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体系
（2014-6-4）
通观《文心雕龙》一书的内容，它实际上论及了文学本质、文学作品、作家、创作、文学发展、文学鉴赏和批评等各方面的问题，从而共同构成《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体系。
一、文学本质论
刘勰对文学本质的看法，集中体现在《文心雕龙》的前三篇《原道》、《征圣》、《宗经》中。具体而言，体现为三个关系：
第一，“文”与“道”的关系。刘勰探讨文的本质，是从文与道的关系入手的，为了说明文学与道的关系，他首先论述了自然的天文、地文来源于道。“人文”，指人类所独有的变现性灵的语言文字形式，亦即文章。他认为“人文”的文章，与天之文、地之文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们共同体现了道，是道的具体化。
第二，“文”与“圣”的关系。刘勰认为，儒家的圣人能够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至高无上的“道”，并通过语言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道的玄妙之理也可以通过圣人得到阐明，《六经》是道的体现。
第三，“文”与“经”的关系。刘勰认为，经书是圣人“原道心”写成的，经书是天下文学作品的典范。通过经书，不仅可以学习明道的内容，效法圣人美好的道德情操，而且可以获得精美的语言表达形式规范。
二、文学作品论
关于文学作品本身特点的分析论述，散见于《文心雕龙》的许多篇幅中。这里就作品的构成要素、体裁、风格等内容，择其要者加以介绍。
第一，内容和形式。
《情采》篇是专论文学的内容、形式及二者关系的。
刘勰把事物内在的本质和外在的形式相统一视为一个普遍的法则。他列举自然事物有质有文，文质相依，目的在于说明由人所创作的文章构成。他把广义的文分为三种形态：
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
情文，便指人类变现性灵的言辞文采。刘勰认为，人类文章的本体，实际上也包含两个部分，即文与质、情与采、内容与形式。他指出，文采依附于内容，内容靠文采方得以表达，二者在文章本体中是互相依存、不可分割的。
刘勰关于文章内容与形式的论述，不以“文质”名篇，而称为“情采”，突出了“情”在创作中的地位，肯定了“采”的形式之美，不仅反映了魏晋文学观念的进化，而且对纠正齐梁文弊也有一定意义。
第二，文学体裁。
《文心雕龙》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着重研究作品的体裁，分别
论述各种文体的性质、源流和代表作家作品，是古代文学理论关于体裁研究和文体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文心雕龙》的体裁分类非常细密，所论述的主要文体有诗、乐府、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加上骚共34类，论述中所涉及到的比较次要的文体，类别就更为繁多，计有70多种。
根据《序志》篇的提示，《文心雕龙》对每种文体的论述大致上有以下几项内容：
一是“原始以表末”，即追溯各种文体的源流；
二是“释名以章义”，即对各种文体的名称加以解释；
三是“选文以定篇”，即分析各体文章的代表作家作品；
四是“敷理以举统”，即论述各类文体的性质、特色和要求。
在二十篇的论述中，不仅体现了刘勰关于文学分类和文学体裁的思想，而且每一篇都相当于一种文体的发展史，并包含着许多关于文学创作各方面的重要见解。
从《文心雕龙》所列的各类文体来看，刘勰所谓的文学的范围相当广泛，不仅包括纯文学性的诗赋等，而且包括经书、史传、诸子及其它应用性文体，表明刘勰并没有把文学和非文学严格分开。但他先列有韵之文，后列无韵之笔，而且把《明诗》、《诠赋》置于其文体论之首，又显示出他仍然是以文学性较强的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
第三，文学风格。
《文心雕龙》的许多篇章，都包含有论文学风格的思想，较为集中的是《体性》、《定势》、《风骨》各篇。
首先，《体性》篇着重论述作家个性与文体风格的关系，“体”即文体风格，“性”指作家的性情才识。刘勰认为，文章的风格是作家创作个性在作品中的具体表现，作家在天赋、气质、知识、才能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作品风格的差异。
基于这种认识，刘勰把文章的风格概括为八类：
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
其次，《定势》篇论述作品风格与体裁之间的关系。刘勰认为文学创作“因情立体，即体成势”。这里的“体”即文章体制，“势”即文体风格，不同体制形态的文章，其对风格应有不同的要求，每一种文体都有其一定的风格特征相对应，一种体裁的作品必须有一个统一的风格，高明的作家又可以用一种体裁融会不同的风格气势，但其必有一种主导的风格计调。
第三，刘勰在《风骨》篇中提出了“风骨”的概念。“风骨”一词，虽与风格的涵义不完全相同，但与风格又有密切的关系。
在刘勰看来，“风”，指的是与作家的禀赋、气质、情感相联系，并在作品中表达得鲜明而有生气、骏快而爽朗、富于感染性的内容；“骨”，指与文意相称，精练而有条理、挺拔刚健、端正劲直的语言形式。
三、作家论
《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的主体条件非常重视，在许多篇章中都涉及到对作家才能的评论及其与创作之关系的研究，《养气》、《才略》、《程器》三篇最为突出。
第一，重视作家先天之“气”的蓄养。
《养气》篇着重探讨“养气”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即作家应如何保持良好的创作心境问题。刘勰根据人的生理特点和创作的客观需要，指出只有保持随意适志的平和心境，才能保证构思为文的成功。
第二，重视后天的学习和训练。
刘勰强调作家要蓄养元气，但并不否认后天学习的意义。《文心雕龙》的《神思》、《体性》、《事类》等篇，都论及了学习修养对于创作的意义。如在《体性》篇里，刘勰把作家创作的主体条件分为才、气、学、习。“才”和“气”偏重指作家得之于先天的禀赋和气质，而“学”、“习”则偏重于后天的知识积累和技能训练。
气靠蓄养，知识技能则靠后天学习。学习时的勤奋与创作时的适意相结合，才能写出好的作品。
第三，重视文学批评中对作家才能的评价。
《才略》、《程器》二篇，专门评述作家的才能品德，可视为专篇的作家评论。在《才略》篇中，刘勰评述了自虞、夏、商、周、春秋、战国到汉、魏、晋九个时代作家的才性、学识及其作品特色，并指出，通观创作历史，司马相如和王褒以前，作家大多凭借才力创作而不讲求学问的修养；扬雄、刘向之后，作家则多重视学习，引用古书来创作。
《程器》篇认为，评论人才应以“文采”和“器用”为准则，文学家的才华，既包括创作才华，还包括品德操守和政治修养。他反对作家“有文无质”，批评了当时“务华弃实”的不良风气，这些对于作家才能识略的批评，丰富了古代作家论的研究。
四、文学创作论
《文心雕龙》的创作论主要体现为以下方面：
1．关于客观外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
刘勰在《物色》篇中专门探讨了客观外物与文学创作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文学情感的激发产生于自然景物的变化，面对大自然的神奇多变，诗人便会产生按捺不住的创作激情。不仅诗的情感来源于外物，而且人的情感反应的不同也是因为外物本身的不同引起的。这种“感物而动”的思想，与陆机所谓“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是一致的。基于这种认识，刘勰认为自然外物是文情无尽的源泉。
更为深刻的是，刘勰还认识到作家在面对外物时，主体的情感并不是被动地受外物变化的调遣。一方面是作家的“气”、“情”、“心”，另一方面是外物的“貌”、“色”、“象”，二者实际上通过“视听”感官的中介，处于一种双向交流共振的状态。只有客观外物所发散的审美信息与创作主体的内在的意志情思之间发生这种双向对流，才意味着作家达到了“入兴”的状态，感发了创作的情怀。
2．关于文学创作的构思
刘勰对文学创作构思问题的论述主要体现在《神思》篇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