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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英中西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管主办中西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本文原载于《学术月刊》1990年第9期有一种意见认为，西方哲学史重主体与客体之分，故有形而上学，中国哲学史缺乏主客的明确划分，因而缺乏形而上学.这种意见未免失之片面。
其实，中国哲学史上也有形而上学，只是在形态上不同于西方的形而上学而已。
一把人作为认识的主体，世界作为被认识的客体，要求主体认识和把握客体的本质，这就必然使认识具有无穷追逐的特性，也很容易产生一种在已认识的东西之上或背后总还有某种未被真正认识者甚至不可认识者的思想，这背后的、在上的东西就是形而上的东西。
西方哲学史特别是近代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主要地(不是唯一地)是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产生的，我称之为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
这种形而上学既然植根于认识论，而认识论的问题是辨明真假虚实，所以这种形而上学的特点就在于以形而上的本体为真为实，而以形而下的现象为假为虚。
但这种形而上学并非形而上学的唯一形态，也还有另一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它主要地讲本与末、源与流、根与枝的关系，并认为本根无形而先于或优于枝末。
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裂道与器为二，道先于器，优于器。
这种形而上学从存在论上立论，而环是从认识论上立论，所以它不讲真假虚实，不讲本根是真是实，枝末是假是虚。
这里，形而上的东西也是超感觉的东西，但它与感觉中的形而下的东西之间，不以真假虚实来划分，而以本末根枝来划分。
我把这种形而上学称之为以存在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
中国哲学史上的形而上学主要地(不是唯一地)是这样的形而上学。
所谓“主要地而不是唯一地”，是指在西方哲学史上也有以存在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也有以认识论为基础的形而上学思想，只是两者在中西哲学史上所占的主次地位不同而已。
而且在西方哲学史上，两种形态的形而上学思想往往结合在同一个哲学家的体系中。
例如，柏拉图的“理念”不仅在认识论上是他所谓“知识”的目标，是真理，而非“意见”的对象，而且同时在存在论上是事物存在的根本与根凉。
中西思想观念的差异总结中西思想观念的差异是一个广泛而丰富的话题，涉及众多领域，如哲学、宗教、道德、社会结构、教育等。
中西思想观念的差异源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并在不同的发展环境中逐渐形成差异。
下面将就中西思想观念的差异进行总结。
首先，哲学观念方面。
中西哲学观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认识论、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方面。
西方哲学注重以理性和思考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强调通过推理和逻辑思维来探索真理。
而中国哲学则倾向于经验主义，重视感知和体验，强调通过观察和体验来获得知识。
其次，在宗教观念方面。
西方有多元宗教的特点，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不同宗教在西方社会均有重要影响力。
而中国受到儒学、道教和佛教的深刻影响，这些教派相互渗透，形成独特的宗教观念。
西方宗教注重个人信仰和个体拯救，强调个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传统宗教更强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此外，在道德价值观方面。
中西道德价值观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区别。
西方强调个人主义，追求个体权利和自由，尊重个体的独立性和个人价值。
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注重社会和谐，强调个人责任和社区关系，追求共同体的利益和稳定。
此外，中西思想观念的差异还体现在社会结构和教育观念方面。
在社会结构方面，西方注重个人的发展和社会的竞争，倡导平等和自由。
而中国社会强调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和和谐，重视社会的秩序和等级制度。
在教育观念方面，西方强调培养个体能力和自主思考能力，鼓励学生追求个人兴趣和发展。
而中国传统教育注重学生教育和家庭教育，强调学生的纪律、服从和传统文化的传承。
总之，中西思想观念的差异源于历史、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差异。
中西思想观念的差异在形而上学、伦理学、宗教观念、道德价值观、社会结构和教育观念等方面表现出来，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塑造了不同的思想观念。
形而上学的分野与置换——中西传统形而上学的比较分析口黄文杰摘要：本文从“结构形态”、“超越向度”、“生成背景”等三个维度对中西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指出中西形而上学在现代世界中相向性转型的哲学景观。
形而上学的未来必定是“概念范式”向“体验范式”的跃迁。
关键词：形而上学；结构形态；超越向度；生成背景；概念范式；体验范式中图分类号：BOl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卜8402(2004)09—0085—06如果说形而上学归趋形上非感性世界的追问，种境界源于并超越着经验和感性世界的意义，它依那么，中西传统形而上学因为不同的文化背景和思赖于纯粹自我的深刻洞见，以敞开隐蔽缺场的个性维惯性而具有不同的结构范式；如果说形而上学因化世界为目标，形成一种因缘于并超越着感性世界缘人类超越自我的原始本性，那么，中西传统形而上的纯粹体验的实在世界。
如果说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学因为不同的结构范式而生成了不同的超越向度和的自明性决定于概念之间的逻辑力量，那么中国传意义世界。
在现代世界里，由于文化视域的融合和意统形而上学的自明性则凭借于生命内在的自我领义世界的通约，中西形而上学出现了相向性转型与悟。
相互置换的哲学景观。
如果说形而上学的终极关怀1．真理与境界。
西方传统哲学从柏拉图到黑格尔是人的生存状况，那么，形而上学的未来走向必然意的历史实际上只是追求绝对真理的历史，黑格尔说：味着“存在论范式”对“知识论范式”的否定和超“哲学的目的就在于认识这唯一的真理，而同时把它越，从而实现着人的存在境界(意义世界)的无穷跃当作源泉，一切其他事物，自然的一切规律，生活和迁。
意识的一切现象，都只是从这源泉里面流出，它们只一、两种形而上学的结构形态是它的反映，——或者把所有这些规律和现象，依照中西传统形而上学在结构上表现为两种不同的着表面似乎相反的路线，引回到那唯一的源泉，但为形态特征。
一般说来，西方传统形而上学表现为一个的是根据它来把握它们，这就是说，认识它们是从它分析的知识论体系。
中西方哲学思想异同论文(2)中西方哲学思想异同论文篇二从中西方哲学比较中浅析“禅”的意境摘要：西方的宗教中的神，创造世界而又居于世界之上，远离人的日常生活，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对此作了必要的修正，把神秘主义从迷幻的天空引降到坚实的大地上，主张在现实的生活中成就理想人格。
与这一终极目标的达成相一致，其形而上学的智慧，是即体即用，即刹那即永恒。
既超越又内在的，并不是要人们去执著于人之外的永恒不变的独立实体或逻辑的上帝，而是要在日常生活中化神奇于平淡，寓平淡于神奇。
关键词：禅;形而上;形而下康德曾经把人类的哲学探索划分为三大问题：(1)我可以认识什么?(2)我应该做什么?(3)我能够希望什么?[1]如果说第一个问题属于科学的认识问题，第二个问题属于伦理的道德问题的话，那么第三个问题则属于作为人类的最高企盼的宗教信仰问题。
西方哲学对存在之为存在的问题的追问从巴门尼德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里，无论表述方式是多么不同，他们都坚持终极世界与现实世界两界之殊异。
从中世纪到近代，西方形而上学哲学家们把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存在”，日益引向脱离现实事物，超越于人自身的存在。
如果以西方那种以纯粹概念表达的超验性质的形而上学为标准，中国哲学并不存在那种形而上学，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和形而下讲的都是人自己的活动。
《周易•系辞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导出的形上与形下、道与器(气)的争辩虽然在文字上是最接近西方哲学的形上本体，而且在后来的演变中，特别是宋明理学中，也确有了哲学意义上的形上、形下之义，但归其要，形上形下之辩和道器之辩的“形上”和“道”从来都不是纯粹和抽象的概念和超验的存在，不是在概念中被把握的东西，而是在生活实践中体验到的或说了悟到的。
形上与形下合而为一，是一体之两面，道与器相互涵摄，道以器显，器得道而成。
[2]?西方宗教中的神，创造世界而又居于世界之上，远离人的日常生活，而中国化的佛教禅宗对此作了必要的修正，把神秘主义从迷幻的天空引降到坚实的大地上，主张在现实的生活中成就理想人格。
文献西方科学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来源：《文史哲》2003年第4期作者：魏屹东在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metaphysics）概念通常有三种含义：一是亚里士多德哲学著作的名称，意思是“物理学之后”，指“有形物”背后隐藏的规律和原理，它描述“存在本身”的本性以及事物发生、发展的深层原因。
依照《易·系辞》中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国学者将其译为“形而上学”；二是同辩证法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三是超经验的本体论，即超越以经验为基础的实证科学范围，研究关于世界的本质及其规律的知识和学说。
卡尔纳普把这种形而上学称为“直觉形而上学”，意指“一种不是理性的而是纯粹直觉的过程的结果。
”[1]科学哲学中的形而上学指第三种意义上的形而上学。
西方科学哲学在整个20世纪的演进中，就其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的特点而言，经历了一个“拒斥形而上学→肯定形而上学→内化形而上学→回归形而上学”的发展过程。
这一过程深刻地表明：形而上学在科学的发展中是不可或缺的，不论科学哲学家们如何看待形而上学，只要还有哲学，就少不了形而上学；只要还有科学，就摆脱不了形而上学。
一逻辑经验主义：拒斥形而上学从经验主义立场出发，把形而上学当作无意义的抽象思辨来反对，早在休谟那里已经开始了。
休谟反对经院哲学或神学这种形而上学脱离经验事实的抽象空谈、诡辩和幻想，因为它们既不包含数和量方面的任何抽象推论，也不包含关于实在事实的任何经验推论。
孔德的实证主义继承了休谟的观点，把知识局限于对经验事实和现象的描述，把现象背后的本质和世界内在的必然联系当作形而上学问题来反对，因为他认为人的理性能力不能解决形而上学问题，尽管它们有意义。
逻辑经验主义从语言分析、逻辑分析和经验主义相结合的角度看待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上学问题是没有意义的问题，因为它们既不能用经验证实，也不能用经验证伪。
也就是说逻辑经验主义以其“经验证实”的意义标准判定了形而上学命题的无意义。
从比较哲学的角度看"道"与《形而上学》所反映的中西"形而上学"的问题作者：樊一蕃来源：《科学与财富》2019年第26期摘要：中国“形而上学”一词是对西方metaphysics的翻译，由于中西方有着不同的哲学系统，两词的含义也不完全相同。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是“形而上学”一词的出处，西方metaphysics一词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
从两者对比来看，“道”所具有的超言绝相性和西方由理性所通达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是有很大差异的。
因此，我们应该在该词所在的哲学系统下去理解两词的含义，不要把中国“形而上”的思想与西方metaphysics 的含义相混淆。
关键词：形而上学;道;metaphysics“形而上学”也被称为“第一哲学”，是所有哲学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也是一门古老的学问。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泰勒斯就提出了有关形而上学的问题——世界在最一般的层面上是由什么构成的？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困扰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许多哲学家都为此争辩，试图给出一个合理的答案。
而“形而上学”这个词在中国古代是不存在的，它是由metaphysics翻译而来的。
日本学者井上哲次郎于1881年根据《周易》中对“形而上”的描述把metaphysics翻译为“形而上学”。
虽然“形而上学”这一翻译有其合理之处，但是由于中西哲学传统的不同，两词意思又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本文就中国“形而上學”的出处“形而上者谓之道”和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的思想来对比“形而上学”概念的同异。
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中国虽然没有土生土长的“形而上学”一词，但是在《周易》中有“形而上”的概念，即“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
“形”即形体、形状，“上”即超越，超越有形有象的东西。
有形状的、表象的东西通常是我们的感官所把握的东西，而“形而上”就需要我们超越感官去把握，这个东西就是“道”。
东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东西方哲学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哲学思想体系，它们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方法论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
本文将从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等角度探讨东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
一、认识论的差异东方哲学强调的是直觉和体验的重要性，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通过直接感知和内观来获得的。
例如，佛教强调通过冥想和内观来认识自己和世界。
而西方哲学则更加注重理性和逻辑的运用，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是通过思考和推理来获得的。
例如，柏拉图认为通过理性的思考可以达到真理的境界。
二、形而上学的差异东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思想强调的是整体性和和谐性，认为世界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
例如，道家的“道”是一个无形的存在，贯穿于整个宇宙，万物皆由道而生。
而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思想则更加注重个体和分离性，认为世界是由个体构成的，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本质和存在方式。
例如，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事物都有自己的本质和目的，通过研究事物的本质和目的可以了解它们的存在方式。
三、伦理学的差异东方哲学的伦理学思想强调的是和谐和无为而治，认为人应该追求内心的平静和自我修养，通过无为而治来达到社会的和谐。
例如，儒家强调的是仁爱和道德修养，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社会的和谐。
而西方哲学的伦理学思想则更加注重个体的权利和自由，认为人应该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通过个人的自由行动来实现社会的进步。
例如，康德认为人应该按照普遍的道德法则行事，通过个人的自由行动来实现社会的进步。
综上所述，东西方哲学在认识论、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方面存在着根本差异。
东方哲学注重直觉和体验，强调整体性和和谐性，追求内心的平静和自我修养；而西方哲学注重理性和逻辑，强调个体和分离性，追求个人的幸福和自由。
这些差异反映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丰富了人类的哲学思想。
我们应该尊重和包容不同的哲学观点，通过对比和交流来促进思想的发展和进步。
从形而上学追问中西哲学作者：薛瑞来源：《丝绸之路》2009年第18期[摘要]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根基，它作为一条主线始终贯穿于从毕达哥拉斯一直到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构成了西方哲学的主流。
中国的形而上学表现为“道”，它更关注的则是道德的实践与个人体悟。
中西方哲学从一开始就走上了两条不同的道路，西方哲学将形而上学当作其核心和终极存在，而中国哲学则将形而上学消融于伦理精神。
[关键词]形而上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中图分类号]G081.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18—0096—03一、哲学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许多先贤圣哲一直在孜孜不倦地追寻智慧。
他们通过思考和体悟探求着宇宙和人生的奥秘，指引着科学和道德的方向，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无论是中国的孔子、庄子还是西方的苏格拉底、康德，虽然他们在思索着不同的问题，但是却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哲学家。
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没有对哲学基本定义的追问，一切的思索和研究都无从谈起。
其实，哲学家研究了几千年，也回答不上来究竟什么是哲学。
它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所以，哲学家才可以见仁见智、自成体系，也许这也正是哲学永恒的魅力所在。
海德格尔说过：“只要人还生存着，哲学着(das Philoso-phieren)就会以一定的方式发生。
”只要人种还在延续，哲学活动就不可能结束，于是也就不可能给哲学下一个一劳永逸的定义。
但是，谈论哲学总离不开形而上学。
无论对于西方哲学还是传统中国哲学来说。
形而上学都有第一哲学或纯粹哲学之称，从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追问哲学就是追问形而上学，它是哲学的灵魂，缺少形而上学的哲学就像是一座没有神的庙。
形而上学是人类的本性，只要生存着，人类就已经置身于形而上学之中了。
对形而上学的阐释，似乎成为解释“什么是哲学”的关键问题，也是追问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区别何在的关键问题。
二、西方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在追溯西方哲学历史时，曾多次指出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思维的“命运”或“宿命”。
东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哲学是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最深刻的讨论之一，它试图解决人类存在、知识、价值以及理性等诸多问题。
东西方哲学虽然有着相似之处，但是在某些根本问题的处理方式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本篇文章将以东西方哲学的根本差异为主题，探讨其在认识论、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不同之处。
认识论东方哲学主张的是“无为而治”、“道法自然”，注重对自然与宇宙整体的认识，并试图通过超越言语思维的方式来认识世界。
这种认知方式偏重于直观、超验，更强调心灵和自然相互融合的状态。
相比之下，西方哲学则更加侧重于逻辑、分析和实证，在认知上注重对事物进行理性分析与归纳，强调以理性和科学的方法来认识世界。
因此可以说，东方哲学更加强调主体和客体的和谐统一，而西方哲学更加侧重于主体通过客观实证来认知事物。
形而上学在形而上学领域，东西方哲学也有明显差异。
从对待世界观念角度看，在东方哲学中，宇宙万物被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注重探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心与理等方面的关系。
而西方哲学则更注重于对世界现象背后的规律与本质的分析，追求对现象背后规律的探讨。
另外，在对待时间和空间概念上，东方哲学更强调被动顺应自然演化的观点，强调因果关系和循环发展；而西方哲学则倾向于对时间空间进行分割与量化，追求线性时间观和绝对空间观。
伦理学在伦理学领域，东西方哲学也存在着差异。
东方哲学通常强调内心修养与道德实践，注重个体内在品质的培养与道德修养；而西方哲学则更重视规范化行为标准与社会伦理道德规范。
另外，在对“善恶”、“功利”等概念上也存在明显差异：在东方文化中，“善恶”和“功利”并不是绝对对立的概念，常常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融合；而在西方文化中，“善恶”常常被看作是对立统一不可兼得的两种属性。
总结总之，东西方哲学在认识论、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等领域都存在着明显差异。
东方注重直观、超验、和谐统一；西方则强调理性、分析、实证和对立统一。
这些不同来源于东西方文化传统对待世界认识方式和价值取向的根本差异。
中西形而上美学比较摘要：中西文明对形而上之观念的思考是极早的，这是由于人类长期经验着形而下之可感物象世界后，因进一步思考其背后的本质规律所导致的。
形而上学的哲学概念同时又影响到了美学，在西方有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论，在中国则产生了“道”之美学。
虽然克莱夫·贝尔“有意味的形式”和中国的“道”之美学观念在发生的时间上，所处的文化背景上都是大相径庭的。
但是其在艺术创作上追求形而上的精神这一方面上表现出了趋同性。
关键词：形而上学；有意味的形式；道之美学；形式；精神形而上学的希腊文最早出现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所研究的是神、灵魂、意志自由、物质本质等人类经验之外的对象。
中文译名“形而上学”则是在日本明治时期由井上哲次郎根据中国先秦时代的典籍《易传·系辞》中“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一语翻译而得。
可见，中西文明对形而上之观念的思考是极早的。
形而上学的哲学概念同时又影响到了美学，在西方有克莱夫·贝尔的“有意味的形式”的理论，在中国则产生了“道”之美学。
虽然二者的出现在时间顺序上大有差距，并且所产生的社会地域文化背景也大有不同，但仅从其追求形而上之美学的特征来看，两者是可以相互比较的。
一、何谓“意味”在西方美术思想中，理性主义的创作观念在西方持续了上千年，直到19世纪末后印象派的出现才打破了这种格局，西方美术也正式地进入到了现代派的创作思潮当中。
从后印象派的兴起开始，创作者不再仅仅关注着对外部世界的再现，而更是思考着如何在作品中表现自我内心的情感。
在这种西方现代派的思潮下形成的美学理论就是英国当代形式主义美学家克莱夫·贝尔所提出的“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
若想了解“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其中的含义，则必须要把握“意味”与“形式”所指。
形式是人类用感觉器官可感知到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一种形而下的物象。
在艺术的语言当中，形式这一词通常是可以概括我们的感觉器官可以感知到的艺术作品的表象。
我看中西方哲学差异哲学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是美好生活的向导。
哲学就是用简单的说话来体现出隐含深层意义的道理，让人们去思考和体会。
不同的文化领域产生出的哲学也不同。
近年来中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成为了哲学家们研究一大重要课题，人们指待哲学家们在这一领域做出新的突破。
哲学包括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语言哲学、科学哲学等分支。
在这些分支中，形而上学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地位尤为重要。
在某种意义上，形而上学是哲学唯一真正与其它学科相区分的特征。
因此，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是中西比较哲学研究中的一个关键课题。
与所有比较研究一样，中西形而上学的比较研究，或者自我取消，或者自我发展。
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是自我取消的。
即，这两种形而上学之间要么不存在差异；要么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微不足道。
现有的任何一种研究，如果旨在证明中西形而上学比较研究为自我发展式的研究，终将遭遇失败。
形而上学只有一种，它在中国和西方各自发展，通常所谓的“中国形而上学”，或者不是形而上学，或者是形而上学，却不够成熟。
对于不是形而上学的“中国形而上学”，它也许价值重大，但没有形而上学的价值。
有些人主张，中国没有形而上学。
这一派可以说是激进主义者。
这一派最为臭名昭著的代表，想必是黑格尔和他的追随者。
在哲学史课堂上，黑格尔虽然以“中国哲学”为名谈到了中国的思想，但是，他的态度却几乎是反讽的。
首先需要指出，虽然黑格尔“中国无哲学论”流毒甚广，不过我们可能是在误读。
黑格尔认为，“东方哲学是宗教哲学。
”针对看似最没有哲学味的孔子，黑格尔的结论是，孔子的教训“是一种道德哲学”。
黑格尔对包括中国哲学在内的东方哲学的正面态度鲜少有人提及。
如果黑格尔并不认为中国没有哲学，那么主张中国无形而上学的学者试图以黑格尔的相关论述来作理据，就是失败的。
其次，我们看到，这两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以西方的哲学或形而上学为范本。
凡不符合西方关于哲学与形而上学之范本的，就不是哲学或形而上学。
中西形而上学比较与“通约性”建构文章从分析中西哲学中形而上学不可通约问题的原因，即西方对哲学概念的曲解和西方哲学的科学化着手，认为自古希腊开始的西方形而上学已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而相对的非体系化的中国古典哲学更便于认知和与应用；指出“通约性”问题并非出现在中国形而上学系统内，而是由于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自身匮乏完备性造成的。
形而上学通约性形上本体哲学B15 A中西哲学的比较始终是一种颇具困难的工作，问题关键即双方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的可能与否。
本文试图从中西形而上学各自立场对双方传统中的部分问题加以讨论：既考量西方比较哲学界的前沿成果，也强调汉语背景的最新形而上学思考；既吸收西方学界的前沿观点，也探讨其中隐在的问题。
在凸现中国传统形而上学根本观念同时，发现比较哲学领域的最大通约性。
中西比较哲学中形而上学不可通约问题的本质所谓通约性，借用集合论的说法，即A和B两个集合有交叉。
交叉部分便具备通约性，非交叉部分则不可通约。
对不同文化系统的哲学，西方比较学界相关通约性问题有以下几种态度：传统问题上的绝对与温和的不可通约性态度，以及差异的传统之间具有诸多共同性的观点；非传统问题上缺乏调节性的共通标准不可通约性态度，和中间立场的既不强烈秉持不可通约性也不认同完全共通性的态度。
在形而上学方面，西方比较哲学界通常的态度是极端的，认为中国哲学的文献常关乎“智慧”，属“邀请性”的，西方哲学则是体系化论证和理论式的，双方不可通约。
①形成中西哲学不可通约性局面的原因其实并非仅仅哲学自身的问题，更为尖锐的是，西方比较哲学界乃至整个西方哲学界对中国哲学的一种有意无意间的殖民化态度所造成的人为障碍。
事实上，西方形而上学是不是真正的形而上学，或西方到底有没有客观本质的形而上学，才是双方哲学间发生“绝对不可通约”的根本。
就中西方哲学的“通约性”而言，研究者所标榜的西方哲学体系化和中国哲学论证匮乏化的差异，其实完全不是哲学或形而上学进行中西比较时横亘两者之间的隔绝问题。
西方形而上学、“伪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壹西方形而上学之生住异灭西方形而上学之生住异灭，正是西方哲学史。
所谓“生住异灭”，借用佛学用语，说明产生、发展、变异、消灭之过程。
西方形而上学之生住异灭：生于古希腊哲学，住于中世纪上帝信仰，异于近代西方启蒙与科学，灭于现代西方哲学。
所谓哲学，生死之学。
人有生死，人生有限；死后之永生，就是人生抗拒死亡的希望，也是人生安身立命的根据。
死后之永生，寄托于超越之永恒，这就是西方哲学的传统。
西方哲学的传统，专注于超越之永恒。
这种哲学，基于现世世界与超越世界的二元划分，并专注于超越之永恒。
这种二元划分，不但使人保有一种超越的希望，而且可以追求超越之永恒。
这种超越之永恒，可以寄托死后之永生。
基于现世-超越的二元划分，并专注于超越之永恒，就是所谓形而上学（Metaphysics）。
西方哲学史，就是西方形而上学之生住异灭。
一、生——古希腊哲学1.现世-超越的二元划分西方形而上学，生于古希腊哲学。
所谓形而上学，翻译自Metaphysics。
Metaphysics本身，被用以描述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在古希腊，Metaphysics这个称谓还比较晚出；但这个称谓所指称的内容，却一直是古希腊哲学的主题。
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基于现世-超越的二元划分，并专注于超越之永恒。
柏拉图以为，“有两个王，一个统治着可知世界，另一个统治着可见世界”；“哲学家是能够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
[1] 基于可见世界（现世）-可知世界（超越）的二元划分，并专注于永恒，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基本特征。
形而上学于是也被称为“柏拉图主义”。
2.永恒信念、本体论、认识论形而上学追求超越之永恒，就必须回答关于超越之永恒的三个问题；关于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就构成了形而上学。
如下所示：永恒是否存在？这是超越之永恒的基本前提。
罗素以为，在《荷马史诗》中，有一些超越神祇的“冥冥的存在”[2]，也就是“shadowy beings”；这些“shadowy beings”，隐含了一种永恒信念。
论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精神第六图书馆意识到中西形而上学有形态上的重大差异,我们暂时悬置西方形而上学的观念,仅以《周易·系辞传》关于“形而上”、“形而下”的意思,把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阐述为追求得道而转换自身生存状态的活动及其体验式的反思。
根据这一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观念,我们探讨具有生存自觉性的修身养性活动的哲学意义,并将它看成是中华民族“其命维新”的源泉。
中国形而上学意义的澄清也为中西哲学的会通提出了新课题。
意识到中西形而上学有形态上的重大差异,我们暂时悬置西方形而上学的观念,仅以《周易·系辞传》关于“形而上”、“形而下”的意思,把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阐述为追求得道而转换自身生存状态的活动及其体验式的反思。
根据这一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观念,我们探讨具有生存自觉性的修身养性活动的哲学意义,并将它看成是中华民族“其命维新”的源泉。
中国形而上学意义的澄清也为中西哲学的会通提出了新课题。
中国形而上学 修养 得道之士 生存状态的转换社会科学俞宣孟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2007第六图书馆第六图书馆摘要：意识到中西形而上学有形态上的重大差异，我们暂时悬置西方形而上学的观念，仅以《周易·系辞传》关于“形而上”、“形而下”的意思，把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阐述为追求得道而转换自身生存状态的活动及其体验式的反思。
根据这一中国哲学形而上学的观念，我们探讨具有生存自觉性的修身养性活动的哲学意义，并将它看成是中华民族“其命维新”的源泉。
中国形而上学意义的澄清也为中西哲学的会通提出了新课题。
关键词：中国形而上学；修养；得道之士；生存状态的转换中图分类号：B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7)04-0115-25作者简介：俞宣孟，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上海200020）如果以西方形而上学为标准，无论就严格意义上的纯粹概念的原理系统而言，还是宽泛意义上的普遍性知识①而言，中国哲学都不存在那种形而上学。
中西哲学形而上学形态的差异俞宣孟本文提要：中国哲学史这门学问，从它产生之日起就处在西方哲学观念的影响下；然而，我们迄今对西方哲学、尤其对它的形而上学形态的把握是不够准确和深入的。
深入的研究将表明，中国传统哲学有着与西方哲学不同的形而上学形态，这一区别提出了重新思考哲学定义的要求，也增强了我们通过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建设新时期中国哲学的信心。
中国哲学有二千多年的历史，它是中华民族观察世界、体察人生的方式的总结，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追求超越的形而上学的表述。
自从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哲学遇到了严重的挑战，然而中国的学人同时也开始了寻求中国哲学发展的新途径。
在过去一百余年的时间里，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重要的哲学著作，也问世了多种版本的中国哲学史。
这些都是为了建设新的中国哲学而作出的努力。
如何在前辈学者辛勤耕耘的基础上，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开创建设中国哲学的新局面，这是摆在跨世纪一代学人面前的一个严肃的问题。
中国哲学的建设和发展涉及到多方面的问题，本文拟就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关于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谈一些意见。
将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深入到形而上学中去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是建设和发展新时期中国哲学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基础性的工作。
事实上，对中国哲学提出挑战、并使之陷入困境的正是西方哲学。
现在，当我们谈论哲学时，脱口而出的就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实体、属性、主观、客观、本质、现象、必然、偶然、因果性……等等，这些原本都是西方哲学的概念。
近年来，随着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在文化学术方面的频繁交流，尤其是由于现代信息技术的普遍运用，西方一些最新的概念和学说，哪怕它还正在蕴酿之中，如“全球化”、“后现代主义”、“生态伦理学”等等，也几乎同步出现在中国的学术刊物和著作中。
我决不是说，西方哲学的概念不能用于中国哲学，更不是说，不需要追踪西方哲学的最新发展。
相反，我认为对西方哲学的了解不能只停留在概念和观点的层次上，而是应深入到它的形而上学的核心中去。
形而上学是哲学的灵魂，一种缺少形而上学的哲学就像是一座没有神像的庙。
这里说的形而上学在西方即纯粹哲学，是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内容，并非指与辩证法相对立的形而上学。
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和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形而上学，也就是说，在从事哲学活动时的心思是有区别的。
当我们翻译西方哲学时，不得不创造新的汉语词汇，有时甚至搜肠刮肚也找不到确切的词语，这说明在有些方面我们根本就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的方式去考虑。
把中国哲学译成西文时的情况也一样。
翻译时的困难还只是中国和西方两种形而上学间区别的一种外在表露，至于两者间内在的、全面的差异，这只有在深入的比较研究中才能得到揭示。
这一研究涉及的问题包括：中西两种哲学各自的最高目标是什么？这种目标各有什么性质？实现各自目标的途径是什么？其实现的结果又各是什么？以及这两种形态的形而上学各自的作用和存在的问题是什么？中、西形而上学形态的差异我们在研究中初步得到的认识是：西方传统哲学的最高目标在于设立一种纯粹的原理，它号称既是普遍的又是必然的，是在概念的逻辑推论中构造起来的。
这是西方哲学史上形而上学的最核心的内容，称为on to logy，其流行的译名是“本体论”。
中国传统哲学则把“道”当作是形而上学的最高的目标，它不是在概念中被把握的东西，而是人们在自己的实际生活中加以体验的东西。
如果说，西方本体论哲学所追求的是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真理”；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在“道”这面旗帜下所追求的是“人生境界”。
人的实际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它们都可以成为体悟“道”的途径。
至今我们犹说“茶道”、“书道”、“花道”……，这些都联系着“为人之道”，是在实际生活升华和超越中一度把握到的人生之“道”。
以上只是我们对中西两种不同类型的形而上学的初步概括，对它们还可作多方面的深入的研究，并且可以得出一系列重要的结论，包括对哲学和哲学史定义的重新思考。
这里限于篇幅不能尽述。
我们所要指出的一点是：承认不承认中国哲学有一种形而上学，并且它的形态是有别于西方形而上学的，这是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能否展开的前提。
理由很简单：既然形而上学是哲学的灵魂，没有形而上学的哲学至少不是一种成熟的哲学，不能与之相比；有形而上学而不是一种不同的形而上学，没有什么可与之相比。
西方哲学传统的框架容不下中国哲学黑格尔曾经断言，中国是没有哲学的。
现在大概没有人会同意黑格尔的这个论断了，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许多不同版本的中国哲学史著作，有的还是外国人写的。
然而，并不是每一本中国哲学史的著作都刻划出中国哲学的。
有的作者把中国哲学史描述为是概念（范畴）的逻辑发展史，这其实是按照黑格尔的观点写的。
黑格尔正是把哲学定义为概念自身的逻辑运动。
他否定中国有哲学的根据，是认为中国还没有产生从逻辑上规定的概念。
这就把人们引向一个方向去思考：中国古代的思想中究竟是否有逻辑规定性的概念？如果无，那么中国就没有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哲学；如果有，那么中国哲学不过是黑格尔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哲学。
无论有还是无，由于它们在同一个方向上思考，这两种观点都在黑格尔观念的框子里，在这个框子里写出来的中国哲学史，至少是一部以西方哲学的观念包装过的中国哲学史。
以那种面目的中国哲学去和西方哲学相比，也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为那种中国哲学里的形而上学精神被替换过了。
黑格尔的同胞海德格尔发表了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观点。
对他来说，中国哲学的存在不仅是无可置疑的，他而且还公开表示过对中国哲学中“道”的观念的仰慕。
他是冲破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传统本体论的观念来从事哲学研究的。
在他的后期著作中，他甚至还提出了“天道”这个观念，把语言、诗歌、艺术、技术等，都当作是“天道”在其中得到展现的途径，在各种是者是其所是的过程中去体察、追寻“是”的意义，也就是对“天道”的追寻和体察。
他把自己的哲学称作“思”，以区别于传统的哲学观念。
举出与黑格尔不同的海德格尔例子，决不是暗示说，中国哲学不照黑格尔的路子便要照海德格尔的路子，而是说明，即使在西方，哲学也不只有一种唯一的定义。
哲学的灵魂——形而上学原是可以有多种形态的。
海德格尔毕竟是从西方传统哲学中冲出来的反叛者，他明白自己是站在西方文化的背景中、用西方的语言去探索、表述一种新的形而上学精神。
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只有中国人自己才能理清。
不知彼无以知己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和形态至今没有得到认真的对待和梳理，这有它的历史原因。
中国原来没有哲学这个词，哲学更没有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大约在上世纪末，中国才初次知道有哲学这个词和以之为名称的一门学问。
中国的学问原来是不太讲究分类的，当西方分门别类的学问传入中国时，其对问题研究的深入及严密的逻辑性的优势立刻显示出来了。
对于那些自然科学的学科，现成地引入、照搬照抄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关于文史哲的学科，情况就不同了，这些领域里我们有自己丰富的历史遗产，每门学科的建立都要从中选取自己所需的资料。
从它们原来的存在方式到成为各学科的填充材料，形而上学的形态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在哲学学科的建立中这种变化尤其明显。
蔡元培先生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作的序中说，因为中国原来没有系统的记载，要写作中国哲学史必备的条件之一，不得不依赖西洋人的哲学史。
所以我们现在读到的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几乎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哲学的影响：从哲学的定义、问题、分类、直到术语——用西方哲学的术语统领、解释中国哲学的术语。
取材的原则往往是，选取可以与西方哲学有关内容对应的材料，有许多虽不对应却能反映中国哲学精神的材料便被舍弃了。
各种不同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其差异大致是由于它们所依傍的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而造成的。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自觉地、较多地体现中国哲学形而上学形态的中国哲学史专著是比较难觅的。
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的形而上学精神之得不到梳理，也同我们尚未能把握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真义有关。
形而上学是哲学中最精深的部分，对它的把握须假以时日。
想当初，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时起，到以禅宗的产生为标志，佛教真正成为中国人所理解把握的东西，其间大约经过了近七百年时间。
我们接触西方哲学才一百余年，比较起来，这个时间并不算太长。
我们暂时还未能吃透西方形而上学精神的一个明显的证据是，本体论还被人们普遍地当成是关于世界本源或本体的理论。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西方的形而上学就是十分浅薄的东西了。
这种误解多半是出于对“本体论”这个词的望文生义。
据我们的初步研究，本体论初创于柏拉图的《巴门尼德篇》，逐渐成为西方哲学的纯粹原理部分：它是由逻辑上规定的概念的推论组成的；这种概念是由哲学家们利用西方语言的性质从日常语言中选取出来加以改造而成的；黑格尔的《逻辑学》是西方哲学史上最典型的本体论。
由于本体论中的概念都称作“是”或“是者”，于是，就称这是一门关于“是”或“是者”的学问。
“本体论”这个译名是不确切的，其原文on tology 是根据希腊文的词根构成的，其中on就是指英文中的being，依不同场合可译作“是”或“所是”。
所以，on tology照字面说，就是“是论”。
黑格尔以后，本体论已经衰微，然而本体论所开辟的形而上学的精神，已经积淀在西方的文化中，其推理的方法对理论科学的发展尤其有重大的作用。
以上的论说似乎有些奇怪，它把中国形而上学形态没有得到认真梳理的原因，归结为对西方形而上学形态的不甚了了。
其实这并不奇怪，主体之“是什么”反映在它同客体的关系中，不知彼，焉能知己？在比较中建设新时期的中国哲学提出在形而上学的层面上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也迫使我们更注重于中国哲学本身的形而上学形态，而不是只停留于问题和观点中。
与问题和观点相比，形而上学才更是哲学的。
例如，据《论语》记载，孔子向弟子们问仁，给出过几种不同的答复。
每一个答复都是针对一种具体情况的观点。
这里就有形而上学。
使得孔子能随时随地作出有针对性的回答的当是一种对内湛然澄明、对外接应万机的心态，这就是敞开着的智慧状态。
只把握观点，下次情况变了，不免还要问；进入了智慧状态，那么答案就由自己出了。
还有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即关于当代人的“义利之辩”。
这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古老的问题，在当时想必有过震撼人心的力量，因为它把义与不义当作是人与禽兽、小人与君子的分野，在对义的追求中，人超越了自然和野蛮状态，并于此超越中体会到了作为一个社会的、伦理的人。
现在重开“义利之辩”，其用意想必是为了抵制市场经济中出现的某些消极现象，却并不显得同样的功效。
因为“义”是利他的，而在市场经济和相应的法律中，更加通行的是“公正”原则。
追求超越是人的形而上学本性，中国哲学史中留下了中国人超越的踪迹，“义”就曾经是这样的一条超越的途径。
如果我们在其中找不到关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超越的途径，那么，寻找这样的途径将是新的中国哲学的任务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