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红高粱》和电影《红高粱》艺术特色分析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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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红高粱》是莫言的代表作，电影《红高粱》是张艺谋的代表作，请运用所学习的文艺理论方面的知识，比较分析二者的艺术特色和成就，并着重分析电影《红高粱》对小说的继承和发展。
莫言的《红高粱》在讲述的革命与国家的历史与当时的政治满足了一个时代的阅读期待：原来历史还可以这样写！他用性与欲望代替阶级斗争做为历史发展的动因，以土匪的视角解构了教科书的抗战史叙事，以家族回忆的方式替代了民族、国家这些宏大的词汇，被称之为“新历史主义”的开山以及代表之作。
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红高粱》的写作方式，绝不仅仅是莫言自称的要抵达“历史的某种真实”，而是历史为什么竟会以这样的方式讲述。
很多人都会对前辈的情史有极强的窥探欲，对物质财富有隐秘的抢夺欲，这并不奇怪，哲学家说人们都喜欢问“我从哪里来”。
但在中国的伦理框架下，并没有多少作家愿意或者说有勇气探究这些秘密，《红高粱》扯块“家族史”的幌子，已经算难得了。
回想一下当年电影院里令人激动的那些场景，我们就会知道，这样充满荷尔蒙和情欲的叙事决非偶然。
最蓬勃的生命力，最理直气壮的情欲，最张扬的色彩，最狂欢的表达，在观众和影片细节所达成的每一次交流的默契里，已经暗示了一个生机勃勃的欲望时代的来临。
那些重新合法化的物欲和情欲并非历史的场景，而是一个时代心态的真实摹写。
在这个意义上，《红高粱》与十七年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一样，同样是最具政治意义、最吻合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文本。
小说和影视剧是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就载体媒介而言,小说叙事依然是语言文字,而影视则依靠的画面组构连缀;小说的传播依靠的纸质媒介,影视则是电子媒介,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文化载体媒介上的不同,造成了叙事艺术上的差异。
但是它们之间之所以能够转换,是因为它们在故事的组构
我们分析小说《红高粱》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所在,即莫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诠释,然后通过分析张艺谋的电影手段，详尽描述《红高粱》从小说到电影所产生的主要差异,最后运用文艺批评方法分析这些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张艺谋获得国际成功的深层文化因素。
莫言的语言是完全的乡土特色，很好辨认：他写不同人物的的视角，尤其是写女性身份的戴凤霞（即电影里的“我奶奶”九儿），她是莫言小说中有个性光彩的女性形象，她追求真正的幸福，而不惜背叛自己的
社会性别，她的生命力明显更有光彩。
莫言的男性形象是复合型的，他们全部不是完人，甚至是个混蛋，但于大是大非，民族大义，他们却是勇敢无畏的挺身而出，是有一种在血液里传承的民族精神，当你在《红高粱》里看到”我爷爷“土匪余占鳌，坏事做尽，好事干绝”这么句话，你不由得不为拍案惊奇，妙！
在电影《红高粱》中，张导不仅“改”小说，还适当的增加和删除。
为了张扬敢爱敢恨、激情燃烧的生命主题，他将原著中富有视觉感应又看似琐屑的细节提升到主要的表现层面上。
比如那些附着在辅线上的捏轿、骑驴、野合等细节进行了夸张、变形和放大。
细节的不仅放大还被赋予了生命：唢呐、花轿、土坯房、剪纸、年画、门神、酒篓子，肥棉裤、高粱地，石头小桥，肚兜，粗瓷碗以及黄土地尽处的血一样的红太阳、黄土高原上望不到头的蛇一样的羊肠小路……这些琐屑的东西都被最大程度地赋予了生命、生殖、情绪、梦想等等的一切，而对生命的美好以及繁衍生息的追求这一主题，得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凝重的张扬。
同时导演也将一些他觉得对于表现自己追求的主题无用或无法用视像呈现的故事场景删除。
在分析了张艺谋导演的《红高粱》后，我想对文学与电影的关系进行一个总结。
对于这个问题，有人也许会想：若干年之后，文字的功能会被电影所取代。
但是，正如我上文所讲的，电影毕竟只是一千个文学读者中的一个读者的读后感，如同森林中的一棵树并不能代表一片森林。
正如作家刘震云说的，小说是“绿茶”，而电影是“可乐”. “看热闹看电影，可乐解渴；细细品位，还是啜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