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德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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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自然也。
自然者,无为而治,不立乎其外,不役乎其内。
万物生而养之,而不有,不为也。
天地之间,其犹橐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也。
四时更替,万物各得其所。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辰之布,若悬于其上。
天地之大德,其犹慈母乎?鞠养万物,而不求其报。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
高峰入云,清流见底。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此景之美,实难言表。
然而,山川之美,非独眼前之景,亦乃心中所存。
心旷神怡,与自然相融,乃人生一大乐事。
草木之荣,昆虫之盛,皆自然之造化。
春华秋实,夏绿冬枯,各有时节。
草木荣枯,非人力所能为,乃自然之规律。
故人当顺应自然,顺其自然,则心无所求,身无所累。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此乃自然之变化,人生亦如此。
少年之时,如春花烂漫;壮年之时,如夏云蒸腾;老年之时,如秋叶飘零。
人生如梦,转眼即逝。
然人生之美,在于顺应自然,随遇而安。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
人生在世,若白驹过隙,忽然而已。
然而,人生之美,在于珍惜时光,把握当下。
与自然为伴,感悟生命之真谛,方为人生之至乐。
吾辈生于斯世,当敬畏自然,顺应自然。
勿以一己之力,妄图改变自然之规律。
天地之广,万物之众,非人力所能尽。
唯有顺应自然,方能长久。
译文:天地之间最大的德性就是生命的产生,生命是自然的产物。
自然,它无为而治,不干预其外,不拘泥于其内。
万物生长,自然养育它们,却不占有,不刻意作为。
天地之间,就如同一个巨大的风箱,空虚却不会枯竭,运动起来,能量更加充沛。
过多的言语反而会陷入困境,不如保持内心的平和。
春天生长,夏天成长,秋天收获,冬天储藏,这是自然的规律。
四季更迭,万物各得其所。
日月运行,如同从其中升起;星辰分布,如同悬挂在其上。
天地之间的伟大德性,就如同慈母一般,养育万物,却不求回报。
山川的美丽,自古以来就是人们共同赞叹的。
高峰直插云霄,清澈的溪流见底。
两岸猿猴的啼声不断,轻舟已经穿越了重重山峦。
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而人生于其间,必有所托以立其身。
余尝游于山水之间,见一亭曰清白,心向往之,遂往观之。
亭在山之巅,面临溪水,四周环山,景色宜人。
余于是驻足良久,感慨系之,遂命笔以记其事。
亭之建也,不知其岁月之远,观其结构,古朴而精巧。
亭柱高耸,雕梁画栋,朱栏绿瓦,光彩夺目。
亭内供奉一尊神像,神态庄严,似有所待。
余瞻仰之际,不禁肃然起敬。
亭之得名,盖因其地也。
此亭位于溪水之滨,清泉潺潺,碧波荡漾。
亭之左右,松柏参天,翠竹掩映。
每当微风拂过,清香四溢,令人心旷神怡。
故人称之为“清白”,盖取其水清、竹白之意。
余观此亭,不禁想起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此亭之所寓意,正合此意。
水清则鱼自游,竹白则人自清。
此亭之地,虽无人往来,却自有一番清雅之气。
昔者,孔子游于泰山之阳,见一古亭,名之曰“清白”。
孔子叹曰:“此亭也,清白之谓也。
吾闻之,水清则无鱼,人清则无欲。
斯亭也,宜乎吾心矣。
”孔子既而赋诗一首,以记其事。
诗曰:“清白亭中坐,心旷神怡然。
四顾皆山色,悠然见南山。
”余今日观此亭,亦感同身受。
此亭虽小,却足以养心怡性。
置身其中,恍若隔世,尘嚣尽去,唯有清静。
此亭之所以能令人心旷神怡,盖因其地处幽静,环境宜人,且亭中供奉之神像,亦能使人心灵得到净化。
夫人生在世,劳碌奔波,难得片刻清闲。
余于此亭中,得以暂忘尘世烦恼,陶冶性情。
此亭虽无富贵之华,却有一番超脱之韵。
余愿此亭之精神,能流传于世,使更多的人在此找到心灵的慰藉。
余游此亭,时值春日,花开满径,蜂蝶纷飞。
余信步于亭前,心潮澎湃,欲赋诗以记其盛。
然才情有限,难以尽述其美。
只得草草成文,以寄余怀。
亭者,人之精神寄托也。
清白亭之建,实为人心之所向。
愿此亭之精神,永存于世,使人心向善,生活清白。
是为记。
【译文】天地的大德在于生长,而人生于其间,必然有所依托以立身。
我曾游历于山水之间,见到一座亭子,名为“清白”,心生向往,于是前往观赏。
这座亭子位于山顶,面对溪水,四周环山,风景宜人。
孔子觀於天地,乃知其大德之所在,是以謂之「大德」。
夫「大德」者,天地之性也,無所不在,無所不生。
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是故天地之德,與人之德相通,而人亦當效法天地之德,以行仁義之道。
蓋聞仁者,愛人若己,推己及人,不計較於親疏遠近,不問於富貴貧賤。
仁者之於物,無所不愛,無所不憐。
故曰:「仁者,愛也。
」孔子謂之「大德」,蓋以其能推愛及於一切也。
義者,正也,宜也。
凡物之宜,皆合乎義。
仁者行仁,義者行義,各得其所,各遂其生。
孔子謂之「大德」,蓋以其能正己正人,使天下無邪僻之氣,無悖亂之風也。
孔子又謂:「智者,知也。
」智者,知天地之理,知人之情,知事之變。
智者之於事,無所不知,無所不察。
故曰:「智者,知也。
」孔子謂之「大德」,蓋以其能知天地之變,知人之心,知事之理,而能應變自如,處事得宜也。
勇者,敢也。
敢於為仁,敢於為義,敢於為國家之利,敢於為天下之安。
勇者之於事,無所不敢,無所不为。
故曰:「勇者,敢也。
」孔子謂之「大德」,蓋以其能以大勇行仁,以大勇行義,以大勇守國,以大勇保民也。
孔子復謂:「忠者,誠也。
」忠者,誠於事,誠於人,誠於國。
忠者之於事,無所不誠,無所不真。
故曰:「忠者,誠也。
」孔子謂之「大德」,蓋以其能以誠心對事,以誠意待人,以誠行報國也。
孔子謂:「信者,實也。
」信者,言必信,行必果,言出必行,行出必果。
信者之於人,無所不信,無所不誠。
故曰:「信者,實也。
」孔子謂之「大德」,蓋以其能以實言實行,實心實意,實報實還也。
孔子謂:「禮者,敬也。
」禮者,敬天地,敬祖宗,敬父母,敬師長,敬同儕,敬一切有生之倫。
禮者之於人,無所不敬,無所不恭。
故曰:「禮者,敬也。
」孔子謂之「大德」,蓋以其能以敬心對人,以敬行報事,以敬意報德也。
孔子曰:「仁、義、智、勇、忠、信、禮,此七者,天地之德也,吾人之所以為人者也。
」是故吾人當修此七德,以事天地,以事親,以事君,以事友,以事天下之人。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万物之本也。
人之所以异于物者,以其精神也。
精神者,形之所主,心之所藏。
形者,人之躯也;心者,人之灵也。
形存则心不亡,心存则形不灭。
故精神之用,大矣哉!夫精神之用,充乎宇宙之间,贯乎万物之中。
如日月之明,莫能掩其光;如江河之行,莫能阻其流。
故君子养其精神,如养生之必养其元气,如养花之必养其根。
元气者,人之根本;根者,花之根本。
根本坚固,枝叶自茂。
吾辈生于天地之间,当以精神为主。
精神者,为天地之正气,为人生之至宝。
养精神,即养德也。
德者,天地之正气所化,为人所崇尚。
德之大小,视其精神之强弱。
精神强者,德亦强;精神弱者,德亦弱。
古人云:“精神者,道德之母。
”此言精神之重也。
人无精神,则无道德;无道德,则无品行;无品行,则无事业。
是以君子必养其精神,使之充实而强大,方能立身处世,成就大业。
养精神之道,莫若读书。
读书可以增智,可以养性,可以明理。
智足以知天下,性足以安天下,理足以治天下。
故读书之人,必精神充实,道德高尚。
孔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此言学之乐也。
学之乐,即精神之乐也。
精神之乐,乃人生之真乐。
故君子乐其所学,忧其所不学。
忧学之不精,忧德之不厚。
人生在世,犹如白驹过隙,光阴荏苒。
君子当惜寸阴,以养其精神。
精神者,人生之灵魂,事业之基石。
基石不坚,大厦将倾。
故君子养精神,如养其根,如养其源。
精神之养,非一日之功。
须日积月累,持之以恒。
古人云:“滴水穿石,不是力量大,而是功夫深。
”养精神亦然。
精神充实,则身体强健;身体强健,则事业有成。
夫精神者,国家之柱石,民族之灵魂。
有精神之民族,方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有精神之国家,方能繁荣昌盛。
故君子养精神,以报效国家,以光耀民族。
翻译(现代文):天地间最大的德性是生生不息,生命是万物的根本。
人与其他生物的区别,在于人的精神。
精神是形体的主宰,心灵的藏身之处。
形体是人的身体,心灵是人的灵魂。
形体存在则心灵不会消失,心灵存在则形体不会灭亡。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而育之,育而长之,长而教之。
夫天下之治,非一人之所能独成,必众志成城,共谋福祉。
是以圣人无常师,取法乎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是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吾辈生于斯世,安得无祸福?然祸福无门,唯人自召。
是以君子见善则思齐,见不善则内自省。
福祸无端,其来也忽,去也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穷奢以自败。
是以君子乐天知命,安土敦仁,而小人则反之。
夫祸福之至,如影随形。
智者避之,愚者迎之。
避之则吉,迎之则凶。
是以君子知命,安之若素。
夫祸福之机,在于人心。
人心一变,天地为之变色。
是以君子修其身,正其心,诚意,正其身,而后求仁,而后求义,而后求利,而后求名。
是以君子不忧不惧,不悔不怨,不忧其身,不忧其家,不忧其国,不忧其天下。
吾辈宜以仁为本,以义为行,以礼为节,以智为导,以信为用。
祸福之事,如浮云之过,瞬息即逝。
君子固穷,小人穷则反。
是以君子之道,不求福而福自来,不求名而名自至,不求利而利自至,不求誉而誉自至。
是以君子无欲无求,无争无斗,无怨无恨,无贪无欲。
夫祸福者,天地之常道也。
君子以道为依,小人以欲为依。
是以君子乐天知命,安土敦仁,而小人则反之。
君子之道,如日中天,光明正大。
小人之道,如月之蚀,暗淡无光。
是以君子不忧不惧,不悔不怨,不忧其身,不忧其家,不忧其国,不忧其天下。
吾辈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祸福之事,如风之过,不留痕迹。
君子之道,如江河之水,源远流长。
小人之道,如腐草之萤,瞬息即逝。
是以君子之道,如日中天,光明正大。
小人之道,如月之蚀,暗淡无光。
是以君子不忧不惧,不悔不怨,不忧其身,不忧其家,不忧其国,不忧其天下。
《祸福大计》文言文翻译:天地的大德是生生不息,生而养之,养而长之,长而教之。
天下的治理,非一人之力所能完成,必须众志成城,共同谋求福祉。
因此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向最高尚的人学习,得到道,得到多人的帮助,失去道,得到的人就少。
因此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确立,道就产生了。
昔者,天地初创,万物始生。
天地之大德,曰生而育,曰爱而恒。
于是,山川草木,鸟兽虫鱼,各得其所,繁衍生息。
然于万物之中,最令人称颂者,莫若夫妻之道,天作之合。
夫夫妻者,天地之造化,阴阳之和合。
男为阳,女为阴,阳刚而阴柔,刚柔相济,方能成就一家之和。
古人云:“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
”此言夫妻之重要,非同小可。
天地间,夫妻之道,犹如日月之运行,水火之相济。
日者,阳之精,月者,阴之华。
日月交辉,昼夜分明。
水者,阴之形,火者,阳之性。
水火既济,万物得以生长。
此二者,虽异质而同功,相辅相成,方能成就世间之美。
夫君者,为家之主,如山岳之稳重,如江河之浩荡。
其应以仁义为怀,以礼法为行,以诚信为本,以孝悌为重。
内修其德,外树其威,使家道兴隆,子孙昌盛。
妇者,为家之辅,如流水之温柔,如细雨之润物。
其应以贤淑为本,以勤俭为德,以和顺为仪,以慈爱为心。
内理家务,外助夫君,使家庭和睦,夫妻恩爱。
天地造化,夫妻之合,非同小可。
古人有云:“千里姻缘一线牵。
”此一线,乃天意也。
世间男女,若能得遇良缘,实乃三生有幸。
然夫妻之道,非一日之功,需相敬如宾,相濡以沫。
古人曰:“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
”此语虽有些悲观,然亦告诫世人,夫妻之间,应以诚相待,以爱为纽带,方能共度风雨,白头偕老。
昔有宋康王之女,嫁于楚庄王。
两人虽生于不同国度,却情投意合,相敬如宾。
庄王得此贤妃,国家因此兴盛,百姓安居乐业。
此乃夫妻之道,天作之合,使国家繁荣昌盛之例。
又有唐明皇与杨贵妃,两人情投意合,共度美好时光。
虽后世对其评价不一,然不可否认,他们之间的爱情,曾为唐朝的繁荣添彩。
此亦夫妻之道,天作之合,使国家强盛之例。
总之,夫妻之道,天作之合,乃世间至美之事。
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共度美好人生。
夫子曰:“吾闻之,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而无私,故万物得以共生共荣。
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天下莫不敬而亲之。
夫圣人之心,如天地之无私,如日月之无私,何厚此薄彼之有哉?”曰:“然则何以为之?”夫子曰:“夫厚此薄彼,由人心之私欲所致。
人心私欲,如山川之水,不舍昼夜,恒流不息。
故而,人心私欲,亦如川流不息,难以为止。
是以,君子当克己复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制其私欲,使之心平如水,无私无欲,自然厚此薄彼之心消矣。
”夫子又曰:“夫厚此薄彼,非独人臣之间有之,凡夫妻子女,兄弟朋友,莫不有之。
盖人心易私,故而亲情之厚薄,朋友之亲疏,往往由此而生。
是以,为人父母者,当慈爱子女,不偏不倚;为人兄弟者,当友爱相待,不分厚薄;为人朋友者,当以诚相待,不问亲疏。
如此,则厚此薄彼之心,自消于无形。
”曰:“吾闻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礼也。
然则礼,何以为之?”夫子曰:“礼者,所以正人心,序人伦,定名分也。
夫名分不正,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人心不齐;人心不齐,则国家不治。
是以,君子必谨于礼,以厚此薄彼之心消于无形。
”夫子又曰:“夫厚此薄彼,其害甚矣。
国家失礼,则政乱民怨;家庭失礼,则父子不亲,夫妇不谐;朋友失礼,则情谊不固,道义不立。
是以,君子必慎其行,谨其言,使厚此薄彼之心,不得而萌。
”曰:“吾闻之,君子之学,贵在明理。
然则,明理之后,当如何行?”夫子曰:“明理之后,当以理服人,以德化人。
使人心向善,风气日新,厚此薄彼之心,自消于无形。
”盖厚此薄彼,人心之过也。
君子以德行为本,以仁义为用,克己复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自然厚此薄彼之心消,而天下归心矣。
夫如是,则国家昌盛,家庭和睦,人民安乐,此乃厚此薄彼之理也。
吾辈当以此为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厚此薄彼之心,永无由生。
宋学士文集卷一【原文】宋学士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
位者,所以安生也。
生而不得位,则生无所依;位而不安生,则位无所用。
故君子务在居位,而不在无位。
居位者,贵能安其位,而乐其生也。
【译文】宋学士说:天地之最大美德是生育万物,圣人最宝贵的财富是地位。
地位,是用来安定生活的。
生活而没有地位,那么生活就没有依托;有了地位却不安定生活,那么地位也就没有用处。
所以君子致力于居于地位,而不在于没有地位。
居于地位的人,贵在能够安定自己的地位,并且享受自己的生活。
宋学士文集卷二【原文】宋学士曰:夫仁者,爱人也。
爱人者,必先自爱。
自爱者,必能爱人。
爱人而自爱,斯仁矣。
是以仁者,必敬必恭,必和必乐。
敬者,敬人;恭者,恭己;和者,和亲;乐者,乐天。
此四者,仁之体也。
【译文】宋学士说:仁者,就是爱人。
爱人的人,必然先爱自己。
爱自己的人,必然能够爱人。
爱人并且爱自己,这就是仁。
因此,仁者必定敬人、恭己、和亲、乐天。
敬人,就是尊敬他人;恭己,就是尊重自己;和亲,就是和睦家庭;乐天,就是顺应自然。
这四者,就是仁的实质。
宋学士文集卷三【原文】宋学士曰:学,所以治身也。
治身者,必先治心。
治心者,必先正其志。
志不正,则心不专;心不专,则学不进。
是以学者,必先立志,然后治心,治心然后治学。
【译文】宋学士说:学习,是用来修养自己的。
修养自己的人,必须先修养心灵。
修养心灵的人,必须先端正自己的志向。
志向不端正,那么心灵就不专一;心灵不专一,那么学习就不会进步。
因此,学习者,必须先立志,然后修养心灵,修养心灵然后学习。
宋学士文集卷四【原文】宋学士曰:君子之道,仁而已矣。
仁者,爱也。
爱人者,人恒爱之。
敬人者,人恒敬之。
二者,仁之用也。
是以君子之道,必以仁为本,以礼为末。
【译文】宋学士说:君子的道德,就是仁。
仁,就是爱。
爱别人的人,别人总是爱他。
尊敬别人的人,别人总是尊敬他。
这两者,就是仁的应用。
因此,君子的道德,必须以仁为根本,以礼为末节。
大德日生 (智慧人生》 叶曼著 每当我听到别人用死亡咒人 时,心中总是打寒栗;每逢看到杀 伤的消息,死刑的宣判,便为之抑 郁竟Et,饮食无心。我在人命微贱 的环境中长成,更经杀人盈城盈野 的中Et战争,听到的看到的是比野 兽比原始人更惨酷野蛮的残杀暴 虐。照理说,我应该被锻炼得坚强 一些,可是自从我自己做了母亲以 后,我却对生命更珍惜宝贵起来。 以前重视生命,还是纯理论的,基 于同情的缘故;等到有了自己的儿 女,经过孕妊、分娩、哺乳、抚 育、教养以后,才切身体验到一个 生命成长的不易。那些被屠杀的 人,也都是他们的母亲用心血抚育 长大的宝贝儿女,也曾经是因为擦 破一点皮而使母亲心疼怜爱的孩子 们。后来步人中年,眼见亲旧凋零 殂谢,更深深了解死者不可复生这 句粗浅话的意味哀痛深长。 我并不惧怕死亡,死亡是一种 自然的必然的事,人力无法挽回, 活着而担心恐惧死亡几十年,到头 来,仍然不免~死,那是自然。我 虽不怕死,却很珍惜生。死虽然不 可怕,至少它是个不可知的陌生境 界,面对着那个不可知的未来,自 然不免踟蹰;生尽管苦多于乐,但 是这个人间却为我们所熟知,所以 不免流连,流连到不得不离去时, 所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说救 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所以说宁 可放走十个真犯,不可冤枉一个疑 凶。 但是这个世界却是个血腥的世 界,特别是人命微贱的东方。我们 不但勇于杀人,而且勇于自杀;我 们不但为了生存而杀,而且为了斗 气、出风头、消遣等而杀。曾经有
一幅漫画,画着一头狮子,蹲在山 顶上,俯视下面尸横遍野的战场 说:“他们又不吃,为什么杀这么 多呢?” 自古至今,战时的杀人盈城血 流漂杵固不必说了,就是那些个人 的恩怨相残,简直把杀人当做斩 草。史册上连篇累牍的记载,都是 杀气腾腾。自己死了,拉着还可以 活下去的殉葬,甚或为了使自己活 得更舒服些、更奢侈些、更体面 些,而不惜大肆地屠杀。春秋战国 那些愚昧幼稚几近疯狂的忠孝节烈 固不必说,便是名标青史的大将功 臣,他们的记功碑凌烟阁,还不是 要用千万的头颅去奠基,湖海的鲜 血去彩绘?无聊的文人,慷他人之 慨地去歌功颂德,仿佛那些被迫糊 涂送了命的死人,连蝼蚁也不如, 仿佛他们之所以辛苦地被父母生育 抚养,就是为了伟人的丰功大业去 牺牲。 对于别人的死亡,一般人永远 抱着看热闹的态度,爱看热闹的人 唯恐天下不乱,因为别人的痛苦死 亡,可以为自己带来刺激的舒适。 于是大家对于有权的人把政敌杀 了,有力的人把弱者杀了,失恋的 人把情人杀了,流氓地痞把良民杀 了都视作等闲,只要杀的不是自
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而无私,养万物而不有。
是以万物皆得其所,各遂其生。
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人能明道德,知善恶,有是非之心。
然而,人心难测,世间罪恶,层出不穷。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为警醒世人,莫做恶行。
夫天网者,天之道也。
天道自然,不以人意为转移。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四时无私更。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言天之道,无有偏私,公正无私,善恶必报。
自古及今,英雄豪杰,贤人志士,无不以道德立身,以仁义为本。
如孔子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君子之心,光明磊落,无所畏惧。
小人则心术不正,行径诡秘,终将自食恶果。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小人终将受到惩罚。
且看历史,无数恶人,最终都受到了应有的报应。
如秦始皇暴政,焚书坑儒,独断专行,终因民怨沸腾,而亡国灭身。
又如隋炀帝荒淫无度,残暴不仁,导致民不聊生,最终被推翻。
这些历史教训,无不警示世人,莫做恶行。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亦警示君王,要施行仁政,以德治国。
君王若行暴政,残害百姓,必将遭到天怒人怨,自取灭亡。
如唐太宗李世民,以仁政治国,百姓安居乐业,国力强盛,成为一代明君。
正是由于他深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故能成为千古一帝。
今日之世,科技发展,法制完善,人们更加注重道德修养。
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依然适用于现代社会。
法律之网,虽宽如天,但罪恶终究难逃法网。
只要我们恪守道德,遵纪守法,就能远离罪恶,过上幸福的生活。
总之,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是古圣先贤对天道公正的阐释。
我们应当以此为戒,时刻警醒自己,莫做恶行。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步步为营,走向光明。
《勤求》原文抱朴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好物者也。
是以道家之所至秘而重者,莫过乎长生之方也。
故血盟乃传,传非其人,戒在天罚。
先师不敢以轻行授人,须人求之至勤者,犹当拣选至精者乃教之,况乎不好不求,求之不笃者,安可衒其沽以告之哉?其受命不应仙者,虽日见仙人成群在世,犹必谓彼自异种人,天下别有此物,或呼为鬼魅之变化,或云偶值於自然,岂有肯谓修为之所得哉?苟心所不信,虽令赤松王乔言提其耳,亦当同以为妖讹。
然时颇有识信者,复患於不能勤求明师。
夫晓至要得真道者,诚自甚稀,非仓卒可值也。
然知之者,但当少耳,亦未尝绝於世也。
由求之者不广不笃,有仙命者,要自当与之相值也。
然求而不得者有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
世閒自有奸伪图钱之子,而窃道士之号者,不可胜数也。
然此等复不谓挺无所知也,皆复粗开头角,或妄沽名,加之以伏邪饰伪,而好事之徒,不识其真伪者,徒多之进问,自取诳惑,而拘制之,不令得行,广寻奇士异人,而告之曰,道尽於此矣。
以误於有志者之不少,可叹可恚也。
或闻有晓消五云、飞八石、转九丹、冶黄白、水琼瑶、化朱碧、凝霜雪於神炉、采灵芝於嵩岳者,则多而毁之曰,此法独有赤松王乔知之,今世之人而云知之者,皆虚妄耳。
则浅见之家,不觉此言有诈伪而作,便息远求之意。
悲夫,可为慨叹者也!凌晷飙飞,暂少忽老,迅速之甚,谕之无物,百年之寿,三万馀日耳。
幼弱则未有所知,衰迈则欢乐并废,童蒙昏耄,除数十年,而险隘忧病,相寻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计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则不过五六十年,咄嗟灭尽,哀忧昏耄,六七千日耳,顾眄已尽矣,况於全百年者,万未有一乎?谛而念之,亦无以笑彼夏虫朝菌也。
盖不知道者之所至悲矣。
里语有之:人在世閒,日失一日,如牵牛羊以诣屠所,每进一步,而去死转近。
此譬虽丑,而实理也。
达人所以不愁死者,非不欲求,亦固不知所以免死之术,而空自焦愁,无益於事。
故云乐天知命,故不忧耳,非不欲久生也。
姬公请代武王,仲尼曳杖悲怀,是知圣人亦不乐速死矣。
大德曰生(或:兴事厚生)1894年7月22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官员都出城迎驾。
当天,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倾盆大雨,路面积着很深的水,文武百官一大片匍匐在御道两旁,衣帽尽湿,两膝泡在水里,顶戴上红缨褪色流下鲜红的水,顺着一张张脸颊往下滴淌,所跪的四周一下子变成了殷红的泽国。
慈禧太后好象有意识要考验一下大臣们对自己的忠诚,坐着轿子十分缓慢地从众官夹道中经过,竟连眼皮也没抬一下,视若无物。
百官之中,有一人目睹此景,心死如灰,不禁自问:读了这么多年书,难道就为了当个叩头官吗?这个人,就是三个月前刚刚“大魁天下”,成为恩科头名状元的张謇。
照例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旧时代读书人心目中最大的喜事。
张謇大器晚成,苦尽甘来,应该非常高兴才是,但张謇却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更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一年后,张謇毅然放弃仕途的追求,辞职返乡,走上了“下海”办实业的道路。
状元下海办实业,是千百年来一个天大的笑话。
自从唐太宗李世民开科进士,自诩“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以来,殿试摘桂是中国书生一生中最大的荣耀。
然而,张謇却偏偏颠覆了这个传统,这在当时的朝野和社会上引起了难以形容的震撼。
直到现在,许多人也许仍然感到不解,已过不惑之年的张謇,经过20多年时间的勤苦攻读,好不容易跻身士大夫之林,完全可以在登上科举制度的金字塔之后,继续爬官僚体系那座更高、更为显赫的金字塔,步入飞黄腾达的仕途颠峰,怎么就说放弃就放弃?何况“下海”从商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舍身喂虎”。
但据我分析,张謇弃官从商,虽在意料之外,更在情理之中,其原因主要有四个:原因之一:坎坷的人生经历。
自1868年中秀才以来,张謇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了26个年头,历经种种艰辛,特别是冒籍风波带来的5年坎坷经历和更名之辱,使张謇从学官乡绅动不动伸手要钱的恶劣行径中,看透了官场积习,从而在心灵里埋下了憎恨下层贪官的种子。
原因之二:险恶的宦海官场。
在考中状元前,张謇有着10多年的幕府生涯,对宦海波涛的险恶早有所知。
在京城履职的这段十分短暂的时间里,对朝廷的腐败无能也看得真真切切,尤其是群臣雨中跪迎慈禧太后,更使张謇对上层封建官僚集团大失所望,心中弃官另谋实业的志向逐渐明晰起来。
原因之三:激烈的帝后党争。
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后,张謇在京城里一度成为政治上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是帝党中间重要的决策人物之一。
随着战事的节节失败,张謇、翁同龢、沈曾植等主战派极力主张弹劾李鸿章,另择重臣,以战定战,因人心而申国势,然而呈递上去后,如石沉大海,没有结果。
统治集团内部的激烈争斗和帝党遭受的挫折,使张謇对宦海险恶的警觉,从而更加坚定了他弃政从事实业的决心。
原因之四:难逢的人生契机。
帝党斗争的失利,使张謇心烦意乱,便找翁同龢商量辞官之事,翁同龢极力劝其缓行,张謇说:“国家现在危机四伏,祸在旦夕,门生不能救国家于水火,只好回去干点实实在在的事。
”不久他父亲病逝,按清朝规矩,他得在家守制三年,于是有了脱身南归的机会。
说来也巧,第二年农历八月,一向很器重张謇的洋务派头号人物、两江总督张之洞,得知张謇在家乡准备办实业后,遂奏派张謇“总理通海一带商务”,并授意张謇在通州办纱厂。
这两个客观因素,给张謇弃官从商提供了难得的契机。
当然,促使张謇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痛下决心辞官“下海”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张謇爱国主义思想的不断积淀。
早在1886年,张謇就产生了“中国振兴实业,其责任须在士大夫”的想法。
他还在替张之洞起草的《代鄂督条陈立国自强疏》中,明确提出“富强强国之本实于工”的思想。
甲午战争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更是激发了张謇赤诚的爱国情怀和的责任感,他想通过推行“棉铁主义”来实现自己的救国救民梦想,成为尧、舜那样的实际政治家。
1895年冬天,张謇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在通州开办纱厂,以此作为“下海”从商的第一步。
那么,张謇为什么首先要办纱厂呢?从我所掌握的史料来看,这并非出于偶然的选择。
主要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产业重。
甲午中日战争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更为疯狂,在像潮水般涌入中国的外国商品中,洋纱所占比重最大。
棉纺织业是关系国民生计最重要的产业之一,也是受到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危害最为严重的产业之一。
张謇曾在为纱厂撰写的《厂约》中讲到兴办纱厂的动机和目的:“通州之设纱厂,为通州民生计,亦即为中国利源计。
”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张謇在选择办纱厂的背后,还有着抵制外来侵略的爱国情怀。
二是原料足。
通州是全国著名的产棉区,土壤、温度、雨量、霜期都很适宜种棉花,种出的棉花不仅产量高,而且色地洁白并富有弹性,很早就以“沙花”著称,盛销于东南沿海地区。
纱厂的原料可就近获得供应,产品又可就近销售,条件十分有利,加上本地手工棉纺织业很发达,生产的棉布、小布、大尺布畅销东北传统市场,张謇又与这些花、布商人早就建立了密切联系,所以兴办纱厂可以说是地利人和。
三是投入少。
在当时来说,棉纺织业投入资本比其他行业要低得多,据张謇《对于救国储金之感言》中记载,“百万之锭,即需资本5千万元”。
另外,当时通州的土地价格非常便宜,每平方米价格仅为7元,与现在的地价简直是天壤之别。
四是利润高。
通州发达的土法织布业,为棉纱提供了销售市场,加上劳力资源丰富,工人工资较低,正、杂各种税也较轻,因此办纱厂有利可图。
然而,大生纱厂的创办,却让张謇领略到了未曾料想的种种艰难,用张謇自己的话来说,是“千磨百折,首尾五载,忍侮负饥,幸未终溃。
”集股困难是张謇办纱厂遇到的第一难。
这里我仅举三个例子,就足以说明大生纱厂集资募股是何等的艰难。
举例一:大生纱厂创办一开始,张謇就设想学习和引进西方的先进企业制度,搞股份制,他最早拟定的一份《通海大生纱丝厂集股章程》,分析了在通州办厂的利人利己之处,公开向社会募股60万两,分6000股,每股100两,预计每股可以获利22两,以两个月为期,在上海、南通、海门之处完成认购。
然而,尽管投资回报非常诱人,张謇还有一个显赫无比的状元光环,但募股却很不理想,很多人对这个从来没有经过商的书生不信任,还有人问:“什么是工厂?”他到上海招股,数月下来一无所获,还把自己袋里的钱花了清光,只好摆摊卖字才凑齐盘缠回了家。
张謇甚至连寺庙、道观的钱都想到了,有时就连半股也收,最大的一笔仅37两,集股之难可以想象。
举例二:在办厂之前,经过张謇两三个月在通州、海门和上海之间的奔走,有广东人、上海广丰洋行买办潘鹤琴,福建人、上海洋行买办郭茂之,浙江人、宁波富商樊时勋,通州花布商刘桂馨,通州关庄布巨商、海门厅岁贡沈敬夫,以及陈维镛等6个人愿意集资办厂。
因前三位来自上海,后三位来自通州,所以分别称为“沪董”和“通董”,并议定由“沪董”负责在上海集股40万两,由“通董”负责在通州集股20万两。
但招股很快陷入困境,“通董”与“沪董”之间几度分合,股金不能到位。
一年半下来,跑了好几个。
直到1896年底,才筹了不到8万两。
举例三:在通沪两地招股很不顺利的情况下,张謇只好向官方求助。
此时,张之洞早已调任湖广总督。
张謇通过新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将张之洞用官款向英国购买但一直搁置在上海杨树浦码头芦苇棚里的40800锭旧官机折价,折算为50两入股,性质为“官股”,大生纱厂的性质由开始时“商办”改为“官商合办”,张謇还需要另外招50万“商股”。
恰逢这时,靠洋务起家的江苏老乡盛宣怀也要买机器,就从张謇手里分走了一半机器,折算为25万两官股,使大生纱厂的性质又变成了“绅领商办”。
但到大生开工时,真正向社会筹集的“商股”资金只有15余万两。
因为筹资困难,张謇尝尽辛酸,四处碰壁。
江宁布政使桂嵩庆曾许诺出资六七万两,盛宣怀和张謇分领官机的时候,也曾答应张謇集资,甚至有郑孝胥、何眉生等名士见证的合同,但当大生纱厂动工后,资金告急,桂崇庆答应的钱屡催不应。
张謇便像化缘的和尚求盛宣怀,“屡催屡请执行,告急之书,几字字字有泪”,盛宣怀却百般躲闪。
大生纱厂开工后,流动资金严重短缺,张謇想将纱厂以全部股本息8厘计租,出租给浙江侯补道朱幼鸿和盐务督销严小舫,但两人一再杀价,终未成交。
眼看工厂就要停产,这一年农历八、九月间,张謇到上海,与何梅孙、郑孝胥等朋友,每天晚上徘徊于大马路泥城桥(今南京路)的路灯下仰天俯地,一筹莫展。
后来张謇采纳了多年挚友和忠实助手沈敬夫的建议,下出了破斧沉舟的“尽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续”的险棋,才勉强维持再生产、并意外获利,为纱厂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官吏干扰是张謇办纱厂遇到的第二难。
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过程中与各级官吏打交道,希望在各方面得到他们支持,可是,非但得不到官方扶持,反而备受各种干扰,他说:“一事一始,上则官伸之谣诼,一影而有声。
下则黠桀之猜疑,强言而弱色。
”1899年大生纱厂开工前夕,张謇在资金难筹的情况下,取得刘坤一的同意,将通州存于典当生息的公款转存大生纱厂,但通州知府汪树堂和他的幕僚黄阶平不同意,一面把通州用于秀才、举人的津贴基金全部转存到大生纱厂,一面又煽动秀才、举人们起来闹事,引起轩然大波。
民风糟糕是张謇办纱厂遇到的第三难。
大生纱厂招工时,民间盛传要“童工祭烟囱,女工被洋鬼子割乳房。
”1899年春,纱厂装机完工准备开工时,又有人在旁边冷言冷语:厂囱虽高,何时出烟?引擎虽动,何时出纱?对张謇办纱厂造成重重困难的还有一些官人商人们唯利是图、言而无信的恶劣行径和市侩习气,在这方面对张謇造成的困苦最大。
张謇以堂堂状元之身,在办纱厂过程中弄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
依我个人看,实际上与他当时的身份也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他既不是有权力拔调官款的上层官员,仅是朝廷翰林院修撰,又不是积攒巨额财富的买办商人,甚至自己的家境也并不富裕,他办厂最初时的创业资金只有区区2000两白银,其中700两还是向朋友借来的。
1985年冬天,张謇用先期募集到的资金,在通州唐闸陶朱坝开工建设纱厂,张謇以《易经》“天地之大德曰生”之意,取名为“大生”。
意思是说,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换句话说,没有饭吃的,要让他有饭吃,生活困苦的人,要让他能够逐渐提高。
由此可以看出,张謇办厂的目的,与赚钱关系不大,而是为了强国富民。
1897年冬天,大生纱厂厂房基本建成,机器也安装了一半,张謇兴奋难己,一口气给大生拟了3副对联,并巧妙地把“大”、“生”二字嵌在其中:“生财有道;大利不言”。
“通商惠工,江海之大;长财饬力,土地所生。
”“秋毫太行,因所大而大;乐工兴事,厚其生谓生。
”1899年5月19日,离大生开机只有4天,他派人过长江,到常熟请恩师翁同龢写了一副对联,内容是“框机之发动乎天地;衣被所及遍我东南。
”一直挂在大生纱厂的公事厅,现在仍由大生集团保存。
经过漫长的筹备,“首尾五载,阅月四十有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