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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第3期(司法实务)/总第143期THE CHINESE PROCURATORS在*河北省沧州市人民检察院［061000］文◎王东兴*职务犯罪惩治与预防责任编辑：郭冰职务犯罪侦查过程中，一旦突破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获取口供后，如何及时将口供转化成为一份高质量的讯问笔录，固定犯罪嫌疑人口供，防止以后犯罪嫌疑人翻供，成为侦查办案的关键环节。
贿赂犯罪案件因为其他证据相对单薄，一对一这种交易形式，使得行受贿双方的言词证据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
笔者对贿赂犯罪案件讯问笔录的制作谈一下自己的感受。
一、把握时机适时制作犯罪嫌疑人在审讯中心理产生动摇的心理变化分为几个阶段:试探摸底阶段、矛盾斗争阶段，对抗僵持阶段，动摇反复阶段，供述坦白阶段。
这五个不同的阶段在许多情况下并无明显界限，需要侦查人员运用丰富的侦查经验来分析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阶段，讯问笔录的制作不能急于求成，需要把握好时机，一般在犯罪嫌疑人经过这几个心理变化之后，在其彻底缴械投降，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以后，在其坦白交代时再制作讯问笔录。
如果时机把握不准，急于求成，在犯罪嫌疑人试探摸底阶段急于做讯问笔录，会给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狡猾的犯罪嫌疑人会通过讯问内容来试探虚实，摸清侦查人员的底牌，一旦暴露侦查意图和侦查方向，犯罪嫌疑人往往会避重就轻，有所准备，给侦查讯问工作增加困难。
而在矛盾斗争阶段、对抗僵持阶段、动摇反复阶段，犯罪嫌疑人心理防线崩溃之前，也不适宜做讯问笔录，这时的犯罪嫌疑人心理不稳定，如果急于固定讯问笔录，会造成骑虎难下的被动局面，甚至会使讯问工作前功尽弃。
二、围绕犯罪构成要件，注意强化不同的侧重点（一）受贿罪讯问笔录要突出受贿行为的主观和客观方面受贿罪犯罪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其中犯罪主体身份因为有其他书证及任职的证明文件，在讯问笔录上不需要作为重点，但是在其个人简历中应该有所体现。
受贿犯罪行为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应该作为讯问笔录的重点。
主观方面主要包括：受贿行为的犯意如何形成，对自己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认识，对行贿人为何向其行贿的认识，“权钱交易”的关系是如何形成的，受贿行为关于对财物占有的认识等主观因素。
职务犯罪讯问中的信息流失【摘要】从信息流通的角度审视职务犯罪侦查讯问过程，会发现存在着侦方有关侦查情况的信息经过讯问和律师会见这样两个环节向辩方流失的情况，分别是言语信息的流失和非言语信息的流失。
【关键词】职务犯罪讯问；律师会见；信息流失2012年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身份，完善了律师会见权，从信息流通的角度看，这使得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捕捉到的侦方信息可以通畅地传递给律师。
本文将这条信息传播的链条称为信息流失，即犯罪嫌疑人在讯问过程中通过捕捉和分析讯问人员无意中发出的信息，并通过律师会见将其转达给律师，律师通过分析而得到有关侦查情况的信息的过程。
一、信息流失的链条著名学者武汉曾经指出：“侦察活动的成败，关键在于信息。
”[1]信息论的创始人申农对信息下了定义：“信息就是用来消除或减少不确定性的东西。
”在侦辩对抗中，“信息是指博弈参与者有关博弈的知识，是参与者在博弈过程中掌握的对选择策略有帮助的情报知识，特别是有关其他参与者的特征和行动的知识。
”[2]侦辩双方的对抗，是从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开始的，而且讯问这一重要的侦查措施也是双方获取案件信息的重要平台。
特别是在职务犯罪侦查之中，除了少数几类侵权类案件外，并不存在一般的刑事犯罪侦查中最重要的信息平台——犯罪现场，职务犯罪侦查机关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通常经过初查只掌握了其部分犯罪事实的部分犯罪证据，需要通过讯问来对其进行固定与完善，并进一步收集未掌握的证据。
所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者都十分重视侦查机关在讯问中的信息获取问题。
而从信息流通的角度看，大多数研究是在探索讯问主体怎样通过适当的信息刺激，来获取自己所预期的犯罪嫌疑人的信息反馈。
但笔者认为讯问过程不仅存在“案件事实→犯罪嫌疑人→讯问人员”这一条信息传播链条，与之并存的还有“侦查情况→讯问人员→犯罪嫌疑人→辩护律师”这样一条没有被侦查机关足够重视的信息链，这其中的侦查情况是讯问人员无意中流失的，其区别于使用证据的讯问方法，所以称为信息流失。
“系统抓、抓系统”侦查模式在深挖涉农职务犯罪窝串案中的运用和思考1.对“抓系统，系统抓”在查办职务犯罪中的思考1.1“抓系统，系统抓”在反贪实践中的作用采取“抓系统，系统抓”的办案模式，是新形势下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客观要求，能有效解决线索匮乏制约反贪办案工作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是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扩大办案影响的重要措施，对是提高侦查能力，深入推进依法独立办案的非常重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职务犯罪的特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在执法理念，办案的方式方法上都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只有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高发行业和系统，采取“抓系统，系统抓”的办案方法，才能使反贪侦查工作更加贴近市场经济，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同时，借助办案造声势，可以使相关犯罪嫌疑人自首，激发群众举报热情，有效拓宽线索来源渠道，从而解决线索匮乏问题。
1.2“抓系统，系统抓”在反贪实践中的具体运用1.2.1精心组织，周密侦查方案是成功查处系统窝串案的重要前提查处系统窝案涉及的人多面广，情况复杂，侦破难度大，如何突破行、受贿人“一对一”的证据以及如何固定证据，应因人因事因地而异，但必须要求有严谨细致的侦查方案，必须有统一的组织和部署，才能取得好的侦查效果。
要抓准职务犯罪案件高发的系统，并摸清其行业潜规则、发案规律、特点，查办难点，选准突破口。
1.2.2把握战机，首次讯问突破是成功查处系统窝串案的必要条件一个系统内的窝案就像投向湖面的石子，这就是办案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办案中，要利用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调节审讯的强度和速度，把握犯罪嫌疑人情绪的瞬息变化，事先做好各种应对准备，情况出现时，在最短时间内排除危险，以最快速度拿出解决办法，与犯罪嫌疑人争分夺秒，一鼓作气，提高首次讯问的成功率。
1.2.3快速出击，统一调度指挥，形成整体合力是成功查处系统窝串案的关键所在当前，办理自侦案件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广泛，需要取证核实的材料较多，需要查证、印证的资料较多，这就需要指挥者对参与办案的人员统一指挥，果断决策，使办案的人员能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通过科学指挥、合理部署、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干警的聪明才智，以最快的速度获取可靠的证据，提高侦查破案的整体效能。
Legal Sys t em A nd Soc i eWf叁墨!圭塾垒三!!!竺!三望堕耋麓鬯麓麓露诫论职保倾审存再吕务j己鼎／f贞查中适用幻署千问题陈倚华摘要取保候审如果运用不当，有可能对职务犯罪侦查、当事人权益保护以及案件公正审理带来一定的消极影响。
本文从实践出发，探讨取保候审制度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适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申取保候审的适用的几点意见。
关键词职务犯罪取保候审公正审理中图分类号：D9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0)12．017．02取保候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种j pJ事强制措施，指的是“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防止其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责令其提供保证人或缴纳保证金，并保证随传随到的一种强制方法”。
取保候审是强度较低的一种强制措施，在检察部门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中被广泛适用，但是在工作实践中存在若干问题。
一、取保候审制度的特点及其对侦查工作的积极作用《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对于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一)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二)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取保候审作为一种非羁押性的强制措施，有以下特点：第一，人身强制性相对最弱。
取保候审既不同于拘传的强制到案，接受讯问，也不同于监视居住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定限制，更不同于拘留、逮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自自由的直接剥夺，它对在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是人身自由较为充分、人身强制性最弱的一种强制措施。
第二，法定期限最长。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取保候审的最长时间不得超过十二个月，同其它强制措施相比较，法定期限还是最长的。
第三，在侦查工作中使用较灵活方便。
取保候审这一强制措施不同于拘留和逮捕，公安、检察院、法院在办理刑事案件中，根据具体情况，经过本单位领导批准，均可以使用该项强制措施。
“系统抓、抓系统”侦查模式在深挖涉农职务犯罪窝串案中的运用和思考1.对“抓系统，系统抓”在查办职务犯罪中的思考1.1“抓系统，系统抓”在反贪实践中的作用采取“抓系统，系统抓”的办案模式，是新形势下查办职务犯罪案件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客观要求，能有效解决线索匮乏制约反贪办案工作发展的问题，同时也是提高办案质量和办案效果，扩大办案影响的重要措施，对是提高侦查能力，深入推进依法独立办案的非常重要。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职务犯罪的特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在执法理念，办案的方式方法上都必须坚持与时俱进。
只有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犯罪高发行业和系统，采取“抓系统，系统抓”的办案方法，才能使反贪侦查工作更加贴近市场经济，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同时，借助办案造声势，可以使相关犯罪嫌疑人自首，激发群众举报热情，有效拓宽线索来源渠道，从而解决线索匮乏问题。
1.2“抓系统，系统抓”在反贪实践中的具体运用1.2.1精心组织，周密侦查方案是成功查处系统窝串案的重要前提查处系统窝案涉及的人多面广，情况复杂，侦破难度大，如何突破行、受贿人“一对一”的证据以及如何固定证据，应因人因事因地而异，但必须要求有严谨细致的侦查方案，必须有统一的组织和部署，才能取得好的侦查效果。
要抓准职务犯罪案件高发的系统，并摸清其行业潜规则、发案规律、特点，查办难点，选准突破口。
1.2.2把握战机，首次讯问突破是成功查处系统窝串案的必要条件一个系统内的窝案就像投向湖面的石子，这就是办案中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办案中，要利用犯罪嫌疑人的心理状态调节审讯的强度和速度，把握犯罪嫌疑人情绪的瞬息变化，事先做好各种应对准备，情况出现时，在最短时间内排除危险，以最快速度拿出解决办法，与犯罪嫌疑人争分夺秒，一鼓作气，提高首次讯问的成功率。
1.2.3快速出击，统一调度指挥，形成整体合力是成功查处系统窝串案的关键所在当前，办理自侦案件涉及的问题往往比较广泛，需要取证核实的材料较多，需要查证、印证的资料较多，这就需要指挥者对参与办案的人员统一指挥，果断决策，使办案的人员能够互相配合，协同作战，通过科学指挥、合理部署、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充分发挥干警的聪明才智，以最快的速度获取可靠的证据，提高侦查破案的整体效能。
（审讯）“逐步施压法”在首次讯问中的运用（值得收藏）2016-12-14徐冰反贪之家“逐步施压法”在首次讯问中的运用职务犯罪侦查中客观性证据少，言词证据突出。
虽然在理论上存在“零口供”，但实践中缺少犯罪嫌疑人供述的情形却极为少见。
因此，讯问工作成为了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主要措施和手段。
如何尽快、尽早地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对于及时印证外围证据、进一步深挖犯罪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就笔者在审讯工作中的一些心得体会与大家交流。
1侦查实践中首次讯问存在的不足一、将首次讯问当作“过堂程序”，打消耗战。
审讯人员在完成对犯罪嫌疑人基本信息采集后，便开始对其进行以法律政策教育为主要形式的审讯，当审讯出现困难时，往往采取消耗战术，即利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时间进行体力上的消耗，至传唤或者拘传时间结束。
这种方式有两个弊端：1、没有用好首次讯问突破口供的有利时机。
犯罪嫌疑人首次接触审讯时，面对审讯室内紧张、严肃的气氛，以及自身存在犯罪事实，往往会因心虚产生畏罪感和压迫感;有的由于无法控制其身心，还会不自觉暴露出有利于侦查的信息。
这个时候是审讯对象内心最薄弱的时候，也是攻心、审讯突破口供的最佳时机。
这个阶段用于消耗战，将会延误战机。
2、易给外界造成刑讯逼供的印象。
由于侦查实践中往往是晚上将犯罪嫌疑人传唤或拘传到案，并且一般都将传唤或拘传时间用尽后再采取下一步强制措施，这容易给外界造成变相刑讯逼供的印象。
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将传唤或拘传时间延长至24小时，采取这一模式就会更容易引起争议。
二、把首次讯问定位为“立下马威”。
一上场就声色俱厉，营造兵临城下，非要其立即缴械投降不可的氛围。
根据我的办案体会，一些受审对象会挡不住攻势，大多数则虽惊慌失措，但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仍会拼命稳住阵脚，并察言观色，揣摩审讯人员心理和所掌握的事实并飞快思考对策。
开始时施压过高，而在以后较长时间内压力跟不上，或者难以设计出更大压力作后援，对其产生震动效应，这时正出于高度警戒状态的被审对象马上会察觉到审讯人员后继乏力，反而会伺机反扑。
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问题探究摘要：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建立是近年来检察机关大力推行的一项改革措施，对于有效查办职务犯罪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但是随着检察机关面临的反腐败工作形势的不断变化，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运行也遇到了不少困难和问题，为此我们应从强化侦查协作机制、加强案件线索管理、搭建人才队伍、精良技术装备几个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
关键词：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完善中图分类号：df79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10—0106—02一、引言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是指检察机关在现行的检察体制模式下，在现行的法律规定框架内，为了优化侦查资源配置，提高整体效能，建立的以上级院为龙头，以基层院为支点，以侦查指挥中心为组织形式，以提办、交办、督办、联合办为主要办案方式，实行侦查活动统一组织指挥，案件线索统一管理和经营，侦查人才和技术装备统一调配使用，执法环境统一营造的查办职务犯罪的侦查机制。
[1]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新时期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实际推出的一项重大检察改革举措，对于开展反腐败斗争、提高整体侦查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坚定不移地推进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建设，积极履行职务犯罪侦查职能已成为各级检察机关的一致共识。
但随着我国社会形势的变化，职务犯罪逐渐向智能化、隐蔽化方向发展。
检察机关面临的反腐败工作形势越来越复杂，加之相关配套制度滞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制约了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有效运行。
因此，很有必要就实践中出现的问题进行探讨，进而促进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的改革和完善。
二、职务犯罪侦查一体化机制运行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一）职务犯罪侦查权配置分散根据最高检下发的《关于调整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案件侦查分工的通知》规定，我国职务犯罪侦查权力配置于反贪污贿赂部门、渎职侵权部门、监所部门和举报中心。
实践证明，这种“侦出多门”的侦查权配置方式，由于力量分散，形不成合力，致使案件或被束之高阁，或遇到问题时互相推诱，贻误战机，不利于有效打击职务犯罪，并严重影响检察机关的侦查权威，具有较大的弊端。
试论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摘要]律师法的修订实施，强化了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
律师权利扩张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造成一定的冲击，使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不足等现实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在新形势下，应该通过修改有关法律，完善职务犯罪侦查的法律规定，强化和完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切实增强惩治和预防职务犯罪的能力，以完成好惩治职务犯罪这一重大政治任务。
[关键词]新律师法；职务犯罪；侦查措施；完善修订后的律师法已于2008年6月1日起施行。
此次修订律师法，新增、修订和补充条款40余条，主要强化了律师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律师制度和司法制度，充分体现了近年来我国法治进步的成果，对于推进依法治国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与此同时，也给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长期困扰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措施不足等问题有待解决。
一、律师权利扩张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的冲击2007年10月28日,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对旧《律师法》进行了修订, 进一步扩大律师辩护权,规范律师依法执业程序。
执业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会见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和强化，是人权保护的必然要求，为律师更好地履行职责，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具有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必将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产生影响。
律师权利扩张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一）对检察机关调查取证的冲击新《律师法》第33条重新修订的律师会见权，使得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间的提前，消除了犯罪嫌疑人在单独面对侦查人员讯问时产生的心理压力，增加了其对抗心理，并可能以此和讯问人员拖延时间，拒不交代问题，待律师会见时在“不被监听”的情况下，充分与律师交流，做出趋利避害的供述，增加突破口供的难度，影响口供的稳定性。
律师法修改后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则使侦查活动的对抗性增强，从而使得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证人证言更趋不稳定，翻供、翻证和证人避证、逃证现象将更加突出，使侦查部门难以取证，侦查工作陷入僵局，侦查工作量加大。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论职务犯罪侦查讯问中的诚信构建 作者：陈虹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2年第27期
摘要 检察机关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广泛运用于职务犯罪侦查活动，作为侦查谋略和手段的这一刑事政策在惩治腐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由于侦查过程中的不诚信，直接影响了检察诚信，冲击了社会诚信体系。这种不诚信应受到法律的严格规制。检察诚信原则应作为职务犯罪侦查的一项司法原则。
关键词 职务犯罪侦查诚信 检察信用 作者简介：陈虹，广州市黄埔区人民检察院。 中图分类号：D92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2）09—286—02 社会诚信包括个人诚信、企业诚信、政府诚信。检察机关的司法诚信为政府诚信的重要组成部分。诚信包括两层含义：一是诚实，反对虚假，二是信用，强调守信，反对食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为我国长期的刑事政策被检察机关运用于职务犯罪侦查讯问中，侦破了大量职务犯罪案件，然而此项刑事政策是把双刃剑，在惩治腐败的同时，一方面由于其无法律支持亵渎了法律，另一方面由于其作为侦查谋略、侦查手段而屡屡失信于嫌疑人、失信于社会。目前社会条件下职务犯罪反侦查能力日盛，检察机关感叹职务犯罪侦查之艰难，检察机关自身司法诚信的缺失，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本文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为视角，分析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讯问中存在的诚信困惑及危害，并提出构建路径。
一、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讯问中的诚信困惑 1.法律规定的困惑。“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是检察机关执法的政策指导，同时还是在讯问时对职务犯罪嫌疑人进行说服教育的重要内容和获取真实供述重要讯问策略。这一刑事政策的渊源便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在建国初期查处贪污腐败时，这一刑事政策的政治效应得到最大的释放，如张子善、刘青云等震惊全国的贪污案件便是这一刑事政策的实际运用。文化大革命时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曾经作为阶级斗争的口号，成为政治斗争的手段。然而，我国法律中没有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刑事政策规定实施保障，也没有可操作的规则体系，现行法律中无法找寻“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实体性和程序性规定。1989年《关于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分子在限期内自首坦白的通知》中虽然规定“投案自首、积极退赃的，或者检举立功表现的，依照刑法第63条、第59条的规定，一律从宽处理。其中罪行特别严重、依法应判处死刑的，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不判处死刑；犯罪较重，依法应当判处重刑的，可以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犯罪较轻，依法应当判处轻刑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即使是有如此规定，也只是以司法解释的形式、针对某个特定时期所作出的特别规定，不具有普遍适用性，除此外，再无其他法律作为支撑。因此，既然无法律规定，检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察机关侦查讯问时灵活运用这一刑事政策，便是侦查讯问手段的无据可依，成为法律上的不诚信。
2.法律规定与侦查实践的困惑。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明确规定：威胁、引诱、欺骗是职务犯罪侦查中所禁止使用的讯问方法。然而在职务犯罪侦查实践中“诱惑侦查”、“化装侦查”、讯问中的各种审讯“谋略”、“技巧”等无处不在，侦查讯问中这一法律要求难以行得通，这种法律与实践的脱节是“显性法律和潜规则的冲突” 。从职务犯罪侦查上讲，侦查讯问的各种技能和手段是侦查工作的必需，而且随着职务犯罪的纵深化、智能化，这种谋略和技巧必须与职务犯罪相适应，否则惩治腐败就成为空谈，然而这一方法不符合诚信体系中的司法诚信，存在法律规定与侦查实践的冲突。
3.侦查取证手段的困惑。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特别在侦查取证中，极容易表现出非常的不诚信。一是审讯中的承诺不兑现。为获取嫌疑人口供，在嫌疑人不愿交代时侦查人员常承诺交代后会释放其回去、或者承诺不予拘留、不予呈捕、甚至不予移送起诉、移送其单位处理等，特别是在嫌疑人或处于极度矛盾中，侦查人员及时运用“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诱惑，往往能产生奇迹般的效果，达到侦查人员“破案”获取嫌疑人口供的目的。而事实上，由于嫌疑人对侦查人员承诺的越信任，对“坦白从宽”的越相信，坦白的罪行就越彻底。而从法律上来讲，贪贿数额越大、情节越重、社会影响越大，也就是其被判处刑罚的可能性、判处重刑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侦查人员的承诺变为现实性的可能性就越小，甚至为零，从而出现“坦白从宽，牢底坐穿”的民间“格言”。二是取证时的承诺不诚信。为得到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等主要证据，为追缴赃款赃物，侦查人员往往作出不追究伪证、不扩大影响等承诺，而案件一旦成为铁案，这种承诺往往也只能成为侦查人员取证的计谋和手段。特别是对“一对一”案件中行贿人取证时，更容易导致行贿人过份相信侦查人员的承诺而将案件真相全盘托出，而实际上行贿人在交待行贿情节时，也因自己犯行贿罪而自证其罪，从而使侦查人员失信于嫌疑人。
二、职务犯罪侦查讯问中诚信困惑的危害 1.严重影响检察公信力。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履行着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的重要职责，侦查讯问和取证审讯中，在嫌疑人、证人不了解侦查人员掌握的证据情况、不熟悉成立贪污贿赂犯罪的惩罚程度的情况，在交代与不交代的反复权衡下，侦查人员“坦白从宽”的适时劝说，使嫌疑人和证人作了全部“坦白”。这种侦查中的不诚信严重影响了检察机关的执法公信力。侦查人员是检察机关有执法权的执法主体，代表着检察机关行使公权，侦查人员“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承诺就是检察机关与嫌疑人之间的协议，既然作出了承诺而不能言而无信。
2.严重影响“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的司法效益。“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作为一项刑事政策，它与刑事法律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它作为一种政策本身强有强烈的功利色彩，长期运用必将对检察机关产生影响，检察实践中嫌疑人总结出“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的经验，便是滥用这一刑事政策的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使“坦白从宽”成为了一个苍白无力、甚至声名狼藉的口号。 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按照经济学的理论，要谋求最大化的长期的利益，必须守信。否则，短期行为带来的影响和后果是长期的 。
3.严重冲击社会诚信体系。以诚信为关系纽带建立的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以及社会秩序得以维护的根本。正是由于维系社会信用体系以及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性，每个社会都反对和摈弃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鼓励公民待人以诚、处事以信，即说“说老实话、做老实事、当老实人”。信用是国家生存的基石，没有信用，从根本上支援了社会信用体系。检察机关作为司法机关，作为社会诚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侦查讯问中的“谋略”和“技巧”等不诚信的侦查手段，虽然是与职务犯罪作斗争所需要，但将其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实施国家公权力的手段，其实际应用冲击了社会信用体系，损害了国家公权力的形象。因为司法是维系社会正义和社会信用的最后防线，如果它不仅不能通过司法有效维护社会信用，而且自身也不遵守诚信原则，不兑现司法承诺，这势必导致社会信用的进一步恶化 。
三、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讯问诚信的建设路径 1.将“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法制化。如何走出诚信困境，使“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刑事政策在法治的环境中发挥作用，充分发挥他的生命力，需要源头上、即从法律规制的角度进行构建。一是实体法上。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的方式将这一刑事政策法律化，具体是在刑法中明确坦白、和抗拒的概念和条件。从“坦白”的概念上来讲，是指犯罪行为己被公安、司法机关或有关组织发现或怀疑，而对其进行询问、传讯后，如实供认自己犯罪的行为。这里坦白的基本条件：一是嫌疑人被怀疑，且为司法机关掌握一定的证据。二是接受询问、传讯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后如实供认自己的犯罪事实。这里还要把坦白与自首区别开来。自首与坦白有严格的区分，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为。而“坦白”是指在被讯问或询问时，主动交代其己被司法机关掌握的、或者未掌握的犯罪事实的行为，是认罪的态度问题。“坦白”不以自动投案为前提，其成立的条件不比自首来得严格。二是程序法上。诚信原则要求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不得作出司法承诺，不得做出超越权限的许诺。因此，就有必要在刑事诉讼程序中，明确规定侦查人员在侦查讯问中不得通过对嫌疑人、证人承诺某种结果或提供某种条件等手段达到取证目的。
2.重构职务犯罪侦查讯问的诚信理念。一是树立诚信执法理念。执法思想是检察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基于执行国家法律时的指导方针、原则、行为及其后果而产生的对于执法的观念、意识、心理评价的总和 。从某种意义上讲，检察机关侦查人员树立诚信的执法思想是构建检察诚信的重中之重，最高人民检察院“忠诚、公正、清廉、严明”检察人员职业道德标准中，“忠诚”标准便排在第一位。同时要将忠诚、诚信的职业道德理念导入检察机关和检察人员的执法思想，并贯穿于侦查讯问的全过程，体现在对每个案件的侦查讯问工作中。二是链接文明执法理念。上世纪九十年代，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刑讯逼供、变相体罚嫌疑人的事情屡有发生，严格意义来讲，侦查人员为取得口供对嫌疑人的带有欺骗性质的承诺也是一种变相逼供。二十世纪以来，检察机关大力提倡文明执法、文明办案，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执法理念，使侦龙源期刊网 http://www.qikan.com.cn 查人员将重点转移到外围证据，侦查讯问中的不文明行为也得以不断摒弃，与文明侦查相适应，侦查人员的诚信侦查、诚信讯问、诚信取证就会自然成为一种必然。
3.将侦查诚信作为一项重要的检察原则。一是侦查讯问中不得做出违背法律规定且与案件本身性质和情节相冲突的许诺。如明知证据显示受贿超过一百万元，还对嫌疑人家属作交出赃款就可以放人的承诺。二是不得超越侦查人员的办案权限。如是否是自首、是否立功等需要法院最后判决认定的情节，为套取口供，在侦查审讯时作出如你交待我就给你做出自首、立功的材料证明等交换条件的承诺。三是一旦承诺，就必须信守。如对不影响侦查的嫌疑人积极退赃后给予取保侯审的承诺，针对案件情节向审判机关提供嫌疑人在侦查期间坦白交待的书面材料的承诺等。四是如国家法律法规的修改，或者因嫌疑人翻供、证人翻证等原因，导致侦查期间的承诺无法兑现的，一方面应向嫌疑人作出说明，另一方面让嫌疑人明白不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所应该付出得不到承诺的代价，从而使侦查诚信原则在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中得到崇尚。
注释： 龙宗智.法律实践中的潜规则.http：//review.jcrb.com.cn，正义网. 毕惜茜.论侦查讯问中的司法诚信.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08（1）. 龙宗智.欺骗与刑事司法行为的道德界限.法学研究.2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