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第三大发现，你知道是什么？不知道赶
紧戳一下
原题：流沙坠简——外国人的发现
作者倪方六
在未发明纸张之前，帝王颁布诏令、文人著书立说、民间习字记账，一般都是在布帛、竹片、木片等上面进行的。写在布帛上的，叫帛书；写的竹片上的，叫竹简；写在木片上的，叫木牍。
这些，统统是中国的“纸前古籍”。
由于自然腐烂、人为破坏等诸多原因，能保存下来的纸前古籍少之又少。所以一经发现，总有惊人的地方。“流沙坠简”，便是这样。
图：《流沙坠简》封面
流沙坠简，因国学大师罗振玉、王国维合著大作《流沙坠简》而声名远播。这是一个挺有文化的名词：“流沙”是沙漠流动的地方，惯称罗布泊、敦煌、居延等地西域地区；“坠简”本意是
书简坠落地上，代指中国古代遗散下来的简牍。连起理解就是，西域出土的中国古代简牍，是几个地方发现简牍的总称。本书所写的，特指清末民初发现的那一批。
与敦煌遗书一样，流沙坠简的发现，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三大
文化发现，也是珍贵中国文物被盗劫的开始。
图：《流沙坠简》内页
●西方“探险家”们的发现
⊙盗墓盗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简牍
简牍在中国历史上有多次重大发现，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因魏襄王冢墓（一说魏安釐王冢）被盗而起。事发西晋初年，盗墓贼是名叫不准的当地农民。
不准又名不彪，笔者在另著《中国人盗墓史》中，还原了不准当年盗墓的细节——
不准将盗洞挖好后，想来浑身是汗。进入墓穴，发现里面漆黑一片。
当时，不准用所带的灯具一照，魏王的墓室不小，但里面并没有期望中的大量金银财宝，各个厢室塞满了竹简。由于灯具的亮光太弱，里面又阴暗，不准就地取材，随手拿来竹简，插在墓壁上，点燃照明、取暖。
图：《中国人盗墓名》封面
但搜寻了大半夜，把竹简胡乱地翻一遍，甚至魏王的尸骨也翻过了，最后也没有找到多少值钱的随葬品。这时候天快亮了，不准赶紧爬出了盗洞，背上摸出的随葬品，赶回家睡觉。不准盗墓是怎么被发现的？可能是这样，第二天一大早，有
早起的村民外出捡大粪，走到村头的大土堆前，发现地面上散落了不少从未见过的竹简，地上还有新土的痕迹，顿时起疑，是不是夜里有人盗墓了，再一看，旁边还有一个虚掩的盗洞。
这下，有人盗墓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官府闻讯后，立即派人前来调查。最后查出是附近的“耕人”不彪干的事情。所谓的耕人，就是平时以种田为生的农民。
当时，汲郡的太守叫王宏，这人很有政绩，在任上曾得到了晋武帝的重用和奖励。但在不准盗墓事发后，前去调查的官员是不是王宏派的，史书上未曾交代。调查官员到现场后，一眼看出，这些散落在地上的竹简是古籍，但当时也未意识到它有多大价值，没有当成宝贝。随便叫了附近的村民帮忙，把散落的竹简收集起来，堆在一旁，村民收拾时又毁坏了一部分竹简。
图：现代盗墓现场
查清了墓内，调查官员又带人一起进入墓穴，进行清理。除了大量竹简外，从墓穴内后还发现了钟、磬、玉律、铜剑等文物。全部结束后，调查官员墓把地上和墓内的竹简全部集中起来运走。
此事在《晋书·束皙传》（卷五十一卷）中有简单记载，不准盗墓发现的是先秦时期竹简，当时装了几十大车。后由当朝一流学者苟勖、和峤、束晰、杜预、卫恒等人，先后整理出
了75篇、共16部典籍，这便是著名的《汲冢书》。中国最古老的通史性编年体著作——魏国史书《竹书纪年》便包含其中。
⊙英国人斯坦因劫走“敦煌汉简”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流沙坠简也是因盗而起，不过此时已到近代，有了时髦的名词儿，叫“探险”。
流沙坠简中，最早发现的一批并不是出土数量最大的“居延汉简”，而是“敦煌汉简”。敦煌汉简早在清末便发现了，但一直到民国成立后，中国学者才知道。
“敦煌汉简”发现者，是著名的“洋贼”斯坦因。
斯坦因有四次来华“探险”经历（第四次遭民国政府驱逐，无功而返）。1901年1月，斯坦因于第一次中亚考察期间，在尼雅遗址上找到了一批简牍。发现也是一种意外，当时一名考察队员从名叫依布拉欣姆的当地村民手上发现了2块有字的木牍，精通梵语和印度俗语的斯坦因，马上就认出这是用佉卢文字母书写的印度西北俗语文书，遂雇佣了这位村民，请他当向导，找到出土地点——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
尼雅遗址是中国古代西域精绝国遗址，精绝国在后汉时被鄯善国并吞，成为鄯善国西境的一部分。斯坦因从遗址上共挖到了40余枚汉文简牍、524枚佉卢文木牍，以及一批其他
艺术品。这部分简牍，笔者姑称之为“尼雅简牍”。
1901年2月13日，斯坦因携带盗获的尼雅简牍”和一批其它珍贵文物，离开尼雅遗址回国。《流失海外的国宝》编著者陈文平先生认，从时间上看，这是简牍文书在近代的第一次出土，也是中国简牍被劫国外的肇始。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此后简牍便成了斯坦因“探险”活动中要盗劫的重要目标之一。
1906年4月到1908年11月间，斯坦因组织了第二次中亚考察。他在瑞典人斯文·赫定首先发现的楼兰遗址上，盗获楼兰木简173枚。l907年3月下旬，又来到敦煌迤北的汉代古长城边，先后从烽燧遗址、玉门关遗址等处掘获更多的汉简，总数达到了705枚，这便是著名的“敦煌汉简”。
敦煌汉简大多为汉代边塞驻军所保存的档案文书，时跨度从西汉后期至东汉初，有100多年，是研究汉代边疆史的第一手资料。
斯坦因将这些简牍运回欧洲后，委托法国著名汉学家沙畹进行整理研究。1907年、1913年，沙畹先后两次发表了斯坦因从西域劫获简牍上的内容，中国学者这才知道发现“敦煌汉简”一事，及被斯坦因劫走简牍的数量。
时旅居日本的罗振玉、王国维，获悉后遂致函沙畹，得到了相关图版及沙畹所著《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汉文文
书》一书手校本，罗、王二人对沙畹书中公布的533件简牍重新加以编排、整理，加入自己研究和释文，于1914年在日本京都出版了著名的《流沙坠简》一书，这是中国学者整理、研究近代发现简牍的开始，具有里程碑意义。
后在第三次中亚探险，斯坦因又在罗布泊几处城堡遗址掘获一批汉文、佉卢文简牍文书；在敦煌迤东的汉代古长城遗址中，又掘获汉简l68枚。
斯坦因从中国劫获的简牍，一开始全由大英博物馆收藏，1970年划归大英图书馆。除了1000多枚精品经过整理、考释，还有数千枚残简断牍至今未对外公开。
民国早期中国留法学者张凤，曾作为沙畹的弟子、汉学家马斯伯乐的助手，参与斯坦因劫去简牍的整理与研究，但导师规定他“不以简文示人”，甚至不得出版这方面的著作。现在中国学者要研究，也只有去国外“借读”，而且要经对方同意。小偷盗走了主人的东西，主人想看看还得看小偷的脸色，滑稽！
⊙震惊欧洲的“楼兰简牍”
在英国人斯坦因之外，另一欧洲著名“探险家”、瑞典人斯文·赫定，同样盗走了一批中国西域简牍。
斯文·赫定有五次来华探险经历。在柏林大学学习期间，师从“丝绸之路”首提者、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教授。李希霍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