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教授的事业

著名植物学家传记

植物学家——朱彦丞

朱彦丞教授是著名的生态地植物学家、植物社会学家和教育家，国际地植物研究中法国——瑞士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朱彦丞生于1912年，系河北省保定市人。7岁入保定第二小学读书。13岁考入北平西山温泉中学。17岁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入北平中法大学预科。学习两年后，升入中法大学理学院生物系学习。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北平大专院校联合组织的“抗日救国会”，宣传抗日救国工作。1935年大学毕业，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赴法国留学，就读于里昂大学。为扩大知识面，他还在勒诺希尔大学农学院专修。由于他勤奋学习，于1941年获得法国国家自然科学硕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国家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他谢绝了留在法国工作的优厚待遇，于当年回到北平，任中法大学生物系教授和北平研究院研究员。1947年，朱教授来到昆明任北平研究院云南工作站站长，同时，被熊庆来校长聘任为云南大学生物系教授。

朱彦丞在法国求学、进行科学研究期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法国是欧洲的主战场，生活环境十分艰苦，中国留学生的生活更是艰难，粮食定量，每天只能分到200克面包。许多留学生都离开了法国，只有朱彦丞这位被法瑞地植物学派大师布朗·布朗喀教授称为“勇敢的孤独者”的中国人留下来了，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他详细地调查了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沿岸白杨群丛的种类以及分布状况。从1941年至1946年，朱彦丞出色地完成了在法国的生态地植物研究工作，发表了多篇科学论文。其中，《法国地中海低海拔地区沿河森林的生态地植物群落的研究》在国际性生态学专业刊物《Vegetation》(植被)上从创刊卷开始连续六期专刊发表，在欧洲和国际地植物学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仅得到朱彦丞的导师布朗·布朗喀教授的高度评价，而且其导师还在其著作《植物社会学》中，多次运用朱彦丞的研究成果。

1946年秋，朱彦丞谢绝了导师的一再挽留，毅然回到了祖国。得到中国植物学的老前辈、著名植物学家、林学家刘慎谔先生的迎接和任用，将他安排在中法大学生物系任教授。当朱彦丞得知刘慎谔先生设立在云南的北平静生生物研究院云南工作站因抗战胜利后人员北返无人管理时，感到很可惜。他主动向刘慎谔先生提出，到条件艰苦的云南工作，当时的静生生物研究院云南工作站只有几间茅草房和一片荒地。刘慎谔先生虽然舍不得让这位才华出众的青年学者离开北平，但被他坚强的意志和追求科学的拳拳之心所感动，任命他为北平静生生物研究院研究员兼云南工作站站长。

更是占据了榜首地位，这与辽宁对脾主运化研究的重视程度是密不可分的。脾主运化研究的疾病以消化系统和内分泌代谢系统为主，并涉及到血液、泌尿、循环等多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的研究从2007年达到巅峰后呈下降趋势，内分泌代谢系统疾病的研究逐年稳步上升。具体疾病的研究方面，糖尿病、胃炎和血脂异常症是热点，而结肠炎、哮喘、贫血、冠心病、高血压病、肝炎、脂肪肝、肥胖及痛风文献量都达10篇以上。收稿日期：2013－01－06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资助项目（2010CB530604）作者简介：倪胜楼（1985－），男，江苏盐城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量效关系的文献理论研究。通讯作者：傅延龄（1959－），男，湖北人，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量效关系的文献理论研究。E－mail：fuyanling@bucm．edu．cn。脾主运化做为主题词组配的8个副主题词中，属于生理学的51篇，属于药物作用的6篇，属于针灸效应的1篇，其余尚无文献报道，说明在免疫学、遗传学、伦理学、气功效应、辐射效应方面是研究的薄弱环节，与其他副主题词组配检索可得到治疗416篇，病理学42篇，化学15篇，诊断13篇，细胞学4篇，酶学2篇等，说明脾主运化研究的重点还是在治疗方面。通过以上的计量分析，希望能帮助科研工作者了解脾主运化研究概况，发展趋势，开阔科研思路，确定研究方向，为中医的科研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参考文献［1］邱均平．文献计量学［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2］文庭孝，邱均平．科学评价中的计量学理论及其关系研究［J］．情报理论与实践，2006，29（6）：650－656．［3］曹小玉，彭成．1994～2004年脾虚文献计量学分析［J］．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2005，28：63－64．［4］于琦，崔蒙，李园白，等．基于1999～2008年CBM数据库中医基础理论文献计量分析［J］．世界科学技术（中医药现代化），2009，11（4）：626－629．国医大师朱良春谈方药量效关系倪胜楼，傅延龄（北京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北京100029）摘要：近年来，中医界对中医量效关系十分关注，研究很多。研究主要从文献、实验和临床三个方面展开。文章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方法，对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进行了访谈。其主要内容包括量效相互关系，量效关系的影响因素、大剂量用药不良反应控制策略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饮片剂量等，以期从量效关系角度挖掘名老中医经验，为临床用药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今后的修改提供经验支撑。关键词：量效关系；访谈；国医大师；朱良春中图分类号：R28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1719（2013）07－1338－02OpinionsofDose-effectRelationofPreparedHerbsbyNationalTopChinesePhysicianProfessorZHULiangchunNIShenglou，FUYanling（SchoolofPreclinicalMedicine，BeijingUniversityofChineseMedicine，Beijing100029，China）Abstract：Inrecentyears，dose-effectrelationhasbeenpaidgreatattentioninChinesemedicalfield．Therearemanyresear-cheswhichprincipallyfocusonliteratures，experiments，andclinics．Thearticleadoptedthesemi-structuredinterview，andprofes-sorZHULiangchunwhoisoneofthenationaltopChinesephysicianswasinvited．Themaincontentsduringtheinterviewincludedinterrelationshipofdoseandeffect，influencingfactorsofdose-effectrelation，controllingstrategiesofadversereactioninlargedosemedication，anddoseofpreparedherbsinpharmacopeia．Aimingatrevealingdistinguishedveteranphysician'sexperienceintra-ditionalChinesemedicinefromdose-effectrelationperspective，itprovidesempiricalsupportforclinicalmedicationandamend-mentofpharmacopeiainfuture．Keywords：dose-effectrelation；interview；nationaltopChinesephysician；ZHULiangchun国医大师朱良春教授在读中学时，不幸感染肺结核，后用中医治愈，遂有志于岐黄。朱老先师从马培之之孙马蕙卿先生，后考入苏州国医专科学校，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辗转到上海，又师从中医大家、教育家章次公先生，思路得以开拓，经验与知识更加丰富。毕业后，到其父亲工作所在地南通工作并定居。朱老从事中医事业74年，对风湿病、肿瘤等疾病的诊治经验丰富，善于使用虫类药。作为973课题的一项研究内容，·8331·辽宁中医杂志2013年第40卷第7期笔者拜访了朱老，就中医方药量效方面的问题进行半结构化深度访谈［1］。现将主要内容整理如下，以飨同道。1量效关系朱老认为中医治病疗效的好坏高下，其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如药材质量、炮制方法、药物配伍、辨证准确与否等，药物剂量也是其中很重要的方面。就量效关系来说，药物的剂量决定着疗效。朱老认为药物剂量的大小，最重要的是适量，“药贵中病”，应该用大剂量的时候要大，应该用小剂量的时候要小。如病重用小剂，则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若病轻用大剂，为杀鸡用牛刀。量效之间的关系还表现在同一药物使用不同的剂量，其主治、功效也不一。如朱老讲益母草，《神农本草经》记载益母草可“除水气”，201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益母草9～30g；鲜品12～40g”［2］。但如果按照常规剂量使用，并不显现利水作用。对此，朱老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观察到因营养不良所致的浮肿患者很多，朱老逐渐加大益母草用量，从30g开始逐渐增加，一直到70g才出现利水消肿的效果，到90g消肿的效果才比较理想。朱老益母草最大用量为120g，用之可使水肿迅速消退。朱老讲益母草用15g左右，具有养血调经之功，如用至90～120g，其利水作用显著。所以后来朱老用益母草治疗肾炎水肿、肝病水肿，其常用剂量为90～120g。益母草质轻，大量益母草在煎药容器中占据较大空间，不利于同一处方中其他药物的提取，所以朱老常用益母草先煎，取益母草煎汤代水煮余药。朱老用制南星祛风痰、治骨痛亦有特色。《中药学》记载天南星“燥湿化痰，祛风解痉；外用消肿止痛”［3］。201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记载“制天南星3～9g”［2］。朱老用10～15g治疗类风湿关节炎所致的红肿疼痛，并未见到明显效果。后经临床不断实践，朱老发现当加大其剂量至30g时，方才显现出疗骨痛的功效，而用至50g左右，治疗痰瘀兼夹所致关节肿痛的效果特别显著。此种病情，朱老起手就用30g，后以5g为阶梯逐渐加大剂量，以知为度。2量效关系的影响因素谈及量效关系的影响因素，朱老认为要因病、因人、因时、因地制宜。朱老举例说，他曾数次被邀请赴日本讲学、诊病；有一次一日为4人处方，次日有3人来电话告知服药后腹泻。朱老处方时考虑到日本所购药材多为云南、贵州、四川、两广等地的道地药材，质量较为可靠。而日本人平素甚少服用中药，所以在处方时已用健脾补脾之药；另外所开药物单味剂量仅4～5g，药量并不大。但患者服后仍出现腹泻，那是什么机理呢？答案只有一个：日本人体质与国人不同。因此朱老告诉患者将一剂药分2天服用，而后未再出现腹泻。由此可见，地域、体质都是影响方药量效关系的重要因素。除了上述影响因素，近年日益突出的一个问题便是药材质量的普遍下降。朱老说这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方面，以往的道地药材，如川贝母、辽细辛等，现在被到处移植播种，由于水土、气候等关系，其有效成分较道地药材低得多。另一个方面，朱老说他以往对一些药物仅用3分、5分、8分、1钱、1．5钱较多，用3钱的很少（1钱约为3g），而现在对相同的药物用10～15g是小剂量，一般都要用到20～30g，甚至更大。这也可以反证现代药材质量的下降。3大剂量用药不良反应控制策略《尚书·说命篇上》：“若药弗瞑眩，厥疾弗瘳。”所谓“暝眩”是指服药后出现的一种暂时性的眩冒现象，各人的表现不一，如困倦、眩晕、易疲劳、腰酸背痛、手足麻木、失眠、心慌、气短等［4］。朱老说他在临床大剂量用药时很少遇到这种现象，仅有的一次是几十年前治疗一位绦虫感染患者。当时有文献报道：“单用槟榔二两以祛绦虫，少数人服后会产生暝眩反应。如出现此种反应，可以给病人喝糖茶，使患者温覆保暖。若必要时可服用人参。”朱老就根据这个经验用二两槟榔治疗绦虫，并嘱咐患者，如果服药后出现心慌、出汗、腹泻的情况，就将另开的黄芪、党参、附子、五味子共四味药煎服，并服用糖茶。患者服用大剂量的槟榔后，果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患者服用朱老预先开出的四味药及糖茶后，这些症状就慢慢缓解了，并且体内的绦虫也得以祛除，后来的便检中未再发现虫体。4《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饮片的剂量观《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是国家的法典，它在指导医生用药、确保用药安全方面有重要意义。然而，其所规定的药物饮片剂量是否适合临床实际需求呢？朱老认为参与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剂量的专家多数较少接触临床，他们多从药理学角度，依据动物实验结果得出饮片的临床剂量值或剂量范围，常常是安全性高，但效用性低。由于药物的产地、质量等不稳定因素的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需要经常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修订既要有中医理论家、药理学家的参与，也应有一部分中医临床家、实践家的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修订要像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一样，适合我们的国情，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和生活环境，这样制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剂量才能符合临床需求。日本人渡边熙氏曾有“汉方不传之秘在量上”之叹！笔者认为中医剂量的秘密不是不传，而是相关可变因素太多，需要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的深入研究，不断探索，不断领悟。关于当今中医临床用药剂量大小的问题，有人说剂量太小，亦有人说剂量偏大。对此，朱老提出“药贵中病”，“中病即止”。（感谢朱婉华院长、朱建华教授以及刘西强博士后的热心帮助，使此次访谈得以顺利进行！）参考文献［1］刘建平．循证中医药定性研究方法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9：61－62．［2］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0版）［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0：54，272．［3］黄兆胜．中药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2：334．［4］宋立英，陈大权．暝眩现象探讨［J］．江西中医药，2009（10）：39．·9331·辽宁中医杂志2013年第40卷第7期

2023年10月31日8时11分，神舟十六号载

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博士乘组”

3名航天员身体状态良好，此次载人飞行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而在此之前，

航天员朱杨柱因为

“在太空

为学生批改论文”“中国首个出舱活动的航天飞行

工程师”等话题，频上热搜。

从乡村放羊娃到飞天英

雄，朱杨柱的人生蜕变离不开父亲的亲情助推。

野泥腿子冶老爹袁把放羊娃培养成野学霸冶

1986年，朱杨柱出生于江苏省沛县农村，父母

靠务农为生。尽管家境贫寒，父亲朱耿德却很重视

对孩子的教育，他从小就告诫3个儿子：“如果吃不

了学习的苦，将来你们就要吃尽生活的苦。看看没

文化的爹娘，在农村土里刨食半辈子，又取得了啥

成就？”

朱杨柱是家中长子，从7岁开始，他每天放学

后就帮家里放羊，一边放羊，一边看书，直到天黑才

回家。邻居给朱杨柱一个红苹果，他回家后切成了

5份，两份分给弟弟，另两份留给下田务农的爸妈。

因为父亲平时就是这样做的，家里一旦做点好吃

的，朱耿德就会让孩子先给爷爷奶奶送去一份，再

给他们没回到家的兄弟留出一份。

朱杨柱上小学二年级时，一天放学后赶上大

雨，父亲拿着伞来接他。父子俩刚要离开校门，朱杨

柱从地上捡到一枚5角硬币，顿时惊喜不已：“爸，我捡到钱了！”父亲稍一思忖，搂着他的肩膀转身回

校园，一边走一边说：“走，我们交给老师去。”朱杨

柱很不情愿，说天都已经黑了，还下着大雨，有必要

为5毛钱这么较真吗？朱耿德却认真地告诉儿子：

“不属于咱的钱，一分也不能要。”

朱耿德没怎么上过学，也说不出教育孩子的大

道理，但他懂得以身作则，为孩子们树立自强自尊、

吃苦耐劳的榜样。朱杨柱从小帮着父母下地干活，

刚下到水稻田里，因为有一层厚厚的淤泥，他连续

滑倒几次，摔得满身泥巴。但一向疼爱他的父亲，却

不让母亲上前搀扶儿子，“身为农民的孩子，连在稻

田里走路都不会怎么行？让他自己练。”朱杨柱只能

自己爬起来，又颤巍巍地在水稻田走了一段路，才

慢慢摸索出经验，每一步都踩得慢而稳了。

朱杨柱向父母要了一把镰刀，也要参与收割稻

厦门大学博士生导师朱锦锋：跨学科研发，致力于便民健康检测的探索者

作者：杜浩钧

来源：《中国高新科技·上半月》2020年第05期 他是一位物理电子学家，却跑到人家医学院搞科研，他是“不务正业”吗？他是一位大学教授，却带着学生到处参加比赛，他是“贪图虚荣”吗？他手头有多个国家级科研项目，却对省级、校级的项目情有独钟且津津乐道，他是“心有旁骛”吗？不，他有自己的事业规划，也有自己的执念，他想做的事情，就是以自己的技术和能力，服务国家，造福人类。

他，就是厦门大学电子科学与技术学院（国家示范性微电子学院）电磁声学研究院副院长兼党支部书记朱锦锋副教授。他还是厦门市“双百计划”领军型创业人才、博士生导师、国际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和中国微米纳米技术学会的高级会员以及中外多家高科技企业的资深研究科学家。

一个夙愿，牵挂数载

那一年，他还是我国东南部沿海小城——福建省东山县的一个学生，作为医院职工的儿子，时常亲眼目睹病人在确定病因前繁琐的检测程序——排队、化验、等待…… 又一年，他怀揣着学习先进电子信息技术，未来服务国家的理想，踏入了电子科技大学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基地班，进一步深刻体会到中国医疗尤其是基层医疗在医学检测及其信息化技术上仍存在诸多不足之处的状况。

再一年，他留学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子系王康隆教授的器件研究实验室，观察到在美国看病，都要经过一道道科学严谨的检测程序，而不少检测仪器还非常便携快捷。

多年来的生活和工作经历，使他意识到，中国自身在医工交叉科技领域和欧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尤其是在传感检测领域被“卡脖子”现象更为严重，而未来中国的智能便携化医疗迫切需要发展大量低成本、高灵敏的医学传感检测系统。在他的脑海中，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不断钻研，用自己所学之长去为中国的医学传感检测技术做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