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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的关系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啊，就像是一对好兄弟，在社会发展这个大舞台上共同起舞呢。
咱先来说说制度变迁。
制度变迁就好比是一条河流改道。
你想啊，原来的河道用了好多年，水流一直按照那个路线走。
可是随着时间推移，周围的环境变了呀，也许是上游水土流失了，也许是下游开垦得太多了，原来的河道不那么合适了，水就得找新的路线走，这就是制度变迁。
就像咱们国家以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它能集中力量办大事，把有限的资源调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就像在干涸的土地上开了一条引水渠，让经济的种子能发芽。
但随着经济发展起来了，社会变得复杂多样，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就像河道里慢慢堆积的淤泥一样，阻碍了发展的水流，这时候就需要制度变迁啦。
那制度创新呢？这就像是在原来的河道上修了座桥或者挖了条新的支渠。
还是拿经济来说事儿，改革开放就是一次伟大的制度创新。
就像在计划经济的河道旁边开了个新的口子，引入市场经济的活水。
制度创新不是凭空来的，它往往是在旧制度的基础上，看到了不足，然后想办法去弥补。
这就好比你住的老房子，住久了有些地方不方便，你不会直接把房子推倒重来，而是会根据现有的结构去改造，加个阳台啊，改个厨房的布局啊。
制度创新也是这样，它在已有的制度框架里发现可以改进的地方，然后搞出点新花样。
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关系可密切了。
制度变迁往往是制度创新的结果。
你看，要是没有改革开放这个制度创新，咱们的经济制度就不会从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变迁。
就像没有那座新修的桥，水流怎么能开辟新的路线呢？反过来呢，制度变迁也会催生更多的制度创新。
当经济制度从计划向市场变迁的时候，在这个过程里又出现了好多小的制度创新，像股份制改革啊，这就像是新河道里又出现了一些巧妙的小水利工程，让水流得更顺畅，经济发展得更好。
再打个比方，制度变迁就像是人长大了要换衣服。
小的时候一件小衣服穿着合适，长大了就紧巴巴的不舒服了，得换件大衣服，这就是制度变迁。
简述货币制度的演变货币制度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演变发展。
货币制度的演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人类经济社会制度的变迁和发展。
最早的货币制度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时期，人们采用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交易，即所谓的“物物交换”。
但由于物物交换存在着不便利性和不可切割性，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交易规模的扩大，人们逐渐采用金属物品，如贝壳、黄金和银币等，作为交易介质。
这种交易方式被称为商品货币制度。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货币制度暴露出了一些弊端，比如交易双方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交换对象和物品价值难以衡量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开始采用符号货币制度，即纸币和硬币作为交易媒介。
符号货币的使用方便程度远远超过了商品货币，极大地促进了交易的便利性和范围。
符号货币的发行权被国家和金融机构垄断，确保货币的稳定性和合法性。
然而，符号货币制度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现了新的问题。
尤其是在发达国家工业化阶段，经济发展迅速，需要更加便捷高效的货币制度来支撑经济的发展。
基于此，电子货币制度应运而生。
电子货币是指通过电子设备和互联网实现货币的快速流转和便捷支付。
与符号货币不同，电子货币没有实体形态，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储存和流通。
电子货币不仅提高了货币交易的效率和速度，还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风险。
近年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虚拟货币制度逐渐兴起。
虚拟货币是一种基于密码学技术和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全新货币形式。
比特币是最早出现的虚拟货币，它不受政府或中央银行控制，通过网络进行交易和验证。
虚拟货币的特点是去中心化、匿名性和不可篡改性，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交易方式和投资工具。
总结来说，货币制度的演变是人类经济社会制度变迁和发展的一部分。
从最早的物物交换到商品货币制度，再到符号货币、电子货币和虚拟货币的出现，每一次演变都推动了经济交易的便利性和效率。
随着科技和金融的不断发展，我们不禁要思考未来货币制度的可能性和前景。
无论如何，货币作为经济的血液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将继续在人类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电子书摘要：农村资金互助社的产生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在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条件下产生的金融制度创新。
农村资金互助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户融资难的问题，具有其他金融机构所不可比拟的制度优势。
本文试图从资金互助社的制度变迁和制度绩效两方面进行探讨，并对现行资金互助社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一定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资金互助社；制度变迁；制度绩效一、引言金融发展是经济增长的前提。
然而，当前的农村金融供给远不能满足农户的金融需求，农村金融抑制现象严重，金融二元结构特征明显，改革现有的农村金融体系势在必行。
自“十一五”时期以来，中央先后下达多项支持农村发展的政策，提出要改革现有农村金融体制，兴办服务三农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
农村资金互助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2004年7月，第一家资金互助社在吉林省梨树县闫家村诞生。
2007年7月，中国银监会2007年第7号文件下发了《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对资金互助社的设立予以规范。
二、农村资金互助社的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是制度的替代、转换与交易过程。
从理论上讲，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为了获得外部利润，外部利润是在现有制度条件下无法获得的利润。
从交易费用的角度来看，制度的变迁源于交易费用的降低，一种经济组织能够替代另一种经济组织的原因是因为它具有交易成本上的优势。
农村资金互助社的产生存在着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
2.农村资金互助社是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
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林毅夫，1994）。
资金互助社是在农村金融供给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农户自发的一种制度创新。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对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应，旧的制度均衡被打破，人们会去寻求比现有制度安排更有效益的制度安排，以实现更大的收益。
在现有农村金融金融不能满足制度供给的情况下，人们势必会努力打破这种失衡的状况，积极进行金融创新增加农村金融的供给，以实现农村金融供求的新的均衡，农村资金互助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
制度、制度变迁与金融制度创新陈柳钦* （天津社会科学院，天津，300191） [内容提要]：本文首先从众多的研究制度、制度变迁和金融制度的文献中对制度、制度变迁和金融制度的内涵及其相关内容进行了重新梳理，并从制度经济学视角出发，根据创新和金融创新理论，对有关金融制度创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制度；制度变迁；金融；金融制度；金融制度创新
一、制度 （一）制度的内涵。本文要研究的制度，既不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大制度
（regime）, 也不是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rules and regulatuions）中的“小制度”，而应该是“制度”（institutions）。制度（institution）的定义，在不同的学者那里往往有不同的表述。马克思认为，对制度的研究，首先要分析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经济基础的生产力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然后才能对耸立在这个基础上的道德和法律等上层建筑的性质做出合理的说明。在对制度本质的认识上，马克思则从生产这一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出发，将一定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持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确立的过程，认为制度的本质就是在社会分工协作体中不同集团、阶层、和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如何推动生产关系的变化，从而导致包括法律、意识形态在内的整个社会制度的变革(包括经济制度)，马克思曾有这样的论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①。旧制度经济学创始人美国经济学家索尔斯坦·邦德·凡勃仑（Thorstein Bunde Veblem）首先将制度纳入生存竞争分析的框架，认为社会结构的演进就是制度上的一个自然淘汰过程。他只是对制度一词的理解作了一般性分析，将制度定义为“在一个时期里所通行的思维习惯”，②严格地说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近代制度经济学的开山鼻祖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康芒斯是最早对制度理论作系统论述的经济学家。他把制度定义为“制度就是所谓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③。格鲁奇把制度定义为“构成统一整体的各个项目相互依存或相互影响的综合体或图式”，“各种类型的制度，都具有规则性、系统性或规律性的共同特点”。④而在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C.North）看来，“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①同时,“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并构成一个社会,或准确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②青木昌彦认为，制度的要义是“关于以博弈重复进行为主要方式的共有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③。尽管制度是以重复博弈的方式进行的，但博弈规则是由参与人策略互动内生的，存在于参与人的意识之中，也是可自我实施的。该观点认为，制度是内生的，作为信念的自我维持系统，其实质是对博弈均衡的概要表征（summary representation）。制度也许存在于人们意会理解中，也许存在于人们头脑之外的某种符号表征中。但在任何情况下，某些信念被参与人共同分享并维持，由于具备足够的均衡基础而逐渐演化成制度。 制度不是静态的概念，随着经济的发展，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人类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强，制度所包含的范围也不断变化和扩展。在非市场经济时代，制度主要是非正规规则，如禁忌、习俗、传统道德、宗教信仰和行为准则等，而少量的关于政治和经济行为的正规规则在当时只是位于从属和次要的地位。在市场经济时代，制度中的正规规则，如宪法、法律和产权变更等，显得越来越重要和突出，人们的合作与竞争关系越来越借助于非人格化的成文法典来规范。新制度经济学主张看待和分析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不能就经济论经济、而必须结合制度环境,其逻辑推理可概括为:人是“制度的人”,人从生下来就带有“制度”的烙印,当长大成人后已经具有“制度化的头脑”；制度的主要层面是各个组织，包括家庭、企业及企业集团、工会以及国家政府等，各种组织是根据不同的“制度人”组合的；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或合约关系，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之间都是契约关系即既享受一定的权利又承担一定的责任；契约关系的建立必然发生“交易费用”，也就是说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会产生“交易成本”；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减少交易成本，必须界定产权，因为交易的不是物品，而是权利，产权边界明确是市场交易的前提，同时产权边界的界定又是市场交易的结果；制度变迁的产生在于制度与各种组织之间的互动，其中包括产权结构与技术结构的互动，此外，政府行为(含政府创新)和人们的意识形态对制度变迁也有重大的影响。如果这样的梳理有道理，则新制度经济学的思维模式大体是:制度人—各种组织—契约关系—交易费用—产权界定—制度变迁。因此，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制度的研究成果，制度内涵至少包括四方面的内容：（1）制度的最基本内涵是人们习以为常的惯例（或是规范化的行为方式）和具有强制性或约束性的规则，前者同特定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过程密切相关，后者则主要体现为法律规则、组织安排和政策；（2）交易是对制度进行分析的基本单位，这既是由于习惯和规则只能体现于人们之间的交易关系中，同时又因为交易的各种具体形式描述不同的制度创造条件；（3）财产权与制度密不可分，因为它既与交易关系密切，又是集体行动控制个人行动的主要手段；（4）制度通过提供一系列的规则界定人们的选择空间，约束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减少了竞争中的不确定性和交易费用。 （二）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制度是具有协调功能的规则和规则集，其本质在于行为的高度可
预测性，即提供相对稳定的预期，由国家规定的正式制度和社会认可的非正式制度共同构成④ 。正式制度是指人们在非正式制度的基础上有意识地设计和供给的一系列规则，包括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到具体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正式制度具有强制力。非正式制度是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由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因素组成，而意识形态是核心，并完全可（甚至就是）成为正式制度安排的理论基础和思想理论准则。意识形态是节约认识世界费用的有效工具，也是人力资本① 和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当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得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协调一致时,它可以节约制度运行成本并减少变迁的阻力。诺斯把这种制度形式的功能总结为在于告诉人们关于行为约束的信息。新制度学派将文化②作为制度的载体,社会学中的新制度学派更加强调文化和文化限制等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是：（1）从变革的速度看，正式制度可以在一夜之间发生变化，而非正式制度的改变却是长期的过程；（2）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有些正式制度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性质的正式制度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但非正式制度由于内含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正式制度只有在社会认可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而非正式制度是正式制度的“先验”模式或萌芽形式，是正式制度的形成的基础和前提，非正式制度通过对正式制度的补充、拓展、修正、说明和支持，成为得到社会认可的行为规范和内心行为标准。因此，合适、有效的制度安排必定是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统一。 二、制度变迁 （一）制度变迁的内涵。稳定的制度可以使各个利益主体找到属于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而当
利益主体意识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可以获得更大的收益或其既得利益受到威胁时,利益主体就会做出行动反应,要求对其效用或利益函数最大化作出更有利的契约安排。这就引起了原有制度中各利益主体位置的转移以及力量的对比变化,从而有可能引起新的制度安排,这就是制度变迁,也即“新制度(或新制度结构)产生,并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或旧制度结构)的过程。它必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③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效率更高的制度（即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对另一种制度（即所谓的起点模式）的替代过程，或一种更为有效的制度的产生过程。所以 ，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础应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1）描述一个体制中个人和集团的产权理论；（2）界定实施产权的国家理论；（3）影响人们对客观存在变化做出不同反应的意识形态理论。诺思教授认为，国家凭借规模经济优势，为社会提供保护和公正，换取收入，以使其财富或效用极大化，即国家（或统治者）总想使它在现行制度下得到效用（含经济收入和政治支持）最大化，另一方面，国家（或统治者）又总想节约交易成本，以促进社会产出极大化，从而扩大征税基础。所以，国家（或统治者）应掌握法律等强制手段，以较低的成本带来正规规则的变化与调整。现代化包含着对制度的不合理的力量的克服。对制度新的需求是人的经济价值提高的结果。制度变迁在发展过程中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和社会福利正试图对不同的制度安排做出社会选择④。 制度变迁理论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又不拘泥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而且被西方一些学者认为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束缚，这正是作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诺思教授的伟大之处。诺思教授认为，制度是社会的一种博弈规则，制度的框架决定了组织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反过来，组织的演化又会影响制度变迁的路径和过程。在制度变迁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不同的路径最后导致不同的结果。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即定方向在以后的发展和演变中会得到自我强化，这就是路径依赖。即人们过去所作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所以，在诺思教授看来，制度的演化不外乎有两种不同的结局，要么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加速优化，要么在恶性的道路上滑下去，不断恶化，甚至被“锁定”在一种无效率的状态中忍受长期的经济停滞而不能自拔。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转轨实际是一系列制度变迁现象,制度变迁是一个从制度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不断演变的历史过程,各种制度的交错变迁构成了一定时期的历史延绵。诺斯对经济史的制度分析方法，突出了制度安排的重要性①，可以较好地用来说明转轨对一般性原理的遵循。制度是重要的，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制度因素。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无效率的制度安排则会抑制甚至阻碍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在技术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制度创新（变迁）同样可以大大促进经济发展。制度变迁带动了技术进步，并因此扩大了资源基数，提高了人类生活的质量。这种关系可以分别通过技术革命的线索、人口与资源关系的线索、经济成长阶段的线索来反映。制度与技术的关系一方面形成了人类经济史递进向前的一般规律，一方面也形成了不同经济体之间的经济成长阶段的差异。转轨时期经济运行绩效的获得，实质是在符合于经济史一般规律的前提下，谋求经济成长阶段上的迅速演进和提升。但是作为一种制度变迁，转轨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一个自然演进过程，而是一种自觉选择的结果。基于不同认知基础的路径选择和政策取向始终存在着与实际经济状况（资源基础、技术条件等）契合的问题，并因此影响着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成长转型的传递过程与效率。自觉选择方式至少带来两个方面的突出压力：一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