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理性_学术争论的回顾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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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回顾及现实思考农民的经济行为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农业学者的研究课题,其有着多种研究方法。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对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以西方经济学理论为基础,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他们的经济行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农民的经济行为,从而为有效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提供依据。
本文将回顾农民经济行为理论,并从现实角度思考农民经济行为。
首先,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也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领域。
从西方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农民有着不同的行为选择。
这些行为选择往往会受到他们的家庭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等因素的影响。
根据西方经济理论,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农民有可能会遵循最优利益原则,并通过经济行为来实现最大化目标。
因此,我们可以以农民经济行为的最优化模型,来研究他们在家庭、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经济行为及其决策过程。
此外,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也对农民的经济行为产生了重大影响。
过去,农民以种植农作为主要的经济活动,而在现代社会,农民的经济行为已经不限于传统农作,他们也会参与其他经济活动,例如就业、投资等活动。
此外,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经济行为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农民已经放弃传统的农作,而选择更具有现代感的方式,从而更有效地实现目标。
最后,从现实的角度来看,我们应当思考如何更有效地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
政府应当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支持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发展农业,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努力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确保他们能够得到充分的培训和教育,从而提高他们的经济水平。
另外,应采取措施改善农民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机会,加强农业科技的开发,将农民纳入社会发展的轨道,以便更好地发挥农民的潜在经济价值。
综上所述,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经济理论、历史和文化等方面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此基础上,政府可以制定有效的相关政策,有助于改善农民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
104在农民经济与社会研究的学术传统中,自上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逐渐形成了两种相互对立与争辩的理论脉络。
这两种传统至七十年代中达到鲜明对照的程度,这就是在农民学、农村社会学和经济人类学等领域中人们所称的“斯科特-波普金论题”,亦即“道义经济(the m oral econom y )”和“理性小农(the rational p easant )”之争。
如果对这一经典性论题的两位代表人物的前缘进行追索,詹姆斯・斯科特(Jam es S cott )的“道义经济”概念可以上溯至前苏联的社会农学研究者恰亚诺夫(Cha y anov ),他在其著名的《农民经济组织》一书中,以革命前的俄国小农为研究对象,指出资本主义的计算利润方法不适用于小农的家庭农场,因其生产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而非追求最大利润,小农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组织均以此作为基本的前提。
其后,经济人类学家卡尔・波拉尼(K arl P olan y i )提出在对前资本主义小农经济的研究中用所谓“实体经济学”代替“形式经济学”即资本主义经济学的主张,他批评了将市场、利润的追求普遍化,将功利的“理性主义”世界化的分析思路与方式,富于洞见地指出在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经济行为是嵌入于社会关系之中的,因而要把经济作为社会制度过程来研究。
斯科特在其《道义经济》的通篇内容中,不厌其烦地强调生存伦理(subsistence ethic )的道德含义,强调剥削与反抗的问题不仅是一个卡路里和收入的问题,而是农民关于社会正义、权利与义务及互惠概念的问题。
他阐明自己始于经济学领域的对于农民道义经济的研究,将最终达到对农民文化与宗教的研究。
塞缪尔・波普金(Samuel P o p kin )的理论思路则承继了始于西奥多・舒尔茨(T heodore S chultz )对小农经济的分析。
舒尔茨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并非没有理性,他们作为“经济人”比起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来一点都不逊色。
动员效力与经济理性:农户参与新农保的行为逻辑研究*———基于武汉市新洲区双柳街的调查钟涨宝李飞提要: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农户普遍了解新农保,参保积极,但缴费水平偏低;宣传动员有助于提升农户信息了解程度,从而提升农户参保广度,但对参保深度无显著影响。
当信息充分时,农户参保行为是完全经济理性行为,情理动员无显著影响;当信息不充分时,农户参保行为是有限理性行为,情理动员可以提升参保广度,但参保深度不足。
社会动员效力与特定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的价值理念相关。
在当前经济理性主导下,社会动员必须符合农户的经济利益。
作为后发展国家,社会成员对新制度的理解与接受能力有限,社会动员具有推动社会跨越式发展的功能。
关键词:社会动员经济理性农户新农保行为一、研究主题与文献回顾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社会系统分化日趋复杂精细,传统的由家庭承担的众多功能逐渐从家庭这一结构中析出。
这一方面是工业化大生产的直接产物,另一方面也与现代社会个人/家庭应对各种社会风险的能力有限有关。
因此,西方现代民族国家普遍承担起了公民的社会福利责任。
就养老保险而言,许多国家没有专门针对农民建立基本养老保险,而是把农民直接纳入全民基本保障之中(Hargreaves,ed at.,2004),农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建设普遍比城市职工滞后(Attanasio&Brugiavini,2003;Bottazzi et al.,2006)。
养老保险制度的建立与国家的*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障问题调查研究”(项目编号:10ASH007)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土地流转制度下的农民养老保障问题研究———福利多元主义的中国经验”(项目编号:2009RW001)的阶段性成果。
衷心感谢匿名审稿人关于社会动员概念等方面的修改意见。
931社会学研究2012.3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
在筹资方面,各国政府都不同程度的给予财政补贴。
从发展速度看,与西方很多国家相比,我国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速度是比较快的(王军,2010)。
收稿日期:2003210222作者简介:吴理财(1970—),男,安徽潜山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农村问题研究。
对农民合作“理性”的一种解释吴理财(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9) 在某种程度上而言,理解农民日常生活逻辑本身就是对乡村社会有创见的研究,从“常识”中把握乡村社会的性质,从解析农民的行动逻辑中建构理论,是一些著名研究(如费孝通对乡土中国的认识)的一贯路线——而不是依据某个流行的理论范式甚至某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正确”的话语)来推演“事实”、解释“现实”。
可是,我们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犯着这种错误。
作为一个实际的研究者,时刻提防自己的先入之见,始终保持对自我的反思,是十分必要的。
以荆门农民在抽水灌溉上不能形成有效合作这件日常“小事”来说,我们会很容易套用某种经济学范式,说农民缺乏正常的合作“理性”:用每亩10元的抽水费换来150元的纯收入,显然是十分合算的,可是农民却宁愿等着庄稼旱死,也不愿在区区10元的抽水费上让步,让人家多得便宜。
按照经济人的理性逻辑,即便个别想搭便车的农民不愿意分摊抽水的费用,只要大多数农民稍微多分摊一点钱,也能将水抽上来,不但所有人的损失都能避免,而且对于他们自己也依然划算,何乐而不为?!从经济人理性的视角来看,荆门农民的这种行为逻辑,令人匪夷所思。
诚如有学者所解释的那样,农民实际上不是根据自己得到的好处来“算计”,而是根据与他人收益的比较来权衡自己的行动,这就形成了农民的一种特殊的行动逻辑:不在于我得到多少及失去多少,而在于其他人不能白白从我的行动中额外得到好处。
农民的这种特殊观念,是不符合“经济人”的理性逻辑的。
但我们不能因此讥笑农民没有“理性”;相反,它恰恰是农民一种正常的理性反映:在某种意义上,农民正是运用这样一种极具反差的“损失”来惩罚“搭便车”行为,以此来维护村庄生活共同体的“公正”!如果这一次由大家分摊了抽水费,下一次(甚至几乎每一次)个别农户依然可以从“搭便车”中贪取便宜。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理性思考【摘要】农民增收问题是当前农村发展中的重要议题。
本文从政府支持、农民增收途径、产业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关系以及农村金融等方面进行理性思考。
政府应加大农业支持力度,引导农民选择高效增收途径,推动农村产业结构升级。
农民增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息息相关,需要制定有利于双方共赢的政策。
农村金融也应与农民增收紧密结合,提供更多支持。
结论指出,农民增收是乡村振兴的基础,需要社会各方合作共同解决,政策和制度的支持至关重要。
通过多方合作,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农民增收问题,推动农村发展。
【关键词】农民增收、农业、支持、政府、途径、结构调整、可持续发展、金融、乡村振兴、合作、政策支持、制度支持。
1. 引言1.1 农民增收问题的重要性农民增收问题是当前中国农村发展中十分关键的一个议题,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农民是农村的主体,农民增收直接关系到农村整体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提高农民收入可以促进农村消费市场的繁荣,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农民增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只有让农民有稳定的收入来源,他们才会对农村的发展和建设有更大的支持和积极性。
农民增收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稳定的农村社会才能带来稳定的国家社会。
农民增收问题不仅关乎农村发展,更是关系到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进程。
为了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农民增收问题的解决任重而道远。
1.2 农民增收问题的现状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地区存在着农民收入不稳定、增收压力大的问题。
一方面,农村居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业经营,但受制于自然条件、技术水平和市场波动等因素,农产品价格波动大,农户收入难以稳定。
农村经济结构单一,主要依赖传统种植业和畜牧业,缺乏多元化经营,农民增收空间受限。
农民增收受到劳动力转移、农业现代化、科技创新等因素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田荒芜、农业产值降低,农民增收面临更大压力。
农业现代化水平低,缺乏科技支持,农产品降价严重,农民增收难以持续。
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回顾及现实思考农民经济行为的研究是当今世界经济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研究农民经济行为,不仅可以深入地理解农民在社会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且可以为农业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本文就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回顾及现实思考展开探讨。
首先,本文从理论上对农民经济行为模式做出回顾。
经典的农民经济学模型,如剩余理论、市场动态理论和农业技术曲线理论,构建了完整的农民经济行为模式。
剩余理论强调农民应该根据自身承受能力并结合市场价格,选择有利可图的生产结构与投入结构;市场动态理论认为农民会根据技术变化决定选择性地参与市场竞争;农业技术曲线理论认为农民会依据时空间变化的技术水平决定生产结构,从而构建农民经济行为模式。
其次,本文尝试从现实形势的角度思考农民经济行为模式的发展。
当前,农村经济现代化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步伐加快,对农民经济行为模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需要加快农民经济行为模式的升级与完善,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市场变化。
具体来说,需要重视农民的经济行动的目的性、决策的多样性、联合的可能性,研究农民的共同行动策略,有针对性地增加农民经济收入;需要深入理解农民的信息行为,提高农民的信息获取能力,增强农民参与市场的能力;需要更加充分地考虑新技术对农民经济行为的影响,为农民提供更加合理的收益;需要关注农民承受能力及其影响因素,有效地缩小农业发展中存在的跨区域差距。
最后,本文对当前农民经济行为理论的发展进行了总结。
在当今世界,农业发展面临着各种挑战,农民经济行为理论的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任务。
理论层面的研究需要深入探讨农民的经济行为,以加强农民的发展力量,不断推进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总之,农民经济行为是经济发展的关键,也是当前研究的重要内容。
理论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分析农民经济行为,为农业政策制定提供支持。
希望本文能够引起人们对农民经济行为的重视,开展深入研究,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回顾及现实思考在近年来,农民经济行为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以帮助改善贫困家庭的经济环境和改善农民的生活。
它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还展开了对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研究。
本文将从一个新的视角出发,从理论和现实回顾中展开对农民经济行为的深入思考。
一、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回顾1.1济理论对农民经济行为的解释经济理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农民经济行为,也可以提供一些有用的建议,以改善农民经济行为。
一般来说,经济理论可以分为两个方面: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的理论。
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包括消费理论、生产理论、利润理论、市场理论和价格理论,这些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农民经济行为。
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包括货币理论、财政理论、贸易理论以及国家经济政策,这些理论都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农民经济行为的宏观背景的影响。
1.2会心理学对农民经济行为的解释社会心理学可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农民经济行为,例如,社会心理学的行为经济学认为,人们的行为是由内在动机(例如贪婪)和外部环境(例如社会环境)共同影响的。
此外,社会心理学还强调人们在决策中受到其他人和文化影响的重要性,以及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源如何影响农民经济行为。
二、农民经济行为的现实思考2.1民经济行为的现实近年来,随着农村社会的发展,农民的经济行为也发生了改变。
一方面,农民的劳动力流动性增强,部分农民转向城市务工,灵活就业,而部分农民则继续待在农村,致力于家庭的经营活动,多做社会化农业、农产品销售和农副产品加工等活动。
另一方面,农村社会的物质基础也在改善,农民们拥有更多的消费物品,农民经济行为也受到市场化、城乡社会融合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因此,农民经济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决策也更具灵活性,把握属于自己的机会,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2.2农民经济行为的看法对农民经济行为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由于农村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善,农民也能够拥有更多的收入水平,更文明的消费模式,更加灵活的就业结构,而且也能够开展有经济价值的乡村经营活动。
浅论我国农民经济理性的存在[摘要]农民在我国占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多,如此大的农民数目在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中做出了贡献的同时,农民的思想是否具有经济理性的转变呢?中国农民受传统文化和小农自然经济影响似乎呈现非理性的特征。
本文就当前中国农民是否存在经济理性的争论入手,通过案例分析说明中国农民的经济理性的存在,即条件经济理性,并分析其原因。
[关键词]经济理性成本-收益分析条件理性一、引言近年来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远远赶不上城市的发展,很多农民对新技术的运用持观望态度造成了有效需求不足。
同时我国整体市场化进程和农业的市场化反差太大,农产品的商品化程度不高,农民更多按照自身需要而不是市场来决定生产决策。
而且虽然农业收入只占农民收入的小部分,但是大部分农民还是不愿放弃土地,而是将土地抛荒。
于是在市场化经济发展的年代,农民的非经济理性行为的指责又开始了。
其实关于农民非经济理性的观点早就存在了,虽然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三农”问题被关注后,农民似乎脱离了传统农节俭和勤劳的形象,如一方面土地的稀缺,另一方面却撂荒土地。
因此根据我国农民的行为和市场环境等各种因素影响的研究来分析农民这种表面上非经济理性行为十分必要。
二、经济理性的概念的提出人们通常以更狭窄、更严格的方式来定义理性,理性选择可归纳为三种互相区别的规范含义:选择的内在一致性、自利最大化和一般最大化。
选择的内在一致性是将选择与选择比较,而不是与目标、价值、偏好或其他非选择变量比较。
自利最大化是能促进个人私利最大化的方案,它和一般最大化一样涉及某些外在于选择行为的事物,如目标、目的和价值。
在经济学中,亚当·斯密提出了一个微观经济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合乎理性的人的假说,即理性经济人: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个一般性抽象,抽象出来的特征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都是利己的,力图以自己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最大的经济利益。
这样的基本分析方法大大简化了经济学模型的研究,只涉及了自利最大化的问题。
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回顾及现实思考中国农业经济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极大比重,农民不仅是核心农业资源生产和开发利用者,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
农民的经济行为得到了经济学家和政府的持续关注,主要集中在农民的三大经济行为农业技术改进、农村投资与消费、以及土地使用。
本文将分析这三个维度上农民经济行为的相关理论,以及现实存在的问题;并从政策层面探讨可行的解决方案,以提升农民的经济状况。
农业技术改进是农民行为的主要特征之一,近代的经济学家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对此进行了详实的研究,比如拉金索斯和贾巴尔等。
他们指出了农业技术改进的重要性,即技术改进的增加会带来收入的增加,这不仅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也有利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然而,现实中农民技术改进的起步较慢,这与社会结构、文化因素和经济环境等诸多原因有关,尤其是村社完整性较差导致合作难度较大。
另一个重要的经济行为是农村投资与消费。
贾巴尔博士指出,农村投资流入将带动就业和农村消费,进而促进农业经济发展。
在现实当中,农村消费仍然处于低消费水平,但农村投资却未能真正发挥作用。
这主要是由于农村投资空间小、农户财富贫乏以及相关政策缺乏等原因所致。
第三个行为是土地使用。
从地理学的角度,农民是最紧密的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来实现经济目标是其最重要的经济行为之一。
伊恩韦勒泽等人提出的“土地利用生产力理论”提出了土地利用的重要性及其积极作用。
然而,由于土地权力拥有者的分散性、土地利用激励机制的缺失等问题,目前农民往往以被动态度看待土地使用,无法发挥其本身潜在的创造力。
以上是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回顾,为了增强农民经济能力,需要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
首先,政府应为农民技术改进提供政策支持。
完善乡镇社会建设,建立乡镇科技服务中心,实行农业技术改造的补贴政策,促进农业技术改进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完善农村资金市场,鼓励农户集体投资,创新农村经济形式,增加农村投资渠道,并以政策加快农业科技进步,促进农村消费水平的提升。
关于农民增收问题的理性思考摘要近年来,我国人均收入增幅连续下降、农民收入增长迟缓已成为农业和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工作的焦点,作为一个拥有九亿农民的大国,农民收入水平及其分配状况直接关系扩大内需政策的落实,关系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度增长,关系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稳定增加农民收入成为当前国民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
关键词农民增收问题对策1 农民收入的现状2 影响农民增收的主要因素2.1 影响农民增收的前提因素——市场目前,我国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农产品流通不畅、效益差,我国农业经营主要以家庭为单位、规模狭小、经营分散,要面向市场发展商品生产、捕捉市场信息成本很高,谈判能力很低,基本上是价格的被动接受者。
在一些地方,交通不便、信息不灵,农民不仅要冒自然风险,而且还要冒市场风险。
市场中介组织缺乏,中介组织是随市场的发展而从众多市场主体中分离出来的,联接产前、产中、产后各部门,联接生产与市场、市场各主体,并为市场运行提供服务,依法建立起来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各种组织,它发挥着连接农民与市场的桥梁的作用,将分散的农户组织起来,有效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难以对接的矛盾。
2.2 影响农民增收的核心因素——制度目前,我国农业劳动力过剩,已成为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中最主要的问题。
据统计,2002年上半年,全国农民从非农产业得到的现金收入人均566元,比上年同期增加28元,增长5.2%,其中农民外出打工收入人均126元,同比增加15元,增长13.7%。
从发展趋势看,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对农民增收将起到越来越这样的作用,然而要拓宽农民外出就业空间,仍困难重重,主要表现为:一是滞后的户籍制度,城乡分割的社会身份管理,限制约束了离乡进城的农民;二是滞后的住房、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教育体制,降低了农民对进城后的安全与稳定的预期,使农民对于进城显得较为被动;三是乡镇企业发展困难带动就业的能力明显下降。
农民外出就业空间大为压缩,农民收入的增长势必受到影响。
我国农户消费理性行为的实证研究
李圣军;焦健
【期刊名称】《湖北经济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9(007)002
【摘要】本文利用偏自相关函数(PACF)、DF检验、工具变量法(Ⅳ)等分析方法,对农户的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农户消费在统计上是符合随机游走假说的,但实际上有0.223的偏差,1阶滞后以后的农户消费对当期消费仍具有一定的负向影响.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在农户消费的增加额中,有47.6%来自农户当期收入的增加,有52.4%来自农户持久收入的增加.因此,虽然理性都是有限的,但与西方典型消费者相比,我国农户呈现出了更多"有限理性"的特点.针对我国农户消费行为,为了开拓农村市场,应该提高农民素质、完善农村市场、改善农村消费环境.
【总页数】6页(P49-54)
【作者】李圣军;焦健
【作者单位】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市场研究部,北京,100731;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市场研究部,北京,100731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F328
【相关文献】
1.实物储蓄、货币幻觉与我国农户消费的实证研究 [J], 彭志远
2.中国西部农户消费理性行为的实证研究——重庆市农户消费调查数据的分析验证
[J], 李圣军
3.农户耕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发育的制约因素--基于农户理性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J], 徐智环
4.我国西部地区农户借贷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基于804户农户调查数据分析 [J], 秦建国;吕忠伟;秦建群
5.我国农户兼业时间影响因素探析——基于河南省农户调查的实证研究 [J], 句芳;高明华;张正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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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回顾及现实思考
现代农民经济行为是建立在理性决策理论基础上的,它充分涉及市场行为、价格分析、消费行为、博弈论和公共选择理论等。
例如,收入结构理论认为,现代农民决策时会更加
考虑收入的稳定性。
增收技术选择理论和博弈论可以帮助农民更好地决策,以适应当今的
高风险市场环境。
消费行为理论可以帮助农民认识到他们在消费行为中是如何受到来自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的,从而帮助他们更加理性考虑购买决定。
关于现实思考,现代农民面临着多种因素的变化和冲击,具体来说,农民由于政府的
支持政策的收缩,越来越难以抗逆经济浪潮的侵袭,因此,必须坚持实施合理的农业产业
结构调整,避免结构性冲击,以更加理性的决策来提高农民的工作效率和盈利能力,努力
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国家对农民的全面尊重。
此外,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农民也有机会
学习新知识、引领未来发展趋势及接受新科技的帮助,获取更好的技术指导,推动农村经
济的快速发展。
综上所述,现代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建立在理性决策理论基础上的,其面临的复杂形势
需要更加理性的趋势分析及决策,以期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价值的最大化。
在这一
过程中,政府有义务向农民提供更全面的政策支持,帮助他们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同时,农民也应当加强个人理解能力,擦亮眼睛,用更加理性的决策方式来改善自身经济成果。
[内容提要]在传统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农民理性也经历着一个从传统向现代发展的过程。
生存理性是农民理性发展的基础,适应市场化的进程,农民理性将实现由生存理性向发展理性的跨越。
但发展理性不会在市场化过程中自然生成。
市场化既可能推动生存理性向发展理性的跨越,也可能强化并锁定生存理性。
关键在于市场化的进程能否为农民理性的发展开辟道路。
对于被卷入市场化进程的具有弱势特征的农民来说,国家或政府提供的制度基础及必要的公共产品,成为其理性跨越的重要保障。
[关键词]理性生存理性发展理性传统市场国家一、问题的提出传统农村往往被赋予田园诗般的宁静与和谐,而传统农民被认为是勤劳、节俭的化身。
但是,当现代化的飓风不可遏止地席卷而来,“三农”问题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并引起普遍关注时,人们发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许多行为具有“悖论”的性质。
如一方面是土地的稀缺,另一方面是撂荒土地;传统农民视土地为生命,现实中却是对地力的无情掠夺(赵峰,2001a);与人们印象中农民的勤俭持家相比,现实中先富起来的农民不仅在住房消费上大肆攀比,丧葬也成为人们炫耀财富的方式(贺雪峰,2003);与一般情况下的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相比,农民劳动的供给曲线似乎会向后拐弯(秦晖,1996);……作为独立经济活动主体的农民(作为一个独立的微观经济活动主体,这里的农民等同于农民家庭或农户。
也等同于恰亚诺夫意义上的家庭农场。
“主要以家庭劳动力为基础的小农场通常被称为农民。
”(速水佑次郎,2003:289)),其行为是否具有理性?如果有,其表现形式如何?其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理性是否一致?其理性的发展与社会环境之间存在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在经济学界,关于农民是否具有理性以及具有什么样的理性的争论,形成了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学”和以舒尔茨为代表的“形式经济学”两派观点(陈庆德,2001;黄宗智,2000a)。
“实体经济学”对用“经济理性”解释农民经济行为的有效性持否定态度。
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回顾及现实思考中国两千年来始终围绕着农耕,农民的经济行为也构成了中国社会的核心部分。
近百年来,农民经济行为理论的演进及其在建立当前农村现实背景下的现实思考也受到了社会经济学界及公共政策制定者的广泛关注。
本文重点回顾了近百年来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理论的演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现实思考,以建立更具有启发性的农村发展政策。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关于农民经济行为的理论研究有三个主要的视角,即体制视角、利益视角和全球化视角。
从宏观角度看,体制视角强调了农民经济行为的发展模式及其与社会体制之间的真实联系。
以前期农民经济行为理论为例,它赋予中国小农经济一种重要地位,此外,它还强调整个中国社会中小农经济以及小农经济扮演的历史角色。
利益视角探讨的是农村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它重点关注农民的社会行动是如何受其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制约。
此外,全球化视角强调农民经济行为中涉及的环境保护问题,突出了全球化技术和资本流动对农民经济行为的影响。
从长期角度来看,近百年来中国农民经济行为理论的演进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
尽管这些理论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形成了重要的影响,然而,由于政治变迁及中国农村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理论也面临着持久的挑战。
在此背景下,当前社会经济学界正在积极探索各种可行的发展战略,以改善中国农民的经济行为。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近百年农民经济行为理论及其对当前农村社会演变的贡献的探讨,深入探讨当前农民经济行为背后的理论批判及实践研究。
首先,中国政府正在实施一系列政策,以支持农村发展,例如农村技术改造、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及农村社会保障等。
此外,中国政府还对农民经济行为的关键因素进行了调查和评估,例如农民的教育水平、信用积累情况及市场行为等,以建立更高效的农村经济发展机制。
其次,当前的农民经济行为理论强调了农民经济行为中涉及的环境保护问题,例如土地利用变化、植物改造及草原改造等。
这些问题对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
从农民理性看社会学的理性概念郝大海:在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中,通常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特别强调理性分析视角的学科,甚至可以说理性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
但事实上,理性的定义却不限于经济学的狭隘定义。
正如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指出的,对农民道义经济的研究,始于经济学领域,但必须终止于对农民文化和宗教的研究。
传统农民生产遵循生存伦理而非经济理性斯科特通过对缅甸、越南农民经济行为的田野研究,为“农户生产是为了满足家庭消费需求”的理论命题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他指出,由于生活在接近生存线的边缘,受制于气候的变幻莫测和他人的盘剥,农民家庭对于传统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几乎没有进行计算的机会。
也就是说,农民遵循“安全第一”的原则,并以此最大化地回避各种生产风险。
同时,在亲属、村社和国家各层面,他们利用包括“互惠关系”在内的一切手段,抵御自然的各种可能伤害。
综上,在斯科特看来,传统社会中的农民更加缺乏抵御自然伤害的技术手段,他们的经济行为遵循生存伦理而非经济理性,因为生存伦理作为道德原则,是村社共同体的行为规范和共同体成员的生存保障。
而传统农民经济行为与经济理性相悖的现象,韦伯(Max Weber)早已注意到了。
他指出,对于农民而言,挣得多一些并不是那么诱人。
这些农民不会问:如果我尽力去做,那么我一天能挣到多少钱呢?他们却这样问:我要做多少活儿,才能挣到以前挣得的数目,来满足传统的需求?韦伯认为,这种表现是一种典型的“传统主义”生活态度,即人并非天生希望更多地挣钱,而只是希望像“习惯的”那样生活,并以此来计算“怎样才能最省事、最省力地挣得已经习惯的工资”。
用经济学的术语表达之,就是:不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求代价最小化。
在与西方新教徒的行为比较后,韦伯认为,传统农民的这种生活准则缺乏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
以上讨论来自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在这本书中,韦伯对西方理性化的历史进行了讨论。
这一历史分析,无疑可为我们提供有助于理解社会学视野下的理性概念线索。
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符合理性?——学术争论的回顾与思考潘 峰 [摘要]本文在通过对国内外学者对农民的经济行为是否理性的有关学术争论进行梳理和流派划分的基础上提出争论中不可回避的两个问题:一是研究中的经济生活与其他生活的界限;二是经济理性的适用性。
[关键词]农民 理性 经济人[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06)—11—0081(04)[作者]潘 峰 博士研究生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院 北京市 100081 在回顾争论的各流派之前,有必要对什么是经济理性和符合理性的经济行为作一个简要的阐明。
理性要求行动者要对任何选定的行为结果的可能变化做出正确的评价。
首先,他对任何两种或两种以上的选择有最大化的偏好;其次,他要根据切身的利益进行思考、评判和推断。
〔1〕这样的行动者就是“经济人”。
用卡尔・布鲁内的话来说,经济人是“会计算,有创造性,能获取最大利益的人”。
因此,判断一种或一类经济行为是否理性,应符合几个条件:一是经济行为选择的内在一致性,或是说具有持续和稳定的偏好;二是经济行为的过程中对切身利益的思考、评价和推断;三是经济行为始终具有目标性,就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一、大背景:农民经济行为是否理性的争论虽然学术界有关农民理性的争论长达几十年,但是一直围绕着农民这一特殊群体的经济行为是属于“经济人”,还是“社会人”的范畴。
首先,“经济人”的假说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根本。
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
他认为,人类共享一种利益最大化的欲望和潜能,由于政治形态和周围习惯势力的制约才未能完全发挥出来。
他力图将“自私”的概念学理化,将人对利益的追求限度在经济生活的领域中。
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继承了“经济人”的观点,并将之运用到传统农民学的研究中。
在农民的经济行为的解释中,舒尔茨坚持农民同样具有资本家的本质:追求利益最大化,对资源的调配总是趋向最优。
他于1965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贫困的经济学》一文中提出:“全世界的农民都在与成本、利润打交道…都是时刻计算个人收益的经济人”。
换句话说,传统农民即使在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下,也会最大限度地利用各种生产机会和有效率的资源。
这就是舒尔茨的“贫困而有效率”命题。
他眼中的小农不愚昧落后,而是很会盘算的“生意人”。
〔2〕在对危地马拉、印度等地区农民行为的观察中,舒尔茨发现农民没有储蓄习惯并不是非理性的,而是缺乏有利的投资机会和市场机遇。
一旦新技术的给定能保证获得利润,小农生产者会毫不犹豫的接受。
〔3〕波普金(S.P opkin)进一步认为,小农可以在权衡长短利益和对各种风险进行分析后,为追求利益最大化而理性选择。
美国人类学家S・塔克斯出版《便士资本主义:危地马拉印第安人经济》一书,指出农民对价格反映与资本家没什么差别——尽管他们的资本可能极少,却表现出“经济人”的逻辑性和算计性。
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加里・S・贝克尔认为,即使是非理性的经济单・博士硕士论坛・ 农村经济 2006年第11期位(包括农户),也会因机会的变化而被迫做出理性的反映。
总之,亚当・斯密的追随者认为:无论小农经济是否在市场化和商品化的冲击下,农民的经济行为符合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假说。
他们奉行经济理论的自由主义和理性主义,努力将“经济人”的形象外推到包括农民在内的一切经济行为的主体。
而“社会人”的假设有力的反击了“经济人”的立论基础,对农民的经济理性提出质疑。
该假设深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认为欲对个人的具体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就必须将其放到更大的宏观社会环境中考察。
因社会结构、制度等外在环境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使人们的实际行为与主观愿望相互冲突。
最早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农民行为的是俄国组织和生产学派的代表人物恰亚诺夫。
他与同仁一道在运用长期的、大量的参与观察研究家庭式农场后,认为小农的经济行为是非理性的,并提出“饥饿地租”、“自我剥削”、“亏本经营”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概念。
综观他的学说,¹我们不难发现:农民在高度自给的社会中,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利益,而是整个家庭的消费需要和维持劳动生产的生活需要,所以用建立在“理性经济人”假定基础上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来分析传统农民行为,是不合适的。
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斯科德在其著作《农民的道义经济学》º中,认为农民的经济行为不是在追求平均利润,而是奉行“生存第一”和“安全第一”的最低生存保障产出。
为了避免不确定自然或人为因素,他们以获取稳定产出为生产抉择的标准。
沃顿认为农民行为的脆弱性决定了对安全感和生存意识的重视,远远高于追求利益最大化。
〔4〕总之,决定他们经济行为的不是理性,而是道德和社会安排。
持“非理性”观点的学者,如20世纪初,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传统农民追求不是利益最大,而只求代价最小化。
〔5〕荷兰学者J.波耶克认为农民缺乏求利欲望与积累动机,一旦生活达到某一水平时,就会出现反常的“转向后方”的供应曲线。
他在1911年提出“二元社会”的概念,指出东印度社会的农民与殖民者社会是不同的。
就经济行为而言,当地农民表现出基于道德的非理性特征,而绝非殖民社会表现出的经济理性。
〔6〕波尔尼(K.E.Boulding)把农民经济称为“爱与怕的经济”(T he Economy of L ove and Fear),极力反对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方法解释“尚未体系化”的农民市场,反对将世界上所有人等同于经济合理化的“功利原子”。
综合“理性小农”反对者的观点,可归纳为两点:一是农民的经济目的是为了生活,而不牟利;二是农民的经济行为或是生产劳动不能抽象出标准一致的经济概念,如投入、产出或效率。
二、农民理性的本土化:对中国农民的讨论1.对贫农和小农行为的讨论按农民学的定义,传统小农是指经济活动以家户为生产单位,其主要特点是规模小,高度自给,并且在社会关系上存在宗法性的人身依赖。
对中国小农研究最为影响的是美籍学者黄宗智。
他在对明清时期的华北、江南农村经济运行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中国农民的行为实际上包涵理性与非理性两种逻辑。
一方面,人口压力迫使农民为满足家庭生存,不是追求利益最大,而是保证最低的产出。
为此,他们不得不选择哪怕是边际产出递减的过密化生产。
另一方面,随着商品化和市场化的深入,小农同样会为追求家庭发展和更多的利润而采用市场化的经营方式。
在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后,他指出在1350年~1960年间,中国农村人口的压力使土地的单位边际产出递减,主要原因是市场体系不健全,劳动配置不能自用,这使得农户只能维持糊口的生计水平,即所谓的“生存理性”;解放后的30年间,政府的集体主义公社化运动在外力上强制将农民限制在土地上,严重抑制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直到1980年以后改革政策的推行,市场才具备反过密化的意图,过度剩余的农村劳动力开始向乡村工业、新副业转移。
〔3〕这意味着农民开始从自给的自然经济以及拒绝商品化的生产理性(生存理性)向以生产要素投入为特征的“经济理性”过渡。
黄平通过以中国八村的入户访谈资料为依据,认为“生存理性”就是促使当代农民主体流动的驱动力。
换句话说,农民工在流动中,根据自己的利益和经验,比较不同的社会和制度环境,判断选择比较好的就业形式和生活方式。
生存理性使他们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反思¹º(美)詹姆斯·斯科特著,程立显等译:《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
(俄)恰亚诺夫:《农民的经济组织》,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
行动预期,调整自己的行动目标。
〔7〕罗伯特・西蒙认为人的行为具有理性与非理性两种特征。
在理想状态下,即信息充分、可选参数穷尽时,人总是追求最大利益。
但是,现实社会中的个人决策往往受众多因素影响(如信息失灵、时间成本高和自身素质问题)而表现出“有限理性”。
所以,看似非理性的选择,实际上是在特定条件下的“满意最大化”或者说是效用最大化。
林毅夫继承并发展了西蒙的思想,认为经济理性就是效用最大化,而非物质利益最大化。
小农或贫农的看似非理性行为是经济理性的一种表现,是在制度、习惯等外部条件制约下的“有限理性”。
傅晨等一批中国学者构建贫困农户行为模型。
他们认为贫苦农户面临多种风险,受制收入约束,却表现出机会主义者。
许多所谓的非理性的败德行为,其实是他们在既定约束下的最优选择。
〔8〕在利用明清时期的史料分析的基础上,萧正洪指出陕西的小农实行粗放式农作方式并不是无效率、不考虑长期可持续发展,相反,广种薄收的农业生产能回避或减少以气候条件造成的完全无收的风险,反映出小农在特定条件下的经济“有限理性”。
〔9〕2.对中国发达地区农民经济行为的讨论国内对城中村农民理性的研究首推李培林教授。
许多学者认为城中村的存在,很大部分的原因在于城市化的高速推进与村落制度之间的矛盾形成落差,最终导致城市的社会理性与农民个体理性的冲突。
李培林提出不同的观点:“城中村”特殊的就业方式和反常规的建筑形式是农民追求租金最大化的理性结果。
他认为,传统农民的经济选择具有“生存逻辑”与“经济理性”双重性,但是,城市化迫使农民由传统的“生存理性”向“经济理性”过渡。
〔10〕也有学者提出“逆城市化”的概念,认为发达地区的农民进行房屋出租是那种靠土地吃饭的传统生计方式的延伸——既是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分配方式的形式上转变,也是农民“生存逻辑”的惯性或冲力的综合结果。
蓝宇蕴的博士论文研究表明,发达地区出租房经济旺盛和内在分配制度的内部化、身份化促使“非农化村庄经济”形成。
由于非正式的分配制度和利益共享观念的存在,农民在追求经济理性的同时,不断强化这一非正式制度——强调包括地缘、亲缘、拟亲缘关系的“经济共同体”。
唐灿与冯小双甚至认为,城中村和城乡结合部形成的巨大经济利益网络,会对外来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在这里表现为,当地人与外来人的社会互动和经济交换中越来越多的形成互依、互利、风险共担的“利益一体化关系”。
〔11〕事实上,他们强调的是:为了逃避外部制度(如城市管理、税收部门的规则)对经济利益的影响,本村人往往利用非正式关系与外来人建立合作。
这正如赫克特(Hecht er)所说的,在一定条件下,为增加更多的利益,群体可能会创造制度和文化系统保证这一追求是理性的。
〔12〕这已超出简单经济关系的研究,而赋予了农民行为研究许多社会性、组织性的因素。
所以,用纯经济模式解释或论证农民的行为是否理性已经显得无力,许多非理性成分,如亲缘关系、情理、职业道德都可能对争论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三、评析根据国内外学者的理论侧重点的不同,我们将其划分为3个流派。
一是非理性派。
其认为农民的经济之行为具有生存理性而绝非经济理性,属于“社会人”的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