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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语体系建构及其演变
话语体系是指一个社会中的语言使用规范和语言习惯的总和，它是由社会、文化、历史等多种因素构成的。
话语体系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一、古代话语体系
在中国古代，话语体系以经典文化为主导，儒家经典是主要的话语体系。
儒家经典强调的是礼仪、道德、忠诚、孝顺等价值观念，这些价值观念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基础。
在古代中国，儒家经典的话语体系对社会的影响非常大，它不仅影响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影响了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
二、现代话语体系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话语体系也发生了变化。
现代话语体系以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为主导，它强调的是实用性、效率性、竞争性等价值观念。
现代话语体系的出现，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三、当代话语体系
当代话语体系以多元化为主导，它包含了多种文化、多种价值观念和多种语言习惯。
当代话语体系的出现，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更加开放和多元化，也促进了社会的多元化和发展。
四、话语体系的演变
话语体系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话语体系不断地被人们创造和变革，从而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总之，话语体系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地发生变化。
话语体系的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传统和社会变迁。
浅谈学术术语在我国的发展社会知识的传播、经济文化交流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工具：术语。
不同文化领域都拥有自己独特的术语，术语就像是文化的影子，和文化是形影不分、须臾不离的。
在当今全球开放交流的大背景下，各种不同的文化产生了史无前例的碰撞，更多不同的术语从来没有像今天一样以如此纷繁复杂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
想要吸收优秀外来文化，学会并使用优秀外来术语，我们也要做到“与时俱进、科学发展”，用科学的方法定义、指称这些概念则显得非常重要。
标签：学术术语中国发展状况1我国术语规范工作历史悠久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古代科学技术十分发达，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上曾经占据重要地位，其科技名词术语的出现也较为久远。
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的第一部辞书《尔雅》中就收列了不少术语，包括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初始的名词概念：唐代《一切经音义》注释了佛教用语：北宋年间的《营造法式》规定了建筑业的术语；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命名了大量动物、植物和矿物：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创造了大量农业、土壤和水利工程方面的术语；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中有大量工程技术术语；其他如清代的《格致镜原》以及1936年编纂完成的《辞海》等工具书，都表明我国在术语工作方面早已存在着科学的命名和释义原则。
从元代开始，西学东渐使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概念开始引进中国。
1583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来华以后，数百年问，中国学者翻译了大量西方科学著作如《几何原本》、《天文举要》、《测量要义》、《金石鉴别》、《地学浅释》、《化学鉴原》、《天演论》等等。
在这些译著中，简明、精确地创立了一批反映科技新概念的译名。
在外语辞书方面，早在明代，就有《华夷辞典》问世，其中译有西天语(梵语)、阿拉伯语等基本词汇。
术语随科学的发展而发展，随知识的传播与交流而出现了规范统一的需求。
1904年，由杜亚泉翻译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学教科书《植物学矿物学》和《最新矿物学》，其中引进、创造了很多矿物学新名称和名词术语。
国学论文中国古代哲学一、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与流变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中国古代哲学萌芽于殷周，西周初年的《尚书.洪范》就提出五行学说，以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作为构成世界最基本的事物。
殷周时期的《周易》，就有了原始的“阴阳”观念，《易经》从人们生活经常接触的自然界中选取了天（乾）、地（坤）、雷（震）、山（艮）、火（离）、水（坎）、泽（兑）、风（巽）八种东西作为说明世界上其他更多东西的根源，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同时，它又以上述八卦来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关系，体现了朴素辩证法思想。
到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在此基础上，中国哲学在其两千多年的发展中出现了许多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他们各自体现了时代的精神面貌，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不同基因，至今仍然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以下四个时期的哲学思想：先秦哲学、两汉经学、佛教哲学、宋明理学。
1、先秦哲学先秦哲学主要指先秦至汉初这一时期的哲学。
在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环境下，产生了儒、道、墨、名、法、阴阳、纵横、农、杂等各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儒、墨、道三家。
先秦的儒家也往往被称之为原始儒家，发端于孔子，其代表人物还有颜子、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等，从原始儒家的的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论语》、《孟子》、《荀子》、《礼记》等可以把握原始儒家的思想。
儒家的开山鼻祖是孔子，孔子儒学思想产生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其时，“天下无道”（《论语.季氏》），周礼已崩溃。
为了恢复周礼，实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孔子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学说。
孔子关于“仁”的论述很多，最基本的是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为仁”。
（《论语.颜渊》）仁的具体含义是“爱人”，即是一种博大的同情心，凡是人都有仁性，天生的恻隐心，能对别人的痛苦与欢乐产生共鸣；仁是一种宽容忠恕的精神，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仁还是一种效、忠的品质，能做到在家庭、家族内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在社会生活中“忠君爱国”。
浅析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演进过程与发展趋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演进过程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的儒家学说。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哲学不断发展演变，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哲学传统，如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等。
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在不断发展中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演进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传统哲学阶段，主要在中国古代。
儒家、道家等思想流派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思想集中在个体自身修养和伦理道德问题上，追求内在的自我修养和道德境界。
第二阶段是现代化启蒙阶段，主要发生在近代。
随着西方现代化的浪潮涌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开始与西方哲学相互交流与对话。
受到启发，中国知识分子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变革，追求社会进步和民族振兴的路径。
第三阶段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阶段。
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步入了新的发展道路。
通过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和借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开始呈现出多元化、国际化的特点。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在面对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如发展模式、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和观点。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趋势也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点：多元化和开放性。
在现代化的背景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面对全球化的挑战，需要吸收和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和理论，经过改造和发展形成适应中国实际的理论体系。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也要面对着多元性的社会和思潮，需要包容不同的理论和观点。
应用导向和问题导向。
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站在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角度出发，紧密结合实际问题，深入研究和探索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现象，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方案。
国际化和国际交流。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要与国际学术界保持紧密的联系和交流，参与国际学术的前沿探索和讨论。
也要积极主张中国的学术话语权和文化话语权，为中国特色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理论贡献力量。
跨学科和综合性。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与流变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千年，经历了不断的变化与发展。
从最初的原始宗教信仰到后来的儒家、道家、墨家、名家等不同学派，中国哲学的发展经历了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阶段，对中国社会乃至全世界文化的影响至今仍然不可忽视。
早期的中国哲学思想最初受到了原始宗教信仰的影响，这种信仰将自然万物视为神、鬼，以祭祀和巫术为主要活动形式。
这类信仰的核心思想是自然界万物的神性，敬畏和崇拜自然是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
在古代的商代和西周时期，人们开始加深对天命的理解，形成了‘天子之道’，并将其转化为一种精神文化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哲学思想发展的重要阶段，各种思想和流派开始蓬勃发展。
儒家、道家、墨家和名家等学派相继形成，各自提出不同的观点和理论。
在这些学派中，儒家被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其核心思想是人类与自然、人类与人类之间的道德关系，以仁爱和君子之道为核心内容，注重礼、乐、义、廉的培养，被称为‘三纲五常’。
道家对于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论，认为道德规范和法律规则并不能完全解决人类与自然的矛盾。
他们主张返本归真，返璞归真，寻求自然状态下的平衡和和谐。
墨家主要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问题，他们认为通过实施全民平等的“兼爱”思想，可以消除社会阶层差异，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在名家看来，推崇人性的本善，主张是非对错的正确认知。
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中国哲学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汉代儒学重整旗鼓，形成了‘经学’。
而随着佛教传入中国，其思想也对中国文化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佛教的本意是降服人性的物欲，通过念佛、瑜伽、禅修等方法修身养性，达到涅槃的境界，而这种修身养性的思想内容也对中国哲学产生了影响，同时佛教的哲学思想也与中国哲学融合，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思想。
明清时期，中国哲学思想较为稳定，形成了四大流派：儒、道、佛、法家。
儒学和道学仍保持着重要的地位，而佛学也得到一定的发展，法家则被逐渐边缘化。
中国古代玄学思想与哲学的发展演变古代中国，玄学思想和哲学是一种深受人们关注和追求的知识体系。
玄学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影响了许多领域，包括政治、宗教、文化等。
本文将探讨中国古代玄学思想与哲学的发展演变。
首先，中国古代玄学思想起源于先秦时期，这个时期被认为是中国哲学的黄金时代。
在这个时期，几位伟大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和庄子等，提出了许多关于人类存在和宇宙本质的理论。
他们试图通过思考生命的意义、道德的价值和社会的规范，寻找人类最终的目标和价值。
孔子是中国古代玄学思想的重要代表之一。
他强调人类的修养和道德的重要性，认为个体的完善可以通过奉献于社会和追求礼仪规范而达到。
他的思想被后来的儒家学派广泛传播，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另一位重要的玄学思想家是老子，他提出了“道”的概念，认为“道”是宇宙的最高原则，个体在追求道的过程中应该保持心灵的平静和身体的自然。
庄子则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主张人应该追求无为而治的境界，通过返璞归真和放弃物质欲望来达到心灵的和谐。
随着时代的发展，玄学思想逐渐融入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各个方面，并对宗教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古代宗教体系中一支重要的流派，也与玄学思想有紧密的联系。
道教强调追求长生不死和达到精神的超越，通过修炼和修行来实现。
在宋朝和明清时期，玄学思想迎来了新的发展和繁荣。
宋代的朱熹是中国古代玄学思想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他深入研究先秦儒家经典，提出了“格物致知”和“致良知”的理论，试图通过推敲经文和追求人性的善良来达到道德的完善和心灵的升华。
明清时期的王阳明则进一步拓展了玄学思想的范围，他注重道德修养和人性的直观认识，主张通过实践和体验来理解真理。
总结来说，中国古代玄学思想与哲学的发展演变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从先秦时期的儒家、道家思想到宋明清时期的新玄学，这些思想家们不断思考人类的存在和宇宙的本质，试图回答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玄学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化和宗教，为后世思想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与特征作为一门古老而复杂的学问，哲学在中国古代的发展历程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先秦时代。
从战国时期到唐代，中国古代哲学经历了多次变革和转型。
一些经典的著作如《道德经》、《孟子》和《荀子》几乎囊括了幼期的中国哲学的全部。
本文将着重探讨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历程与特征。
一、先秦时期的哲学思想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纷争各执一词。
儒家推崇中庸之道，形成了仁爱之风；道家崇尚无为而治，强调涵养内在的自然；墨家则主张严格的正义与效益制度，较重视对社会秩序的掌控和建设。
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大多与政治、权力紧密相关。
二、战国时期的哲学思想战国时期，社会动荡，百家争鸣。
墨家思想的衰退，使儒家与道家思想得以兴盛发展。
孔子的儒学论道“仁”、“礼”、“诚”、“忠”、“孝”等，被尊为中国古典儒家的核心思想。
同时，老子及庄子提出了道家学说，强调自然为轻，形而上之道为大。
三、汉代哲学思想汉代仍以儒、道思想为主导，同时，墨家学说也有所发展，并得到了广泛传播。
《孙子兵法》、《吕氏春秋》、《汉书》、《汉诗》等经典著作，记录了汉代时期的哲学成就和变革。
汉代的儒学思想影响至今，成为中国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思想魏晋南北朝时期，哲学思想日益复杂。
儒家思想仍是正统，但也出现了诸多新思潮。
例如，玄学学派提出了为神秘学说，将元神、鬼神视为真实到不能再真实的存在；道教提倡自然、方便的修行方式；佛教则将印度文化所折射出的大乘佛教传入中国，成为中道教主要分支。
五、唐代哲学思想唐代，中华文化交流日益深入，唐朝玄奘法师东渡印度，将佛教传入中国。
唐朝时期，哲学思想发展到了新高峰。
唐代儒家主张道德、立国，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同时，道家学派也兴盛发展，崇尚“无为而治”，并将立体、精细的自然生态体系纳入其整体思想框架。
此外，佛教的传入，推动了中国哲学思想的整体进步，孕育出了禅宗和华严宗等一大批佛教学派，标志着中国哲学思想的成熟与完备。
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中国哲学源远流长，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本文将以中国哲学思潮发展史为题，探讨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和主要思潮。
一、先秦思潮先秦时期，中国哲学经历了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多个思潮的兴起和发展。
其中，儒家思潮以孔子为代表，强调人性的善良和道德修养，提出“仁爱”、“礼乐”等重要概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家思潮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主张随性而为，追求自然和谐，强调“道”的存在和应用。
墨家思潮强调兼爱、非攻和节俭等价值观，对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提出了独特见解。
法家思潮注重政治和法律的作用，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和行使的合理性。
二、战国时期思潮战国时期，中国哲学思潮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墨子学派以墨子为代表，强调兼爱和非攻，提出了“兼爱非攻”的思想。
墨子的学说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中国社会的和谐和道德观念产生了积极作用。
同时，墨子学派还对机械学、光学和音乐等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
墨子的学说奠定了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基础。
三、秦汉思潮秦汉时期，儒家思潮成为主流，儒家学说在政治、教育和社会道德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儒家思想家孟子强调人性的善良和道德修养，提出了“性善论”，影响了后世的儒家思想。
另外，道家思潮也有所发展，黄老学派的道家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魏晋南北朝思潮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思潮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
佛教的兴起对中国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的“空”、“无我”等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融合，形成了独特的佛教哲学体系。
同时，道教也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道教的思想与佛教相互交融，形成了中国独特的道教哲学。
五、唐宋元明思潮唐宋时期，儒家思潮再度兴起，程朱理学成为主流。
程朱理学强调人性的善良和道德修养，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对后世儒家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同时，佛教和道教的思想也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展和传承。
六、清代思潮清代，儒家思潮继续盛行，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潮。
西方启蒙思想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产生了巨大冲击，西学东渐的潮流使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文化和观念。
关于哲学的起源论⽂ 哲学⼀词是外来的西⽅术语;哲学在其起源与本质上是属于西⽅的。
以下是店铺精⼼整理的哲学的起源论⽂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哲学的起源论⽂篇⼀ 置疑哲学起源于希腊之说 近年来，“中国哲学的合法性”，“中国哲学的当下境遇和未来发展”等问题⼀直是各位⽅家争论的焦点。
赞同中国“有”哲学的学者认为，中国思想传统中确实存在类似于西⽅哲学的哲理思辨和理论建构。
但是，确切地说，古代中国经典中只有哲学的内容⽽⽆其形式。
“中国哲学”⼀词是把来⾃于西⽅的“哲学”冠以“中国”⽽形成的复合词。
中国哲学的产⽣是派⽣的，是出于回应西⽅，在整理国故的基础上形成的。
反对把中国传统思想以哲学命名的学者则认为，由于哲学之名来⾃西⽅，代表着不同的思维向度。
如果把中国传统思想以与⾃⾝性质相异的名字呼之，势必扭曲其本真特性，违背中国传统精神追求天⼈合⼀、逍遥⾃由之境界的实质。
因此，没有必要把中国古代的诸⼦之学、宋明理学等思想形态冠以源⾃西⽅的哲学之名。
诸如此类的讨论都预设了这样⼀个观点：哲学⼀词是外来的西⽅术语;哲学在其起源与本质上是属于西⽅的。
从历史事实来看，哲学起源于希腊，扩展到整个西⽅世界。
其理性思辨的传统经教⽗哲学、中世纪经院哲学、⽂艺复兴哲学、近世理性主义哲学、德国理念主义哲学、当代欧洲⼤陆哲学及英美分析哲学之路径，或有衰颓之时，但总的趋势是绵延不绝，蓬勃发展。
从义理上说，哲学具有系统性、反思性和论辨性，具有明确的分⽀系统，如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美学等等。
哲学的这些基本特征与分类早在亚⾥⼠多德的时代即告成熟，对其后来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
这些关于哲学的基本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长期以来被视为不⾔⾃明的真理。
上⼀个世纪以来，由于解构主义、精神分析、⼥权主义等思潮的影响，对哲学的内涵的看法发⽣了巨⼤变化，系统性、反思性和论辨性不再被视为哲学必须具备的特性，哲学的分⽀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形⽽上学、认识论、伦理学、逻辑学等等，⽽增加了社会政治哲学、⼼灵哲学、⾏为哲学、语⾔哲学、科学、技术哲学、应⽤伦理学等等新的类型。
中国哲学术语系统的形成与发展的论文内容提要：与其他很多学科一样，中国哲学学科也是依着西方的学术规范建立的。
具体来讲，中国哲学学科是以相关的中国古典学术为材料、以西方哲学的范式为形式建构起来的。
不过，术语系统的建立也是中国哲学学科建立的重要方面，它既与材料相关，也与形式相涉，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特有术语系统的建立才承载和支撑起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
因此，以术语的建立为视角亦可映现中国哲学的建立。
本文分别探究了中国哲学术语系统五个方面的史学来源和五个方面的语言文字学来源。
对这两个方面来源的探讨，不仅意在回顾中国哲学建构的过程，更重要地在于为今后中国哲学术语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哲学；术语系统；形成；发展与其他很多现代教育制度下的学科一样，中国哲学学科也是通过引进西方的学术范式建立的。
就学科特征来讲，中国哲学建立的主要标志是其现代哲学模式的确立。
正是这一模式的确立，实现了中国传统经学学术向中国哲学的转型。
不过，这种转型是依赖于术语这一载体才得以实现的，或者说，是传统经学术语系统向现代哲学术语系统的转变承载了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
因此，如果说“问题意识”和“内在结构和旨趣”的变化是中国哲学学科得以建立的内在根据的话，那么，术语系统的建立则是这一学科得以建立的承载和支撑系统。
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个术语系统就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就是这个术语系统。
因为无论是“问题意识”，还是“内在结构和旨趣”，最终都要通过语言表达出来；而在这些语言当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术语。
所谓术语，是指学科的专门用语；而哲学术语，即是哲学学科的专门术语。
下面，作者拟通过研究中国哲学术语系统的形成来映现中国哲学学科建立及发展的过程，并分析这种情形对于今后中国哲学术语建设的启示。
一就中国哲学学科来讲，其术语系统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是古今中外哲学学术在交流过程中渐渐形成的。
就史学的意义来讲，中国哲学术语系统的形成有如下五个方面的来源。
其一是对中国本土术语的直承。
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教育体制下很多学科都是直接从西方“成建制引进”的，如生物学、计算机科学、地质学、人类学、核科学等。
与“成建制引进”的学科不同，中国哲学虽体现出借鉴、参照西方哲学的问题意识、分析框架和研究视角，但它的内容却是在描述中国哲学的演进历程，它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的哲学特点。
因此，中国哲学学科虽产生于近代西方学术的冲击，直接得益于西方哲学的规范，但这一学科并不是“引进”的。
因为历史上中国哲学所缺少的只是类似于西方哲学的形式，而中国哲学作为一种学术思想本身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
冯友兰指出:“所谓系统有二：即形式上的系统与实质上的系统。
”[1]“中国哲学家之哲学之形式上的系统，虽不如西洋哲学家；但实质上的系统，则同有也。
讲哲学史之一要义，即是要在形式上无系统之哲学中，找出其实质的系统。
”[2]事实上，中国哲学学科的建立只是取了西方哲学之“形式”，而内容和“质料”依旧是中国哲学的；把中国哲学的材料依着哲学的规范赋予其形式，这就是中国哲学学科建立的实情。
正因为如此，中国哲学的主要术语依旧是中国学术所特有的。
比如，“仁”、“义”和“忠”、“恕”这两对术语就不为西方哲学所具有，也很难在西方哲学中找到现成的对应内容。
关于“仁”、“义”的含义，冯友兰写道：“义是事之‘宜'，即‘应该'。
它是绝对的命令。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
”[3]“这些义务的具体的本质则是‘爱人'，就是‘仁'。
”[4]关于“忠”、“恕”的含义，冯友兰也写道：“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
……‘己之所欲，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
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
”[5]对于这两对术语，虽然我们可以翻译为benevolence、righteousness和faithfulness、forgiveness，但其意涵毕竟缺少中国哲学所具有的意味，因此这些翻译常常被西方哲学家误读。
“体”、“用”这对术语也是如此，它们是最能体现中国哲学思维方式特点的一对范畴，不过同样也很难在西方哲学中找出与之完全相当的术语来。
之所以在西方哲学中难以找到对应的术语，原因在于这些术语是中国本土学术所特有的。
从史实上来看，从中国本土学术直承下来的术语构成了中国哲学术语的主干系统。
这一点可以从中国哲学史的不同阶段来取得证明。
以儒学为例，其主要阶段的重要术语大致如下：在先秦至汉唐间，原始儒学之基本术语为“仁”、“义”、“礼”、“智”、“信”、“忠”、“孝”、“节”、“诚”等。
在宋明时期，儒学的重要术语则演变为“理”、“气”、“心”、“性”、“良知”、“意”、“工夫”等。
到了明末清初以后，儒学的主要术语是“理”、“气”、“本体”、“工夫”和“经世致用”等。
基于对儒学的整体性研究，有的学者还从历史源流上梳理儒学本有的术语系统，将其定位于十个基本术语，即“天”、“道”、“理”、“气”、“心”、“性”、“仁”、“知”、“变”、“神”等。
[6]当然，就中国哲学之整体来看，其术语远不止这些，至少它还应包括道家之“道”、“无”以及中国佛教之“空”、“性”等非儒学的术语系统。
不过，仅就儒学即已可明显地看出，无论是分阶段的儒学术语，还是整体意义上的儒学术语，它们大部分都是对中国本土术语的直接承继。
其二是佛教哲学的影响。
除了中国本土学术固有的术语系统之外，对中国哲学影响最为久远的外来哲学当属佛教哲学，以至于后来产生出本土的中国佛学。
从一定意义上讲，与其说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影响久远，不如说佛教哲学直接参与了中国古典学术的建构过程。
在汉代后期，佛教即开始传入中国。
在这一过程中，佛经开始大量翻译进入中国。
最早将佛经进行汉译的是东汉时的安息国[7]太子安世高（约公元二世纪）。
另外，“三支”（支谶、支亮和支谦，约公元二世纪）师徒以及竺法护（约231-308年）等佛学大师都对佛经的汉译做出了贡献。
佛经在最初的翻译时采用的是“格义”方法，即用类比方法以中国古典学术尤其是道家本有的术语来解释佛教术语。
由于忽略了中国古典学术与佛教义理上的差别，“格义”方法往往很容易造成曲解或误译。
到了公元五世纪前后，随着佛经翻译数量的日益增加，佛教义理渐渐被中国人所接受，此时佛经的翻译慢慢地有所改进。
比如从印度来的鸠摩罗什（343-413年）等佛学大师虽一仍大量借用道家的术语，诸如“有”、“无”、“有为”和“无为”等，来表达佛学的观念，但他们的翻译与以前之类比已有不同：后者所强调的是语词的表面相似，而前者则开始注意到中国古典学术的习惯与所译介观念的内在联系。
[8]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着佛教和佛教文化的传入，大量的佛教术语传入中国。
佛教术语传入中国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大大丰富了中国哲学的术语系统。
甚至可以说，由于佛教传入后与中国儒道思想相结合，中国文化自此开始了一个新传统，而这个新传统是以一大批佛教哲学术语的译介引入为标志的。
比如，“佛”、“塔”、“魔”、“菩萨”、“色”、“空”、“苦”、“世界”、“时间”、“空间”、“实际”、“绝对”、“相对”、“执着”、“知识”、“唯心”、“因缘”、“忏悔”、“轮回”、“报应”、“涅盘”、“解脱”、“真谛”、“顿悟”、“禅”等术语均来自佛教。
目前，上述很多术语已深入到我们的哲学研究和哲学思考当中，以至于人们很难觉察到甚至很难查考到它们是外来术语。
其三是西方哲学的影响。
从历史上来看，在中国学术史上有两次大规模的外来术语译介引入运动：第一次是上述之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印度佛教术语的译介引入，第二次则是近代包括日本翻译和直接译自西方的术语进入中国；第一次源于佛教哲学，第二次则源于西方哲学。
相比较而言，如果说印度佛教哲学对中国哲学影响最为久远的话，那么，西方哲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最为巨大。
这不仅表现在中国哲学学科是依着西方哲学的规范建立起来的，而且也表现在西方哲学术语的大量译入。
明代万历以后，西方的耶稣会士，如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艾儒略（jules aleni，1582-1649年）、庞迪我（didaco de pantoja，1571-1618年）、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年）等先后来到中国。
他们在传教过程中摸索出一套学术传教的办法，就是通过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和人文知识来吸引中国士大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传教。
重要的是，这些传教士还与中国的士大夫相结合，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学术文化著作。
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旧译《灵言蠡勺》）以及讲解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寰有诠》、《名理探》、《穷理学》即是在此期间被译介引入中国的。
这是第一批译介引入中国的西方哲学著作。
自然地，这些著作在译介引入的同时也译介引入了大量的西方哲学学术术语。
然而，从康熙到乾隆年间的“教仪之争”导致了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中断。
到了19世纪初叶之后，又一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
这个时候来的不是旧教传教士，而是美国和西欧的新教传教士。
如马礼逊（robert morrison，1782-1834年）、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年）、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年）等。
这一批传教士进入中国后，也和中国的一些学者，如徐寿、华蘅方等，结合在一起翻译了很多西方学术著作。
与此同时，清政府还设立“同文馆”，在培养外语人才的同时开始翻译西方学术著作。
在这个过程中，又有一些西方学术术语被译介引入到中国。
比如，“权利”一词是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年）在翻译《万国公法》时对英文right的译介。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此时译介引入的术语大多为一般的学术术语，纯粹哲学术语的翻译是从严复才开始的。
严复翻译了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年）的《天演论》、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年）的《原富》、孟德斯鸠（charles-louis de se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年）的《法意》、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的《群学肄言》、耶方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年）的《名学浅说》和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8年）的《穆勒名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