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其经典设计所创造的集体人格与生活方式，为炎黄子孙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要思维方式，并逐步定势为社会理想以“修齐治平”为目标，人际关系以“忠恕仁爱”为枢纽，精神超越以“天人合一”为指向，人事努力以“贵和尚中”为准绳，个体修养以“以人为本”为追求，通过“和合”来处理和对待世道、天道和人道的各种关系，所以“和”便具有了既区别又联系、既互补又平衡的价值和意义。“和谐”上贯宇宙自然，下理社会人事，中通往世古今，具有极强的生命意蕴，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贵和尚中”实践观和“以人为本”的道德观。中国和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身份证，其经典设计所创造的集体人格与生活方式，在与时具进中遂传统为炎黄子孙的核心价值观念和主要思维方式，并逐步定势为社会理想以“修齐治平”为目标，人际关系以“忠恕仁爱”为枢纽，精神超越以“天人合一”为指向，人事努力以“贵和尚中”为准绳，个体修养以“以人为本”为追求，通过“和合”来处理和对待世道、天道和人道的各种关系，所以“和”便具有了既区别又联系、既互补又平衡的价值和意义。“和谐”上贯宇宙自然，
下理社会人事，中通往世古今，具有极强的生命意蕴。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是世界上万事万物存在的一种状态，与“谐”同义。“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它们在冲突、碰撞和容纳、交融中达到“以他平他”“和而不同”“和而不流”的包容、和平、求同、存异、统一、多元。“和”不是一般意义上数字的简单相加，而是事物间共处共存、共生共济、共辅共成的完整发展过程。儒家的“中和”论，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人与社会的和谐融洽。道家的“天道自然”论，提倡人与自然的和睦相处，人与宇宙的和谐融洽。墨家的“兼爱”论，主张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法家把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放置于大一统的和谐格局内。兵家则以“令民与上同意”、“先和而造大事”、“令之以文，齐之以武”为治军经武的重要前提，认为“和谐”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和谐所包括宇宙和谐，社会和谐和自我和谐，主要体现为：
一、“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钱穆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天人合一”就其根本而言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界的和谐统一。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宇宙和谐的天人关系，老子用“道”作了颇具智性的阐述。这个“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老子》，下同）所谓“一”，实际上指的还是“道”，而“一”，“其上不皎，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它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惚恍”极了，神秘极了，叫人“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然而，说它“惚恍”却又不惚恍，说它神秘却又不神秘，因为“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今及古，其名不去”。用它可以观察万事万物的始初（“以阅众甫”），作为大德运行的准绳（“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认为，“道”形成于“混沌”之中，“先天地生”，它生命力旺盛，运行不止，无边无际，“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强为之名曰大”，是天地的根本。“道”的作用特别了不起，可“生一”，而“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在当时条件下，老子以他的聪明和睿智对宇宙的生成和变化用一“道”字进行了高度的哲学概括。他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作为“万物之宗”的“道”又在“象帝之先”就存在着。这就在中国思想史上首次打破了上帝创世、神宰万物的迷信，表现了唯物主义的天道自然观。而且，道还“先天地生”，而“天地”并不是物质的同义语。老子认为，只有
无始无终运动不止的“道”才最有物质的最大规定性。“天地”不过是一定的运动形态，是无限宇宙的一个有限区间而已。在老子看来“道大天大人亦大”，他从整体的“天道自然”推论具体的人道和社会，思维的触角伸向“恍惚”混沌的宇宙，在“道”的高峰处俯察主体“人”和客体“天”的哲学对话：“负阴抱阳，冲气为和。”认为自然规律是宇宙万物和人类世界的最高法则，甚至坦言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
“天地生万物”，儒家视人与万物为自然的产儿，主张“仁民爱物”，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至整个社会、宇宙，宣称人与自然和谐是人类生存发展与社会安危的基础，是“王道之始”，即没有战争、没有饥饿、没有天灾和人祸的“王道”和谐之治。而所谓“曾点之乐”和“孔颜乐处”的记载，透露出的正是安贫乐道、自得之乐、担当大任的“天人合一”的生命情调。孔门的乐处，显然超越了物质诱惑和德性满足的欢愉，充满着“宇宙般的快乐”。个体生命浑然融于宇宙之中，顿觉自我与天地为一体，此时生命短暂和欲望局限的困扰烟消云散，一如孟轲和陶渊明所说的“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的大乐境界。至于“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的体悟，则完全表达了人在宇宙中发现自我、张扬自我和伸展自我的哲学咏唱。
道、儒、佛在人与宇宙和谐的观点上基本一致。佛家认为万物都是“佛性”不同的体现，所以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从世界观方面考察，天人合一的特色也自不待言。
二、“贵和尚中”的实践观。
“大同”和“小康”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和谐社会模式。东汉郑玄解释说：“同，犹和也，平也。”所以“大同”就是“大和”与“太平”，也就是和谐的太平盛世。“大同社会”，是儒家设计和追求的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个境界并非“一促而蹴”“立等可取”，所以又提出较为现实的“小康社会”。
“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虽然比“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低一个层次，但内涵都是地地道道和谐社会，都是礼为政体，“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周礼·春官·大宗伯》)。可见礼的教化主要是通过实践来和谐万物，所以作者告诫那些为君者：“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以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耩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这里希望的“天下之肥”就是“国安民顺”的社会和谐。《礼记·曲礼上》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礼”的和谐功能和作用就是“别异”“定伦”，确定亲疏、远近、贵贱、上下的等级，建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的社会结构，整齐风俗，节制财物，理顺社会关系与秩序等等。
实现“小康社会”的和谐之治，《礼记·经解》中说：“有治民之意而无器，则不成。礼之于正国也，犹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圆也”。“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礼器》对礼的内容与形式、实质与表现作了极为精辟的论述：“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设之不当犹不备也。礼有大，有小，有显，有微。大者不可损，小者不可益，显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经礼三百（常行的礼有三百），曲有三千（礼仪曲折的礼有三千种），其致一也（实质是一样的）。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也（正像入室必须经过门一样）”。“礼”的和谐的身份是多重的，它是理论和政体、原则和行为、横向和纵向结合的立体网络结构和严密庞大的实践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