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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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乱循环:中国古代王朝更替之解释作者:黄明涛来源:《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2017年第01期摘要:治乱循环是中国古代王朝无法逃脱的“宿命”,产生这一“规律”的主要原因在于王朝的土地兼并、人口增长、严刑峻法、吏治腐败和集权专制。
古今思想家对解决“治乱循环”的“规律”提出了无君无臣的“无政府主义”、以法治国、立宪说等思想,这些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也曾产生过某些影响。
纵观古今中外的政权建设,只有实现民主,完善宪法及其保障机制,保障公民权利和公平正义以及实质的法治,才能实现“治乱循环”的彻底解决。
关键词:治乱循环;王朝更替;集权专制;立宪中图分类号:K2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9-6922.2017.01.17文章编号:1009-6922(2017)01-57-03一、何谓治乱循环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专制统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占有相当大的篇幅。
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国家至清王朝灭亡,封建专制制度在中国延绵了两千多年。
秦始皇统一六国,似乎为之后的历代统治者树立了“榜样”,“统一”在诸多帝王看来更是一种展示雄才伟略的标志。
对“统一”的追求,是古代王朝政权建设和国家发展的主流。
与其他文明不同的是,古代中国在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时期历经多个朝代,王朝更替频繁,每一王朝经历的时间长则两百余年,如李唐王朝289年、朱明王朝276年、满清王朝296年;短命王朝只有十几年或者几十年,如秦王朝15年、隋朝38年。
中国古代王朝更替频繁,不断被推翻重建。
王朝的更替只意味着统治者的不同,政治制度基本保持不变,经济、文化和法律思想上大体上保持一致,这种独特的文明形式让不少西方人称奇。
王朝不断更替,但是中国文明连续不断,没有遭受毁灭,这是由地理环境、文化、种族、制度等多方面的因素所共同决定的。
中国文明总体上保持了连续性,它的另一面是频率较高的周期性振荡。
中国历史上每一次王朝的更替都会带来战乱和生灵涂炭,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则随之遭到严重破坏,有时被外族入侵,甚至是外族入主中原,百姓被奴役。
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演变从到一、概述五德终始说,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历史观念和哲学思想,其形成与演变经历了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这一学说起源于战国时期,由阴阳家邹衍首次提出,经过多个阶段的发展,最终成为影响中国历史的重要学说之一。
本文旨在探讨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演变过程,从邹衍的开创性思想,到汉代董仲舒、刘向等人的继承与发展,再到后世的传承与演变,全面揭示这一学说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五德终始说以五行木、火、土、金、水所代表的五种德性为核心,认为这五种德性在历史进程中呈现出周期性的循环运转。
邹衍以此作为解释历史变迁、王朝更替的根据,认为每一个王朝都代表着一种德性的兴盛与衰落,而历史的进程则是这五种德性不断交替、循环往复的过程。
这一学说为后来的历代封建王朝提供了统治的理论依据,成为中国历史中一种重要的政治哲学思想。
随着历史的演进,五德终始说在汉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将其与天人感应论相结合,形成了新的天人感应论体系。
他认为天是有意志的,通过五行德性的变化来影响人类社会的兴衰和命运。
同时,刘向等人在整理和传承五德终始说的过程中,也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发展。
这些思想家的贡献使得五德终始说在汉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应用,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是一个不断传承、发展的历史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思想家和学派都对五德终始说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发展,使其逐渐成为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五德终始说也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扮演了不同的角色,为历代封建王朝提供了统治的理论依据,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全面探讨五德终始说的形成与演变过程,揭示其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通过深入研究这一学说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发展阶段以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等方面,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的历史观念和哲学思想,为深入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提供有益的参考。
中国古代循环思维偏向及其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的循环思维偏重于“宇宙周而复始”的思想,认为宇宙的物质处于不断的运动中,一切事物不断地循环,从而形成循环中不断变化。
这种思维认为宇宙中大量的事件和现象是相互联系的,人们要做的就是发现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建立起宇宙之间的对等作用。
此外,它还主张要整合宇宙中的许多因素,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以此来解释宇宙的结构、运行以及发展。
中国古代的循环思维对现代社会的意义非常重大。
它激发了一种从客观角度思考宇宙的方式,提醒人们要以宏观的视角去看待宇宙,以便能更好地理解它及其勃勃生机,从而更好地了解当今社会,更好地指导人们思考和决策。
同时,它凸显宇宙中有着循环变化的规律,让人们超越重视单一事物,更加关注宇宙中所有循环关联的事物,这将给我们日常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和深刻影响。
60年弹指一挥间。
中国人在传统上保守一种独特的时间观念。
天干地支纪年,60年一甲子,周而复始,循环往复。
虽然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但总是从起点又回到起点。
那么,作为有着6000年文明史的古国,我们已经经过了整整100个循环。
但是,就在这民族文明史的第100个甲子,循环突破了;6000年的历史积淀,60年厚积薄发。
中国历史,从更迭往复走向线性发展;时间,终于表现出它历史性的分量。
60年前,胡风满怀激情发表长篇组诗《时间开始了》;是的,时间,从公元1949年的今天开始。
6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不是他在城楼上说的,但是,不论从历史的视角还是未来的眼光,不论用何种方式表达和表现从那一刻展开的新中国的历史画卷,“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都是最恰当的卷首语。
“站起来”,是从民族到国家,从个体到群体的和平崛起。
60年前的中国,形容枯槁;60年后的新中国,神采飞扬。
中国崛起,无疑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舞台上演的最伟大戏剧,这一过程被《纽约时报》前总编辑西默・托平形容为一部奇异的“科幻小说”。
但是只有中国人自己知道,60年的历程并非水平如镜的现成舞台,而是筚路蓝缕的开拓历史。
我们经历过思想的迷狂,经历过立场的逼迫,经历过选择的困扰,经历过动乱的苦难。
幸赖,历经千年忧患和百年屈辱的中华民族,选择了一个政党、一种制度、一个政权,一条道路;不论现实多么波诡云谲,我们对选择的坚守、对前途的盼望始终如一,中国共产党对人民、民族和历史的承诺始终如一。
60年的历史,向现在证明未来――我们的选择和坚持是正确的。
170年前,从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中国的国门、逼迫千年睡狮睁眼看世界开始,摆脱奴役和压迫、独立自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无数仁人志士为之梦想并奋斗的愿景。
今天,我们应该可以告慰先烈和先贤:这个历史任务,我们已经超额完成了。
60年,是一个光辉的节点,也是一个崭新的起点――中国的历史,虽然已经不在天干地支的循环中辗转,但是一个新的甲子,正在标志着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正在向中国人展开一幅全新的梦想蓝图。
秦晖:中国为什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秦晖:中国为什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与那些“封建”文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秦以后中国历史的明显特征就是它的大盛大衰。
承平之时,“秦制”不像“封建”那样领主林立多内耗,因而可以多次取得“大国崛起”的成就。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说“鸦片战争前中国GDP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今天流传甚广,我以为难以置信。
但至少在明初以前,即马可·波罗和郑和的时代,中国的王朝盛世要比当时的欧洲繁荣许多,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我们历史的一大特点是始终无法摆脱“治乱循环”,即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而且中国秦以后历代王朝的寿命不但比“封建”时代的周“王朝”和欧洲、日本的宗主王系(不是dynasty)短很多,其“改朝换代”的巨大破坏性更几乎是人类历史上独有的。
古代没有精确统计,惟一能反映国家兴亡、社会荣衰的指标就是人口的增减,而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起大落,可以说是任何别的民族都没有的。
固然,人口(在农业时代基本也就是经济)的升降并非传统中国独有。
罗马帝国极盛时人口据说达到一亿,帝国崩溃后原领土上的居民估计还有七千多万。
在整个中世纪“封建”时代,欧洲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有起有伏、时进时退。
但衰退的主要原因是瘟疫与气候,而不是政治与战争。
六七世纪之交与14世纪的两次黑死病大流行,都造成严重的人口下降,涉及的人口少则有说减少四分之一,多则说减了三分之一,并由于生产破坏引发了社会失序和动乱。
但这两次大衰退与“改朝换代”和政治变故并没有什么关系:那里的“盛世”并无秦皇汉武,“末世”亦无汉献唐昭。
黑死病之灾后,又有以三十年战争为谷底的16-17世纪危机,据说使战争波及地区的人口损失三分之一。
根据如今学者的研究,这次危机是“小冰河期”宏观气候异常导致的。
而所有这几次“封建”欧洲史上的大难,都与“改朝换代”无关。
中国水循环概念摘要:1.中国水循环概念的定义2.中国水循环的重要性3.中国水循环的现状与挑战4.中国水循环的发展战略与政策5.中国水循环的未来展望正文:1.中国水循环概念的定义水循环是指地球上水在不同形态之间进行循环的过程。
中国水循环概念则是指在中国境内,水从地表、地下、大气等不同地方以蒸发、降水、径流等形式进行循环的过程。
水循环对于维持我国水资源总量的动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2.中国水循环的重要性中国水循环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维持我国水资源总量的动态平衡。
通过水循环,可以使我国水资源在时间、空间上得到合理分配,满足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用水需求。
(2)影响我国气候和生态环境。
水循环过程中的蒸发作用能够增加大气中的水分,影响气候的形成;同时,降水过程可以滋润土地,维持地表植被生长,促进生态环境的改善。
(3)水循环对农业生产具有重要作用。
合理的水循环可以为农业提供适宜的水分条件,保证农作物的生长发育,从而提高农业产量。
3.中国水循环的现状与挑战现状:我国水循环总体上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特点。
东部地区受季风影响,降水量较大;西部地区则因地理位置原因,降水量较少。
南部地区水资源丰富,北部地区水资源相对匮乏。
挑战:(1)水资源分布不均衡。
我国水资源分布存在明显的地域性差异,东部、南部地区水资源丰富,而西部、北部地区水资源匮乏,这给水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带来了挑战。
(2)水资源污染问题严重。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农业等活动产生的废水、污染物增多,导致我国水资源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3)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不高。
我国在水资源开发利用方面仍有很大的潜力可挖,尤其是在雨水收集、海水淡化等方面。
4.中国水循环的发展战略与政策(1)实施水资源总量管理。
通过制定水资源总量控制计划,合理分配水资源,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2)加强水资源保护。
制定并实施水功能区划分与水环境质量目标管理办法,加强水功能区水环境质量管理,保障水资源的清洁与安全。
120甲子的来历120年叫双甲子。
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中一个循环的第一年称“甲子年”,如1984年3月3日就是甲子年的日期。
甲子为干支之一,顺序为第一个。
前一位是癸亥,后一位是乙丑。
论阴阳五行,天干之甲属阳之木,地支之子属阳之水,是水生木相生。
120年甲子就是说的两个60年的甲子年。
每一个60年有一个甲子年,120年就有2个甲子年。
易经上说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组合成一个六十花甲就叫一元,二个六十花甲叫二元,二元就是120年,180年叫三元。
有三元九运的说法,是说在180年中每20年一运,根据五行金木水火土的说法。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甲子年中国历史上使用甲子(干支)用于纪年,始于汉代。
秦汉之前和汉初,人们使用岁星纪年,所谓岁在焉逢摄提格、端蒙单阏、游兆执徐之类的,其焉逢、端蒙、游兆等为岁阳,摄提格、单阏、执徐等为岁阴。
在汉武帝改历,实行太初历时,仍使用的太岁纪年,因此有“太初元年,岁名焉逢摄提格”。
从汉武帝后,已开始有使用甲子来纪岁,但这一时期存在岁星与甲子转换的混乱,有的加一超辰,有的加多超辰,有的没加,比如直接用岁阳、岁阴将太初元年转换为甲子纪年,则为甲寅。
但此时期存在将太初元年的甲子纪年标为丙子的,也有标为丁丑的等。
根据中国古代年表,天干地支正好有60种组合,A、B、C、丁、丑、阴、毛,甲子是第一种组合。
组合顺序为甲子、乙、丑、丙寅、丁卯,十天干十二地支配对。
从甲子到桂海,有六十种组合,称为六十甲子。
十天干十二地支循环组合:甲子、乙丑、丙寅一直到癸亥,共得六十个组合,称为六十甲子。
如此循环往复,永无止境。
每年月日都是60的循环。
60在时间领域是一个奇妙的数字。
不仅古代中国人以60为周期,现在西方的计时方法中,一分钟是60秒,一小时是60分钟。
同样,当前的24小时制对应于中国传统的12小时制(小时是大小时,两个小时是一个大小时)。
中国以五天为一小时的大循环,所谓“每五天一小时”,共60小时。
六十甲子的由来:相传在公元前2700年左右,黄帝命令大桡以干支纪年,定此年为黄帝元年,即甲子纪年的开始。
历史循环是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独有现象。
回顾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频繁的王朝更替呈现出一个个相似的历史循环,如西汉取代秦朝,东汉取代西汉,唐朝取代隋朝,明朝取代元朝,清朝取代明朝等,而最近一次发生在100年前。
这些王朝兴衰的基本过程是:王朝初建时统治者精励图治,这时候往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生产发展,出现了这个“之治”那个“盛世”,社会一片繁荣。
但好景不长,盛世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也造就了形形色色的特殊利益集团,各种矛盾逐渐激化而且不可调和,最终必然引发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荡来重新洗牌,然后在旧王朝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王朝,又开始一轮新的循环,如此循环往复,每隔二三百年就来上一次,这就是中国特有的王朝循环现象。
不管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到怎样的高度,有多么繁盛,就是跳不出这个怪圈。
中国王朝循环的本质是内发性的大规模社会动荡来解决社会矛盾,主要方式是农民起义,不包括外来民族的入侵和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争夺。
翻翻历史书,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原因基本相同,一是严重的土地兼并,二是严重的政治腐败,如果再加上点天灾人祸,事情就差不多了。
汉时的绿林赤眉起义、黄巾起义,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的王小波李顺起义、钟相杨幺起义,元末的红巾起义,明朝的李自成起义,清朝的太平天国运动等,原因都是这两条,只有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和隋末农民起义主要是因为统治者的暴政。
这些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不仅埋葬了旧王朝或者严重冲击了旧王朝的,同时也給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灾难,使社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动荡表明中国历代王朝无法消除造成这种周期性动荡的原因,即土地兼并和政治腐败。
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经济政治制度无法解决这两个问题,当矛盾不可调和时,就只好自下而上地用暴力手段来解决,然后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
这个道理从来就有很多人看得很清楚,其中既有手握重权的王公大臣,也有普通的平民布衣,在一些情况下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还有所行动。
比如唐代实行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改革等等,但都改变不了历史的宿命。
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是内发性的全局性动乱最频繁的国家,长期积聚的文明成果和财富,就在周期性的大动荡的烈火中付之一炬,所剩无几。
如此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为什么就无法避免这种周期性的社会动乱呢,关键在于中国这套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无法遏制贫富悬殊,也无法遏制腐败的蔓延恶化,“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局面最终必然走向崩溃,这一点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
对于秦始皇建立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中国社会多持肯定的态度,认为这开创了大一统的局面,奠定了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格局。
但要害就在这个“中央集权”上,这是我国周期性动荡的根源。
自秦以后,中国政治体制发展的主轴就是不断地强化皇权,以实现“皇位永固”的目的,但恰恰相反,过于集中和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不可遏制的政治腐败和贫富悬殊,形成严重的社会不公,最后葬送这个王朝。
皇权的强化只能防止“圈内人”对皇位的觊觎(这一点很成功),但对于更多的“圈外人”掀起的“均贫富”之类的风暴毫无办法,最后皇位没一个能“永固”的,而为之殉葬的是数百年积聚的文明成果以及无数普通人的生命。
这是制度的缺陷,非人力所能挽救。
在这种体制下,偶尔出现的“明君”和“清官”,更多依赖自身的道德修养和政治才能,所以“人一走茶就凉”。
在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下,以皇权为核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构建了以行政权力垄断一切的格局,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权力伸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控制了所有社会资源,包括思想文化;二是从来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从而使权力肆无忌惮,毫无节制,形成以权力为纽带的特殊利益集团。
这两个特点一
结合,就意味着权力的腐败及其泛滥不可避免,贪赃枉法、卖官鬻爵、搜刮民脂民膏成为通行的官场规则和做派。
从秦始皇开始,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中就有监察制度的设置,并且为后代沿袭,但历史的发展表明这套制度对抑制腐败收效甚微。
明初朱元璋对贪腐的惩治手段可谓残酷之极,但结果仍然是一个贪官倒下去,千百个贪官站起来,踏着贪官的血迹继续贪。
这就是“专制产生腐败,绝对的专制产生绝对的腐败”。
用权力控制了所有社会资源的特殊利益集团,如官僚贵族、宦官外戚、豪强地主等,必然要将自身的特权转化为实际的利益,主要是经济利益,这一方面制造大量的社会不公,激化社会矛盾,另一方面又使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控制能力降低,最终促使社会逐渐崩溃。
伴随着贪幅的不断深化,土地兼并也日益严重,其实质就是今天所说的贫富悬殊,这是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古代的财富形式比现在简单得多,土地就是最主要的甚至是惟一的财富,土地兼并严重就意味着财富过度集中到了少数人手里,主要是以官员豪强为主的特殊利益集团手中,多数人失去基本的生存资源,往往形成严重的社会危机。
针对这个现象,各个朝代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想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在王朝的中前期,几乎每个开国皇帝都将抑制土地兼并作为自己的开山之作,也成为此后盛世的基础。
但是这些措施的作用是暂时的,因为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对财富的贪欲,特殊利益集团采取种种手段不断攫取社会财富,程度不断加深。
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土地的集中,任何这种努力最终都以失败告终,如著名的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
惟一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大规模的社会动乱,用暴力手段来重新分配土地。
从“均贫富”、“均贫富,等贵贱”、“均田免粮”到《天朝田亩制度》,失去土地的农民只能用极端的手段来实现他们对土地的要求,每个王朝开国之初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确认对土地的重新分配,然后等着下一次分配。
政治腐败和土地兼并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两者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共同结出专制制度的两个恶果。
当代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的探索,已经基本建立了抑制腐败和贫富悬殊的制度。
对于政治腐败,最主要的方法是限制权力,包括三权分立、多党政治、议会政治、选举制度、新闻制度等,这些制度对权力层层设防,有效地限制了权力的扩张和滥用,也尽可能地降低了政治腐败的程度,从而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
100多年前清政府曾派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归国后的考察报告称实行君主立宪制能实现“外患可消”、“内乱可弭”而且“皇位永固”,可谓颇有见识。
对于贫富差别,西方国家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抑制贫富悬殊,甚至有的国家看起来做过了头。
这样一来,引发大规模社会动荡的两大因素就被有效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矛盾可以在体制内得到解决。
我们可以这么认为,限制权力、抑制贫富悬殊是缓和矛盾,避免内乱的根本途径,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再强大的政权权也难以长治久安。
问题是,我们现在跳出了这个历史循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