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减负增效工作汇报
社区是群众生活的共同家园，是城市管理的基本单元。全面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求，加强新形势下的社区建设，是优化公共服务、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是密切党群关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有效举措。为了进一步增强基层民主自治活力，减轻社区繁重负担，提升服务群众效能，市民政局成立课题组，围绕如何推进社区(村)减负增效进行了深入调研，全面分析我市社区建设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并积极借鉴省内外兄弟城市的经验做法，提出进一步推进社区减负增效的对策建议。
一、我市社区建设的基本情况及主要成效
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着力加快基层社会管理创新，不断健全社区服务体系，切实强化基层民主建设，全面推进社区和谐发展，社区建设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政策支持力度逐步加大。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以政策形式解决相关问题。如，《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城乡社区建设的意见》、《关于实行社区工作准入制度的试行意见》、《社区工作者规范化管理暂行办法》等。二是社区治理机制不断创新。推行“政社互动”试点，促进政府行政管理与基层组织自治有效衔接和良性互动。推进社区事务准入制，积极落实“权随责走、费随事转”要求。全面建立“一委一居(村)一站一办”及社区网格化管理服务机制。三是社区服务能力有效增强。以“为民、便民、惠民、利民”为目标，完善“社区工作者+社会工作者+志愿者”联动服务机制，充分发挥驻地单位优势，开展共驻共建，着力打造
15分钟便民利民服务圈、15分钟社区卫生服务圈、15分钟应急救助服务圈，为居民创造生活方便、就医快捷、邻里互助的宜居环境。四是社会组织培育全面启动。市、辖市(区)、街道(镇)三级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共培育社区社会组织6337个，扶持公益创投项目100个，“瑞文心理工作室”、“尤辉科技服务站”等一批社区社会组织作用发挥明显。五是社区经费保障有所改善。出台《关于核定城市社区专职工作人员和城市社区居委会经费的实施意见》，逐步提高城市社工待遇和社区居委会工作经费。目前全市社工工资福利待遇标准达人均5.5万元，社区工作经费每千户3万元。
通过各级各部门和广大社区工作者的共同努力，我市社区建设呈现出喜人发展态势。“12349”便民服务平台、“义工时间服务记录试点”被列入全国试点。智慧社区建设成效明显，城乡社区综合管理和服务信息化平台覆盖全市859个城乡社区，被评为2013年度全省重大信息化示范工程。钟楼区等5家单位被评为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天宁区被命名为全国社区管理服务实验区。
二、目前我市社区(村)负担重问题及原因分析
总体上看，虽然我市社区建设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还存在社区服务管理体制不顺、专业服务水平不高、社区自治能力不强、社会力量参与不足、社区发展环境有待优化等问题。特别是社区承担的基层社会服务管理任务日益繁重，不堪负重，基层社区干部群众对此反映最为强烈，突出表现在“六多”。
(一)各级行政部门下派任务多。社区承担的行政性、事务性工作有30多类160多项。社区是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社区已经成为市各级部门基层事务的主要承办者。一些尚无物业管理的老小区，社区担负着大量的物业维护和管理任务。另外，社区还要承担拆迁、维稳、征兵、人口普查、经济普查等政府职能部门交办的突击任务，2013年社区居委会填报的各类统计报表多达28类176份。
(二)各类创建、指标多。市各部门下达给社区的创建任务达32项，还有省级、区级下达到社区的各类创建任务，社区忙于搞创建、争荣誉、拿奖牌，客观上挤占了为居民服务的时间。一些部门对社区工作提出硬性指标要求，如社区(村)圆桌会议的次数、纠纷调解的数量、孕前检查数量、再就业培训人数、信息撰写报送数量、社区天天乐演出场次等，很多指标超出社区业务范围和经费承受能力。
(三)考评、会议、台帐多。许多部门的工作，主要靠会议布置、检查推动，检查考评就是听汇报、查台帐。经统计，社区平均一年接受各级检查考评26次、起草各类总结汇报61份、参加各类会议146次，编制社区基础台帐36类221本，专项检查台账10类51本。社区干部近三分之二的精力用于参会、迎检和做台帐，还要经常加班。
(四)机构、牌子多。目前我市共有41个部门的工作进社区(村)。许多工作都要求成立领导小组、设立组织机构、要挂牌子，并列入检查考核内容。社区最多的有各类组织机构32个、挂牌14块。
(五)信息系统多。许多部门建立信息系统并延伸到社区，设立专线专网。目前有10个部门的12套信息系统进入社区，每天要进行数
据录入更新，而且各个系统之间的数据无法共享。重复建设、重复录入、重复采集，造成人员和资源的严重浪费。
(六)证明盖章多。机关部门、事业单位、盈利性组织在业务审批中要求社区出具各种盖章证明，很多超出社区业务范围和法律责任范畴。盖章乱象损害了社区与居民关系，给社区工作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对此社区干部和居民均反映强烈。(以上详细内容见附件) 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社会建设相对滞后。随着经济转轨、社会转型、政府职能转变，一方面单位人变成了社会人，社会问题社会化，公共服务社区化;另一方面，政府管理重心下移，许多行政事务工作向社区延伸;再一方面，城市化步伐加快，大量农民、新市民成为城市居民，社区规模明显扩大、社区公共服务和行政事务大量增加。与此同时，社会建设却明显滞后，社会化管理体系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还不健全。在工作措施上，一些部门为了创新工作、强化管理、打造特色，把工作进社区作为重要抓手，甚至把一些专业性、技术性强的业务工作交由社区办理，自己相对轻松些，却加重了社区负担，又达不到工作效果。
(二)政社权责不够清晰。社区居委会职责不够清晰，协助政府工作缺乏明确的界定，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城乡社区建设的意见》中明确规定的“实行社区工作准入制度”等方面规定没有得到很好贯彻落实，进入社区的工作缺乏相应的制约机制。1990年施行的《社区居委会组织法》规定较为宽泛，有些基层政府和政府部门对社区居委会的法律地位存在模糊认识，把社区居委会视作政府的“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