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的闸北区 懂得入

还原闸北历史建筑风姿
孙臣康
【期刊名称】《上海档案》
【年(卷),期】2015(000)009
【摘要】<正>编撰《闸北老建筑印痕》,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它能够帮助我们更
具体地了解闸北的过去,从而更好地把握闸北的今天,为闸北美好的明天而奋斗。

建
筑是凝固的音乐,是用建筑材料来书写的历史。

上海自开埠后,即被分割为租界和华
界两大部分。

闸北的东南部于1863年被划入租界,翌年起便开始大规模修桥筑路、建房造屋,成为闸北城市化的肇始地。

闸北华界地区以其毗邻租界,具有水路、铁【总页数】1页(P33-)
【作者】孙臣康
【作者单位】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G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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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上海人的生活上海是文革重要根据地，又是张、王的基地，当时有“全国保上海”之说，主要指的是物质和物资供应。

另一方面，上海人出名的会精打细算，会巧作安排。

所以，表面看来，上海的情况相对于其它地方会好些，甚至好得多。

“绝对情况”，则可以通过下述具体事项知悉。

当时的月收入：年轻人：学徒12－18元（因里弄生产组、集体、国营的单位不同而异），转正后24－36元。

大学刚毕业：本科48。

5元，大专约42元。

转正后：本科58元，大专约52元。

中老年人：纺织女工：50－75元。

实际上当时拿一百多的工人也不少，各个老厂都有，纱厂上年纪的女工，工资也在一百以上，但都是解放前或解放初私营厂定的工资。

这些老工人绝大部分解放后没有加过工资（到七十年代）。

上述资料说明了几个问题;1、脑力劳动不被重视，到文革时已发展到薪酬部分倒挂，有个身边的例子：邻居两口子都是解放初工作的工人，工资70左右，丈夫考上了大学，带薪读书，（40多元/月）可毕业后工资反而比原来少了十来元，从此在家里抬不起头来。

2、56年全面公私合营，走社会主义道路后，城市劳动者的实际收入一直在下降，到文革时已降至近乎无法维持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

城市固然在用剪刀差剥夺农村，但城市劳动者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

3、当时的制度是无法长期运转下去的。

实际上很多人现在还在念叨的当时的退休劳保制度，是建立在后续劳动者成倍增加，平均工资急剧下降的基础上的。

到文革后期这个游戏已经玩不下去了：不可能再成倍提供更多的劳动机会，平均工资也已降到了底。

而政府完全没有为劳动者储存下养老基金。

所以改革根本是无可避免的。

1．“衣”一般衣料和衣服需要凭布票供应。

每人每年一丈二尺,一般靠家庭内部按照不同需要，量入为出，调剂安排使用。

比如说，年纪大的，穿着不必讲究，可以靠缝缝补补，不添置新衣服，省些给孩子用（孩子发育长大，打扮，或者结婚，耗量较大）。

有海外汇款收入者，按照汇款金额发放“侨汇布票”、“侨汇票”。

百年苏州河，悠悠老闸北_北落狮门
翻开上海城市地图，我们可见苏州河犹如一条长龙，蜿蜒穿过上海市区。

自东起河南北路，西至长寿路桥，它流经闸北的4.7公里水道，四曲五弯，造就了今日“苏河湾”的广阔流域。

在这片总面积为3.19平方公里的热土上，曾经临水而兴，因商而盛，人文积淀深厚。

“闸北”，来源于苏州河上的新、老两座石闸。

在近代上海开埠以前，闸北地区除了新闸、老闸两个小规模集市之外，大部分是处于上海、宝山两县交界的冷僻乡野。

上海开埠以后，县城北面建立了租界，此后租界日益扩张，并越过苏州河向北发展，老闸以北被划入租界，率先开始城市化。

在租界迅猛发展和扩张的刺激下，1903年闸北绅商与官方联手，开辟闸北通商场，从事市政建设，新闸以北的城市化开始启动。

至1937年前，闸北成为上海城市北部的核心区域，进入其在近代最辉煌的时期。

苏州河，本名吴淞江，西方人来沪以后，因此河能直通苏州，故称其为“苏州河”。

它发源于太湖，在上海县境汇入黄浦江，是太湖流域的重要水道。

而“闸北”的地名则来源于苏州河上新、老两座石闸。

石闸的建立是为了挡潮，挡潮的目的则是为了挡住随海潮倒灌的泥沙，而另一个额外功能就是充作桥梁。

据清嘉庆《上海县志》记载，宋代大观年间，曾在吴淞江上设置12个石闸。

元明两代，这些石闸时兴时废。

直至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在苏松常道韩佐周的主持下，在北门外二坝（今福建路桥附近）的吴淞江上建了一座三洞石闸。

这座石闸后被海潮冲坏，复修后又被废弃。

图为1880年时的老闸桥。

X。

【老城记】闸北故事引言由于历史原因，上海中心城各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差很大，由此导致各区的发展能力和后劲差异悬殊。

通过行政区划的适时调整，能够优势互补，增强城市的发展能力和后劲，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本期与您一起回顾最近一次被撤销的老城区——闸北2015年11月静安、闸北区撤二建一“新静安”时代的到来也意味着310108的身份证至此绝版闸北区+静安区（原）↓静安区至此上海中心城区出现首个真正“跨苏州河而治”的区地名来历闸北一词，源于苏州河（吴淞江上海段）上的两座水闸。

清代康熙十四年(1675)今福建路桥附近的吴淞江上建了一座水闸，就是后来所称的老闸。

老闸桥雍正十三年(1735)，在老闸西面三里外的金家湾（今新闸路桥附近）又建一水闸，称为新闸。

新闸桥嘉庆年间，因吴淞江上船来船往，贸易兴旺，在老闸和新闸周围形成了两个市集，新闸市集为吴淞江下游航运的主要舶船地，集上有船作、铁铺和商肆，市面较盛，而市集附近的吴淞江北岸区域大多仍是田野。

上海开埠以后，新闸、老闸北面也开始发展，闸北之名开始出现。

清嘉庆《上海县志》“今上海县全境图”最早标示了老闸市、新闸市的位置1927年置区时，称“闸北区”。

早期发展《上海租界阶段扩张图》标示了租界自1846年开始逐步扩张1884年《上海县城厢租界全图》（局部）标示划入美租界的老闸以北地区已修筑了道路并出现了里弄和工厂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苏州河上货船云集贸易繁荣货物装卸处多不胜数在上海近代工业没有长足发展之前，闸北长期停留在城郊的局面。

甲午战后，上海的近代工业迅速发展，闸北也开始迈出了城市化的步伐。

闸北通商场的开辟，吸引了大批近代工业资本家尤其是民族资本家，他们在闸北广设工厂，使闸北迅速成长为上海一个兴旺的工业区。

工业的发展，带动了人口的聚集；人口的聚集，带动了商业的兴旺。

抗战前的闸北，被誉为“沪北工商业中心”。

宝山路附近的北河南路上有银楼、参茸行等，界路上有托运报关行21家和众多商店。

岁月流转的闸北作者：暂无来源：《检察风云》 2020年第3期文/黄媛历史背景：改革开放以来,上海行政区划经历多次调整。

随着上海经济社会深入发展、城市建设步伐加快,中心城区区划面积过小、资源分布不够科学合理的弊端日渐显现。

为进一步优化城市布局,使行政区划更好适应城市发展和上海《城市总体规划》的要求,上海市委、市政府在若干年前实施了闸北、静安两区行政区划调整，有序地实施“撤二建一”工作,自此在新的起点上,推动新静安区经济社会发展再上新台阶,努力成为上海中心城区发展的新亮点。

改革开放前，上海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基本是那些摩登的、洋气的街区。

改革开放后，浦东新区聚焦了世界的目光。

闸北呢，仿佛总在用功，但却从没有摘得第一，成了最容易被忽略的那一个。

直到有一天，我在阅读有关商务印书馆的资料时，意外地发现，闸北曾经是文化名人的聚集地。

翻开历史，闸北曾是上海遭遇日军炮火轰炸最惨烈的区域，“一·二八”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闸北95%的建筑被夷为平地。

日本的侵略中断了整个区域的发展进程，大片的废墟恢复重建，步履艰难。

而在炮弹落下前，闸北曾是上海工业的重地，撑起沪上文化的半边天。

闸北曾是上海最年轻的一个区，1900年才开始城市化进程。

1908年底，随着沪宁铁路全线通车，上海火车站落户闸北，为当时全国最大、最壮观的火车站，闸北由此成为上海陆路交通的枢纽。

彼时的闸北尚未正式划入上海版图，由隶属江苏的宝山县和上海县共同管理。

1927年，上海特别市成立，闸北被正式确定为上海的一个行政区。

这一时期，上海市区被英、法、德等国分割成一个个租界，而闸北几乎完整地属于中国人，痛恨列强侵略的文化人，纷纷在闸北落脚。

商务印书馆大厦在宝山路建起，奠定了闸北文化高地的基础，《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小说月报》以及开明书店等，都诞生在宝山路。

一时之间，巨擘、大家、大师、各路英才集聚于闸北。

异彩纷呈，文盛一时。

在此有限篇幅仅为大家盘点几位。

再会，闸北作者：程子彦来源：《中国经济周刊》2015年第44期港剧《上海滩》中，丁力刚遇到许文强时有句经典台词：“文哥，我的理想就是有一天把家从闸北搬到霞飞路或静安寺。

”将近100年后，2015年11月4日，丁力的这个理想变为现实。

这一天，上海市正式宣布闸北、静安两区合并为新的静安区。

流传已久的“静安、闸北撤二建一”终于坐实。

此次合并引起上海民众的强烈关注，成为一等一的大事，更被戏称为“凤凰男”联姻“白富美”。

联姻的两方，静安区高端商务集群、环境优雅，是沪上典型的富人区;闸北区曾经工业聚集，棚户区遍布，即使现在发展迅速，但难改上海人心中的“下等区”形象。

差别如此之大的两区为什么会“联姻”？合并后将怎样改变我们的生活？“没有一点点防备，你就这样出现”今年8月27日，“静安闸北撤二建一”的传言在网上首次出现。

据媒体报道，这则传言出自一房地产微信公众号发布的一篇文章，其中这样描述：“文件下来了，大概10月份执行，房价大涨的前奏，由闸北领导管理整个新静安区，静安区新金融中心为火车站北广场。

”针对此次传言，静安区和闸北区纷纷透过沪上权威媒体否定了合并一说，并称，实属谣言，可能是房地产商借题炒作。

但10天后，9月7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上海发布”发博称：经向有关方面核实了解，关于闸北区、静安区“撤二建一”的工作正在酝酿和听取意见过程中。

同一天，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也发布新闻：9月7日下午5：00，静安区和闸北区同时召开区党政负责干部会议。

会上宣布，静安区与闸北区撤二建一，建设新“静安区”，区政府目前设在常德路370号。

撤二建一后，两区强强联合，建立联合党委，下设三个党组。

“撤二建一”的具体方案还需等中央审批。

当天晚上，关于“静安、闸北合并”的消息刷屏上海每个市民微信、微博等社交网络，支持、反对和调侃的声音都有。

闸北网友在盼望着能共享静安区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绝大多数的静安人因为长期的优越感对于这次合并不赞同。

闸北商会的历史足迹作者：毛东林来源：《现代工商》2012年第04期清末民初的上海闸北，指的是公共租界以北由中国行政当局管理的城区。

1919年，闸北商界精英发起成立闸北商业公会，后又组闸北商会，为当地商人提供了一个互相联络、共协商事的平台。

与上海其它知名绅商团体相比，闸北商会成立时间较晚，规模也不大，却又不可或缺，地位突出。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昔日的闸北，回顾闸北商会的过往点滴。

沪地商会中的后起之秀，千呼万唤始出来上海的商会组织可以追溯到1902年成立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它于1904年改组为上海商务总会，又于1912年定名为上海总商会，在中国商会历史上发挥出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市方面，老城厢于1906年成立沪南商务分所，几经更迭，于1916年易名为上海县商会，逐渐成为同总商会并存时间最长，关系最为密切的商人团体。

然而，当总商会、县商会会务日臻完善，作用日益显现之时，与南市隔租界相望的闸北却一直没有一个正式的商人团体，未免令人感觉有些奇怪。

其实，自闸北通商场开辟以来，该地工商业已经取得了飞速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是当地的丝业和米业。

沈联芳和钱贵三是较早入驻闸北的商人，两人于二十世纪头十年在闸北经营实业，分别成为当地丝茧业和米业的领袖人物。

1911年，闸北商界响应全国商团联合会的号召，由钱贵三、王晓籁、王彬彦等人发起成立闸北商团，选举钱淦为会长，钱贵三、俞宗周为副会长，沈联芳等为名誉会长，以保卫该地区社会秩序和商界安全。

上海光复时，闸北商团先发制人、兵不血刃，率先攻克上海巡警总局，为起义军光复南市、进攻江南制造局扫除了障碍。

商团是测试商人力量和商人意识的重要指标，闸北商团的组建，标志着本地绅商利益共同体开始逐渐成熟。

辛亥以后，闸北面貌日新月异，华界日趋繁盛，闸北市政、经济、人口都得到了长足发展，逐渐成为南市以外，上海地方自治成就最大的地区，同时，也是官方和地方绅商争夺市政管理权最为激烈的区域。

在这一背景下，为维护本地商人的合法利益与合理诉求，闸北商界精英开始意识到，成立商人团体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第26卷第2期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V o l.26N o.2 2009年5月J o u r n a l o f S u z h o uU n i v e r s i t y o f S c i e n c ea n d T e c h n o l o g y(S o c i a l S c i e n c e)M a y2009战争与近代上海闸北城区的变迁＊张笑川(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江苏苏州215009)摘　要:闸北是近代上海20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的一个华界城区。

它长期笼罩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并在战争的打击下,城区的发展彻底逆转。

战争在闸北的密集、频发,与其属于华界、密迩租界的区位特点有关。

上海长期存在的华界、租界分立格局,导致战争影响在城市空间中的不平衡分布,从而影响了上海的城市形态。

关键词:闸北;战争;上海;租界;城市形态中图分类号:C912.8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0695(2009)02-0081-09战争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是城市史学者日益关注的主题。

[1]64-88在战争频发的近代中国,与多数城市不同,上海似乎颇能置身事外,而且相对有限的战争影响,往往给上海带来意外的发展。

[2]17这确是上海的幸运,也是近代上海迅速崛起的一个原因。

但是上海总体上的幸运却不代表城市每一部分的幸运。

近代上海的闸北城区,就是长期受到战争制约并导致发展彻底逆转的突出例子。

闸北是上海20世纪初逐渐发展起来的一个城区。

辛亥革命以后,闸北发展极为迅速,至二三十年代成为与老城厢并驾齐驱的华界城区,一度有“华界自治典范”和“华界工厂发源大本营”的美誉。

1937年以后,城区发展出现逆转,成为上海著名的“下只角”,至今还是上海经济、社会中较薄弱的一环。

其中,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是重要因素,并多有论述。

①但是,如果我们放长历史的视界,可以发现战争的威胁与影响,几乎伴随着近代闸北发展的始终。

老上海人陈存仁在《抗战时期生活史》曾说:“每次战争,焦点都在闸北,所以闸北的居民受到的灾难最大”[3]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