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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中国形象演变历程与规律分析一、中世纪晚期西方视野中的中国形象13世纪，蒙古人的征服使欧洲与中国的联系在中断了至少四个世纪后又得以恢复，也使中西方有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直接接触。
抱着与中国人结盟反对穆斯林这一想法，欧洲开始试探向中国派出使节。
1245年和1253年，圣方济各会修士柏郎嘉宾和鲁布鲁克先后两次带着教皇写给大汗的信函踏上了去中国的征途。
虽然他们的使命未能完成，但却带回了有关中国的消息，他们在游记中第一次将“契丹”带入了中世纪晚期欧洲人的视野，并断定契丹就是古代的丝人国。
而此后的200年中，西方不同类型的文本中都出现了契丹和蛮子的描述，其中影响最大的便是《马克波罗行纪》，这部分的内容李时学老师在课堂上已经说明的相当清楚了，就不多做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马克波罗行纪》创造了最早的集体想象中的中国形象：大汗统治下的繁荣富有的大帝国，不仅是财富与王权的象征，也是西方资本主义早期世俗精神和政治欲望的一种隐喻性投射。
二、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方的中国形象（15-17世纪）1492 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它被视为西方近代文明的起点，而激起他冒险远航的灵感则是来自马可·波罗所打造的充斥着财富和世俗享乐的“中国神话”。
西方的外部扩张不仅仅表现为经济和军事征服，同时也体现为代表着西方文化精神的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而这项使命则是由传教士们担负的。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伊斯兰世界以外最大的异教国度，自然吸引了和商人、水手一样富于冒险精神的传教士们。
如果说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塑造了一个物质层面的中国形象，那么，传教士们则将其提升到了精神层面。
如果说马可·波罗为欧洲人塑造了一个物质层面的中国形象，那么，传教士们则将其提升到了精神层面，在延续前者关于王权与财富的中国神话的基础上，植入了历史和文化的因素，为欧洲人建构了一个文明智慧与道德秩序的真实清晰的中国形象，使之成为了西方中国形象演变历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新的起点，为其后在欧洲持续了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提供了全面的、权威的认知参照体系。
西方的中国形象摘要：随着历史的推进，经济文化的发展，交通科学的进步都成为不可逆行的潮流。
在这过程中各国间的交融交往编织了整个地球村。
古往今来中国在西方人的眼中，在不同时期又是什么样子的呢？在本文中以1250年作为西方的中国形象史的起点、1750年作为重要转折点，20世纪后的毁誉参半来分析西方的中国形象。
关键词：西方；中国形象；一、中国形象的起点首先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历史起点。
西方的中国形象出现于1250年前后。
这一时期，西方对中国属于朦胧的探索阶段，比较多的是着眼于中国的整体感知。
对中国的形象也是属于积极的，正面的。
可以分为“契丹传奇”，“大中华帝国”，“孔教乌托邦”三个阶段。
1245年，《柏朗嘉宾蒙古行记》与《鲁布鲁克东行记》中出现有关“契丹”的介绍，将最初的中国形象带入中世纪晚期的西方文化视野，而且确定了这种东方情调的传奇的意义：大汗统治下的契丹，是财富与秩序的世俗天堂。
接着是《马可·波罗游记》与《曼德维尔游记》。
这两部书是地理大发现之前欧洲人拥有的东方知识百科全书。
这些书用几乎程式化的套语称赞大汗统治下的“契丹与蛮子”地大物博、商贸发达、君权强盛、国富民强……创造了西方集体记忆中的“契丹传奇” [1]。
所谓“契丹传奇”是关于东方世俗乐园、关于财富与君权的传奇。
它不仅具有清晰的形象，还有确定的类型化的意义与价值。
欧洲中世纪晚期的契丹传奇将中国塑造成财富与君权的象征，表达了资本主义早期萌生的世俗精神。
他们对中国的羡慕和崇拜的同时，也在遗憾自身的缺憾、压抑对宗教的不满，并表达自己的欲望与向往。
“大中华帝国”时期是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
门多萨神父的《大中华帝国志》出版，标志着契丹传奇时代的终结。
中华帝国第一次在西方文本与文化中获得了历史化的清晰完整的形象。
它塑造了一个完美的、优越的中华帝国形象，它的意义不是提供了某一方面的真实的信息，而是总结性地在西方文化视野中树立了一个全面、权威或者说是价值标准化的中国形象。
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西方文化中的中国形象现如今，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下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早期，全球化就开始迅速发展并给世界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全球化最显著的一个影响就是它使得货物的流通越来越频繁，人口流动以及人口迁移也越来越频繁，伴随着人口流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不同文化的人们的思想得到了碰撞和发展。
而人们思想交流的同时，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发生了变化，不同文化间的共同点也越来越多。
而对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这两种比较典型且差异较大的两种文化，也渐渐地在各自的文化中看到对方文化所带来的影响。
英国和美国作为两个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它们的文化也由小范围的影响逐渐扩大到更广的地区。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国也已经不再是那个闭关锁国，只知道自己按照固有模式发展的国家了，英美文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对中国文化产生一定的影响。
这些影响具体体现在许多不同的方面。
例如在生活方式上，无论是衣食住行中的哪一个方面，我们都会发现英美文化的影子，从英美国家的餐厅到英美国家的品牌再到英美的国家的建筑或者是装修风格，都体现出了英美文化渗透到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
而对于英美文学的传播方面，虽然就大学生层面来说，很多人对英美文学的认识还不够深。
然而，曾经有一项调查指出，在图书方面，多年以来我国对欧美国家的进出口比例超过100比1，这说明了我国引进了大量的欧美优秀的文学著作给中国读者，我们有很多很好的英美文学的资源可供我们选择，而这些资源却没能得到很好的利用。
在英美文化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同时，中国文化也在不断地向外扩散，彰显它独特的魅力。
虽然由于历史的一些因素，使得很多人对于中国文化不大了解甚至有偏见，然而，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有了孔子学院，很多国家也掀起了学汉语的热潮，越来越多的留学生选择来中国了解和学习更多关于中国文化的知识。
研究外国的中国形象研究方法【研究外国的中国形象研究方法】1. 引言中国形象研究是一个广泛而复杂的话题，尤其是在国际范围内。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外国对中国的看法和认识一直在发生变化，从一开始的传统形象到现在的多元化和全面的认识。
研究外国的中国形象研究方法变得尤为重要。
2. 定义中国形象研究中国形象研究是指外国学者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方法，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政治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以了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和地位。
3. 外国的中国形象研究方法（1）历史文本分析通过对外国历史文本中有关中国形象的描绘和评价进行分析，可以了解中国在外国人眼中的历史形象是如何被建构和形成的。
美国《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报道可以反映出美国对中国的认识和看法。
（2）媒体内容分析通过对外国媒体报道和评论中的中国形象进行梳理和分析，可以探讨外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倾向和角度。
英国BBC对中国人权问题的报道反映了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批评和关注。
（3）国际关系研究通过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和表述，可以了解中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形象和地位。
中国在联合国的表现和形象对外国政府的影响。
（4）跨文化交流分析通过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和互动进行分析，可以了解外国人民对中国的文化和社会的认知和看法。
中国的文化节日在国外的传播和接受情况。
4. 个人观点和理解中国形象研究应该是一个全方位、多维度的研究，要考虑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历史和政治背景，以及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交流等因素的影响。
只有通过各种方法和途径，才能更全面地了解和认识外国的中国形象。
5. 总结研究外国的中国形象研究方法是一个复杂而又有意义的课题，需要综合运用历史文本分析、媒体内容分析、国际关系研究和跨文化交流分析等多种方法和理论。
只有如此，才能更全面、深入地理解和把握外国对中国的认知和看法。
中国形象研究在国际范围内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领域，因为外国对中国的看法和认识一直在不断变化。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变迁可以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三个阶段来进行介绍。
首先是19世纪，这个时期中国被描绘为一个神秘、古老、神秘的国度，这是因为当时英美作家对中国的了解主要来源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的报告，他们将中国描绘成了一个充满异域风情和传奇色彩的地方。
英国作家柯林斯的小说《月亮石》中就描绘了一个令人神往的中国景象，在小说中，中国被描绘为一个迷人而神秘的国度，充满了异国情调和传奇色彩。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威尼斯志》中也呈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认为中国是一个奇异而令人着迷的国度。
其次是20世纪初，这个时期中国形象开始发生变化。
随着中国近代史事件的发生，英美作家开始对中国进行更深入的探索和认识，他们开始注意到中国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进程。
在英国作家鲁迅的小说《呐喊》中，中国被描绘成了一个充满着内部矛盾和社会不公的现代国家，小说中呈现了中国人民的痛苦和抗争，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
而美国作家巴克斯顿的小说《中国故事》则描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人民在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挑战和困境。
这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更加丰富多样，呈现了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变化。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从神秘古老到现代化崛起的变迁过程。
这种变迁不仅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发展，也体现了英美作家对中国的认识和态度的变化。
随着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中国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的描写也将继续丰富多彩，成为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的题材和动力源泉。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变迁近代英美文学作品中对中国形象的描写一直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民族关系的发展，英美作家们对中国形象的描绘也经历了不同阶段的变迁。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中国形象被描绘为神秘、神奇和落后的东方国家，到20世纪后期中国形象被赋予了更多的现代化和进步的特征，英美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的变迁具有着丰富的历史内涵和文化价值。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英美文学中对中国形象的描写往往带有浓厚的异化色彩。
在这一时期，中国被描绘为一个神秘、荒诞而陌生的地域，英美作家们经常用“东方”、“异域”等词语来描述中国，将中国视为是一个神秘、古老、神秘的文明。
在马克·吐温的《关于中国的故事》中，他将中国描绘为一个极端落后和愚昧的国家，讽刺中国的封建习俗和官僚制度，隐含地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异化态度。
而在呼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中，中国被描绘为一个神秘而险恶的地域，中国人则被描绘为怪诞和奇异的角色，这种描写旨在强调中国文化的异质性和与西方文化的对立。
在这一时期的英美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往往被赋予了落后、神秘、异域和奇异的特征，其实质是对中国的异化与他者化。
20世纪中期，随着中国与英美国家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多，中国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出现了新的变迁。
中国在英美文学中的描写逐渐呈现出了更多的现代化和进步的特征。
在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中，中国被描绘为一个处在社会变革中的国家，他对中国的描绘呈献出了一种积极的、乐观的态度，呈现出中国正在实现现代化和进步的一面。
而在古德曼·金的《我是猫》中，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被赋予了更多的关注，中国的社会生活、文化观念和精神面貌都得到了展现，这种描写是对中国的一种肯定和赞美。
在这一时期的英美文学作品中，中国形象的描写已不再局限于神秘、异域的视角，而是更多地展现了中国的现代化特征和社会进步的一面。
近代英美文学作品的中国形象变迁近现代英美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不断变迁的过程，从早期的异国他乡的描绘到后来的主题多元化与中国自主形象的呈现。
这种变迁不仅反映了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与理解的变化，也与中国自身的历史背景和国际地位的变化密切相关。
19世纪初期，中国对于西方人来说是一个神秘而迷人的东方国度。
在威廉·居伊·麦克尔莫特的《中国行》和塞缪尔·泰勒·科勒律治的《陶尔洪宗教》中，中国被描绘成了一个异域他乡，充满了奇特的风俗习惯和神秘的传说。
而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中，中国人则被视为神秘的算命师和可怕的恶魔，与西方文化背道而驰。
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剧变和中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形象在英美文学作品中逐渐发生了变化。
在马克·吐温的《威廉·塞勒斯·毛姆》和奥斯卡·王尔德的《道林·格雷的画像》中，中国人开始出现作为现实与真实的人物。
王尔德描写的中国服务员杨二妹被赋予了感性和婉约的形象，与西方观众的情感产生共鸣。
这种形象的呈现可以被视为对中国人的一种肯定，也是对中国文化与艺术的赞美。
20世纪初，中国的革命与现代化运动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关注。
在泰戈尔的《吉檀迦利》和霍华德·法斯特的《运河之船》中，中国形象与社会现实结合在一起。
泰戈尔通过描写北方大陆的农民起义和道家思想，展示了中国的反对封建制度和追求自由的精神；法斯特则通过描写黄河水灾和中国人民的生活困境，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与斗争。
这些描写充满了对中国革命与现代化运动的赞美与同情。
由于作者的立场以及时代背景的限制，这种描写也带有一定的偏见与主观性。
20世纪中期，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中美关系的剧变再次对中国形象产生了巨大影响。
伊恩·佩里的《流星门》和理查德·耶茨的《夏之东方》等作品，将中国形象与共产主义相联系。
西方视野下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摘要：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自身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
因而形象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乌托邦形象。
是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质疑现存秩序，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意识形态形象，是按照本国价值观塑造的，通过调解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的认知，以维护和整合本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象征模式。
本文反观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变迁。
解析这两种功能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不同表现。
关键词：形象；文化交流；西方社会；变迁西方人对中国印象的描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国家，不尽相同，甚至存在显著差别。
这里面有复杂和多方面的原因。
到底哪些是强权体制下的歪曲与附加。
哪些是合乎客观事实的认识，这需要我们仔细地辨析。
西方心目中的中国形象是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代表着不同的西方价值观念。
从历史上看，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始终是西方的一面镜子，透过这面镜子西方看到的不仅是充满异国风味的梦境，而且也看到自己的影像。
法国形象学家巴柔认为，看似个人创作产物的异族形象事实上是创作者所处社会的产物。
形象受时代条件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反映的也是当时社会整体的看法和观念，是群体想象的结晶。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
事实上，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出并表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
形象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乌托邦形象是与所处社会模式相反的、不同的社会形象，作为一种异己力量质疑现存秩序，期望对自身文化传统和社会现实进行调整。
另一种是意识形态形象，是按照本国价值观塑造的。
通过调解异国的现实来符合本国群体的认知，以维护和整合本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象征模式。
反观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变迁，这两种功能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凸现出来。
19世纪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
一，背景：19世纪前欧洲人对中国认识的演变：
二，总述阶段划分：
（一）第一阶段：18世纪末------第一次鸦片战争（过渡期）
（二）第二阶段：1840年------20世纪前十年（史料丰富，统一性：论述重点）三，第一阶段：（背景：19世纪早期浪漫主义）
新的记录较少，只在一些诗歌或其他作品的零散段落中，而之前的作品相互矛盾，产生迷惑情绪；依据异国肖像，产生“套话”了的中国形象（一）第一阶段中国形象分类
I 注视者不同（受身份、先见、时间等影响）
1，宗教人士
耶稣会士：颂谕
新教徒：不怀好意（官僚---文盲；商人---无赖）
2，交往受挫者
使团（游记）：鞭挞
商人（笔录、口述）：恼恨
II作品表现的态度不同
1，浪漫主义诗人：中国是浪漫主义代名词；从中国诗歌中汲取灵感
形象：“奇幻中国”、“诗人与歌妓的浪漫生活”
儒官：大腹便便、富有
小女人：吊眼、小脚
2，一些作家：试图揭示“中国幻想”、
形象：“发育不全的民族在暮年享受颓废的快乐”
诗人、儒官：毫无节制的鸦片和爱情耗空了身体，无行动力
女子：无灵魂，肉欲快乐的尤物，“廉价”“卑贱”
3，一些作品：蔑视、俯就态度
形象：反面的，受嘲弄的中国人
具体表现：①②③④
（二）第一阶段中国形象总结：
“表面化”、“漫画式”：集中于衣着饰品、外形特征、琐碎小事
精神状态描写：自相矛盾。
西方在认识自我的同时解读中国，在解读、构建他们眼中的中国的同时重新认识自我。
西方文学作品中的中国形象
哲人形象
1. 在13世纪，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的游记《马可波罗游记》将一个富庶、文明、繁荣的契丹蛮子国(古时对中国的称呼)展现在西方人面前，令他们叹为观止。
2. 14世纪中期，英国座椅上的旅行家曼德维尔在其虚构的小说《曼德维尔游记》中再次用这一想象中美丽神奇的传奇国度，强化了西方人对中国的向往。
此后的地理大发现使欧洲的许多传教士来到中国，看到中国的皇帝仁慈、公正、勤勉，富有智慧与德行。
通过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研究，他们发现这是由于中国有一位伟大的哲人——孔子，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创立了一个开明的君主政体。
四书五经赋予中国皇帝以贤明、旷达，使他们用知识、用爱而不是用暴力来治理国家和人民，于是一个西方关于中国的正面套话“哲人王”便诞生了。
当然，不管是17世纪的哲人王康熙，还是20世纪的哲人王毛泽东，都被西方人涂上了浓重的想象色彩和理想化色彩，目的是为了利用中国形象来改造自身。
18世纪的启蒙主义者用它抨击暴政、挑战神学；20世纪的西方人则，试图用它来拯救被战火和功利燎焦的灵魂。
中国佬
西方人对中国的美好印象到了19世纪来了一个大逆转，中国由开明、富饶、发展、繁荣一变而为专制、贫困、停滞、腐朽，中国人由聪明、勤奋、坚强、质朴变成愚昧、奸诈、怯懦、保守，西方的中国观由钦佩、狂热、仰视转为批判、憎恶、蔑视。
1.英国著名的《笨拙》杂志在1858年4月10日上刊登了一首诗，题为《一首为广
州写的歌》，诗中对中国佬约翰极尽丑化谩骂之能事，声称约翰牛逮着机会就会好好教训中国佬约翰。
2.在一篇题为《中国佬约翰》的小说中，哈特有这样一段描述：“持久的卑微意识
——～种在嘴和眼睛的线条中隐藏着的自卑和痛苦。
……他们很少笑，他们的大笑带有超乎寻常的、嘲笑的性质——纯粹是一种机械的痉挛，毫无任何欢乐的成分——以至于到今天为止，我还怀疑自己是否曾经见到过一个中国人笑。
”@哈特有关中国的作品表露出一种“东方主义”的思维，贯穿《中国佬约翰》的是华人的呆板、麻木和不可捉摸。
小人付满楚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强烈的种族歧视和美国对华人的排斥及中国义和团在抵抗外敌入侵时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使13世纪成吉思汗遗留给欧洲的“黄祸”情结(Yellow Peril)席卷整个西方世界。
一时间，各种耸人听闻和肆意歪曲的言论混淆着世界舆论的视听，什么“黄带子将占领全球”，什么“上帝制造的最低劣的民族”会威胁西方人高贵的血统和纯洁的道德……不一而足。
1913年，英国作家萨克斯·罗默发表了小说《付满楚博士的秘密》付满楚成为英国人耳熟能详的角色。
一个很高、很瘦又很狡猾的男人，双肩高耸，长着莎士比亚般的眉毛，撒旦的脸，脑袋刮得精光，一双细长的眼睛闪着猫一样的绿光，集整个东方民族的狡诈、残忍、智慧于一身，这个可怖的男人就是付满楚博士。
查理·陈
20世纪20—40年代，西方对中国的感情又是复杂的，一方面是西方人出于恐惧和西方中心论而创造出的付满楚形象，另一方面中国又被(主要是美国)看作欧洲和日本侵略的牺牲品，值得同情和怜悯。
1925年，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受檀香山一个华人侦探所的启发，创造了查理·陈这一形象。
如果说付满楚是邪恶妖魔的化身，查理·陈则是正义和法律的象征，他具有处理复杂案件的非凡能力，在探测作案动机和与恶人周旋方面表现出老谋深算的智慧。
1748 年，以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为转折的代表，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的认识从盲目崇拜走向了理性辩证的审视态度。
随着“中国潮”的逐渐降温，西方社会对中国形象曾经神话般的描述渐渐被遗忘、丢弃。
至1792 年，马戛尔尼使团出使中国，由于觐见之礼的问题被迫返回英国。
马戛尔尼回国后完成了《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书中将中国描绘成“蓝袍下露出泥足的巨人”。
以此为标志，西方对中国的乌托邦式的幻想全面瓦解。
1794 年孔多赛在《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中评论到，中国虽然是泱泱大国但是已停滞不前、危机四伏。
9自此，曾经在西方人心目中无比神圣的中华民族，逐渐发展成低贱、堕落、不道德的劣等民族。
西方影视作品总的中国形象
最初出现中国形象的电影分别是：1896 年，美国谬托斯柯甫公司发行的《李鸿章在格伦特墓前》和《李鸿章乘车经过第四号街和百老汇》、1900 年英国人詹姆斯·威廉逊拍摄的《中国教会被袭记》。
1902 年美国谬托斯柯甫——比沃格拉夫公司拍摄了《北京前门》、《天津街景》和《李鸿章和他的随从》三部影片。
六部默片电影的取材均是依托于当时中国大的社会历史背景，从某种程度上真实还原了当时中国的现状，再现了清朝末期中国人的生活场景、生活状态和社会形态。
1882 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美国法典中第一部针对特定族裔的歧视性法案。
在《排华法案》的带动下，“黄祸”意识开始蔓延。
同样，在好莱坞电影领域“黄祸”成为对中国形象塑造的主要根据。
早在1917年，美国华登有限公司就出品了一部系列的东方大盗惊险片《潘特丽亚》。
这个“东方坏蛋”的扮演者就是后来出演“傅满洲”的华纳·奥伦。
1920 年派拉蒙——技艺家、名星——拉斯基公司出品了电影《邪路》，叙述了古董收藏家的秘书——一位美丽的美国少女，为了搜集古董来到中国。
但是被可恶的黄包车夫所骗，被卖进一家鸦片烟管。
这些影片的题材都是涉及中国恶人欺诈、神秘、惊险的故事，并且都以平民窟或者美国大城市的贫民窟作为背景。
这个时期的影片，中国（还有美国的唐人街）一直
被描写成是一块神秘和行使阴谋诡计的地方。
那里，坏事在紧闭的大门内偷偷地进行着，那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而其也的确常常在发生。
”“唐人街的神秘气都用老一套的手法来描写：投射在墙上的一张东方人的不吉祥的脸，一只伸出手指的大手的影子威胁地指着，在垂下的帘子中间出其不意出现一把举起的匕首……”。
“故事地点发生在中国的那一些影片里，……下流的地方常是中国的拷问室、鸦片烟馆、赌窟，还有
被描写成设在上海、香港或是新加坡华人区的灯光暗淡的小酒店。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好莱坞银幕上的中国形象一改阴险、诡诈，被塑造成勤劳、质朴、善良、值得同情的形象。
这当然也与中美关系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战期间，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时期，中国人面对强敌的顽强精神、追寻民族自由解放的精神感染了
美国民众。
《大地》（米高梅公司，1937）就是好莱坞在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该片抛弃了对以往怪诞、荒唐、妖魔化的中国形象的刻画，而是用饱含怜悯的情怀来表现中国底层农民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赞扬了中华民族在逆境中顽强生存的精神。
电影《大地》将自己的视角投向中国的普通农民阶层。
近二十年来，好莱坞对中国形象的塑造，尤其对华人形象的塑造发生了一定的改变。
这种改变并不是说妖魔化、扭曲化的中国形象、华人形象退出了好莱坞的银幕，而是指好莱坞在对华人塑造方面发生了改变。
在女性形象塑造方面，好莱坞从妓女形象（以《大班》美美为代表）、地母形象（以《大地》阿兰为代表）、妖女形象（以“傅满洲”的女儿为代表），到今天塑造出了积极的“天使”形象。
一些功夫片影片在外国上映，外国人未必能准确理解镜头背后的深意，反而，主观的画面更容易让他们接受“依旧贫苦的中国社会”。
此外，在功夫片上，毋庸置疑的是“中国功夫”已在世界掀起热潮。
《推手》里的年过半百的太极拳师朱师傅，被三个白人警察争相推搡却丝毫不动，《卧虎藏龙》里的李慕白飞檐走壁、轻功了得，甚至好莱坞的动画片都要来个《功夫熊猫》，将中国的传统瑰宝和动物珍宝合二为一。
这种“功夫形象”的输出虽然成功，但是，它的过热会不会带来新的弊端？这样的“功夫形象”会不会引发西方人对中国尚武、好斗的遐想。
因此，我认为，有甄别的将中国文化、中国电影进行对外输出，可以减弱西方社会对中国长期以来产生的偏见、误解。
相信随着中国文化的输出和东西方文明的对话，我们不仅仅被塑造，而且可以自己塑造出一个崭新的中国形象。
在西方视野中，中国形象的演变几经波折，但是在波澜起伏之中又存在着一定的演变、发展规律。
“西方眼中的中国形象一直受到两种因素的影响。
一是现实中的中西关系，一是西方文化观念中的‘中国形象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