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家重要资料

罗钦顺
学术思想
罗钦顺对程朱理学的改造、对“气学”的创建、对佛学的批判，使他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与地位。

《明史·儒林传》说：“钦顺潜心理学，深有得于性命理气之微旨。

”
罗钦顺认为佛家与“吾儒”的最大区别在于对“性”理解不同。

佛教唯识宗将"八识"中的阿赖耶识视为永恒不变的本体,而且以本体为真,以现象为妄,罗钦顺认为其错误在于割裂了本体与现象的关系。

罗钦顺“早年笃信佛学，后断然舍弃，穷究性理之学。

‘谓释氏之明心见性，与吾儒之尽心知性，相似而实不同’。

‘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

认为‘气’是宇宙万物的根本，‘理’是‘气’运动变化的条理秩序；‘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

不同意朱熹‘理与气是二物’的见解，但仍接受程朱理学‘理一分殊’之说，认为‘人犹物也，我犹人也，其理容有二哉？然形质既具，则其分不能不殊；分殊故各私其身，理一故皆备于我’。

”
对于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学，罗钦顺的态度是批判。

对于程朱理学，罗钦顺的态度是部分扬弃，用理气为一物修正了朱熹理气二分的理气论。

罗钦顺认为气有聚散，聚散之理就在其中，并不是超乎气之聚散之上另有聚散之理。

对于理事关系，程朱理学的意思是“理在事上”和“理在事先”，罗钦顺则认为“理在事中”。

罗钦顺晚年潜心格物致知之学，继承、改造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指出格物是格天下之物，不只是格此心；穷理是穷天下事物之理，不只是穷心中之理。

主张“资于外求”，达到“通彻无间”、内外合一的境界。

明中期许多学者都曾与罗钦顺通信讨论过学术问题。

从《困知记》附录的记载来看，包括王阳明在内共有二十余位与钦顺有过书面交流。

王阳明和罗钦顺在不少学术观点上发生过激烈的争论，而王阳明的弟子欧阳德也曾在“良知”、“格物”等问题上和罗钦顺辩论过，并特著《辨整庵困知记》以反诘罗钦顺的见解。

影响
罗钦顺著有哲学著作《困知记》四卷，任继愈《中国哲学史》评价为“是一部直接批判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唯物主义哲学著作”。

又著有《整庵存稿》二十卷。

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是中国宋明理学讲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

源于唐代华严宗和禅宗。

宋明理学家采纳了华严宗、禅宗的上述思想，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

朱熹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

起源
中国宋明理学讲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

源于唐代华严宗和禅宗。

华严宗在四法界中讲理法界和事法界时，认为理是全遍，不是分遍。

“能遍之理，性无分限。

所遍之事，分位差别。

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华严法界观门》）。

禅宗玄觉禅师在《永嘉证道歌》中说：“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合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水月之喻，被概括为“月印万川”。

它与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相似。

太空一月映现在众多江海湖泊中可以看到无数月，无数月终归来源于一月。

同一本体显现为形形色色的事物，千差万殊的事物的本质又同一。

建立
宋明理学家采纳了华严宗、禅宗的上述思想，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

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从中发挥万物同属一气的观点。

程颐把张载的上述思想概括为“理一分殊”，其实张载并没有在《西铭》中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题，这是程颐的发挥。

朱熹转述其老师李侗的话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

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李延平先生答问后录》)。

但从程颐到李侗，都还没有从本体论角度系统阐发“理一分殊”的理论。

朱熹一方面接受程颐和李侗的观点，认为《西铭》通体是一个理一分殊，一句是一个理一分殊，另一方面融合佛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和月印万川的思想，把理一分殊作为其理一元论哲学的重要命题。

成熟
朱熹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

然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个理一的体现。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朱子语录》卷十八）。

例如屋、草木或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有桃有李，有张三有李四。

“只是一个道理”便是理一，厅堂、桃李、张三李四的差别是万殊。

他依此概括说：“《西铭》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

从伦理角度而言，人物以天地为父母，天地以人物为子女，因此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这是理一；人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这便是分殊。

他说：“天地之间，人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分未尝不殊也。

”
知其理一，所以为仁，便可以推己及人；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故爱必从亲人开始。

朱熹又把总天地万物之理，说成太极。

太极便是最根本的理,理一分殊就是太极包含万物之理,万物分别完整地体现整个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由此看来，万物之理与太极，似乎是普遍的理与特殊的理的关系，实质上还是理一与万物的关系，他虚构出一个最一般的理，安置到每一具体事物之中，实际上是把观念的东西当作事物的根源。

发展
明代的罗钦顺改造了朱熹的理一分殊说，认为理只是气之理。

世界上的人和物禀气而生，理便是一气变化的理，其理是惟一，所以叫理一；在其“成形之后，其分则殊”，便叫分殊。

两者的关系是，理一存在于分殊之中，即存在于千差万别的事物之中，这种认识接触到了一般寓于个别之中的辩证关系。

王夫之揭示朱熹以月印万川喻理一分殊的矛盾，指出“迨其分殊，而理岂复一哉！夫不复一,则成乎殊矣”,认为理一既可分殊，就不再是理一；理既是全遍，就谈不上分殊。

王夫之从逻辑矛盾上批判了朱熹，并从本末、大小关系上论述了理一分殊。

他认为，万物之大原惟天地，如由一向万，本大为一，即理一；末小而万，便是分殊。

这包含着事物的同一性与差别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同时，由于王夫之把被朱熹颠倒了的理气关系又颠倒过来，使理成为气的理,认为“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

从而把理一分殊建立在了唯物论的基础之上。

王廷相代表作《雅述》《慎言》
王廷相是一个唯物主义思想家，宇宙观上坚持气一元论。

他认为“元气”是世界的本源，“气”是不灭的，有了“气”才有“理”。

他所说的“气”就是物质，这与宋儒“天地之先只有此理”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是相对立的。

他反对神秘和迷信，反对神权，强调“人定胜天”思想。

王廷相认为“离气无性”，有生便有性，否定有些儒家所臆造的在气以外有所谓“本然之性”，也不赞成“性善”和“性恶”的先验论。

他拥护孔丘“性相近，习相远”的见解，而主张“性成于习”之说，因此，他主张应当使儿童在童蒙时期便开始养成好习惯，不要把儿童禁闭在家里，让他们接触社会实际，增广“见闻”。

王廷相重视“见闻之知”，极力反对宋儒所谓的“德性之知”，反对王守仁的“致良知”说。

他认为知识是“思”与“见闻”相结合的产物。

要求在实践中练习，这才是“真知”，反对书房中空虚的无实用的讲读。

他要求“学”与“思”不能偏废，要求“讲学”和“力行”并举。

他不但要求“思”和“学”相结合，还要求“思”和“行”相结合。

所以他把“思”放在学习过程中具有特别重要作用的地位。

他认为学的方法有二，
即“致知”和“履事”，二者兼有才是上等，必须“知行并举”才能达到目的。

关于道德修养方面，王廷相根据他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提出了反对偏重内省静养的方法，主张内外交养，动静结合，心虚气和，因时制宜等方法。

他把那种死抱着旧学成见，不通时变、不达事理的人叫做“迂腐”，把那种眼光短小的人叫做“浅陋”，把那种依阿谄谀不顾国家大计的人叫做“卑鄙”，这类人都不堪委任。

他主张要从克己寡欲开始，逐渐做到无欲无己，便能实现“大同”。

此外要经常补过徙义，使自己日新。

要使万物各得其所，才算是“仁”。

王廷相是在对正面讨论认识论问题，是对理学压缩、甚至取消认识的一种反抗，是王阳明学说的对立面，某种程度上是对早期理学尤其是张载关学的承接和发展，但就其对认识论的有意维护与自觉实践而言又有超过张载的地方。

王廷相论学体现出一种实证精神。

而且在人性论修养论方面他也体现出类似自然人性论的观点，贯之一实证的精神。

他开明后期实学之先河。

吕坤对理学进行修正批判
《呻吟语》《去伪斋集》《阴符经注》《四礼疑》《四礼翼》
以激烈鲜明的言辞对理学空疏僵化的流弊痛下针砭，高倡经世致用之论，并具有同情民众的宝贵情怀，可谓一个放言高论的思想家。

王廷相、罗钦顺等人在心性修养方面与程朱一派更为接近。

是阳明心学的对立面，然而他们虽然在理论上有一定突破，但在当时思想界并不占主流，主导天下思潮的还有王学，而将王学推广开来的著名人物是王畿（龙溪）与王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