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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唐代中日往来诗歌交流正说明，彼时有日本诗人专门写作汉诗。
唐代伊始，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往来频繁，日本遣唐使制度先后延续了二百多年，也让许多倾心汉学，特别是诗歌的日本学者得到了滋养。
这其中，既有在唐代学习多年之人，亦有反对遣唐使制度的人。
但从他们的诗作中，却能看到同一轮明月之下的人类共情。
李白的恸哭李白送别过很多人，在黄鹤楼、在赤壁、在荆门。
其中既包括同为诗人的孟浩然，也包括一位叫魏万的王屋山人。
送别魏万时，李白写下了《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一诗，其中有一句“身着日本裘”却引出了另一则故事。
诗人写诗，有时候会在诗句之后写几笔注释以作说明，在这句“身着日本裘”之后，李白特意自注说明道：“裘则朝卿所赠，日本布为之。
”这位朝卿想来与李白关系不错，赠送的贵重衣物李白经常穿，走路都能生出风来。
这份在送别他人时候的“三心二意”某种程度上显示李白与此人关系颇好，好到当李白听闻“朝卿”罹难海上之后，便声泪俱下地写了一首《哭晁卿衡》（朝通晁，晁卿即朝衡），诗曰：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好友朝衡即将回国，哪知明月却没能将他送回故乡，反而船沉碧海，一时间，苍凉的心绪充满了李白的内心。
一位老留学生要回乡了朝衡就是阿部仲麻吕，在大唐的五十年，几乎就是他的一生。
公元630年，日本派出第一批遣唐使。
从此，由日本而来的学生、僧侣在大唐学习知识、佛法，与当时唐朝的文人、名僧多有交往。
日本留学生若是学有所成，还可以参加唐朝的科举考试，以此入仕。
开元初年（713），阿部仲麻吕作为副使来唐。
之后进入国子监学习。
开元十四年，阿部仲麻吕参加唐科举考试，进士及第。
《旧唐书》载：“其偏使朝臣仲满，慕中国之风，因留不去，改姓名为朝衡，仕历左补阙、仪王友。
衡留京师五十年，好书籍，放归乡，逗留不去。
”《新唐书》中记载得更为详细一些，将他在唐朝的五十年分为两段，先是“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多所该识，久乃还”。
2010年Vol.25No.2作为中国古代诗坛影响较大的诗人李白，其诗歌不仅为中国人所喜爱，在国外也广为流传。
受中国文化影响较深的日本，自古以来就喜爱、欣赏和重视李白的诗歌。
到了近现代更是涌现出一批研究李白诗歌的汉学家，松浦友久就是众多汉学家中的一位，其对李白的研究涉及到李白的家世、生平、诗歌的思想与其他诗人诗歌的比较研究等。
本文拟就松浦友久关于李白诗歌的思想研究进行讨论。
松浦友久关于李白诗歌的思想研究的文章主要见于《李白的客寓意识及诗思——李白评传》及《李白诗歌抒情艺术研究》这两本书中，在书中松浦主要谈到两个方面，一是李白诗歌中的儒道佛思想，另一方面就是李白诗歌中的客寓意识。
一、儒道佛思想李白所处的社会，当时是儒道佛三种思想同时存在、相互影响又相互独立。
当时的诗人在作品中对于儒、道、佛三家思想都有所涉及，这是很常见的现象。
松浦在文中也指出，崇儒的杜甫有很多道、佛为题材的诗，信佛的王维也有以道教为题材的作品，这种现象显示了当时诗人思想同一般社会中主要的思想倾向的关系。
而李白也不例外，在诗歌中对这三种思想都有所涉及。
松浦认为关键的是要看每种思想题材的诗在其作品中占有什么样的比重，有何相互关连的形式。
考察这点最好是从三教的几个方面都在同一作品中并存的诗歌入手，来分析李白诗歌中所涉及的儒道佛思想，从而考察李白诗歌的思想及其思考形态。
松浦针对李白的这三种思想为题材的诗歌的分析是非常详细的，他先列举了李白诗歌中以儒教、道教、佛教的思想为主题的诗歌，然后又针对李白在同一首诗中同时谈到两种或三种思想的诗歌进行分析，主要分为以下几种情况来分析：儒道并存的情况；道佛并存的情况；儒佛并存的情况。
通过对李白诗歌的解读得出在李白的诗中，佛教思想并不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松浦总结出如下原因：一是儒教同佛教在是否将超现实的存在认作教理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二是由于道教与儒教存在着互补性，因此佛教就相对处于异质的氛围中；三是佛教对李白不具备内在的必然。
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例子一、古诗古文类中的中日文化交流例子1. 赠汪伦与日本汉诗在古代，中国的古诗对日本文化影响深远。
就拿李白的赠汪伦来说，“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这首诗在中国那是家喻户晓。
它传到日本后呢，日本的文人墨客可喜欢了。
日本也有汉诗创作的传统，他们的诗人受到李白这种直抒胸臆、情感真挚的诗作风格影响。
日本汉诗在韵律、用词和意境营造上很多都有中国古诗的影子。
像日本诗人松尾芭蕉，他的俳句创作虽然有自己独特的风格，但也能看出受到中国古诗简洁、表意深远的影响。
他的一些俳句中，如“古池塘，青蛙跳入水中央，扑通一声响”，这种用简洁的意象来表达深刻情感的方式，和中国古诗中的借景抒情有点像呢。
而且在日本的学校里，很多学生都会学习中国的古诗，赠汪伦这样朗朗上口的诗就很受欢迎。
他们在学习的时候，会去探究诗中的情感表达，像李白和汪伦之间那种深厚的友情是怎么通过诗句体现出来的。
老师还会让学生模仿这种情感表达去创作自己的汉诗，这也是中日文化在文学方面交流的一种体现。
2. 论语在日本的传播论语可是中国儒家经典中的经典。
它在日本的传播历史那是相当悠久。
论语中的很多句子，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被日本的学者和普通人所熟知。
在古代日本的学府里，论语是重要的教材。
日本的学者们对论语进行注释和解读，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解。
比如日本的儒学家伊藤仁斋，他对论语的研究就很深入。
他认为论语中的思想对于塑造人的品德和社会秩序有着极大的意义。
他在注释论语的时候，会结合日本当时的社会情况。
他把论语中的“仁”的概念进行了日本化的阐释，让日本的民众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而且在日本的礼仪文化中，也能看到论语思想的影响。
日本社会注重礼仪，尊重长辈等观念，和论语中倡导的伦理道德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单字/组词类中的中日文化交流例子1. “茶”字“茶”这个字在中国有着丰富的内涵。
它的读音是“chá”。
一、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的历史价值1. 小畑薰良是一位日本学者和诗人，他在20世纪初期翻译了李白的诗集成日文，并且在1934年出版了《李白全集》。
2. 《李白全集》的问世，使李白的诗歌作品得以传播到日本，并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3. 小畑薰良的翻译工作不仅在文学领域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帮助加深了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4. 而小畑薰良尊重原著的原则，注重对李白诗作的准确翻译，使得他的翻译成为了学术界的重要参考资料。
5. 《李白全集》的出版和翻译意义深远，为研究李白的诗歌作品提供了更多的素材和参考，对于李白研究的进展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的当代意义1. 《李白诗集》作为我国古代文学的经典之作，通过小畑薰良的翻译，使得我国文学的精髓得以传播到世界各地，对于推广我国文化有着积极的意义。
2. 在当代，李白的诗歌作品依然影响着许多诗人和文学创作，小畑薰良的翻译工作让更多的人能够接触和领略到这些优秀的文学作品。
3. 通过翻译《李白诗集》，小畑薰良也使得当代读者能够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我国古代文学，促进了中日两国文化的交流和互动，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
4. 小畑薰良的翻译工作也为李白的诗歌作品注入了新的生命，使得它们得以在当代文学舞台上绽放光彩，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古典文学的传承和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5. 可见，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在当代具有深远的意义，对于丰富人们的文学阅历，促进文化交流和传承我国古典文学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总结1. 小畑薰良英译《李白诗集》的历史价值和当代意义是不可忽视的，他的翻译工作促进了中日文化的交流和传承，为研究李白的诗作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参考，也使得李白的诗歌作品得以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和发扬。
2. 小畑薰良的翻译工作不仅是文学界的贡献，也是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一环，对于推动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中日新闻交流首页 | 学会概况 | 领导机构 | 学术动态 | 对外交流 | 中日关系史研究 | 中日关系史数据库 | 新著介绍 | 个人首页 | 会员之桥2007年中日关系史学会期刊第二期中日关系门户网站 2006年12月3日来源：中日关系史学会（作者单位：长春伪满皇宫博物院）晁衡留唐：中日诗之旅安源大唐帝国兴隆强盛，且文明开放，影响于世界。
周边各国纷纷选派留学生来唐问道求学。
据武安隆先生考，日本遣唐使大体有十余次送来了留学生与留学僧，终唐一代，约有二三百人。
其中有一位留居唐土达54年之久，且在唐王朝历任官职，位列三品，名播中日朝野，载誉史册。
他就是阿倍仲麻吕，汉名曰“晁衡”。
阿倍仲麻吕，或称阿倍仲满，“满殆麻吕之约音”。
晁衡，或作朝衡，又作鼂衡，朝即“朝臣”之省。
晁衡生于日本文武帝二年（公元698年，唐中宗嗣圣十五年），大和国（今奈良县）人。
其父官至中务大辅，正五位上，名曰“阿部船守”。
晁衡性聪敏，好读书。
日元正灵龟二年（公元716年），被选为遣唐留学生，时年虚十九。
次年（日养老元年，公元717年）3月，随日本第九次遣唐使（押使多治比县守，大使阿部安麿、大伴山守，副守藤原马养）从难波（今大阪）乘舟出发，10月登陆大唐京师，以异国游子特许入于太学，与公卿贵胄子孙比肩受业。
“国子学”学业完成后，经科举考试，即授太子宫左春坊司经局校书，官阶正九品下，掌校理刊正图书文籍，且“为太子侍读”。
唐诗人储光羲，与晁衡交，有《洛中贻朝校书衡》诗云：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
朝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
出入蓬山里，逍遥伊水旁。
伯鸾游太学，中夜一相望。
落日悬高殿，秋风入洞房。
屡言相去远，不觉生朝光。
储光羲，兖州人，为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进士。
诗中盛赞晁衡之美：“出入蓬山”、“逍遥伊水”、“高驾仕春坊”。
可知晁衡品貌俱佳，才华出众，颇具儒雅之风。
同时也可看出诗人与晁衡这一对异国诗友之间的深交厚谊。
之后，晁衡又曾任左拾遗（从八品上）、左补阙（从七品上）。
日本汉诗对“谪仙”李白的接受
徐臻
【期刊名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年(卷),期】2015(0)3
【摘要】日本汉诗自诞生就受到道教神仙思想的浸润.李白的“谪仙”形象正代表着特异的才能、飞天成仙的愿望、飘逸狂放的个性以及传奇神秘的经历.平安时代,尽管李白及其诗作已传入日本,“谪仙”形象却尚未被解读;五山时代的禅僧论及李白往往“李杜”并举,在诗论与汉诗中都开始受容李白诗作、描摹李白形象;江户时代则是接受李白的高潮期,江户诗人在汲取李白诗作时抽去了李白精神中批判现实的内髓,喜好出世虚无的“谪仙”形象.研究李白东传的轨迹与特点,从日本文人对李白形象与精神的取舍中可以窥见中日两国文化的异同.
【总页数】6页(P64-68,77)
【作者】徐臻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外国语学院,成都61003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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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奈良时代等日本文学里面的唐代诗歌踪迹作者：龙在婷来源：《神州·下旬刊》2020年第06期摘要：本文从松浦友久与李白诗歌、日本学者与唐诗意象、日本学者与唐诗模仿等三个方面探寻奈良时代日本文学里面的唐代诗歌踪迹，为我们深入了解唐诗与日本文学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奈良时代;日本文学;唐诗一、松浦友久与李白诗歌谢眺的敬仰并非是偶然，而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他认为原因如下：首先从李白的诗歌特点来看，李白诗歌的感情基调是明亮的，诗歌中使用的词语也以色彩明亮的词为主，如“清、明、辉、白、碧、绿”等，另外像“白玉、白壁、白水、白鹭”和“清辉、清猿、清秋”等语汇是李白的喜好。
诗歌本身所具有的“清丽”、“清俊”、“清新”、“轻清和婉”的特点也能引起李白发自内心的认同。
松浦指出李白“具有基本秉性素质方面看，在过去众多诗人中，李白同谢眺极为相近，而李白也独对謝胱产生强烈共鸣感。
“在李白诗中所言及的古人中，他对谢胱的感情不同于对其他古人的感情，“李白对谢胱似乎有一种强烈的出自内心的认同感。
”松浦指出，这种认同感，并非仅由于身世的相同，最根本的是诗人的资质秉性相同所致。
二、日本学者与唐诗意象“溯本探源”是日本学者一贯采用的文学研究方法，或从中国古老神话中寻找原型，或从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诗经》和“楚辞”中找寻出处。
松浦友久在其论著《唐诗语汇意象论》中，详析中国古典诗歌中“猿声”、“蛾眉”、“断肠”等意象，对其成型史作了清晰的梳理。
王晓平和日本学者中西进合著的《智水仁山中日诗歌自然意象对谈录》，着重研究诗中自然意象，并从中日神话传说和古老民俗中探索两国诗歌意象的源流。
松浦友久曾试图从《诗经》入手探寻“猿声”的用法，经考察无新的发现，于是转向“楚辞”，他在“楚辞”中整理出早期出现于中国诗中的“猿声”：“雷填填兮雨冥冥。
狻啾啾兮又夜鸣。
——《九歌·山鬼》”;“狻狄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招隐士》”。
日本汉诗中的中国古代诗歌文化解读陈磊【期刊名称】《山花》【年(卷),期】2015(000)006【总页数】2页(P161-162)【作者】陈磊【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教科文艺美的历程 2015.3.B161日本汉诗是日本人结合中日文化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式，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的流变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不断吸收中国古代诗歌文化的过程[1]，反映了中日文化的交流情形。
在中日交流频繁的今天，这种文化交流形式具有特殊的历史记忆作用。
笔者拟在简述日本汉诗的发展概况和吸收中国古代诗歌文化的原因基础上，重点论述日本汉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情形，以期望展现中日文化交流的特殊情形。
日本汉诗的概况1.日本汉诗的发展历程由于日本特殊的国情，日本汉诗先后经历了不同寻常的历史变迁和流变，尽管沧桑无比，但是总归不断，按照有关专家的论述，前后经历了五个过程，即上古时期、中古时期、中世、近世和近代等五个时期，具体如下：一是上古时期，日本汉诗处于单一的模仿中国古代诗歌的阶段，代表性的诗作有《怀风藻》，主要接受我国唐诗的影响和感染；二是中古时期，日本汉诗走上了展现自我和开始对中国古代诗歌进行创造性吸收和借鉴发展的阶段，迈上了新的发展台阶；三是近世时期发展在以前基础上再上了一个台阶。
此后的两个阶段是继续发展，直到明治维新时期[2]，发展非常不错，成为日本文学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并孕育着日本整个文学发展。
2.日本汉诗的特点日本汉诗虽是汉诗流变而来，但是由于中日两国各种差异，从内容到语言形式等都具有自身的诸多特色[3]。
一句话可以概括，日本汉诗就是一种借鉴中国古诗文化的艺术形式、表现内容与主题方向来描述日本社会的各种风貌，具体特点如下：一是从内容上看，借鉴中国古代诗歌注重反映现实的传统，专注描写日本的自然风景、风土人情、民族性格、社会矛盾等方面，比如石川大山描写自然风光的《富士山》《浪花春城望》等就对日本有名的富士山和大阪风光进行了描写；木户孝允创作的《逸题》表达了作者对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前途的担忧，桥木宁创作的《送友人赴欧罗巴》反映了日本民族的强悍心理与不断进取的精神，版井华的《买花翁》描述了幕府时期日本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状况，揭示了深刻的阶层矛盾。
从日本平安女性文学看白诗的受容特征
白居易是我国唐代著名诗人和文学家,其诗歌平易通俗,有“诗魔”之称。
白居易不仅仅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为数众多的不朽诗篇,其诗歌同时也被传播到了与中国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并被广为流传,促进了古代日本文学的发展。
《白氏文集》的传入,给日本平安时代的汉文学以及和歌文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
同时,也对日本平安时代新的文体的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本文在对白居易及其诗歌进行简单概括的基础上分析了《白氏文集》传入日本的情况。
并以《源氏物语》为例尝试分析了其对《白氏文集》的受容情况及特征。
并得出了《源氏物语》对《白氏文集》的受容有着明显的选择性特征的结论。
作为平安女性文学作品之一,抛开平安女性文学的背景是无法谈及《白氏文集》的影响的。
因此得出以上结论也适用于平安女性文学的可能性。
借以为白居易与平安朝女性文学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理解视角。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第20卷1998年第1期(总第78期)试论日本汉诗对于李白诗歌之受容Ξ马歌东 摘 要 迄今已有一千三百余年发展史的日本汉诗,是以唐诗为代表的我国古典诗歌繁衍到海外的最大一脉分支。
日本汉诗曾深得李白诗歌的沾溉与滋养。
本文考察了日本汉诗对于李白诗歌之受容史,进而从诗语受容、诗题受容、韵调受容、风格受容四个层面考察了其受容之形式。
关键词 日本汉诗 李白 诗歌 受容中图法分类号 I3131072 日本江户时期著名汉诗人兼汉诗评论家江村北海(1707—1782)《青莲榭》诗云:“采石沉明月,浮去遗恨长。
谁知东海外,复此仰清光。
”此诗接过了李白《哭晁卿衡》深情的诗句“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亦将传说于采石矶醉后捉月影而沉水之李白比之为明月,表达了日本人民对李白无限缅怀敬仰之情。
日本人民之所以对李白如此热爱,固然与他和朝衡(即晁衡,本名阿倍仲麻吕)间堪传千古的友谊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则是日本汉诗曾深得李白诗歌的沾溉与滋养。
李白诗歌与日本汉诗之间影响与受容关系之研究,对于传统的李白研究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视角,具有开拓意义。
鉴于国内外迄今尚无专论,本文拟就此课题做一点初步的基础的考察探索。
一、关于受容史之考察日本贞观十七年(875),京都御所之冷泉院失火,院藏汉文典籍尽焚。
为完善管理,敕命编纂了《日本国见在书目录》。
卷首题云:“正五位下行陆奥守兼上野权介藤原佐世奉敕撰。
”按,藤原佐世任陆奥守,是在宽平三年(891)至九年(897),故目录之编定当在此数年间。
此目录共著录典籍1579部,计16790卷,其中有《李白歌行集》3卷。
这是李白诗集为日本所收藏之最早记载。
不用说,李白诗集之传入日本当比此时间更早。
稍后,在日本学者大江维时(888—963)编撰之《千载佳句》中收入了李白如下诗句:【天象部・雪】玉阶一夜留明月,金殿三春满落花。
———《瑞雪》 【地理部・山水】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题凤台亭子》(《全唐诗》题作《登金陵凤凰台》) 那时,正值日本汉诗发展第一阶段王朝时期(646—1192)之中期,汉诗坛“白乐天风”炽盛,与杜甫诗一样,李白诗虽已传入,但尚未得到重视。
即以《千载佳句》为例,在入选诗联之数量上李杜不仅远不能与白居易的507联、元稹的65联相比,而且落在许浑(34联)、章孝标(30联)、杜荀鹤(20联)、刘禹锡(19联)、杨巨源(18联)、方干及温庭筠(各16联)、赵嘏(13联)、何玄及贺兰遂(各12联)等许多诗人之后。
此外,从所选李白之二联来看,前联611Ξ收稿日期:1997-08-04平平无可称说,后联之选虽俊爽明洁,堪为佳句,但亦远未探得太白豪放飘逸之骊珠。
何者?假乐天之尺度太白之诗固已不可,况其时于乐天之诗亦未得其三昧乎!到日本汉诗发展之第二阶段五山时期(1192—1602),在著名禅僧虎关师炼(1278—1346)所著之日本第一部以“诗话”命名的论诗著作《济北诗话》中,关于李白有以下四则引人注目的论述:(1)《玉屑集》“向豪畔理”者,以石敏若“冰柱悬檐一千丈”与李白“白发三千丈”之句并按,予谓不然。
李诗曰:“白发三千丈,缘愁似长。
”盖白发生愁里。
人有愁也,天地不能容之者有矣,若许缘愁,三千丈犹为短焉。
翰林措意极其妙也,岂比敏若之无当玉乎!(2)李白《送贺宾客》诗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
”又,《王右军》云:“扫素写道经,笔精妙入神。
书罢笼鹅去,何曾别主人。
”按,《右军传》,写《道德经》换鹅,不写《黄庭经》也。
白虽能记事,先时偶忘耶?(3)李白进《清平调》三诗,眷遇尤渥,而高力士以靴怨谮妃子,依之见黜。
嗟乎,玄宗之不养才者多矣!昏于知人乎?(4)杨诚斋曰:“李杜之集无牵率之句,而元白有和韵之作。
诗至和韵而诗始大坏矣。
”……李杜无和韵,元白有和韵而诗坏者非也。
夫人有上才焉,有下才焉。
李杜者上才也,李杜若有和韵,其诗又必善矣。
李杜世无和韵,故赓和之美恶不见矣。
元白下才也,始作和韵,不必和韵而诗坏矣,只其下才之所为也,故其集中虽兴感之作皆不及李杜,何特至赓和责之乎!这是迄今所知日本关于李白及其诗歌的最早评论文字。
这四则诗话,或在诗艺上代表李白争曲直,或在际遇上为李白鸣不平,或指出其诗句中偶尔失考之处,或议论其与元白本有上才下才之辨。
其执论之是否尽当姑不论,重要的是通过这些诗话,我们得以知道李白在五山时期的日本汉诗坛上已有了相当影响,尤其是第四则,推尊李杜而轻觑元白,已与王朝时期大异其趣矣。
不过,因为五山诗人之主体乃是受幕府政权控制和庇护的京都五山及仓五山远离社会高高在上的禅僧们,其诗以崇尚宋元为主,且又诗偈并作,故李杜在华之盛名虽势所必然地影响及日本,但在五山诗人创作中尚未表现出明显的受容,今检其时之诗集,多见对于李白个别诗句的化用踏袭而已,如别源圆旨(1294—1364)“秋风白发三千丈,夜雨青灯五十年”(《夜坐》)之上句等。
这里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日本,对于李杜一开始评论就是并称的,且并称之“李杜”一开始就是作为“元白”———其诗风在王朝时期即已盛行三百余年之久———的对立面而提出的。
李杜并称,如果说在五山时期不过是初有影响的话,那么,在进入日本汉诗发展第三阶段江户时期(1603—1868)之后的诗风大转捩中就充分显示出了其聚为“合力”,冲决“元白”及宋元壁障,重振唐诗雄风,使日本汉诗从此走向全盛的重要意义。
对李白诗自觉的本格的受容,是从江户时期开始的。
江户初,首先顺应潮流站出来鼓吹盛唐、高揭李杜大纛的是当时被朝鲜使臣汉诗人权菊轩推称为“日东李杜”的石川丈山(1583—1672)。
松永尺五在批评五山诗人“不贵杜甫之神圣,何仰谪仙之高格”之后,曾盛赞丈山“昼坐诗仙堂,摘李杜之精英而入毫端;暮登啸月楼,漱陶谢之芳润而充绣肠”。
(《凹凸窠先生诗集序》)石克子复则更进一步明确肯定了石川丈山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功绩:“本朝之学者久效元白之轻俗,而未闻有闯李杜樊篱者,以至于今泯泯也。
先生首倡唐诗,开元大历之体制遂明于一时。
”(《新编覆酱集后序》)诚然,若细检丈山之诗,可知其一生之精思,主要在声韵格律及文字巧拙间,谓其受益于少陵,尚有迹象可求;谓其得力于太白,则难于指陈矣。
但这并不重要,性有所近,情有偏钟,原很自然,重要的是倡导之功。
自此而后,尽管日本汉诗坛风起云涌有过这样那样的流派之争,但终整个江户时期,以至日本汉诗发展之最后一个阶段———明治(1868)以后,李白杜甫在日本汉诗坛至尊至圣的地位,一直未曾动摇过。
以上,以日本汉诗发展之四个时期为线索,初步考察了其对于李白诗歌的受容史,而日本汉诗受容李白诗歌的实迹,则有待于下文的继续考察探讨。
711二、关于受容形式之考察江村北海《日本诗史》卷四云:“夫诗,汉土声音也。
我邦人,不学诗则已,苟学之也,不能不承顺汉土也。
”这段话,可以说是日本汉诗人的共识。
日本汉诗最初是学习模仿六朝及初唐诗,而后是学白乐天,学苏黄。
进入江户时期之后,如前所述,学李杜之风始大倡。
“万古奇才李青莲”(冈本黄石《半谪仙人歌赠古梅》),“豪情应似青莲李”(伊藤东涯《南山词伯抱病退隐于洛市顷和拙韵见寄再和谢之》),从这样的诗句里,我们看到了日本汉诗人着意学习李白的意识与激情。
至若受容的形式,则是非常灵活多变的,归纳起来,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类:(1)诗语的受容。
诗语的受容,通常是最为初级的受容形式。
应该说,一般的习见的诗语的受容,如盐之溶于水,是很难再区分它们的归属了。
我们这里所说的“诗语”,是指人们普遍首肯其“专利”的烙上了作者印记的特殊的诗语———或一个比喻,或一个夸张,或一个连想;或一句景语,或一句情语,或一句理语;少自一字一词,多至一句两句,并无什么定式。
但一个好的诗语,往往映射出诗人的独特风格,正因为如此,对一位诗人个性化诗语的受容,有时也反映出对这位诗人个性化风格的向往。
在日本汉诗对李白诗语的受容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白发三千丈”了。
村上醒石(1819—1868)《题醉李白图》诗云:仙乐飘扬骊宫开,不知渔阳起尘埃。
哲妇倾国岂忍见,终日颓然举酒杯。
文章无人得比偶,未审少陵相敌否。
巍巍高冠谪仙人,唯有明月堪其友。
何羡紫绶与金章,大醉如泥是君乡。
请看此中未肯忘社稷———白发缘愁如长!结尾能突然从“颓然”、“大醉如泥”中挽回,何等笔力,而凭藉的正是李白自己“白发三千丈,缘愁似 长”的名句。
释慈周(1737—1801)《李太白观瀑图》诗云:才卧匡庐又夜郎,尘颜洗尽奈愁肠。
银河空挂三千尺,十倍输他白发长!白发三千丈,银河三千尺,不恰是输他十倍么?将李白两首诗中的名句比并起来,不仅数字奇,而且寓意深刻———尘颜易洗,愁肠难涤。
这实在是一个出人意外又在理中的联想。
此外,如茂吕源藏之“日晷半沉林园暗,海神捧出白玉盘”(《正月十四夜看月寄友人》),化用李白之“少小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古朗月行》);广濑旭庄(1807—1863)之“如此厚情何以谢,汪伦许送别时舟”(《访甲原玄寿》),化用李白之《赠汪伦》等等,不胜枚举。
(2)诗题的受容。
诗题的受容在我国乐府诗中是常见的现象。
汉代乐府诗本是入乐的,后世发展为徒诗之后仍常沿用乐府古题;此外,如杜甫《兵车行》,《丽人行》等为“即事名篇”,自拟新题,而这些新题有时亦被后人沿用。
与诗语的受容相比,诗题受容带有整体受容意识,可以说是更深了一层。
诗题的受容除沿用旧题外,一般只是追求趣旨的相关———相同、相近或相反,在音数律(造句法)、音位律(押韵法)、音性律(平仄法)等外在律方面并无特别的要求。
如《乐府诗集》卷四十七,收《春江花月夜》共七首,其中五绝体三首,五言六句二首,张若虚的一首为七言歌行, 36句,最长,温庭筠的一首为七古,仅20句。
在日本汉诗中以《将进酒》为题者,有大田南亩(1749—1823)的一首,有森槐南(1863—1911)的一首。
今举大田南亩的如下:君不见扶桑白日出海天,惊风倏忽没虞渊。
人生虽寿必有待,莫将大年笑小年。
不知何物解纷纷,唯有清樽动微醺。
樽中竹叶绿堪拾,何可一日无此君?为君沽取十千酒,一饮应须倾数斗。
已当玉杯入手来,胸中复有垒块否?世人汲汲名利间,欢乐未极骨先朽。
千金子,万户侯,于我如蜉蝣。
与君乐今夕,一醉陶然泻百忧。
满酌劝君君满饮,有酒如海肉如丘!在《乐府诗集》里共收入了四首《将进酒》,分别为梁昭明太子、李白、元稹、李贺所作。
昭明太子的一首为五绝,与南亩此诗无关;元稹的一首以某人妾之口叙说其以计阻止主母进毒酒杀夫之事,李贺的一首体制较短小,风调较艳,亦均与南亩此首无关。
无论从趣旨情怀还是从词语风格上来看,显然,唯李白的《将进酒》才是南811亩沿袭的对象。
在日本汉诗中,以《静夜思》为题者有平南台的一首云:独卧空床上,其如长夜何。
群鸿鸣不断,向晓度银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