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政为官方略(39页)

曾国藩从政为官方略□内容提要第一讲把脉时代“变局”，营造发展舞台1.面对“变局”，不作壁上观2.巧借“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3.脱胎换骨，打造湘军第二讲执理不移，遇事敢争1.卧薪尝胆，不轻易出底牌2.3.舞台与作为，无权断不能有为第三讲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上)1.鉴人有术，冷眼识英才2.3.场面做大，才能群雄影从第四讲大业凭众人智慧而完成(下)1.2.认真3.传承事业，瞩意光大门庭之人第五讲曾国藩事上司之法1.2.3.第六讲1.2.3.英雄要屈身第七讲立人达人之道1.2.3.4.5.同患难，更当同富贵第八讲高官为政，务持大体——曾国藩做高官之道1.整顿官场积习2.3.京信常通，三种情况决不上报第九讲成大事者以人才为本——曾国藩选拔人才的艺术1.选人不可以眼光太高2.成大事者需要有血性之人3.德才兼备，以德为本第十讲曾国藩的用人艺术之一：用人者应该具备的三大素养——“诚意、智慧、度量”1.要有用人的诚意2.要有知人的智慧3.要有容人的度量第十一讲用人者应该把握好的三大手段1.注重与人才的情感交流2.离不开利益的引导3.用人之道要宽严结合第十二讲成功用人的关键环节——充分发挥人才的特长1.考察是用人的基础2.将人才放在正确的位置上3.任人惟亲是用人的大忌第十三讲不可泄了沉毅之气——曾国藩应对挫折的三个方略1.把挫折看成是磨砺自己个性的机会2.要知道自己败在哪里3.要耐心等待形势的变化第十四讲曾国藩的为政艺术之一：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1.居官者有四大败身之道2.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3.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第十五讲曾国藩的为政艺术之二：领导者贵在有战略头脑1.有战略头脑是高明领导应有的素质2.要有将战略决策执行到底的决心第十六讲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曾国藩的六条齐家格言（上）1.不要有代代做官的想法2.不要沾染上官宦人家的习气3.居家之道，不可多有余财第十七讲处理好与家人的关系——曾国藩的六条齐家格言（下）4.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5.官宦人家，不要干涉地方的公事6.仗势欺人是败家之道第十八讲良好的品性是成功的前提——曾国藩的修身艺术1.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2.少年当有狂者进取之趣3.从砥砺自己的品性开始第一讲把脉时代"变局"，营造发展舞台引言面对“变局”，不做壁上观巧借“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脱胎换骨，打造湘军【忠告】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冀。

面对“变局”，不做壁上观“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

”时代的任何“变局”都可能成为我们改变人生轨迹的契机。

任何一种新旧“体制”及政策的转换都可能成为我们个人营造发展舞台的“好风”。

任何想有作为的人，都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听从时代的召唤。

如果墨守成规，拘泥旧的体制束缚，就难以成功。

曾国藩在京时以理学家自居，理学讲孝道。

按礼制的规定，曾国藩无论时局发生什么变化，他都应该在家乡为母亲守丧3年。

但儒家礼法也有变通的办法，即当确实需要时，为官者可以不必等到守丧期满就去任职，这被称为“夺情”。

后世这种“移孝作忠”的事虽屡见不鲜，但当事人仍要遭到士人的白眼。

明代宰相张居正的“夺情”，曾引起朝政的大波澜，以至于张居正成为言官们攻讦的对象。

清代康熙时期，大学士李光地也有一次“夺情”，时人也争相攻击他，并说这是李光地的平生三大耻之一。

因此，当曾国藩最初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请他出山时，他委婉坚拒。

当咸丰帝的朱谕诏示他时，他也三缄其口。

为什么?这就是礼制的限制。

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

县令朱孙诒知郭与曾的关系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传官轿送郭嵩焘往曾国藩家。

120里的路，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

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

郭嵩焘则“力止国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

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下，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

曾国藩这才应允。

但多日不见起行。

郭嵩焘又同他的弟弟郭崑焘一同前往曾家劝说，但曾国藩却以郭氏兄弟入幕参赞其事为先决条件，郭嵩焘只好答应。

此后四年，郭嵩焘大部分时间都在曾国藩幕府中度过，成为湘军初创、曾国藩“大业”初起时的主要人物之一。

十二月二十一日，曾国藩抵长沙，开始着手筹练湘军。

郭嵩焘后来叙述此事时，说曾国藩成就“中兴”之业，他劝出山的功劳最大，当时曾国藩接到上谕后，具疏力辞，正准备派专使赴省城送奏折。

“束装将行矣”的时刻，他赶到了曾家，极力劝说，结果曾“即时收回所具疏，定计赴省”，这大体上与事实相符，但时间上显然有出入。

如前所述，曾国藩于十二月十三日接到上谕后就写了这个奏折，已经抄好，但没有发出。

两天之后接到武昌失守的消息，从情理上推论，只能使他更倾向赶赴长沙，决不会深更半夜的打发人去省城送这份奏折。

郭嵩焘所谓送信人“束装将行矣”的场面，可能是事过多年记忆上的错误，更可能是郭嵩焘为了渲染自己劝说曾国藩出山的“功劳”而有意“记错”的。

除了“忠”“孝”不能两全的矛盾外，曾国藩还是一个十分务实的人，他深知自己讲理学、佐朝政尚可称职，而对于兵法阵战、练兵打仗可以说是个外行。

而且，打仗是人命关天的事，与写写文章不同。

尤其是现在朝廷让地方乡绅自筹饷项，而自己平素所交之人，大多贫寒之家，拿不出银子，就招不到兵、勇。

因此，当乡间名流好友及巡抚大员一再请他出山时，他最初均表拒绝。

咸丰二年十一月，他写信给刘蓉，解释迟迟不赴团练局的原因：国藩之所以迟迟赴局暗诸君子之后者，盖自七月二十五闻讣，至十一月初五始克释缟素而更墨绖!。

若遽趋县城，既不可以缟素而入公门，又岂可竟更墨绖!，显干大戾。

且局中要务，不外训练武艺，催收捐项二端。

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棍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

而侧闻石樵先生之胆勇，及左右与罗山、赵、康、王、易诸君子之讲求切实，国藩寸衷自问，实不能及十分之二三。

至于催促捐项，无论斩焉在疚，不可遽登人门，即使冒尔从事，而国藩少年故交，多非殷实之家，其稍有资力者，大抵闻名而不识面，一旦往而劝捐，人将有敬而远之之意，盖亦无当于事理。

是以再四踌躇，迟迟未出。

曾国藩办事讲究条理，往往从最根本处讲求。

让一个身带墨孝的人出入乡绅富户之家，是对先人不孝，对他人不恭，况且，他的“人力资源”对于筹集饷项可以说没有大补。

但是曾国藩又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

他对刘蓉说：“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义不可不同心合力保护桑梓，拟于百日之后前赴县门，以明同舟共济之义。

”随即提出自己的意见：“鄙意以为壮勇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认为“但得敢死之士400人，则固可以一战。

”十二月十五日，曾国藩又给他的内兄欧阳秉铨写去一信，请他前往京师，帮助将家眷接回湘乡，他还说自己在家服丧仅满4月，家中诸事尚未料理，此时若立即出山办理官事，则不孝之罪滋大。

且所办之事亦难寻头绪，若其认真督办，必须遍走各县，号召绅耆，劝其捐资集事，恐为益仅十之二，而扰累者十之八；若不甚认真，不过安坐省城，使军需局内多一项供应，各官多一处应酬而已。

再四思维，实无裨于国事，是以具折陈情，恳乞终制。

为了取得昔日友好对他内心苦楚的理解，他还将折稿寄到京师，请内兄转交。

相好中如袁、毛、黎、黄、王、袁、庞诸君，尽可令其一阅。

此外如邵蕙西、李少荃、王雁汀、吕鹤田有欲阅者，亦可一阅。

盖欲使知交中谅我寸心，不必登诸荐牍，令我出而办事，陷于不孝也。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出山办团练的困难考虑得十分细致、具体。

这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

【忠告】壮勇忠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

巧借“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曾国藩最初出山办团练，是以丁忧侍郎的身份来“入局”的。

丁忧是为他母亲守丧，按儒家的礼制，无论官做多大，必须尽孝道，为父母守丧3年(实际是27个月)，在此期间，朝廷要开去官缺，但仍享有原官品级的待遇，服丧期满，再到中央重新任职。

也就是说，曾国藩有的是二品侍郎的虚衔，他这个“官”是虚职。

同时，他又有“在籍”的身份，因为他的母亲病故于原籍，曾国藩在家乡守丧，因而又有了乡绅的身份。

但他这个乡绅的身份也是虚的，因为他一旦服丧期满，又要离开湖南重返官场。

而那些退休的官员才是真正的乡绅。

就此而言，曾国藩的“亦官亦绅”都是虚衔，这就是他经常谈起“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原因。

曾国藩早在衡阳练军的时候，常说自己是“非官非绅，办事不灵”，而刘蓉却说，“我看这句话要倒过来说，应该是‘亦官亦绅，办事必成’。

侍郎公曾经有为官的身份，在朝廷上的影响绝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

而侍郎公如此体贴民情，与我们这些书生能打成一片，也不是一般当官的人所能做到的。

现在这支上万人的队伍，主要还得靠侍郎公。

”曾国藩听了这话，并不表态。

他作为湘军统帅是很自然的事情，他也不用推辞。

倒是刘蓉说他“亦官亦绅”，好像让他感悟到自己的身份也有其特定的优势，他今后应该想方设法发挥这种优势。

曾国藩何以有“非官非绅，办事不灵”的感慨呢?原来，曾国藩在长沙初练湘军的时候，由于他本来处于一种非官非绅的地位，可实际上却干着官和绅的事情，这样就必然要侵犯到他人的权利。

再加上他常自以为是，一切只凭自己的想法去做，根本不知道迁就别人，也使得别人很难与之合作。

起初，湖南巡抚张亮基是信任他的，又有左宗棠在中间沟通，所以矛盾还没有显露出来。

不久，张亮基调署湖广总督，左宗棠也跟着离开了长沙，由潘铎署理湖南巡抚，曾国藩与长沙官场之间的矛盾便公开化了。

后来骆秉章正式出任湖南巡抚，但他对曾国藩一时间同样也很不理解，矛盾并未有大的缓解。

尤其是其间发生了绿营兵冲击曾国藩公馆使他差点被枪伤而地方巡抚骆秉章却敷衍塞责，不了了之的事，使曾国藩更加狼狈不堪。

所以曾国藩感慨“办事不灵”。

而这次到衡阳后，听了刘蓉的话，他倒决定利用自己的“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了，变原来的“不是”为“是”，变“不利”条件为“有利”条件。

首先，一个“有利”条件是，“非官非绅”的身份使曾国藩没有封疆大吏肩负的守土之责，从而“逃避”许多罪责。

在太平天国发展前期，声势浩大，势如破竹，江南几不为清廷所有。

而丢弃城池是地方官的大罪，湖南巡抚骆秉璋等人都受到革职查办的惩处，甚至有不少钦差大臣为此受到斩首的严惩。

曾国藩出山之初，因为无实权，因此叹息“办事艰难”，但他也因为“在籍侍郎”这块挡箭牌使自己免受清廷的惩处。

等到太平天国势衰，曾国藩手中又有实权，也就不再慨叹“非官非绅”的身份之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