实现，要证明表意人“过去”的“内心”的意思实乃艰巨，并且私法社会化使私法的价值从“意思自治”更多投向“交易安全”和“信赖保护”，这使纯粹的“意思主义”受到严重质疑，开始出现法律效力根源于外部表示所生信赖的“表示主义”。
从19世纪末开始，“意思主义”与“表示主义”的争论便席卷域外并绵延至今，我国学界亦对此颇有探讨。
直至本次《民法总则》的颁布，学理上的争论以立法形式暂时予以平息。
其借鉴当代德国学界通说［1］，对于意思表示解释采“分类法”，以是否需要顾及信赖利益保护为根据，区分为“有相对人”和“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分别进行解释。
在有相对人的场合下，言者需要对其所说的内容负责，因为听者会根据表意人表示出来的意思去理解、信赖其表示，并在此基础上履行合同或作其他安排［2］162，须对这种合理信赖进行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