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定稿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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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论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产生背景、主要内容和理论来源颜江伟摘要:本文试图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从历史脉络、现实逻辑以及理论来源等几个方面进行一番梳理。
作者认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在批判和继承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还大量借鉴了其他学科理论的研究成果,是学科综合、学科交叉的产物。
虽然在其内部还包含着不同的声音,但它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科学理论范式。
关键词:传统政治学;新制度主义;行为主义;理论中图分类号:D03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092(2006)05-0028-07新制度主义是目前占据西方政治学研究主流地位的理论范式,同时也是当下国内政治学理论借鉴、评介的重要内容。
然而,对于这样一个内容庞大理论复杂的体系,试图用高度凝练而又不失准确的语言对其进行概括和表达并非易事。
在本文中,作者尝试围绕三个具有内在联系的问题以一以贯之的逻辑来描述和评价它。
这三个问题是:首先,这一理论是在何种背景下出现的?即探讨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
这不仅包括要对其所肩负的使命,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考察,还要准确捕捉其对于已有理论的超越和扬弃,换言之也就是要准确厘定该理论的历史地位和价值。
其次,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是什么。
这不仅包括要弄清这个理论的前提假设,也包括要弄清这一理论的基本观点和逻辑推演的过程。
弗里德曼认为,!理论不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它是一系列同义反复的词语的综合体∀而!假设在##理论中是最重要的∀。
由于!就理论本身而言是无法自证的∀,因而要证明理论,必须通过根据理论所做的预测来进行,也就是由假没而推延得到的假说,而!从假设到假说中间是通过逻辑和数学来完成的∀。
[1]由此可见,一个理论的主要观点、内容主要包括它的前提假设、逻辑推演和假说。
再次,这一理论的理论来源是什么。
知识是累积的,历史上每一种范式的建立都无不是建立在原有探索的基础上,正象牛顿所说的,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因而对一个庞大理论体系的进行成分还原,有助于我们更加历史的、全面地把握理论本身。
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起源路径的阐释如今制度问题已经成为关涉人类发展的重要问题,因此制度的生成与变迁作为制度研究的前提性问题得到了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充分关注。
在政治学新制度主义内部,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从功能主义的视角、社会学制度主义从文化的视角、历史制度主义从冲突的视角分别给予不同的解释框架和逻辑论证。
虽然各流派都尽力抽象出一个普适性的解释,但在制度建构中就都显现出有限的解释力,我们应超出学科限制在更为深刻的层面去理解制度的原始起源。
标签:新制度主义;制度起源;功能主义;文化路径;冲突解释制度的生成和变迁始终是政治科学的重要内容,因为要想充分理解制度本身和制度的作用方式,首先要进行的是系统地理解制度是如何生成的,这是研究制度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
“现代社会科学真正从制度自身的生成变化规律角度来研究和解释制度生成和变迁理论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兴起以来的事”[1]。
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影响,制度主义者已不再满足将制度的生成方式简单地划分为设计生成论和演化生成论,他们认为制度生成的方式应该包含的是那些影响制度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因此制度生成的分析路径也涌现出了更多的视角。
一、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的内部流派在政治学领域中,新制度主义源于对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分析的批判,这些理论以“原子化个体”来解释社会行为,忽略了结构性因素对个体行为的影响,新制度主义的特征就是解释政治、经济、社会现象时强调社会脉络的重要性。
詹姆斯·马奇和约翰·奥尔森于1984年发表的《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揭开了政治学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序幕,重新强调规范框架和规则体制在政治行为中的重要性。
然而,新制度主义并不是指单一的学术流派,由于新制度主义吸收和借鉴了经济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1996年豪尔和泰勒在英国的《政治学研究》杂志上共同发表了《政治科学与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文,标志着在政治学领域逐渐形成了三个比较稳定的新制度主义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2]20-29,这三个流派拥有完全不同的理论假设和分析路径。
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背景、观点及评论提要:制度研究一直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这一趋势直到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分析的兴起以后才被取代。
然而,行为主义范式与理性选择分析自身也具有其内在缺陷,新制度主义正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缺陷的基础上以及经济学等众多学科大踏步迈向制度研究的背景下产生的。
作为当今政治学研究中的前沿,新制度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派别,它主要由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等三个派别组成,各个派别对于制度的概念、制度的来源、制度变迁与设计、个人与制度的互动、何为好制度等都有不同观点。
在此基础上,文章对新制度主义的理论贡献及其缺陷进行了评论。
关键词: 传统制度研究行为主义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一、背景政治学关于制度的研究最早应该追述到公元3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制度的研究,首开政治学制度研究的先河。
从那以后,政治制度一直是政治学家研究的对象,早期如柏拉图对“理想国”、莫尔对“乌托邦”、安德里亚对“基督城”社会制度的研究,近代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社会”、洛克的政府制度、卢梭的直接民主制度、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制度、联邦党人的联邦社会制度、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运动最终导致生产关系(制度) 运动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政治学家关于制度设计的智慧。
古典意义上的制度研究主要体现在法(公法) 、体制(民主与专制) 、组织(政府权力分配) 等领域;近代以来,制度研究的对象进一步扩展,开始包括国家宪法、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中央与地方政权之间的关系等领域。
总的说来,制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分析政治形式与政治原则之间的关系,即如何通过建立和完善某种政治形式来实现某种政治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几乎所有的政治学研究都是制度研究。
传统制度研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基本稳固的前提下开始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来自于政府公共政策研究的挑战。
政治学家开始把关注政治现象的焦点由制度建构、制度解释、制度设计转向了公共政策,即具体的政府过程研究上去;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研究方法的挑战。
2008年 第9期WWW.W8818.COM学术探讨浅析新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及流派文/王珍珠摘 要:新制度主义是当前国际社会科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其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到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
本文简要分析了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并进一步介绍了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背景;流派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117(2008)9-0252-01一、新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在探讨新制度主义理论的产生背景这一问题上,国内有两位学者的意见较有参考价值,一位是朱德米,另一位是何俊志。
他们认为从理论渊源上说,要探讨新制度主义的产生背景,必须结合整个西方政治理论的发展脉络来进行。
政治学关于制度的研究最早应该追述到公元300多年前的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对城邦制度的研究首开政治学制度研究的先河。
从此,政治制度一直是政治学家研究的对象,早期如柏拉图对“理想国”莫尔对“乌托邦”、安德里亚对“基督城”社会制度的研究,近代如圣西门的“实业制度”、傅立叶的“和谐社会”、洛克的政府制度、卢梭的直接民主制度、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制度、联邦党人的联邦社会制度、马克思关于生产力运动最终导致生产关系(制度)运动等等,这些都体现了政治学家关于制度设计的智慧。
传统制度研究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体制基本稳固的前提下开始受到两个方面的挑战:第一,来自于政府公共政策研究的挑战。
政治学家开始把关注政治现象的焦点由制度建构、制度解释、制度设计转向了公共政策,即具体的政府过程研究上去;第二个挑战来自于研究方法的挑战。
20世纪30、40年代西方政治学发生了一次范式转换——行为主义革命,即政治学家由于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已经不再满足于政治学中的宏观、静态、规范、描述式的研究方式,在批判传统制度研究主要从逻辑上推演并建构政治制度,在语言符号上充满了价值描述和评估,忽略了个体在制度建构中的作用的基础上,行为主义决心将政治学建构为可验证、可量化、动态的科学。
政治学的新制度主义背景、观点及评论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背景、主要观点及其引发的广泛评论。
新制度主义作为政治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逐渐崭露头角,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不断发展壮大,对政治学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首先将对新制度主义的起源和发展背景进行简要介绍,然后详细阐述其核心观点和理论框架,最后对现有研究进行评论,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而深入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解。
在背景部分,本文将回顾新制度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二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传统政治理论的局限性以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发展等。
这些因素共同催生了新制度主义的诞生,为政治学领域带来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工具。
在观点部分,本文将详细介绍新制度主义的核心观点,包括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制度变迁的动力和机制、制度对个体和集体行为的影响等。
新制度主义强调制度在政治现象中的核心地位,认为制度是政治行为的重要约束和动力,对政治发展和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影响。
在评论部分,本文将对现有研究进行梳理和评价,分析新制度主义在政治学领域的贡献和不足。
一方面,新制度主义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推动了政治学的理论创新和方法进步;另一方面,新制度主义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过度强调制度而忽视其他因素、对制度变迁的解释力不够充分等。
通过对这些评论的分析,本文旨在为政治学研究者提供一个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新制度主义理解。
二、新制度主义背景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逐渐兴起的政治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流派,其背景复杂且多元,反映了社会科学的理论转向和现实世界的变化。
新制度主义在批判传统行为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强调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认为制度不仅是政治行为的框架,也是政治结果的重要影响因素。
在理论背景上,新制度主义受到了结构功能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等多种理论的影响。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分析其在当代政治学领域的重要地位与影响。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作为一种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崭露头角,并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发展成为政治学领域的一个重要流派。
本文首先对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概念进行界定,明确其理论特征和研究范畴。
接着,文章将追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历史发展脉络,分析其在不同历史阶段的主要特点和贡献。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深入探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在当代政治学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包括其在政治制度分析、政策制定与执行、政治行为主体研究等方面的具体应用。
文章将总结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贡献与局限,展望其未来的发展前景,以期为政治学领域的研究与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二、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背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二战后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深刻变化,传统的政治学理论逐渐显示出其解释力的不足。
人们开始寻求新的理论框架来理解和分析政治现象,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应运而生。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提供了可能。
定量研究、案例研究、比较政治研究等方法的广泛应用,使得学者们能够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政治制度、政治行为与政治过程,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理论构建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政治科学学科内部的发展也推动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
随着政治科学研究的日益精细化,学者们开始关注政治制度的微观层面,如政治制度的设计、运作及其影响等。
这种研究趋势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提供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实践也为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提供了动力。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各国政治实践呈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征。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解释力,为理解和分析这些政治实践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背景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全球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也包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进步和政治科学学科内部的发展,以及现实世界中的政治实践。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发展源流、主要议题与前沿探索作者:詹姆斯·马奇乔罕·欧森马雪松陈虎男来源:《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03期摘要: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将制度作为政治分析的基本单元,在与旧制度主义、行为主义研究路径对话的基础上拓宽政治科学的研究视野,为理解政治现象提供中观层次的分析工具和研究方法。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阐明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特定作用,探讨制度在多大程度上发挥独立和持续的影响,推进政治制度的概念化与理论化。
制度通过认同与适应机制,构造政治行动者的行为选择框架,使行动者在特定制度条件下具有展开适宜行动的动机和能力。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从主体能动性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断续性变迁与渐进性变迁的界限、历史经验与全新规则的抉择等方面,理解制度的变迁方式,并关注不同制度领域的制度分化及相互竞争的原则规范如何导致制度框架的冲突,揭示制度更替的动力机制。
从理论完善和方法更新的角度来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对政治科学其他研究路径的补充而非完全替代。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制度自主性;制度秩序;制度变迁一、一种制度的视角①制度是一组相对而言可以持久存在的规则与组织化惯例的集合,其所嵌入的意义结构与资源结构不仅能够在个体行动者的反复活动下保持相对的稳定,而且当行动者的特殊偏好和期望甚至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也能够保持相对的弹性[1]。
在各种制度中,既有在特定情境下为特定行动者规定适宜行为的构成性规则与惯例,还有一系列嵌入认同感和归属感中,为人们行动的方向与意义赋予共同目的并进行说明的意义结构。
这实际上阐释并证明了行为准则的正当性与合理性。
另外,制度还包含一系列为人们的活动提供动力的资源结构。
制度通过授予权力和施加束缚,使行动者或多或少地按照适宜规则的规定做事。
制度还通过第三方强制执行规则并对未能履约者实施惩罚,使自身得到巩固②。
尽管制度概念对政治分析极为重要,但在不同学科之间甚至同一学科内部,普遍存在关于哪种类型的规则及关系能够构成“制度”的歧异见解[2]。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作者简介] 朱德米(1972 —) ,男,江苏盱眙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生,苏州大学公共管理系教师,主要从事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
[关键词] 制度新制度主义行为主义政治学[摘要] 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们反对把个体行为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新制度主义内部”分化”成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资产阶级进行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制度,因此当时的政治学关注的主题是政体。
从洛克到孟德斯鸠再到托克维尔,都把国家的政治制度作为研究的主题。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搭起了政治制度的整个架构。
政治制度步入稳定的发展时期,政治学关注的中心开始从制度转移到公共政策上来。
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已不是集中在建立何种政治制度上,而是采用什么样的公共政策。
正是由于这种深刻的时代背景,在20 世纪50 、 60 年代,行为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主流理论。
人们对正式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重视,没有关注到对政治现实和政治行为的研究中去,被视为传统政治学的一个主要缺陷。
行为主义倡导政治科学的研究以政治行为为中心,注重对个体的政治心理、动机研究,注重对政治现象的定量化研究。
制度开始被排除在主流政治学研究的视域之外。
在20 世纪80 年代,由于行为主义革命在进行了近30 年后,仍旧无法实现最初宏伟的学术”抱负”,由于受到经济学界同行们对制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鼓舞,政治学家开始再度关注制度,把制度纳入了当代主流政治学理论视野。
始于亚里士多德的从制度入手研究政治现象的传统,终于在此时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一个理论流派———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 ,new institutionalism) 。
瞻姆斯·马奇(James G.March) 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Olsen) 在1984 年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揭开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序幕。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一种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政治学理论,它主张政治制度对于个体的政治行为和社会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与旧制度主义政治学有所不同,它不是简单地重复旧制度主义,而是在重提制度的学术意义的同时,吸收了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的经验主义方法,使得其研究工具更为丰富。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广泛,包括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文化、政治变迁等方面。
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三个主要流派。
历史制度主义认为历史事件和制度变迁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制度变迁是由历史事件所驱动的。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则强调个人在政治行为中的理性选择,认为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时会选择最有效的制度。
社会学制度主义则关注社会结构和文化对于制度变迁的影响。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出现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新制度经济学一反西方主流经济学视制度为常量,只研究既定制度下微观经济活动的方法,主张制度及其变迁对经济绩效产生决定性作用。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对于制度的作用、制度变迁的分析等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
总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一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政治学理论,它对于理解政治现象和推动政治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一种用来解释和研究政治现象的学科,它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并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政治学研究的主流方向之一。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强调政治制度对政治行为和政府决策的影响,认为制度设计和运作是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核心观点是,政治制度对政府和公民行为有着重要影响,它影响着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方式、政府和公民之间的关系以及政府的权力和责任。
制度的设计和运作能够约束政府权力的滥用和腐败行为,同时也能够促进公民参与政治决策和实现公共利益。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理论框架下,政府被看作是一个理性的行为者,它在制度框架下根据自身利益和限制作出决策。
政治制度包括宪法、选举制度、政党制度、行政组织结构等,它们规定了权力行使和政策制定的程序和规则。
制度的设计应该有助于保护公民的权益,确保政策制定过程的公正和透明,提高政府的效率和责任。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通过对比研究不同制度下政府和公民行为的差异,揭示了政治制度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例如,政府形式的不同可能导致决策过程的不同,影响经济发展和政策稳定性。
选举制度的不同可能导致政党体系的不同,进而影响政府决策和政策的一致性。
除了政治制度外,新制度主义政治学还关注经济和社会制度对政治行为的影响。
它强调市场经济与政治制度之间的相互作用,认为市场的有效运作需要良好的政治制度保障,而政治制度又会受到经济力量的影响。
社会制度如家庭、教育、宗教等也影响政治行为和公民参与,它们的发展水平和性质将影响政治制度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总之,新制度主义政治学是一种解释和研究政治现象的理论框架,它通过对比研究不同制度下政治行为的差异,揭示了政治制度对政府决策和公民行为的重要影响。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强调政治制度的设计和运作对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和方法。
制度主义的兴起与整合——兼谈新制度经济学对政治科学研究的影响一、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缺陷与制度主义的兴起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诞生,被认为是由于正统的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理论假定与它的形式论证的范围和方式是不可接受的,因此,要了解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必然不能不了解作为主流派的新古典经济学。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核心,通常由一系列与理性、知识、边际、均衡和人类当事者有关的思想组成,主要包括:1、所有经济当事者的理性的、最大化行为。
这是因为这些当事者被假定为根据外部给定的偏好最优化。
2、没有严重的信息问题[1]。
包括与未来有关的根本不确定性、对复杂世界的结构和参数的广泛无知、以及个人对普遍现象认识的分歧。
3、理论的焦点为趋向或达到了的静止均衡状态,而不是整个历史时期中的连续的转变过程。
但是,关于个人选择和理性最大化这些核心的新古典结构,以及信息问题易于处理的连续假定,都已受到最近某些经济理论发展的很大影响,如斯科特、威廉森、阿尔钦、西蒙等经济学家的理论思想,尽管他们在对待主流经济理论的态度和与主流经济理论的距离方面存在差异,但他们还是存在许多共同的主题,他们普遍观点包括:1、根据已知的或确定的选择进行理性的最大化这一假定,日益被抨击为过于狭窄和简单。
这些批评有的是直截了当的,如指出取得相关信息费用的困难(威廉森),有的则比较激烈,甚至涉及比教深的信息和知识问题及理性本身的性质。
2、在对新古典时间和均衡概念不同程度地日益感到不可逆返的同时,把经济现象视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济当事者在不可逆返的时间过程中学习的结果这种观念,正日益加强,人们越来越把经济现象看成是进化和动态的,而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均衡。
3、对于经济生活中制度的概念意义和实际重要性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
一种新观念正在形成,即经济协调不可能只是市场上的价格信号问题,而且还必须得到广泛范围的其他经济的、社会的制度的支持。
尽管后者有旧时盛行的新古典的反对,但还是被看作是经济研究的重要而理所当然的主题。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精编W O R D版IBM system office room 【A0816H-A0912AAAHH-GX8Q8-GNTHHJ8】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兴起[作者简介] 朱德米(1972 —) ,男,江苏盱眙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生,苏州大学公共管理系教师,主要从事政治学基本理论研究。
[关键词] 制度新制度主义行为主义政治学[摘要] 新制度主义是在批判行为主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它们反对把个体行为作为政治学研究的中心,重视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新制度主义内部“分化”成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资产阶级进行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一套适应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制度,所以当时的政治学关注的主题是政体。
从洛克到孟德斯鸠再到托克维尔,都把国家的政治制度作为研究的主题。
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搭起了政治制度的整个架构。
政治制度步入稳定的发展时期,政治学关注的中心开始从制度转移到公共政策上来。
政治生活中的矛盾和斗争已不是集中在建立何种政治制度上,而是采用什么样的公共政策。
正是由于这种深刻的时代背景,在20 世纪50 、60 年代,行为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主流理论。
人们对正式政治制度、法律规范的重视,没有关注到对政治现实和政治行为的研究中去,被视为传统政治学的一个主要缺陷。
行为主义倡导政治科学的研究以政治行为为中心,注重对个体的政治心理、动机研究,注重对政治现象的定量化研究。
制度开始被排除在主流政治学研究的视域之外。
在20 世纪80 年代,由于行为主义革命在进行了近30 年后,仍旧无法实现最初宏伟的学术“抱负”,由于受到经济学界同行们对制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鼓舞,政治学家开始再度关注制度,把制度纳入了当代主流政治学理论视野。
始于亚里士多德的从制度入手研究政治现象的传统,终于在此时上升到理论高度,形成了一个理论流派———新制度主义(neoinstitutionalism ,new institutionalism) 。
瞻姆斯·马奇(James G.March) 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Olsen) 在1984 年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揭开了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的序幕。
经过20 多年的发展,作为一个理论流派的新制度主义日益成熟。
有的学者把新制度主义在当代政治学发展概括为一场类似库恩所说的“范式革命”。
有的学者则说“我们现在都是制度主义者了。
”新制度主义在当代的兴起, 不仅表现在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制度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包括制度的涵义、构成、起源、变迁, 行为与制度的关系、制度与文化的关系等主题) , 而且还把新制度主义理论运用到公共管理、治理、公共政策分析、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 以及欧洲一体化研究中。
从当代政治科学主流的杂志所刊登的学术论文来看, 制度主义已经成为国际政治科学界一个热点。
一、新制度主义兴起的知识基础新制度主义对行为主义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行为主义的偏好假设发问。
对行为主义者而言,个体的“真正”偏好不可能直接“查明”,必须通过一个人的行为才能揭示出来。
制度主义者认为个体的“表达出来”的偏好和“真正的”偏好之间是有区分的。
其次,行为主义者认为集体现象是个人行为的聚集,个人偏好经过有效的利益聚集机制能带来最佳效果。
制度主义者对聚集概念的本身提出疑问,认为政治决策不是建立在个体偏好集聚的基础上,而是决策规则直接影响到政治后果;同样集体决策不能还原为个体偏好。
他们指出:比如在选民的偏好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上,公共政策的形成不是无数选民偏好的聚集,而是通过规则制定出来的。
为了使批判深入到行为主义理论的“内核”,马奇和奥尔森担当起了对在行为主义影响下的政治科学理论进行“清算”的任务。
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中,他们指出,如同经济生活中厂商、社会生活中各色组织主导各自领域一样,在政治生活中正式组织、法律制度等也主导着这个领域。
但是由于行为主义主导“天下”,政治生活中基本因素的组织却被忽略了。
他们认为当代政治科学的特征主要有:情景主义(把政体看作是社会整体的一个部分,并且拒绝把它们区分开来) ;化约主义(把宏观政治现象看作是个体行为结果的汇集) ;工具主义(仅仅从对资源分配的决策的视角来看待政治,忽略政治在围绕符号、仪式、典礼的意义发展上的作用) ;功利主义(把政治行为看作是源于自我利益的算计,而不是源于责任和义务) ;最后是功能主义(历史被一个为达成唯一的合适均衡的有效机制所决定,而忽视了历史的无效率的一面) 。
马奇和奥尔森在把行为主义影响下的政治科学基本理论的“内核”的弊端揭示出来的基础上,提出用“制度主义”观点来看待政治生活。
他们强调政治制度具有相对自主的特征;强调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和历史具有无效的特点;强调政治生活中意义和象征性行动。
他们认为政治机构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自身利益和要求的集体行动者,不只是社会力量的简单的反映,直接影响到政治活动的结局。
新制度主义者拒绝行为主义理论,以及在行为主义影响下的多元主义理论(类似上述的背景论) 、功能主义、结构主义,还吸收了70 年代以后发展起来的政治和社会理论。
如“回归国家学派”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组织理论(group theory) 、学习理论(learning theory) 、符号互动论( symbolicinteraction theory) 和比较政治学中的政治发展理论。
制度引起政治学者关注的另一个原因是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自20 世纪70 年代以来,高度重视制度研究。
尤为突出的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所取得的成功,他们不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而且成为主流经济学理论之一。
这些成果鼓舞着政治科学研究者把制度纳入分析的视野中。
政治学者在研究过程中尽管注意到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在建构理论框架时,还是从制度经济学中借鉴基本概念、术语和方法论,诸如制度的含义、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等。
由于学科间交融是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之一,制度分析范式也体现了这种努力,它们构成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另一个理论来源。
从制度入手,在政治学中不是一个新的现象,那么它们为何又表明自己是“新制度主义”呢它们与老制度主义有何区别和联系呢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二战之前的制度主义研究主要太重视政治结构、法律框架和程序规则等,过于注重描述性,常常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制度而忽视制度的动态运作过程。
学者朱利娅·布莱克(Julia Black) 认为新制度主义力图把老制度主义关注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和行为主义关注政治行为两者结合起来。
①新制度主义的“新”体现在既关注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又吸收行为主义的动态、过程、定量化的研究方法。
这是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的基本特点。
二、新制度主义的主要流派及其最新发展正因为新制度主义有这些理论来源,所以在其内部也造成“分化”。
该领域的众多学者都认识到不存在着一种“制度主义”,而是多种。
最着名的为后来学者大体上沿用的分类是彼得·霍尔(Peter A. Hall) 和罗斯玛丽·C. R·泰勒(Rosemary C. R. Taylor) 在1996 年的英国《政治研究》上发表的《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一文中提出把“新制度主义”分为“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rational choice institutionalism) 和“社会学制度主义”(sociological institutionalism) 此外还有的把新制度主义简单地分为两类: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主要批判地吸收了结构———功能主义一些观点,吸收了比较政治学中有关政治发展理论。
冠之以“历史”,因为这一学派认为历史是克服人类理性(工具理性,手段———目的的算计) 局限性的一个主要途径;之所以又是“制度主义”,因为他们注重以制度为核心来考察历史,以国家、政治制度为中心来分析历史,斯科克波的《国家和社会革命》就是其典范。
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是扎根于政体的组织结构或政治经济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程序、惯例、规范等,它们包括宪法规则、官僚标准的执行程序等,制度本身就是一个行动主体。
埃文思等人在《回归国家》一书中认为国家本身就是一个行动者,国家具有自主性和能力(the autonomy and capacity of states) 。
历史制度主义在早期主要是反对多元主义政治理论,批判多元主义者所持的个体偏好经过转化机制可以通过利益团体、政党等形式表达出来,并进入到政治过程中的观点。
认为集体行动者、制度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它们塑造着利益的表达;宪法和政治制度、国家结构,政策网络等构成了政治过程。
他们关注的是不同国家在不同时期,国家、政治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法团主义(corporatism) 和回归国家学派是其主要理论代表。
历史制度主义近来的发展主要有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 把社会学和历史发展结合起来,代表着作是《社会学遇到历史》;斯科克波把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从以社会为中心转向以政体为中心,其代表着作有《: 历史社会学中的想象和方法》和《国家与社会革命》。
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主要吸收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经济人”的假设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中有关制度在经济生活中作用的理论,其主要分析工具有产权、寻租和交易成本等理论。
对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有着特别影响的理论有:威廉森(williamson) 提出的特定的组织形式是努力减少交易成本的结果; 诺思的制度发展理论;米尔格罗姆(paul milgrom) 普拉特(Pratt) 等人的委托———代理理论。
这个流派主要起源于对美国国会制度的研究,关注国会的规则如何影响到立法者的行为,主要代表着作有马修D. 麦卡宾斯(Mathew D. McCubinns) 和特里·沙里文(Terry Sullivan) 主编的《国会:结构和政策》、加里·考克斯(Gray Cox) 和麦卡宾斯的《立法利维坦》。
近来理性选择制度主义者关注的领域有:运用博弈论来分析民主转型、欧洲一体化中的制度改革、国际关系中的国家间组织的崛起和衰亡。
社会学制度主义是组织理论的一个分支。
这个流派大体上可追溯到20 世纪70 年代,传统的组织理论(韦伯的官僚制理论) 认为组织是为了实现特定目的而设立的,效率是组织建立的一个主要原则,它们体现了手段———目的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