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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银行工作总结开头2024银行工作总结开头（精选5篇）2024银行工作总结开头篇1这一年对我的职业生涯的塑造意义重大。
我从事代发工资岗也已整整一年，在领导的带领与指导下，我学到了很多业务知识和做人的道理，从中体会到的酸甜苦辣也是最深刻的。
领导在工作的各个方面都能够充分地信任我，大胆放手让我施展才能，从中我得到了很好地锻炼。
柜台营销方面是我的弱点，但是领导仍然对我给予充分的鼓励，使我更加信心百倍地迎难而上，进而能够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改进，并不断进步。
现将工作情况总结如下：首先，在思想与工作上，我能够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招行的各项操作规程和各种制度文件并及时掌握，各位同事的敬业与真诚都时刻感染着我。
在工作期间，我能够虚心向同事们请教，学到了很多书本以外的专业知识与技能，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团队精神、沟通与协调的重要性，同时为自己在今后的成长道路上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
在工作方面，我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我能够任劳任怨，不挑三拣四，认真落实领导分配的每一项工作与任务。
日常我时时刻刻注意市场动态，在把握客观环境的前提下，研究客户，通过对客户的研究从而达到了解客户的业务需求，力争使每一位客户满意，通过自身的1努力来维护好每一位客户。
其次，在技能方面，我个人也能够积极投入，训练自己，这一年中，我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工作状态，以一名合格的招行员工的标准严格的要求自己，立足本职工作，潜心钻研训练业务技能，使自己能在平凡的岗位上为招行事业发出一份光，一份热。
对我个人而言，点钞技能已经超额达标，但是加打传票和打字与熟练的同事相比还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我利用一点一滴的时间加紧练习，因为我知道，作为储蓄岗位一线员工，我们更应该加强自己的业务技能水平，这样我们才能在工作中得心应手，更好的为广大客户提供方便、快捷、准确的服务。
第三，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我能够及时地融入到招行这个大家庭中，积极面对工作，与大家团结协作，相互帮助。
洛阳市D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偷税案查处始末--洛阳案例洛阳市D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偷税案查处始末根据河南省国家税务局《2007年税收检查计划》工作安排，为加强商业税收管理，有效遏止洛阳市商业税收增长乏力、与经济发展不同步，税负偏低的局面，该市国税局于2007年3月30日组织在全市开展商业企业税收专项整治工作，洛阳市国税稽查局结合该市《商业税收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先后组织开展对涉及煤炭、汽车、医药、大型商业企业、石油、烟草及制品批发等商业企业的违法违规问题进行稽查，本案则属于在对医药行业的专项检查中，稽查人员运用信息技术手段成功破获该市D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采用隐匿收入方式进行偷税的典型案例。
一、涉案企业基本情况D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成立于2003年9月，2004年1月被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经营地址：洛阳市老城区，经济类型：私营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中药材、抗生素、药品等。
二、检查过程、方法和手段（一）查前分析，精心部署案源下达后，洛阳市国税稽查局稽查五科的同志，于2007年5月28日立即组织办案人员收集企业信息，摸清企业有关情况，拟订出具体的检查方案。
确定了“三比对、六核查”的工作思路，对纳税人的申报真实性进行全面清查。
“三比对”：即与购货方信息、医保部门涉税信息和与银行部门涉税信息进行比对；“六核查”：即对金税工程中滞留票信息的核查、平销返利的核查、免税药品的核查、进项抵扣的核查、成本费用真实性的核查和收入成本配比性的核查。
（二）检查初期，迷雾重重检查初期，检查人员采用了日常惯用的调帐检查的方法，可通过对该公司提供的账簿凭证的初步审查，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疑点和线索。
市局从医保中心采集的数据，也因为没有注明时间段，而无法采用。
账面资料显示：该公司2005年实现销售收入1102万元，申报销项税额182万元，申报抵扣进项税额174万元，应纳已纳增值税8.5万元,增值税负担率0.77%，帐面亏损125万元；2006年实现销售收入775万元，实现销项税额129万元，申报进项税额118万元，应纳已纳增值税10万元,增值税负担率1.33%，帐面利润19万元。
“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内容提要】中国现在需要警惕的不是所谓“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转型陷阱”。
“转型陷阱”指的是，在改革和转型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格局阻止进一步变革的过程，要求维持现状，希望将某些具有过渡性特征的体制因素定型化，形成最有利于其利益最大化的“混合型体制”，并由此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和经济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
“中等收入陷阱”的突出表现是原有支撑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耗尽而形成的经济停滞，而“转型陷阱”的主要表现则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畸形化。
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既不是改革处于胶着状态，也不是改革受挫，也不是改革处于停滞状态，甚至也不是向旧体制倒退，而是将转型中某一特殊“过渡形态”定型化，形成以维护既得利益为主要目标的混合型体制。
现在中国问题的关键是要打破“转型陷阱”的逻辑，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坚定不移地走向现代文明。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转型陷阱 体制定型化 混合型体制一、中国正在陷入的是“转型陷阱”在新的世纪走完10年之后，人们蓦然发现，我们现下已经处在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时期。
有人说“中国社会的气质正在发生变化”；有人说改革已经终结，已经死亡；有人说中国开始要进入一个停滞时期。
一种沉闷而焦躁的社会氛围在悄然形成。
如果将这种状态置于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其中具有的含义就更是耐人寻味：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特征是改革，90年代的特征前期是改革后期是开放，而进入21世纪后的这10年，维稳则成了最基本的基调。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目前流行的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从发展角度提出的解释，即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另一种是从改革或制度角度提出的解释，即认为是改革处于停滞甚或倒退状态。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在2007年的一份报告①中首先提出来的。
其实，此前也有类似的表述，比如“拉美化”或“拉美陷阱”等，所指的就是这个问题。
企业“存贷双高”现象研究与防范作者：朱珂瑶来源：《商场现代化》2024年第12期摘要：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康得新、东旭光电为代表的“存贷双高”企业纷纷爆雷，对资本市场造成较大冲击。
通过梳理“存贷双高”现象的成因、实现手段和经济后果，发现“存贷双高”企业通常“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因此，投资者和监管者应该跳出传统财务分析范畴，认识和警惕这一财务异象，防患于未然，尽早规避风险，加強监管。
关键词：存贷双高；货币资金；大股东；利益侵占一、引言在“现金为王”的时代，充裕的现金被认为可以帮助企业抵御未来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因此，投资者青睐现金持有量大的企业。
直到2019年1月，康得新债券违约事件以及同年10月东旭光电债券违约事件的曝光，都表明披有“高额现金持有”外壳的企业财务报表虽然亮眼，但并不能说明不存在财务问题，其有可能存在“存贷双高”异象。
类似地，其他企业如康美药业、永煤控股、宜华人寿和德威新材等，也因“存贷双高”被证券交易所出具“监管问询函”。
可见，有必要重点关注“存贷双高”现象背后隐藏的真相。
近年来，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尽快识别和消除阻碍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不利因素。
鉴于此，本文对近年来中国企业“存贷双高”的文献进行梳理，立足“存贷双高”现象产生原因、实现手段及经济后果，以期拨开“存贷双高”的迷雾，让投资者和监管机构等更加清晰和深入地了解“存贷双高”企业存在的风险与隐患，使资本市场参与者防范未然，及早规避风险或加强监管，进而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
二、企业存贷双高的认定一般而言，“存贷双高”是指企业账面货币资金和短期有息负债均处于较高水平。
“存”指货币资金、应收票据、交易性金融资产等，暂时闲置或能快速收回的资金；“贷”指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短期应付债券、应付票据等有息负债。
国内学者对“存贷双高”中“高”的具体定义暂无统一标准，但大多数学者采用企业货币资金和短期有息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在15%～20%，且高于行业均值来识别企业是否存在“存贷双高”。
“中等收入陷阱”对中国的威胁及对策分析摘要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实现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使得我国已经迈入到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也面临着这一阶段的发展难题——“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认识并且跳出“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到高收入国家对我国的发展至关重要。
本文对“中等收入陷阱”的一般理论和我国可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进行分析，并结合我国的国情提出一系列可行的规避措施。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产业升级中图分类号：f124.7 文献标识码：a0 引言“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被首次提出的一个名词，所谓“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是指很少有中等收入经济体能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中等收入经济体在经历了人口红利之后，既无法在劳动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高端科研与人力资本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竞争，很难摆脱原有的经济发展方式和开启新的经济增长点，并且人均gdp也难以跨入高收入行列，导致经济发展减缓或停滞，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的区间。
对于“中等收入陷阱”论题的研究，国内许多学者的研究角度都不同，马晓河（2010）主要从需求角度和产业结构调整角度进行研究，并且认为我国只有两种途径可供选择：一是调整国内需求结构，二是调整产业结构，不过对于这两种途径，我国都面临比较大的困境；胡鞍钢（2010）在分析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指出有经济原因、社会原因、政治原因和国际原因，并且认为中国在转型期必须谨慎地选择社会发展方式；郑秉文（2011）主要从从国际经验教训的角度来研究这个论题，对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拉美国家以及跨越这个陷阱的“亚洲四小龙”进行比较，指出中国经济要经历市场驱动、要素驱动、效率驱动和创新驱动四个阶段；王一鸣（2011）主要从战略选择角度，着重分析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以及我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面临的挑战；刘伟（2011）认为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关键是要转变发展方式，并且提出解决措施主要是从微观上转变资源配置方式和从宏观上转变经济调控方式；许慎（2012）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角度，并提出破除“中等收入陷阱”要建立与生产力相适应的分配制度、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深化第三次分配、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李刚（2012）主要从比较中国和拉美等国主要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不同为基础，并结合中国的现实情况认为中国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很小，尽管如此，也要采取预防性政策。
银行建行狼性文化凸显，宇宙行也有隐忧作者：暂无来源：《金融理财》 2017年第9期文本刊记者邵萍截至8月31日，银行界的中流砥柱工、农、中、建的上年半业绩报告皆已出炉。
《金融理财》的记者通过分析四大行半年报数据发现，今年上半年四大行总资产规模达到87.21万亿元，在银行业243.2万亿的资产规模中占比35.86%;四大行净利润合计5119.15亿元，占据银行业净利润的一半以上，达52.76%。
除了资产规模令人垂涎三尺外，2017年上半年，四大行利润增速均不低于2%，工、农、建、中四大行的净利润增速分别为2.00/0、3.40%、3.810/0和3.02%。
和去年同期相比，均有明显提升，特别是农行和建行，净利润增速同比分别提升了2.9个百分点和2.56个百分点。
利润提升的同时，不良贷款情况也都有所改观。
农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与不良率实现了“双降”，工行不良率较年初下降了0.05个百分点，中行不良率较年初下降了0.08个百分点，建行较年初则下降0.01个百分点。
嫉妒，从来都是对着只是超越自己一丁点的人而已，土丘对珠峰永远只有羡慕的份。
尽管近年来，随着金融监管趋严以及互联网金融的影响，银行已不像原来那样津津乐道，但是再怎么“瘦身”，骆驼依旧比马大。
只是，最近易趣微财经的记者被券商中国的一篇《大行较量！建行的”狼性文化”让工行不安》吸引了过去，下面就具体聊聊这两家银行。
券商中国在文中指出，他们独家获得的一份工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撰写的《“建行竞争力”系列分析》内部研究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表述：近年建行在多个业务领域赶超我行（指工行）的战略意图明显，并取得较大成效。
过去十年间，建行在战略前瞻性、战略执行力、管理体制机制和转型创新等方面的优势，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后续效应，值得密切关注。
不能忽视建行的竞争实力和发展潜力。
应借其之长，补己之短，通过深化改革和转型创新，锻造我行更大的竞争优势。
同时，其他内部研究报告也显示，工行早在两年前就开始关注到建行的赶超势头，并从净利息收入、战略定位等方面分析过两家大行的差别，但今年对建行的重视程度进一步加深，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上述《“建行竞争力”系列分析》研究报告就是在今年推出，且已更新至第三份。
财务管理小故事第一篇：财务管理小故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段时间比较热门的事件之一“郭美美现象”，这个新闻来源于凤凰网财经资讯首页的专题专栏，随着公安机关的跟进调查以及红十字会几次公开声明，郭美美事件现在应该算是告一段落，北京公安局连发三条微博表示郭美美母女与红十字会无直接关联，但是民众的声讨依然在继续，因为郭美美事件有碍社会公信力，会让人们失去对慈善事业的信心，捐了款，钱的去向，钱的用途，人们始终关注着自己的捐赠是否对这个社会的弱势群体起到帮助作用，而不是被告知人们的捐赠始终在败坏一群追名逐利的物质化名流。
事件发生后，红十字会公布了一个财务统计公开信息，上面统计数据显示，捐赠款项与捐出款项之间还有一部分差额，而这部分钱到底去了哪里，是进了内部人员的腰包，还是突发事件导致流落不明，人们需要一个明确的回复，而红十字会也于2011年7月8日作出承诺，会做到“两公开两透明”，即捐赠款物公开，财务管理透明，招标采购公开，分配使用透明，用实际行动维护红十字的声誉。
从这次事件可以看出，财务管理的漏洞始终是威胁一个公司，一个企业或者一个社会组织生存的最可怕的魔咒之一，钱始终还是最最根子的问题，这就跟动物园里的袋鼠总是可以逃跑的事情一样，动物园管理人员不停的加高袋鼠的笼子，从4米到10米，最后无奈至极的加到100米，袋鼠觉得很可笑，总是不关笼子门，加再高还是能逃跑。
红十字始终在媒体上撇清与郭美美母女的关系，澄清一些没有公信证据的事情，不断的加高并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用不断的解释来掩饰自身满目疮痍的管理形式，人们最关注的始终还是财务的走向问题，不关好而且也不管好财务这扇门，最后还是变成一个漏洞，导致现在这种危害社会公信的现象，威胁了这个社会的良心所在，也动摇了这个社会道德的底线。
中国红十字会是从事人道主义工作的社会团体，以发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保护国民的生命和健康，并促进人类和平与进步。
到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完全公开财务，使财务管理面向全民的透明化，我们倒可以抱着一点点希望去拭目以待。
Q4息差回升、资产质量改善显著，大行利润增速转正银行事件概述:银保监会公布商业银行20Q4监管指标：2020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本外币资产319.7万亿元，同比增长10.1%。
商业银行2020年累计实现净利润1.94万亿元，同比降2.7%；Q4资产利润率为0.77%，环比降3BP ；净息差2.1%，环比增1BP ；不良率1.84%，环比降12BP ；拨覆率184.47%，环比提升4.58pct 。
主要观点：► 盈利能力：2020年利润负增修复、大行率先转正，息差回升1BP1）2020年净利润同比下降 2.7%，较前三季度回升 5.6个百分点，Q4单季利润增速高达28.5%，主要是四季度营收端平稳、减值计提边际放缓下，利润增速修复，拉升全年利润水平。
大行增速率先转正收录3%，Q4单季利润增速约60%。
2) 四季度商业银行净息差2.1%，环比Q3小幅回升1BP ，全年息差基本平稳。
展望2021年，货币政策强调灵活精准、以稳为主，疫情期间特殊的宽货币政策边际退出利好银行资产端定价回升，同时负债端结构持续调整，尤其是高息存款的压降，将共同助力息差企稳回升。
► 资产质量：年末中小行加大不良处置，不良双降资产质量拐点验证1）行业不良和关注类贷款双降，不良规模环比三季度末压降4.7%，不良率触顶回落12BP 至 1.84%；关注类贷款规模环比三季度压降1.6%，占比降9BP 至2.57%，商业银行潜在不良压力持续缓解。
2）不良压降拉动行业拨备覆盖率环比提升 4.58pct 至184.5%，拨贷比环比降14BP 至3.39%，反映年末核销力度较大。
3）结构上，大行不良处置前置，年末不良率环比将2BP 至 1.52%，幅度较前三季度放缓；中小银行资产质量明显改善，股份行、城商行和农商行20Q4不良率分别环比Q3降低13BP 、47BP 、29BP 至1.5%、1.81%、3.88%。
► 投资建议:资产质量确立拐点，业绩兑现支撑估值修复总体而言，商业银行四季度指标数据好于我们预期。
揭开银行成本收入比迷雾发布时间：2010-05-17 21:262010年05月17日 15:24 证券市场周刊成本收入比指标被认为是银行成本控制水平和经营效率的表现，指标值低的银行更被市场所推崇，但这并未完全反映事实，高成本收入比潜台词下的“高资产增长—高费用支出”的模式也不能一概而论。
笼罩在成本收入比身上的迷雾亟须拨开。
崔宏／文有研究人士以《商业银行风险监管核心指标(试行)》为框架，建立了一套由衡量银行风险水平、抵偿风险能力、补偿能力增长等方面的10个指标组成的商业银行风险预警系统，通过统计赋值，并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主要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和效果做了定量分析。
其中得分越高说明银行风险管理水平越高。
下图为各银行成本收入比与风险管理水平的对比情况。
结果显示，成本收入比与风险管理水平基本呈正比关系，即成本收入比越高，其风险管理水平也越高。
从具体结果看，11家银行中，深发展(000001.SZ)风险管理水平得分最高，而其成本收入比仅次于民生银行(6.61,-0.20,-2.94%)(600016.SH，1988.HK)；民生银行成本收入比最高，其风险管理水平也高居第四位。
而工商银行(4.39,-0.14,-3.09%)(601398.SH，1398.HK)作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商业银行，其成本收入比最低，也似乎最受市场在成本控制方面的好评，但其在风险预警模型评定中综合得分值却最低，即风险管理水平最差。
这表明，较高的成本收入比是银行提升风险管理水平的必要投入，也是做好经营的必需。
或许银行对于基础设施、科技系统和人力资本的较高投入，减少了道德和操作风险，也激励了职工的更大责任感，必然带来银行业务经营的低风险。
因此，对收益的观察不能仅要求目前的高收益，更要关注长期的风险控制下的高收益。
管中窥豹，那种简单认为成本收入比越高，就是成本费用侵占了较多的收入，必然造成利润越低、效率也越低的观点无疑是短视的。
成本收入比高低事出有因银行属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业，投资力度过少影响发展潜力和市场竞争能力，且不同银行发展阶段不同，战略不一，成本高低事出有因，影响可比性。
银行的成本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刚性资金成本，由于各家银行的历史有长有短，网点有多有少，吸收储蓄多少自然不同，有些银行储蓄存款源源不断，有些银行则更多要依靠同业存款，资金成本自然各异。
这就造成成本收入比公式分子中的业务费用上的差别。
另一类成本则是经营性费用，经营性费用又包括人力费用和营业费用两部分。
这两部分费用因为银行的产业属性影响，本质上不会太低。
首先，银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属性，决定人力资源的开发和配置是支持银行业务发展的主要因素。
虽然人工成本的控制是必要的，但人工数量和单位成本的降低必须顾及业务的正常需要和一定程度的激励，这些费用必然会维持在较高水平。
其次，银行更是一个资本密集型的产业，除去银行本身对货币的经营，突出表现为应进行广泛覆盖度的经营网点的投资、庞大先进的信息系统的建设，在财务上即表现为资本开支及其产生的折旧、摊销。
虽然资本开支也应科学论证严格控制，但同样不是压得越低越好，这会影响银行的经营活动和可持续发展。
成本收入比的高低是不同银行不同经营环境的反映，那些高成本收入比的银行多是后来者，它们的加入引入了市场竞争，为社会创造了价值。
没有它们，社会将为有限的所谓低成本收入比银行付出更大的代价。
受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中国长时间对银行业实施严格的政府管制，避免竞争，维护垄断，银行业的控制权都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
相应地，监管部门对银行业的进入也采取非常严格的管制政策，在对新业务品种的开办审批以及对非国有银行在市场参与权、参与地域范围、参与程度等方面施以严格的政策壁垒，致使新的竞争主体很难进入。
随着金融改革的逐步深化和扩大，不同规模、不同产权性质的商业银行相继成立，市场竞争程度有所增长。
对于这些新生的中小银行而言，由于没有历史的积累，没有更多国家信誉的支持，其生存和发展不可避免会遇到强大的阻力和压力，更无从谈起增强其市场竞争能力。
事实上，中小银行若没有高的成本包括人员激励投入，根本无法与原有的国有大行进行竞争，要从原有的垄断市场抢夺一块空间，要从原有的银行体系中吸引一批专业人才，不可能不加大投入。
试想，中小银行工作不稳定、压力大，与国有大行相对稳定的工作环境相比，不在激励上加大力度，根本无法在市场上生存。
要求广大中小银行与国有大行保持一样的成本收入比，实质上就等于是不允许中小银行存在。
相反，原有大型银行已经到了大而不倒的地步，占尽天时与地利，充足的廉价资金来源、历史形成的客户资源，几无经营压力，至少是生存压力全无。
而他们的优势却正是横亘在中小银行身上的先天不足，不仅面临经营危机的时刻威胁，而且还面临比大行更加严格的监管，没有大的投入何来生存与发展？正因为有了广大中小银行的发展，增加了市场竞争，为社会带来了原有体系下不曾有过的附加价值。
服务态度、服务效率、产品创新、价格减低等一系列改进，都得益于中小银行的加入而导致的竞争。
若无竞争，社会仍将在承受原有体系下的低质服务，并付出更大的代价。
因此，成本收入比高的中小银行所遭遇的非议，完全是不了解中国银行(3.96,-0.13,-3.18%)业发展和竞争价值的无稽之谈。
具体而言，银行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实施的发展战略同样对成本收入比有很大影响。
在快速发展阶段，出于网点扩张和业务拓展的需要，营业费用自然要多，同时员工人数和相应开支出现较大幅度增加，这样总成本增加是必然的。
甚至一定时期内，成本的增加还可能超过收入的增加，直接表现为成本收入比的升高，这是为未来发展积蓄力量的必然要求。
另外，特定时期基于特定战略发展的需要，如银行采取扩张并购的发展战略，在机构设置和品牌推广上大幅投入，加强IT技术的投入以支持管理信息系统、营销渠道的升级和发展，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提升等，都会使成本增加。
从长远看，随着银行的战略实施、范围经济效应的逐步释放、业务平台的综合利用，成本节约的效应将逐步得到体现，成本收入比有望转低。
可见各银行处于不同的战略发展期，导致其成本支出高峰期不同，相应成本收入比自然不同。
那种简单对比或就成本收入比指标本身的大小做出臆测的观点，是根本不了解银行运营发展和银行业本质的表现。
成本最小并非收益最大银行经营不是追求成本最小化，因为成本最小化绝不能推导出股东收益最大化，小进小出多数情况下不及大进大出对股东价值更具增值效果。
没有一家企业的经营目标或存在目的是成本最小化。
从功利角度而言，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过程中，其他一切包括成本控制等都是手段。
利润的增长要高于资产的扩张，营业净收入的增长要高于成本的增长，这是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标志和保证。
以此观之，银行对成本的控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压缩和降低，而是要把成本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例控制在一个合理或行业平均水平。
当然特殊阶段和发展战略下，偏离行业水平或许正是内在要求。
长期看要保持营业收入的上升超过成本费用的上升，也即不管成本增加多少，只要能带来净收入即可。
有两家银行，一家银行的成本收入比是0.30，它花费了30亿元的成本费用取得了100亿元的营业收入；另一家成本收入比是0.33，它花费了40亿元的成本费用，取得了120亿元的营业收入。
那么，股东应欢迎哪家银行呢？后一家银行相比前者，成本费用由30亿元上升为40亿元，增加了10亿元，但是营业净收入却由100亿元上升到120亿元，增加了20亿元。
营业净收入由70亿元上升到80亿元，净增加10亿元。
显然成本收入比高的银行更符合股东的价值创造要求。
作为股东，在既定的投资下，更多的是应该明确自己的净收益指标，根本没必要去管收益是在多大成本代价下取得的。
你预期收益是80亿元，至于是100亿元的营业收入减去20亿元的成本费用得到的(此时成本收入比是0.20)，还是120亿元的营业收入减去40亿元的成本费用得到的(此时成本收入比是0.33)，全是经营层采取不同的经营策略所致。
此时，成本收入比没有任何取舍意义。
上例中，成本收入比高的银行更值得关注和称道。
在公司财务上，大进大出多数情况下会优于小进小出。
就如花200元钱买自行车一年挣2万元的车主绝不如花20万元买汽车一年挣50万元的车主日子过得舒坦。
即使前者的成本收入比仅为1%，而后者成本收入比高达40%。
前者不吃不喝净收入1.98万元，而后者却有净收入30万元。
因此，那种认为“资产高增长—费用高支出”的经营模式存有问题的观点，是不知一般经营为何物的陈词滥调。
低显性成本藏高隐性成本国际上大银行成本收入比一般都较高，这通常代表了一家银行的创新动力、发展后劲和企业文化，怎么论及成本收入比时就不说国际所谓先进银行及其背后成因了？国际上花旗、汇丰、渣打、苏格兰皇家银行等银行的成本收入比都在50%以上。
资料显示，中国2007年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平均成本收入比已低于世界1000家大银行中成本收入比最低的中东地区银行业39.31%的水平，基本是最低的，但盈利、风险、创新、社会责任都是最好的吗？成本收入比一定程度能体现银行职工的薪酬和激励机制，成本收入比越高的银行，若是人力费用高，则意味着员工薪酬高，待遇和激励机制比其他银行要好。
国际上对成本收入比有不同的看法，并不是成本收入比越低的银行效率就一定越高，由于人力费用低，会导致发展后劲不足。
反观国内，大型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成本收入比约为30%的水平，往好处说，体现了较强的成本控制能力。
但一线员工的收入长期低于当地其他很多行业平均工资水平，这种情况与全行整体效益不相符，是对职工利益的某种牺牲。
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于这样的大银行，激励机制长期缺位也给他们带来发展后劲不足的影响，甚至容易形成道德风险和操作风险，创新步伐落后，人才流失情况比较严重。
此外，判断成本的高低还应区分表面显性成本与其他隐性成本的高低。
由于所有制的不同、经营体制的差别、员工稳定性的悬殊，都会产生不一样的成本曲线，成本与所创造的价值必然要回归匹配的路径。
国际上多数银行的成本都是显性化成本，而中国国有大型银行的显性成本或许仅是冰山一角。
那种谈起成本收入比就动辄指责中国银行、特别是股份制中小银行成本收入比居高不下的言论，是典型的不考虑各家银行不同的成本曲线而断章取义的论调，有失偏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