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宗羲定律”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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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黄宗羲定律”的认识
黄宗羲(公元1610——1695),字“太冲”,号“南雷”,人称“梨洲先生”,浙江余姚人。
其身后与顾炎武、王夫之齐名,并称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他是明末清初的重要思想家,是我国古代研究赋税制度最深入、最系统的学者之一。
他的思想成就体现在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批判方面,并且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思想色彩,对中国清末资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特别是他认真地反思了中国上自三代下至明朝的历代赋税制度,他对传统帝国千年以来的“农民负担”和“税费改革”等问题的研究和评论堪称深刻,即使在今天看来也颇具价值。
“黄宗羲定律”是由当代学者秦晖等根据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对中国历史上频繁出现的“并税式改革”规律的认识和揭示综合归纳而成的,它是人们对这种税制改革模式所呈现的某种客观规律的科学概括,反映着中国税制改革在一定的制度和社会条件下发生一定的变化过程的必然联系。
何谓“黄宗羲定律”,意思是说,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在中国古代史上,至少发生过4次比较大的“并税式改革”,最早的一次发生在唐代中期。
唐初的税制——租庸调制度分为田租(土地税,征谷)、代役金(免役收庸,征绢)和户调(户税,征麻布)三个部分,是为“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宰相杨炎进行两税法改革,将租、庸、调正税和正税之外新出现的地税、户税合并,根据占有土地的数量征收夏、秋两税,取消其他杂税。
这是第一次“并税”;熙宁二年(公元1069)王安石变法,制定“免役法”,规定以贫富为标准,将民户分为五等,按等征收“免役钱”,政府用此钱雇人应役,不再征派差役。
此举甚得民心,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并税”;到了明代,在二税、丁口税和各种杂税之外,又征劳役(力差)和代役金(银差),万历九年(公元1581)实行“一条鞭法”改革,把税粮、丁口税、差役和所有杂税全都归并到一起,而后,明末户部尚书倪元璐又把三饷归并为一,再一次把杂派又并入了“两税”,正是这个“三饷加派”,成为明朝灭亡的导火索,这是“并税式改革”的第三次高潮。
顺治元年(公元1644),御史柳寅东向皇帝报告明朝末年于正税之外向农民加派杂税的情况时称:“解京钱粮,头绪纷杂,正如黄宗羲所说的:“如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者亦无几矣。
”黄宗羲之后清康熙、雍正年间进行的“摊丁入地”改革也不过是明代一条鞭法的又一次重复,因而有"清代一条鞭法"之说。
“摊丁入地”的政策意图就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清初以来难以抑制的杂税丛生问题,清初虽然取消了明末的“三饷加派”,订定《赋役全书》,企图减轻农民负担,但不久自己也开始大搞加派,不仅在田赋正税上加派,如“鼠耗”、“雀耗”、“火耗”等,而且在杂税上也搞加派。
晚清时仍然按照“地丁属地,差徭属人”的原则征收,一直到民国时,人头税仍然是地方在田赋(国民政府在进行‘国地收支划分’后田赋成为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之外经常征收的一种杂税。
总之,一次次地“并税”,一次次的重复征收,农民负担一次次的加重,每进行一次“并税式改革”,就会催生出一次增税的高潮,黄宗羲精辟地把这种无休止的“并税式改革”称为“积累莫返之害”,是十分正确的。
“并税式改革”的目的决不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而是为了不断增加赋税征收,无论税种税目的数
量或者税费绝对额都是如此,以确保王朝财政的收入来源,以满足统治者无止境的欲望。
上引黄宗羲的话表明,从一条鞭到倪元璐税制改革,并税改革的作用越来越不明显,引发新杂税越来越快,每轮并税改革的周期也越来越短,农民也一次次地被逼入绝境,这已经成为一种规律了。
唐宋时期的改革尚能够维持三、四十年的正向效应,而清前期从雍正改革到乾隆初期河南巡抚雅尔图抱怨苛捐杂税扰民仅不过十几年时间。
在中国皇权专制社会中发生的千百次大规模的农民的起义和反抗斗争中,几乎没有一次发生在与封建地主阶级之间,而是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其税费负担过重相关,就是这个道理。
理解了这个问题,也就对中国皇权专制社会“并税式改革”的实质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也是对“黄宗羲定律”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