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孙志刚案看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一)

相关规定。

重庆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第79号文件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首先，根据法治原则，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只能由立法机关依法予以限制和剥夺，地方行政机关不得以规范性文件的方式限制公民的宪法权利。

诉请司法机关进行司法救济的权利是公民宪法上的诉讼权，地方行政机关不可以擅自剥夺和限制。

重庆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只是一个地方行政部门，其所颁发的79号文件在性质上属于地方规章，它无权剥夺公民宪法上的诉讼权。

其次，根据法治行政原则，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力须有立法机关制定法的根据或者授权。

如果法律规定或者授权劳动局和社保局可以限制或者剥夺公民诉讼权的权力，则它们可以制定这样的规章，而重庆市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在制定这样的规章时，既没有法律根据，也没有法律授权，这不符合法治行政原则。

最后，该文件的制定过程违反了权力分工原则。

劳动局和社会保障局是地方行政机关，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是审判机关，地方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之间的关系按照我国《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互有分工，二者之间不可以以协商方式，在缺乏宪法和法律根据的前提下，以规范性文件方式剥夺公民诉讼权这一宪法基本权利。

结语公民宪法基本权利及其限制的实务，需要有坚实的宪法理论作为分析与判断问题的理论指南。

同时，尽管“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写进宪法，但是，这不意味着可以一劳永逸，而是需要进一步认识“依法治国”、“法治国家”或者“法治行政”之中的“法”的属性。

这无疑是在启示我们，我国的宪法与法治教育尚处于启蒙阶段。

行固难，知岂易乎？参考文献：参见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368页。

关于“个案性法律”与“措施性法律”，可参见《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第364—366页。

参见[英]哈耶克著：《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年，第111页。

参见翁岳生编：《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138页。

由孙志刚案引发的关于构建法治社会中所面临问题的探讨内容摘要：2003年广州孙志刚案引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其案件本身和案件的最终审判结果震惊了整个社会。

它直接导致我国在流浪游乞人员管理上的政策变迁，导致了我国流浪游乞管理上的进步。

它终止了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收容遣送制度。

时至今日,其虽已尘埃落定,但它背后所暴露出来的法治社会构建过程中的诸多问题却依旧然我们感到心有余悸。

要想此类悲剧不再重演，法治社会更加法制化，必须要在合理的法律下依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

关键词:立法人权行政执法监督2003年3月17日，27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在广州的大街上突然被警察拦住并将其带至派出所，次日凌晨又被送至天河公安分局收容待遣所。

随后被“收容遣送”。

9小时候孙志刚又被送至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治站，20日他被殴打致死。

6月9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就孙志刚被故意伤害致死案做出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被判处死刑；第二主犯李海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余十名罪犯胡金艳、乔志军、李文星、何家红、韦延良、李龙生、吕二朋、张明君、周利伟、钟辽国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至无期徒刑。

6月27日：孙志刚案件终审裁定在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公开宣布孙志刚案维持原判。

至此，这一大案终于落下帷幕。

众恶徒虽已正法，逝者得其安慰，然它造成的损失却以估量，不只是财产和人命的损失，更是法律公正性的流逝。

法治社会到底该如何真正的法制？一法律的制定要合理合法保障人权《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是在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下实行的。

由于改革开放的刺激，一大批农村来的“盲流”涌入城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国家实行了这一办法。

然而，无论基于何种目的，也改变不了它违反宪法赋予公民人身自由这一基本人权的事实。

该《办法》第六条规定的被收容人员的义务具有强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性质，与宪法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明显不符。

当然，公民的基本权利有所限制，但是公民宪法基本权利的限制只能是狭义的立法机关根据合法程序制定的规范性的法律文件。

孙志刚案件宪法学视角的思考孙志刚案件是一件引起广泛讨论的宪法案件，该案件中的宪法学问题十分突出。

本文将从宪法学的角度出发，对该案件进行思考，并分步骤加以阐述。

一、案情简介孙志刚案件是一起纠纷案件，原告为孙志刚，被告为中国某地政府。

孙志刚因追讨工程款而提起诉讼，法院判决赔偿孙志刚一定数额的赔偿费用。

被告不服，随后提出上诉，上诉庭驳回了被告的上诉，维持了原判。

随后，被告上诉至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定驳回了该案的复议请求。

二、宪法学问题孙志刚案件中的宪法学问题主要包括宪法的针对对象、主体性和实施途径三个方面。

1.宪法的针对对象在该案件中，被告即为中国的地方政府。

在宪法学的角度出发，宪法规定的针对对象主要是国家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其他事实上享有公共权力的组织。

而地方政府并不属于国家机关，所以在这一点上存在争议。

在该案件中，由于双方在协商未果的情况下，孙志刚选择将之告到法庭，而法庭判决给孙志刚一定数额的赔偿费用。

这也引起了被告的不满。

因此，在宪法的针对对象方面，该案件存在一定的争议。

2.主体性宪法规定的主体权利即为公民权利。

该案件中的孙志刚，为拥有公民权利的自然人，他通过法律手段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依法依规增加了他的维权的手段和渠道。

而地方政府则可能具有行政主体，行使的是行政权力，因此其与孙志刚的维权方式并不相同。

3.实施途径宪法规定了两种方式来实施宪法的规定，即行为和程序。

其中程序是一种重要的宪法原则，其保障了宪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得以有效实施。

该案件中，孙志刚通过法律途径来保障自己的权益，是一种程序性的维权方式，其所体现的就是宪法规定的权利保障机制。

而地方政府则可能因为其具有行政主体的特征，在法律诉讼方面无法完全执行程序性，一方面需要保证行使行政责任，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护好市民的合法权益。

三、结论孙志刚案件中的宪法学问题主要涉及了宪法的针对对象、主体性和实施途径三个方面，其宪法学问题具有一定的针对性和较高的含金量。

从宪政的角度思考孙志刚案众所周知,孙志刚案发生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的讨论,多名学者也曾上书人大常委会,但是人大常委会并没有给予任何形式的违宪审查或者调查程序甚至回应,而是国务院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也废止了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其实,我们可以看出从孙志刚案件折射出来的宪法学视角,映射出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助,在法律实践中的苍白;尽管我国的宪法和立法法规定,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解释宪法,监督宪法的实施;由此可见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才是“真正”的享有违宪审查权的机构,只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我国是真正享有宪法解释权的主体;但是在法律生活实践中,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如立法权的多层次性导致了我国违宪审查制度在实践中的缺失;我们再看多名学者的上书,学者用自己的行动阐述了两个目标:一是要求重新审议并及时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二是建立起一个可以操作的具体的违宪审查机制;立法法第90条第2款虽然规定了公民的建议权,但是,哪个部门来接受公民的建议哪个部门做具体的答复在什么期限内答复如何保证裁定的公开进行这些具体问题缺乏具体操做步骤,导致实际上流于形式;虽然国务院已废止了遣送办法,但这种以行政的名义限制人身自由的法规仍然存在,如果不是媒体的介入和中央高层的批示,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孙志刚悲剧发生,可能会有更多的以行政管理为合法外衣而实质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事件发生,因此,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机关有必要在立法法颁布生效后,对原来的行政法规及规章等进行梳理和改造,以防止其与宪法的基本精神相冲突;我个人觉得在中国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已是迫在眉睫;虽然我国要建立一个依法治国的国家,但是在21世纪的所谓法制的社会里,以“公共利益”、“大局”“行政规章”等名义侵犯公民个人的人身自由,民主权利,个人财产的现象大有存在;中国这种多层次的立法体系,在建立和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的同时,也必然会导致我国法律的冲突,从而给我国的司法活动带来困难,也不利于保护我国的公民的个人利益;只有建立违宪审查制度,才能更好的体现我国宪法的精神,更好的规范我国的立法活动,更好的保障公民的个人利益,推进我国法制的建设和发展;。

孙志刚案例分析GE GROUP system office room 【GEIHUA16H-GEIHUA GEIHUA8Q8-孙志刚案件实质反映了国家行政权力在一定程度上的滥用，对公民个人迁徙流动权利的一种侵害，以及行政法规违反宪法。

该案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较强的现实意义，揭示了当前社会改革发展过程中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冲突。

1《收容遣送办法》违反了《立法法》的有关规定。

《立法法》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是制定的法律。

只能由法律规定的事项而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授权国务院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

《收容遣送办法》作为1982年制订的行政法规，其中有关限制人身自由的内容，与《立法法》相抵触。

《立法法》规定，法律的效力高于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

自1982年5月国务院发布《收容遣送办法》到2003年废除，该办法已经存在了二十一年。

实行收容遣送制度基于中国城乡二元制的社会结构，在当时具有社会福利和综合治理的性质，是“为了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

当时的收容遣送对象限于：“（一）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二）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三）其他露宿街头生活无着的。

”但是，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展开，迁徙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户籍制度逐渐松动，收容遣送制度已经变得不合时宜，在实行过程中，部分收容所员工不但不是救助弱者，反而对被收容者进行敲诈勒索甚至辱骂殴打的违法行为。

发展为一定意义上强制人身，侵害公民权利甚至某些利益集团生财的手段，在实际执行中又扩展到城市里的民工和流浪人员，一些地方甚至将收容遣送制度作为加强城市刚性管理，驱赶外来民工的工具。

这些社会弱势群体的人身自由极易受到侵犯，有违法治正义价值，与我国宪法“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的规定相抵触。

我要讲的是孙志刚案的违宪性。

03年4月，南都揭露了一起暴力执法致人死亡的事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甚至对我国的收容管理制度产生了影响，就是我今天要说的，孙志刚案。

大家边听边思考这几个问题，我讲完之后会问1、案情，孙志刚是湖北人，武汉科技学院毕业。

03在广州一个服装公司工作。

03年3月17号晚上，10点多，出去上网，没带身份证，碰上警察了，正好广州市公安机关正在“严打”，重点清查三无人员，2、孙志刚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被带进了派出所。

做了笔录，上面关于孙志刚有无固定住所、稳定生活来源和合法证件的，写的都是“无”。

昨晚笔录，与孙志刚合租的人，带着身份证和钱去保释，被通知不能保释。

当天晚上，还是17号，孙志刚的另外两个朋友来到派出所，提出补办暂住证，保领，但民警说是“没有进行核实必要”，给拒绝了。

3、然后凌晨2点左右，18号凌晨，孙志刚被送到收容待遣所。

然后值班民警做了笔录，写了“无暂住证”、“无正当职业”、“无正常居所”，让他签字。

4、做完笔录，18号上午，孙志刚说自己有心脏病，被送到了收容人员救治站。

19日，跟他合租那个人去救治站要见他，医生不让见，说只能是亲属才来保人。

20号凌晨，孙志刚摇铁窗求救，向来接病人的家属喊自己的工作单位，姓名一类的信息，引起了护工的注意，护工到206病房，让里边的病人殴打孙志刚。

然后孙志刚就挨打了，断断续续打了两三次顿，其间有值班护士过去劝过。

5、当天护士给做的记录是孙志刚睡眠六小时。

20日上午不到十点，护士发现孙志刚快不行了，抢救没救过来。

他的死亡证明上写了“脑血管破裂，心脏病猝死” 打的问号，意思是不确定是哪个原因，还说除了脚趾异样没有其他伤痕。

但是法医学鉴定书上说的是，“多处表皮擦伤和表皮脱落，背部大片皮下出血，解剖查明双肺淤黑，胃内有褐色水样物。

这里边有四个点我要说的，一是因为没带证件被强制收容的问题，二是释放的问题，三是关于不实的笔录，四是他的死亡证明凭带没带身份证认定三无人员的，从法律上说这是毫无根据的。

从孙志刚案看中国的违宪审查制度很久以前就已经对“孙志刚事件”略有所闻，今天特地上网查看了“孙志刚事件”的详细始末，读后让我感觉触目惊心。

不知是自身为法律人的关系还是自身性格比较容不下不公之事，面对孙志刚一案，顿时对中国的法制多少感到了无奈和愤慨。

孙志刚在收容中被打死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孙志刚事件被报道出来才是一个偶然事件。

《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人们讨论中已经成为一个典型的恶法：反市场、反城市化、对农民的歧视、对弱势群体的剥夺、对公民自由权的侵犯、滥用暴力和疯狂敛财、权力的异化。

作为共识，学者普遍认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基本内容和目的不仅违反了宪法和法律，而且与法治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的基本精神相违背。

类似的法规，应该通过建立违宪审查机制和规范性法律文件合法性的审查机制彻底杜绝。

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如能按宪法、法律提供的制度化管道，对有关行政法规作出是否合宪合法的裁判后再予废止，当更有制度意义。

从孙志刚案中可以看出两大法制漏洞：一是法律、法规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缺乏专门的机构进行审查，也没有设定宪法争讼裁决程序，即违宪审查制度不健全；二是对限制人身自由、财产权利的行政强制措施缺乏必要的司法审查程序，即人权的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

学者们认为，只有从宪法的高度去审视孙志刚案，才是一种理性的和建设性的态度，也才能对我国人权保障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建构与完善产生实际意义。

从孙志刚案可以看出，我国目前的违宪审查制度存在着诸多缺陷：一、违宪审查的主体模糊不清，违宪审查机构至今未能实际建立起来针对现行的审查体系我们发现，违宪审查的主体模糊不清是主要原因。

现行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适当的决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监督宪法实施，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国务院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国家权力机关制定的违宪及违法的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从宪法的这些规定来看，我国违宪审查的主体应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