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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月派及其诗歌一．新月社与新月派：“新月派”这一称呼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它有政治上和艺术上两层含义：前者是指“新月社”，是英美留学生的同人社团，具有不自觉的性质；后者是指一种文学流派。
前者是左翼评论家的冠名；后者是一种自觉的文学追求，只不过没有以“派”自称而已。
1923年，“新月社”成立，最初只是一个同人之间的聚餐会，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文学派别，并与当时的“现代评论派”互通声气，其阵地为《晨报副刊·诗镌》和《晨报副刊·剧刊》等，从而与鲁迅所代表的“语丝派”相对峙。
一九二六年六月以后，闻一多、饶孟侃、胡适、徐志摩等相继离开北京，新月社无形之中解散。
到一九二七年筹备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时，新月杜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新月》创刊号上就有这样的说明：“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新月社’，那早已消散。
”所以新月社和“新月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有的文章把两者混同起来，甚至认为《新月》月刊是新月社办的，这是一种误解。
新月社成员的重新集合是在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当时北伐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洋政府面临崩溃，北京处于混乱中。
在这样的形势下，新月社的一部分成员，有的由于生活所迫，有的因为对南方的革命浪潮感到兴趣，纷纷离京南下，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等先后来到上海，原来南京教书的余上沅、梁实秋，在战乱中也逃到上海，先后到上海的还有一批新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如潘光旦、刘英士、张禹九等。
以庚款委员会委员身份访英的胡适，眼看北洋政府败局已定，就决定不再返京，也来上海暂住。
1927年，“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先后成立和出版，到一九三二年相继停刊倒闭，前后历五年之久。
新月书店出书近百种，《新月》月刊编了四卷七期，在此期间又由徐志摩、邵洵美等编了四期《诗刊》，这些书籍和杂志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他们代表着一股欧美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潮，他们打着“人权”、“自由”的旗号，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武装革命，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
新月派的现代诗歌简短范文徐志摩。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解析：这首诗读起来就特别有感觉。
你看开头“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就像一个特别优雅的人，来的时候不咋咋呼呼，走的时候也很安静。
徐志摩把自己对康桥的那种感情啊，就像涓涓细流一样，慢慢淌进我们心里。
再看他描写那些景物，像“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这比喻多妙啊！把柳树比作新娘，一下子就给那柳树附上了一种很美的、很娇羞的感觉。
还有“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就好像那影子真的在心里晃悠呢。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这青荇好像是在跟诗人调皮地打招呼，而诗人说“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这表明他对康桥的喜爱到了一种极致，愿意融入其中。
后面写“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这潭水就像是装着梦一样，充满了奇幻的色彩。
到“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感觉诗人要去寻找他心中的那个梦，那种画面感超强，在星辉下划船，还想放声歌唱。
可是呢，“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这种从想放歌到沉默的转变，把那种离别的惆怅和不舍表现得特别到位。
最后又轻轻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多潇洒又多深情啊。
整首诗就像一首轻柔的小夜曲，在我们耳边悠悠奏响。
折叠再别康桥徐志摩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xìng)，油油的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做一条水草!那榆(yú)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的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gāo)，向青草更青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招魂》你去了，你去了，志摩，一天的浓雾，掩护着你向那边，月明和星子中间，一去不再来的莽莽的长途。
没有，没有去，我见你，在风前水里，披着淡淡的朝阳，跨着浮云的车辆，倏然的显现，又倏然的隐避。
快回来，百万颗灿烂，点着那深蓝，那去处暗得可怕，那儿的冷风太大。
一片沉死的静默，你过得惯?……这两首诗虽然受过很深的西洋文化的渍染，但读了它，又恍惚想起楚辞。
第二首尤似《招魂》和《大招》，足见孙大雨具有怎样一个中国的灵魂了。
但他好像对于天文学有深湛的研究，也有极深的爱好。
所以他有极其广阔的宇宙观和绵延无穷的时间观，这都是中国诗界所无的。
"百万颗灿烂，点着那深蓝，那去处暗得可怕，那儿的冷风太大，一片沉死的静寂，你过得惯?"读之令人起栗。
孙大雨还有一首一千行长诗名为《自己的写照》，陈梦家评:"是一首精心结构的惊人的长诗，是最近新诗中一件可以纪念的创造。
他有阔大的概念，从整个的纽约城的严密深切的观感中，托出一个现代人错综的意识。
新的词藻，新的想象，与那雄浑的气魄，都是给人惊讶的。
"介乎朱湘、孙大雨之间的为饶孟侃。
陈梦家称其"同样--指闻一多--以不苟且的态度在技巧上严密推敲，而以单纯意象写出清淡的诗。
"又称其:"澄清如水，印着清灵的云天。
"折叠《他的呼唤》试看《他的呼唤》这一首:有一次我在白杨林中，听到亲切的一声呼唤;那时月光正望着翁仲，翁仲正望着我。
新月派诗歌新月派诗歌是一种独特的文学流派，诞生于二十一世纪初期。
它以独特的写作风格和深入的哲思著称，以诗歌形式表达作者对生活、爱情、自然和人性的思考和感悟。
新月派诗歌融合了传统的诗歌形式和现代的写作技巧，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
新月派诗歌的特点之一是倾向于使用简洁而凝练的语言。
它强调用少量的文字表达丰富的意境和情感，避免冗长的描写和空洞的词藻。
这种简洁的方式使读者能够更好地沉浸在诗歌的意象中，与诗歌的情感共鸣。
另一个特点是注重表达内心的情感和体验。
新月派诗歌常常通过诗人的个人感受来揭示内心深处的情感世界。
它探索人类情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传达出作者对生命的热爱和对存在的思索。
新月派诗歌还注重对自然的描绘与思考。
它赞美大自然的美丽和力量，关注生命的循环和变化。
同时，它也反思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传达出对环境保护和生态平衡的呼吁。
除此之外，新月派诗歌还具有强烈的哲学意味。
它常常探索人类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思考生命的起源和目的。
通过诗歌的形式，它试图回答一些永恒的哲学问题，并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思考。
新月派诗歌的创作灵感来源广泛。
它可以是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可以是对艺术、文化和历史的思考，也可以是对内心世界的感悟与表达。
不同诗人有不同的创作方式和题材选择，但他们都致力于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出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
作为独特的文学流派，新月派诗歌在文学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
它的独特风格和深入思考引发了读者的共鸣和思考，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多样化发展。
同时，新月派诗歌也成为了诗歌爱好者们追求的一种文学追求目标。
总结起来，新月派诗歌是一种以独特的写作风格、深入的哲思和内心情感的表达为特点的文学流派。
它通过简洁凝练的语言、内心的感悟、对自然的描绘和对人类存在的思考，表达出对生活和世界深刻的理解和思考。
新月派诗歌在二十一世纪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为读者带来了独特的阅读体验。
徐志摩新月派的诗徐志摩新月派的诗徐志摩也算是风靡一时的新月派诗人，他写的诗令人回味无穷。
下面小编带来的是徐志摩新月派的诗，希望对你有帮助！我是在病中，这恹恹的倦卧，看窗外云天，听木叶在风中……是鸟语吗？院中有阳光暖和，一地的衰草，墙上爬著藤萝，有三五斑猩的，苍的，在颤动。
一半天也成泥……城外，啊西山！太辜负了，今年，翠微的秋容！那山中的明月，有弯，也有环：黄昏时谁在听白杨的哀怨？谁在寒风里赏归鸟的群喧？有谁上山去漫步，静悄悄的，去落叶林中捡三两瓣菩提？有谁去佛殿上披拂著尘封，在夜色里辨认金碧的神容？这中心情：一瞬瞬的回忆，如同天空，在碧水潭中过路，透映在水纹间斑驳的云翳；又如阴影闪过虚白的墙隅，瞥见时似有，转眼又复消散；又如缕缕炊烟，才袅袅，又断……又如暮天里不成字的寒雁，飞远，更远，化入远山，化作烟！又如在暑夜看飞星，一道光碧银银的抹过，更不许端详。
又如兰蕊的清苍偶尔飘过，谁能留住这没影踪的婀娜？又如远寺的钟声，随风吹送，在春宵，轻摇你半残的春梦！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徐志摩主编北京《晨报》副刊，出版“诗刊”和“剧刊”，成为“新月派”的一个主要文化传播阵地，影响了新诗艺术的发展。
1926年秋天，北伐战争进入高潮，“新月社”成员或南下，或出国，俱乐部活动遂告终止。
1926年6月，张彭春也从清华大学辞职回到南开，任中学部主任兼大学部教授，在哲学教育系讲授他的本行，英国文学系创立后在该系讲授他拿手的“西洋戏剧”。
张彭春虽然没有参加“新月社”，但同“新月社”的主将徐志摩、胡适等人都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与徐志摩更是亲密无间；当1926年2月，此时徐志摩已同陆小曼热恋，他来天津到南开拜访张氏兄弟。
那天徐志摩忽然要找纸和笔写信，张伯苓便问：“给谁写信？”徐志摩答曰：“不相干的人。
”张彭春却在一旁解释道：“顶相干的！”由此可见两人关系之密切。
这年秋天，徐志摩准备同陆小曼举行婚礼，特地邀请他的老师梁启超做证婚人，却遭到了拒绝。
新月派诗人的诗歌新月派诗人，作为中国文坛上的重要流派之一，以其独特的创作风格和表达方式而备受赞誉。
他们的诗歌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着让人耳目一新的特点，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考的启迪。
本文将针对新月派诗人的诗歌进行深入探讨。
一、追求内心的真实与自由新月派诗人在创作中追求内心的真实与自由，他们深入挖掘个体的内在世界，将自己的情感与思想毫无保留地融入到作品中。
他们不拘泥于传统的形式与技巧，而是大胆地尝试新的表现手法，以表达出自己独特的思维和情感。
二、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元素新月派诗人在创作中融入了大量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元素，例如对语言的运用、形象的多样性和诗歌的符号性。
他们通过富有节奏感的语言，让诗歌以一种旋律化的方式呈现，给人以听觉上的愉悦。
同时，他们大胆运用比喻、隐喻等修辞手法，创造出丰富多样的形象，使诗歌更富有感染力。
三、关注时代与社会问题新月派诗人的诗歌关注时代与社会问题，他们通过诗歌作品表达对社会现象的思考和对时代变迁的感慨。
他们用诗歌之笔揭示社会的黑暗面，反映人类在现代文明进程中所遭受的伤害和挣扎。
同时，他们也表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的希冀，用诗歌的力量唤起读者的共鸣和思考。
四、追求形式上的创新与突破新月派诗人在形式上追求创新与突破，他们摒弃传统的格律和韵律的限制，用自由散文的形式展现自己的创作。
他们以自由灵活的行间距和段落划分，打破了传统诗歌的格式束缚，使诗歌表达更加自由、多样化。
同时，他们还将不同的创作元素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令人耳目一新的诗歌风格。
五、独立个体与社会的联结新月派诗人试图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寻找平衡点，他们既强调个体的独立性和独特性，又关注社会的现实问题和人际关系。
他们通过诗歌作品探寻个体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及个体在社会中的存在价值。
他们的诗歌作品不仅是个人情感的宣泄，更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思和呼吁。
六、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新月派诗人在创作中对传统文化进行了一种传承与创新的尝试，他们在发展自己独特的诗歌风格的同时，又不断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
新月派及其诗歌一．新月社与新月派：“新月派”这一称呼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它有政治上和艺术上两层含义：前者是指“新月社”，是英美留学生的同人社团，具有不自觉的性质；后者是指一种文学流派。
前者是左翼评论家的冠名；后者是一种自觉的文学追求，只不过没有以“派”自称而已。
1923年，“新月社”成立，最初只是一个同人之间的聚餐会，后来发展成为一个文学派别，并与当时的“现代评论派”互通声气，其阵地为《晨报副刊·诗镌》和《晨报副刊·剧刊》等，从而与鲁迅所代表的“语丝派”相对峙。
一九二六年六月以后，闻一多、饶孟侃、胡适、徐志摩等相继离开北京，新月社无形之中解散。
到一九二七年筹备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时，新月杜事实上已不复存在。
《新月》创刊号上就有这样的说明：“我们这月刊题名新月，不是因为曾经有过‘新月社’，那早已消散。
”所以新月社和“新月派”不是同一个概念，有的文章把两者混同起来，甚至认为《新月》月刊是新月社办的，这是一种误解。
新月社成员的重新集合是在一九二七年的上海，当时北伐战争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北洋政府面临崩溃，北京处于混乱中。
在这样的形势下，新月社的一部分成员，有的由于生活所迫，有的因为对南方的革命浪潮感到兴趣，纷纷离京南下，徐志摩、闻一多、饶孟侃、丁西林、叶公超等先后来到上海，原来南京教书的余上沅、梁实秋，在战乱中也逃到上海，先后到上海的还有一批新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如潘光旦、刘英士、张禹九等。
以庚款委员会委员身份访英的胡适，眼看北洋政府败局已定，就决定不再返京，也来上海暂住。
1927年，“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先后成立和出版，到一九三二年相继停刊倒闭，前后历五年之久。
新月书店出书近百种，《新月》月刊编了四卷七期，在此期间又由徐志摩、邵洵美等编了四期《诗刊》，这些书籍和杂志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他们代表着一股欧美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潮，他们打着“人权”、“自由”的旗号，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武装革命，在一段时间内，形成了一股政治力量。
一九三一年五月三日上海《民报》载文认为“中国目前三种思想鼎足而立：一、共产党，二、新月；三、三民主义”。
第一，就整体来说，“新月”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流派，而是一个涉及政治、思想、学术、文艺各个领域的一个派别。
作为文学流派的“新月”，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只是“新月”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第二，“新月”派的主要成员都是一些美国和英国的留学生。
中国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文学流派，与外国文艺思潮关系特别密切，受同一国家文艺思潮影响的人往往组合成一个流派。
如创造社以日本留学生为主，文学研究会受俄国文学的影响较明显，象征诗派则多接受法国文学的熏陶，所以，以美英留学生为主体，成的“新月”派，这并不是一种特别的历史现象。
但这些英美留学生却有其特殊性，他们没有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那样的革命意识，而都具有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
第三，“新月”派的政治主张、文艺理论、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复杂情况。
因为“新月”派成员之间的政治思想倾向不完全一致，他们所发表文章的观点就有根本的差异。
在《新月》月刊上发表政治论文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和罗隆基。
他们在国共两党尖锐对立中，采取了既反对共产党又批评国民党的貌似中立的态度。
“新月”派的早期的文艺理论是发表在《晨报副刊·诗镌》和《晨报副刊·剧刊》上的诗论和剧论，这些文章在中国新诗和新剧的发展上有过一定的贡献。
到《新月》月刊时期，梁实秋成为主要的理论家。
他的文艺理论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新月》上的政论家大体上取同一立场。
他在《新月》上也发表了不少政治理论文章，如《论思想统一》、《孙中山先生论自由》、《所谓“文艺政策”者》等。
他打的也是“争自由”的旗帜，反对国民党的思想统制，认为思想是不能统一的，也不必统一的，对于国民党全国宣传会议提出“三民主义文学”的主张表示反感，要求让文学“自由的发展”。
他从资产阶级人性论出发，鼓吹文艺超阶级，既反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反对三民主义文学；主张发展资产阶级的文艺。
他的观点貌似中立，实质上主要是针对正在受压迫的左翼力量。
他攻击中国左翼是抄袭俄目的文艺政策，并诬蔑“俄国共产党颁发的文艺政策，其内容是全然无理，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夺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
他的每一篇主要的理论文章都是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
因而，遭到了鲁迅、瞿秋白、冯乃超等左翼作家的批判，被称为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
梁实秋在当时站到革命文艺的对立面，对他的批判完全是应该的。
“新月派”的诗歌代表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等；小说代表为沈从文、凌淑华等；戏剧的代表为余上沅、总之，《新月》月刊上的政治论文、文艺论文和文艺创作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此，才出现文学史上的复杂情况，一方面从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上批判“新月”派，另一方面，在创作上(特别是新诗)则又肯定“新月”派。
这种似乎矛盾的现象乃是历史具体情况的反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形势的发展和抗日运动的掀起，促使了“新月”派的瓦解。
一九三一年以后，胡适等右翼势力，终于向国民党当局靠拢，接受蒋介石的召见，成为政府的“诤友”。
一九三二年五月，胡适与丁文江、傅斯年、蒋廷黻（fu）等在北京办起《独立评论》，在该刊的编辑方针中表示拥护独裁统治，声称“专制是事实所必须”。
抛弃了在《新月》上挥舞过的“争自由”的旗帜。
他们对日益黯淡的“新月”已不感兴趣。
鲁迅曾经指出：“‘新月’的冷落，是老社员都爬了上去，和月亮距离远起来了。
”另一方面，“新月”中也有一部分成员，受爱国热情的鼓舞，转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如王造时。
与此同时，“新月”在文坛上的影响也逐渐消退下去。
特别是一九三一年以后，徐志摩去世，闻一多、陈梦家转向学术。
“新月诗派”失去盟主，革命诗派和象征诗派终了取代了“新月”在诗坛上的地位。
“新月”的作家队伍逐渐发生了分化，邵询美等参加了国民党发起的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一批青年作家受到蓬勃发展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吸引，陆续投身到进步的文学队伍中来。
右翼和左翼成员都纷纷离开“新月”，“新月”终于又变成了“残月”，当时罗隆基在给胡适的信中就哀叹：“同人对《新月》内容不甚满意”，他想改变这种崩溃的趋势，终不可能。
一九三二年以后，《新月》编辑一再换人，新月书店多次改组，都不见起色。
一九三三年六月，《新月》出到四卷七期，宣告停刊。
新月书店在潘光旦的长兄潘孟翘的支持下，也难以为继。
就由胡适出面与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商量，由商务出一笔钱给新月书店弥补亏空。
“新月”所出的千篇一律转移到商务继续出版，所有存书，一律转给商务，新月书店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正式倒闭。
至此，以新月书店和《新月》月刊为主要标志的“新月”派也宣告结束。
“新月”派，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散漫的集合体，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阶级形势急遽变动的情况下，它的瓦解乃是历史的必然。
二．“新月诗派”：“新月诗派”作为“新月”派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形成过程与整个“新月”派大体相同，也可分为前期和后期。
前期从新月社成立开始，当时徐志摩、闻一多等都是已有相当成绩的诗人，一九二六年《晨报副刊·诗镌》的发行，是前期的鼎盛阶段。
后期指一九二七年以后，《新月》月刊常有新诗和诗论发表，新月书店亦有诗集问世；一九三一年《诗刊》的创办和《新月诗选》的出版，乃是“新月诗派”发展成熟的标志。
“新月诗派”前期的代表是闻一多和徐志摩。
徐志摩的成名要比闻一多早，他在二十年代初就开始写诗，一九二五年即有诗集《志摩的诗》出版，在诗坛上已有一定地位。
但就当时对青年诗人的影响来说，闻一多更有吸引力。
早在《诗镌》出版之前，闻一多的家就成了青年诗人聚会的地方。
与闻一多过从甚密的有“四子”——朱湘(子沅)、饶孟侃(子离)、孙大雨(子潜)、杨世思(子惠)，以及刘梦苇、于赓虞、朱大、蹇先艾等年轻诗人。
他们经常在一起做诗、谈诗、评诗。
闻一多的为人、品格和诗艺都为青年诗人所敬仰，“被视为老大哥”的。
要编《诗镌》的事，也是这些青年在闻一多家里商定，为了找发表的阵地，才与当时主编《晨报副刊》的徐志摩联系。
徐志摩也说过这样的话：“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响。
”新月派颇具特色的文学观念体现着绅士文化的倾向。
无论是他们对所谓“新古典主义”文学理论的倡扬还是对诗歌格律理论的提倡，要害都在理性与秩序的讲求，——而理性与秩序正是绅士文人讲求的重心问题。
第一．新古典主义的提倡。
他们认为文学应该有它的规范和秩序，文学家应该意识到积极维护这种规范和秩序，这乃是“文学的纪律”；作为文学家遵守“文学的纪律”的内在的制约机制，理性在文学的构成中将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在这方面，新月派作家的参照系显然取法于古典主义，古典主义的理性原则就是文学的纪律的基本保证。
新月派对“文学的纪律”的讲求，乃是对于“五四”时期过分的感伤主义的滥情和浪漫主义的放诞的反动。
梁实秋接受白璧德的理论，提倡古典主义，反对浪漫主义。
他说：“古典主义者所注重的是艺术的健康，健康是由于各个成分之合理的发展，不使任何成分呈畸形的现象，要做到这个地步，必须要有一个制裁的总枢纽，那便是理性。
”他认为文学要表示普遍固定的人性，而纯正的人性在理性的生活中就可以实现；他反对情感的泛滥，斥之为“感情主义”，并把卢梭作为感情用事的代表人物，说他的作品里充满着“感情过度的病态”，“是一个变态的天才”。
他说：“伟大的文学者所该致力的是怎样把感情放在理性的缰绳之下。
文学的效用不在激发读者的热狂，而在引起读者的情绪之后，予以和平的宁静的沉思的一种舒适的感觉。
”他认为只有受理性制约的文学，才是“健康的文学，才能产生出伦理的效果”。
他以为德国的“狂飙运动”以及近代的“未来派戏剧”无一不是过度情感的产物，他都给以否定。
同时，他把那些鼓动革命斗争，充满激情的文学作品也都斥之为不健康的作品，时时把矛头指向左翼革命文学。
梁实秋强调理性的同时，却把文学的理性与想象对立起来。
他说：“文学的力量不在于开扩，而在于集中；不在于放纵，而在于节制……所谓节制的力量，就是以理性（Reason）驾驭情感，以理性节制想象。
”虽然他不得不承认“一切的文学都是想象的”，但他要求文学创作中“情感想象都要向理性低首”，他认为“在理性指导下的人生是健康的常态的普遍的，在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也是最标准的。
在这标准之下创造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
所以在想象里，也隐隐然有一个纪律，其质地必须是理性的常态的普遍的。
”（《文学的纪律》）由此，他把革命文学作品判定为非理性非常态的想象，因而遭到否定。
第二，新诗的格律的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