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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案例摘要：一、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的概念和特点1.定义和构成要件2.犯罪特点二、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的案例分析1.案例一：某电力公司总经理受贿失职案2.案例二：某粮食储备库主任玩忽职守案三、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的预防和应对措施1.完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2.提高员工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3.加大对失职犯罪的打击力度4.强化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和审计四、结论正文：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由于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造成国有公司、企业严重损失，从而构成的犯罪。
该罪行具有以下特点：犯罪主体为国有公司企业工作人员；犯罪行为表现为严重不负责任或滥用职权；犯罪结果为造成公司企业严重损失。
在案例一中，某电力公司总经理李某因收受贿赂，未能对公司的安全生产进行有效监管，导致一起重大安全事故，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最终，李某因受贿罪和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在案例二中，某粮食储备库主任王某在粮食储备和保管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未按照规程进行粮食保管和检查，导致粮食发霉变质，造成国家经济损失。
最终，王某因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为了预防和应对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我们应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完善公司内部管理制度，明确各岗位的职责和权限，建立健全考核奖惩制度；其次，提高员工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加强员工培训和教育，使其充分认识到失职犯罪的严重性；第三，加大对失职犯罪的打击力度，依法严惩犯罪行为，发挥震慑作用；最后，强化对国有企业的监督和审计，及时发现和纠正失职行为，保障国有企业的健康发展。
总之，国有公司企业人员失职罪是严重影响国有企业发展的犯罪行为。
陈某等受贿案—以公司合作的形式拿钱是否构成受贿罪【裁判要旨】1.国家工作人员虚假设立公司，利用职务之便，迫使对方与该公司合作，以利润分成的名义索取巨额钱财，其行为符合受贿罪中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构成受贿罪；2.受贿罪是否成立应由受贿者本人的认知状况决定，行贿者对财物归属的认知状况不影响受贿罪的成立；3.收取贿赂后，受贿犯罪已经完成，行为人事后将受贿款用于何处并不影响受贿的认定。
【案号】（2005）衢中刑初字第47号；（2006）浙刑二终字第33号【基本案情】被告人陈某。
因本案于2005年9月1日被刑事拘留，同月15日被逮捕。
被告人王某某。
因本案于2005年8月23日被刑事拘留，同年9月5日被逮捕。
浙江省衢州市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陈某、王某某犯受贿罪，向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起诉书指控：被告人陈某、王某某案发前分别担任浙江省衢州市文化局（2005年7月起更名为衢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社会文化处处长，兼任2004年、2005年衢州元宵灯会组委会办公室主任、成员。
2004年至2005年春节间，被告人陈某、王某某先后利用自己负责衢州市2004年、2005年元宵灯会彩灯制作的招标和管理职务之便，共同向承接彩灯制作业务的四川省自贡市众鑫实业公司、德力西集团自贡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自贡公司）负责人吴某某索取贿赂人民币75000元，予以平分。
期间，陈某还单独收受吴某某所送贿赂2次，计人民币4000元。
在筹办衢州2005年元宵灯会过程中，被告人王某某还趁自己代表衢州市文化局与自贡公司洽谈业务、签订彩灯制作合同之机，向该公司负责人吴某某提出衢州市本地有公司要与其“合作经营”2005年元宵灯会。
吴某某迫于无奈，答应了被告人王某某的要求。
随后，被告人王某某便个人出资，以其侄子王某、妻子傅某为挂名股东，向当地工商部门注册成立了衢州市天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然公司），然后让王某出面以天然公司的名义与吴某某“合作”。
国有企业聘用人员收受贿赂的行为性质之辨析作者：鞠佳佳于浩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3年第01期【基本案情】被告人赵某原为顺义区Y镇电管站工作人员，后电管站更名为供电所。
为规范用工关系，北京市电力公司顺义供电公司与北京银杰供电民用电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独立法人，以下简称银杰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赵某于2004年6月1日由银杰公司派遣至顺义供电公司工作，不属于顺义供电公司正式职工，但具体工作岗位、职务任免、薪酬待遇由顺义供电公司负责。
2005年8月1日通过竞争上岗的形式，顺义供电公司聘任赵某为顺义区Y镇供电所所长，赵某担任该职务至2009年7月14日。
北京市电力公司顺义供电公司系北京市电力公司下属二级非独立法人单位，北京市电力公司为国有企业，Y镇供电所系顺义供电公司班组级建制。
2007年11月赵某利用其担任供电所所长的职务便利，在未收取施工费、工程预付款的情况下，安排Y镇供电所在某村实施电力线路改造工程。
为对赵某在该村电力线路改造上的照顾表示感谢，该村书记刘某于2008年1月春节前送给赵某10000元现金。
【诉讼过程】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赵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的廉洁性，已构成受贿罪。
鉴于被告人赵某认罪态度较好，积极退赃，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并依法宣告缓刑。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85条第1款、第386条、第383条、第72条第1款、第73条第2、3款、第64条之规定，判决被告人赵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
【争议焦点】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赵某的主体身份问题，即受国有企业聘用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究竟属于国有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还是受国有企业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如果是前者，构成受贿罪；如果是后者，则构成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第一种意见认为，赵某和银杰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后，由银杰公司以劳务派遣的形式派遣到顺义供电公司工作，就主体身份而言，赵某不是顺义供电公司的在编职工，不属于该公司的内部人员，但其受顺义供电公司聘用，担任Y镇供电所所长，负责该所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等全面领导工作，应认定为《刑法》第382条第2款规定的“受国有企业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
受贿罪构成要件有哪些受贿罪是指国家⼯作⼈员利⽤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财物，或者⾮法收受他⼈财物，为他⼈谋取利益的⾏为。
那么，受贿罪构成要件有哪些？下⾯请看店铺⼩编为⼤家整理的相关知识，欢迎阅读了解！受贿罪构成要件有哪些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次要客体是国家⼯作⼈员职务⾏为的廉洁性。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
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具体物品，⽽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
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
因此，作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财物，必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切财物。
包括：货币、有价证券、商品等，另外，对受贿⼈⽽⾔，其所追逐的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价值。
所以，受贿罪中的贿赂—财物，从⼀定意义上说，属于商品范畴。
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表现为⾏为⼈具有利⽤职务上的便利，向他⼈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财物并为他⼈谋取利益的⾏为。
利⽤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的⼀个重要构成要件，利⽤职务之便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1、利⽤职务上的便利。
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员依法作出⼀定⾏为的资格，是权⼒的特殊表现形式。
具体是指利⽤本⼈职务范围内的权⼒，也即利⽤本⼈在职务上直接处理某项事务的权利。
利⽤职权为他⼈谋取利益⽽收受他⼈财物，是典型的受贿⾏为。
在司法实践中，⼤量受贿罪是利⽤职权的便利条件构成的。
例如，负责掌管物资调拨、分配、销售、采购的⼈，利⽤其调拨权、分配权、销售采购权，满⾜⾏贿⼈的愿望，⽽收受财物。
2、利⽤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
利⽤与职务有关的便利，即不是直接利⽤职权，⽽是利⽤本⼈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本⼈从中向请托⼈索取或存⾮法收受财物的⾏为。
实践中，利⽤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是亲属关系，⼆是私⼈关系，三是职务关系。
⾄于前两种情况，利⽤的主要是⾎缘与感情的关系，与本⼈职务⽆关。
《刑法修正案（六）》要义研读《刑法修正案（六）》是自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日修订刑法施行以来，对刑法修改、补充的内容最多，涉及的面最广，适用中难度较大，要准确适用，必须认真细心研读。
一、刑法修正案（六）颁布的原由我国１９９７年修订刑法时，对有关犯罪都作了规定。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违法犯罪行为。
２００５年８月国务院办公厅提出刑法修改建议稿，一些人大代表和司法机关、有关部门也提出建议，要求根据新的情况适时对刑法作修改补充。
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在征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法制办、中国人民银行、公安部、民政部等有关部门和部分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拟订出《刑法修正案（草案）》，于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４日提交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刑法修正案（草案）》经人大常委会多次审议，在讨论中，根据有些全国人大代表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及一些地方提出的建议，又补充了重大责任事故方面的犯罪。
同时，也对其他一些犯罪作了修改和补充。
一些委员还就违规进行胎儿性别鉴定是否定为犯罪进一步讨论，多数委员同意继续对这个问题研究论证，这次《刑法修正案（六）》暂不规定。
全国人大常委会于２００６年６月２９日通过并于当日公布施行。
二、刑法修正案（六）规定的内容《刑法修正案（六）》对刑法的补充、修改共２０条，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补充的犯罪；二类是修改的犯罪。
（一）补充的犯罪补充的犯罪，是修订《刑法》中没有规定的，在《刑法修正案（六）》中补充规定为犯罪，共有１０种，具体是：１.大型群众活动安全责任事故犯罪。
刑法原规定的重大责任事故罪中，包括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发生重大责任事故的犯罪行为，司法中也依此罪追究了一些责任人的刑事责任。
但是由于《刑法修正案（六）》将重大责任事故罪修改为发生在生产、作业过程中的重大责任事故犯罪，不包括大型群众活动安全责任事故犯罪行为。
近年来，一些单位在举办大型群众活动时，不按国家有关安全管理规定进行组织、指挥，多次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造成大批人员伤亡或者重大财产损失，成为社会危害很大的一种犯罪。
---------------------------------------------------------------范文最新推荐------------------------------------------------------ 受贿款入廉政账户问题探讨建议背景资料：**市**区人民检察院2004年9月10日立案侦查**市某国有医院药剂科副主任夏**受贿一案,在侦查中发现犯罪嫌疑人夏**于2002年4月至2004年的7月间,利用职务之便12次收受医药代表所送的人民币10万余元.其中有一笔8000人民币已上缴“廉政帐户”。
具体情况是南京某医药公司代表潘某为了保证其所推销的药品在医院长期使用，并能增加药品的供应量。
分别于2003年中秋节及2004年的春节，两次送给夏**人民币8000元。
2004年8月下旬该行贿人因其它行贿之事被发现，夏**得知这一情况后,感到很害怕，遂让其妻子于同月的25日将这8000元上缴到“廉政帐户”。
分歧意见：该案在侦查终结时，针对这8000元上缴“廉政帐户”是否应记入受贿总额，作为犯罪数额认定，产生了几种不同的意见。
分歧一：这8000元人民币不应记入受贿总额，不作犯罪认定。
理由是：根据纪检、监察有关设立“廉政帐户”的规定，凡持有该账户《缴款回执》的，视为主动拒礼拒贿。
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只要将其所得的受贿款解入“廉政帐户”，就不应记入犯罪总额中，不作犯罪论处，以体现我国“治病救人”的法治宗旨，同时，上缴“廉政帐户”也体现了嫌疑人的悔罪表示，对减少腐败分子具有正面意义，犯罪嫌疑人能主动把攫取的钱财缴回国库，也将明显降低“反腐”成本。
这是辩诉交易在我国的合理运用。
因此，对这上缴的8000元人民币以不计入受贿总额为妥。
分歧二：这8000元人民币应记入受贿总额，但在量刑1 / 7中予以作从轻或减轻考虑。
wWW.bASk.理由是：犯罪嫌疑人虽然在案发前已将这笔受贿款上缴“廉政帐户”，但从整个犯罪构成情况来看，已满足各个构成要素。
受贿罪特征、认定及辩护实务赵启峰律师一、受贿罪的概念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另外，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这种行为属于间接受贿，与直接受贿不同之处在于为请托人谋取的是不正当利益。
从广义上来说，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涉及受贿罪的罪名有五个，除了上述所说的（个人）行贿罪之外，还有以下四个罪名与行贿罪有关：（1）单位受贿罪。
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
上述单位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受贿论。
（2）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3）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或者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是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4）介绍贿赂罪。
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是介绍贿赂罪，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一、单位受贿罪的构成(一)客体要件。
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有单位正常管理活动和声誉。
本罪的对象是财物、回扣、手续费。
其所有权人既可以是单位也可以是自然人 ; 其主要包括有价值或使用价值的商品、物品、有价证券、货币等。
(二)客观要件。
本罪在客观表现上，有两项内容 :1、索取、收受他人的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的行为 ; 例如商业银行利用发放贷款的职务便利，向申请贷款的单位或个人索要好处费、回扣等。
索取，是指主动向他人索要; 收受是指非主动地接受; 为他人谋取利益既包括非法利益，也包括正当利益。
至于是否实现了为他人谋取利益，并不影响本罪成立。
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索取、收受他人大量财物或者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给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
根据 1999 年 9 月 16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 ( 试行 ) 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 单位受贿数额在 l0 万元以上的 ;(2) 单位受贿数额不满 10 万元，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A 、故意刁难、要挟有关单位、个人，造成恶劣影响的 ;B 、强行索取财物的 ;C 、致使国家或者社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
这些行为是通过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实施的，但是他们是在单位的意志支配下，以单位名义，为单位利益而实施的，因此，这种行为实质上是单位受贿行为。
2、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行为。
如果国家机关、国家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实施了索取、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但索取、收受的财物不足定罪标准，并且没有其他严重情节，则应按一般单位受贿行为对待，不宜按犯罪处理。
另外，对于实施了索取、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但没有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也不宜按犯罪论处。
对于收受回扣和手续费在帐上记载的，也不宜以犯罪论处。
(三）主体要件。
《理论探索）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总第１６９期）法治建设“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有关问题探讨周茂玉（武汉大学，武汉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我国刑法修正案第７条对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１６３条“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进行的修正，在弥补以往刑法规定不足的同时，又带来新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不够科学准确，犯罪主体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的犯罪主体在立法上不太协调。对“其他单位”和“工作人员”没有进行较为规范的界定，对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不同身份者之间共犯关系界定不准确。较为科学合理的做法，是将该罪的罪名确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合理界定公司企业、其他单位和工作人员等概念，在不同身份者之间成立共犯关系的场合，应区分具体情况来对待。［关键词］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罪名，主体，共同犯罪［中图分类号：］Ｄ１４６（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４１７５（２００８）０１—０１５７—０４
２００６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六）》第７条对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１６３条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进行了修正，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扩展了犯罪主体的范围，即由“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扩展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二是在该条第二款中所规定的“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中增加了“利用职务便利”的规定。目前看来，虽然该修正案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罪的一些空白，但同时也使该罪的理论纠纷更加复杂。在此，笔者尝试对该罪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初步梳理，并求教于同仁。一、受贿罪的罪名问题从立法沿革看，１９９７年《刑法》第１６３条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是从１９９５年２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中新增的商业受贿罪演化而来的。不少学者认为，之所以将其命名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是基于以下两个原因：首先，从外部看，按照所属经济部门划分，企业可分为农业企业、工业企业、商业企业、交通运输企业、金融企业等几类。因此，．如以商业贿赂罪命名，则仅涵盖了某一方面企业，有以偏概全之嫌；其次，从内部看，商业贿赂犯罪仅仅包括发生在商业交易、商业往来中的贿赂行为，难以包括内部员工上、下级之间的贿赂行为。因此，商业受贿罪这一罪名没有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概括全面，理应为后者所取代。《刑法修正案（六）》对该罪犯罪主体的修改必然影响到罪名的变化，这里就该修正案涉及的罪名问题进行分析。（一）规定为“商业受贿罪”存在的问题。近年来，随着反商业贿赂活动在我国的开展，商业贿赂犯罪这一概念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不少学者认为商业受贿罪就是指《刑法》第１６３条所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或者《刑法修正案（六）》所规定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２００７年国家司法考试大纲就直接将刑法第１６３条称为商业受贿罪。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罪名的确定应当科学准确。罪名确定科学准确的标准主要是指：罪名能准确反映犯罪的本质、全面反映犯罪的外延、明确相关罪名之间的界限。以此为标准，我们不难发现，将商业受贿罪等同于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是不正确的：１．两罪的本质不同，由此决定了两罪的外延也不相同，因而不能互相替代。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的本质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员工利用职务之便而受贿，它所侵犯的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管理秩序；商业贿赂罪则是指发生在商业交易、商业往来中的贿
［收稿日期］２００７—１１～０１［作者简介］周茂玉（１９６９一），男，山西河津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刑法学。１５７ 万方数据法治建设《理论探索｝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总第１６９期）
赂犯罪，它所侵犯的是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两罪之间虽然存在一定的交叉，但外延并不相同。因为商业受贿罪仅是发生在商业交易、商业往来中的贿赂犯罪，而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不仅包括了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商业往来中对外侵犯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商业贿赂犯罪，还包括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员工对内侵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内部管理秩序的犯罪，如下级员工为了晋升而贿赂上级员工。显然，商业受贿罪ｌ无法正确地反映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受贿罪的本质，也无法准确涵盖其外延。２．以商业受贿罪取代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不能正确区分此罪与彼罪的界限。罪名应该有重要识别功能，能够正确反映此罪与彼罪的区别。通说认为我国１９９７年新《刑法》是根据主体的不同，将贿赂犯罪分为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刑法第１６３条）和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３８５条）。但由于商业受贿罪是发生在商业交易中侵犯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的贿赂犯罪，它既可以涵盖发生在商业交易中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也可以涵盖发生在商业交易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这就决定了商业受贿罪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是种属包含关系，两者存在着一定的交叉，因此，不能以其取代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人员受贿罪而与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相并列，否则难以明确该罪与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之间的界限。（二）规定为“非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存在的问题。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刑法是根据主体的不同将受贿类犯罪分为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因此，既然受贿罪对应的犯罪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那么，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对应的主体就应该是非国家工作人员，由于该罪的主体增加了“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后，所以可以将该罪的罪名确定为“非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我国刑法对于贿赂类犯罪分别在第三章和第八章作出规定。虽然这种安排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国有公共领域和私营经济部门之间的区分，但在具体犯罪构成上，则主要指具体的犯罪主体而不是按照犯罪人所属单位是国有或是非国有进行归类。如修改后的刑法第１６３条第三款也规定，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收受贿赂的，依照受贿罪的规定定罪处罚。１５８同样是国有单位工作人员，“从事公务”者受贿是受贿罪，“非从事公务”者受贿不是受贿罪，但若说后者是“非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则是错误的。因此，对修正后的刑法第１６３条也不能将其罪名确定为“非国有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综上所述，为了正确反映该罪的本质，全面概括其外延，应将该罪的罪名确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这样既体现了《刑法修正案（六）》在犯罪主体上对该罪的修改，又能与原罪名“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在罪名体系上保持一致。二、受贿罪的主体问题（一）修正案扩大该罪主体的原因。１９９７年《刑法》颁布之后，学者们对刑法第１６３条所规定的“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非议颇多，指出该罪的主体范围过于狭窄，无法处罚大量的受贿类犯罪。《刑法修正案（六）》则扩大了该罪的犯罪主体。《刑法修正案（六）》扩大该罪犯罪主体的主要原因是：１．新刑法第１６３条关于犯罪主体的规定存在法律漏洞。因为自然人犯罪主体可以分为国家工作人员和非国家工作人员。而现行刑法关于自然人受贿类犯罪包括受贿罪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受贿罪的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为公司、企业人员。但公司、企业人员并不能涵盖所有的非国家工作人员，这就导致了大量既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又不属于公司、企业人员的其他单位人员的受贿行为得不到法律的处罚，形成了法律上的漏洞。２．现行刑法中有关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与职务侵占罪、挪用资金罪在主体范围上不完全一致。后两者的主体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而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的主体仅限于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立法的不协调。３．我国已加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该公约也要求我们将公司、企业以外的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内。作为公约成员国，我国有义务对相应的法律规范进行调整和完善。（二）对该罪修正后犯罪主体的剖析。根据《刑法修正案（六）》的规定，该罪的主体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下面试对该罪的主体进行剖析。１．公司、企业的概念。企业是一个集合概念，泛指一切从事生产、流通或服务性活动以谋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组织。按财产组织方式的差异可将企业分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公司。可见，我国刑法将公司和企业作为并列的犯罪主体是不合适的，有必
万方数据《理论探索））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总第１６９期）法治建设要在以后的立法中加以修正。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公司主要是指经过国家主管机关批准设立的各种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里的“公司、企业”应包括一切所有制形式的公司、企业。因为刑法第１６３条所排除的只是国企及非国企中从事公务的人员，是对“工作人员”范围的限制，而不是对公司、企业的限制。２．“其他单位”的概念。《刑法修正案（六）》在刑法第１６３条的犯罪主体中增加了“其他单位”，以概括类似的犯罪主体。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在我国经济转型期，市场主体不可避免地呈现复杂化的特点，因而难以用规范的法律术语进行界定。笔者认为“其他单位”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市场主体：（１）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市场经济活动的主体可分为营利性组织和非营利性组织。营利性组织主要是指前述的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企业，他们是市场经济活动中最重要的主体。非营利性组织主要是指那些具有公益性、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组织。既然《刑法修正案（六）》将“其他单位”与“公司、企业”并列作为该罪的主体，可以推知，“其他单位”应包括非营利性组织。从实践来看，非营利性组织也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主体，这主要包括基金会、医院、行业协会、足球俱乐部、寺庙等在内的非营利性组织。这些单位的工作人员受贿行为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理应受到法律的惩罚。如近年来争议较大的足球“黑哨”案件、医疗器械购销领域的贿赂案件，都属于“非营利性组织”范围。（２）社立事业单位。从法律上讲可以把我国的事业单位分为政立事业单位和社立事业单位。政立事业单位是由国家直接财政投入的事业单位，由于这类事业单位是通过董事会的形式进行管理，因而政府主要通过委派董事长和财政支持来对其进行有限的管理。这类事业单位主要包括～流的高等学府、大型公办医疗中心和医院等科教文卫机构。政立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属于我国刑法第９３条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范畴，其收受贿赂的行为应构成受贿罪。而社立事业单位则是指具有独立法人地位、独立核算的事业单位。这类事业单位属于社会上自我独立的法人主体，政府基本上不给予财政投入，也不干涉其人、财、物的管理，而任其自行运营、自我管理。这类事业单位包括私立学校、私立医院等。可见，社立事业单位不属于国家机构，而应属于《刑法修正案（六）》所规定的“其他单位”，其工作人员收受贿赂的行为应认定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３）承担资产评估、验资、验证、会计、审计、法律服务等职责的中介组织的专业人员，包括律师、会计师等。由于这些人员在市场经济中以其专业知识和中立的地位，向市场经济的当事者提供专业意见，因而能对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经济决策产生重大影响。如果这些组织或其从业人员收受贿赂，从而作出具有偏向性甚至虚假的专业意见，势必对其他市场经济活动参与者的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因此有必要纳入刑法的调整范围。有些律师事务所和会计事务所等社会中介组织的组织形式是公司或企业，其工作人员的受贿行为以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来处罚并无不当，但以其他组织形式存在的社会中介组织则应当属于“其他单位”的范围。３．“工作人员”的概念。刑法第１６３条所规定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是贿赂犯罪的一种。贿赂犯罪的本质是“利用职务之便进行钱权交易”，因而可以认为所有受贿类犯罪都是职务犯罪，其主体都必须是具有一定职权的工作人员，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也不例外。因此，本罪的主体不是经济组织中所有的工作人员，而是在经济组织中享有一定权力和承担一定义务的工作人员，如管理人员和业务人员等。单纯从事劳务性质的人员显然不属于“工作人员”的范围。三、共同受贿问题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作为一种职务犯罪，是由特殊主体所构成的真正身份犯。由于市场经济活动的复杂性，不同身份者共同受贿犯罪的情况在所难免，对此问题如何定性，这涉及到刑法中“共同犯罪与身份”的问题。对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受贿罪而言，共同犯罪的情况有三种：同种身份者之间的共犯关系，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之间的共犯关系，以及不同身份者之间的共犯关系。详细而言，数个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之间成立的共犯关系；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成立的共犯关系；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工作人员与无特定身份者之间成立的共犯关系。对于第一种情况而言，由于同种身份者所利用的身份相同，在犯罪的定性上按其共同身份的性质定罪，不存在争议。而对于后两种情况，理论界还存在争议。１．有身份者与无身份者成立共犯关系的界定。由于构成本罪要求犯罪主体必须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此，除此之外的无身份者不１５９·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