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23城市投资环境与竞争力--世界银行报告
- 格式:pdf
- 大小:748.96 KB
- 文档页数:91
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的评价标准与评价特点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有效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依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是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现在各地区越来越重视营商环境建设,把营商环境建设作为提高区域经济实力和综合竞争力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世界银行发布的一项报告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会使投资率增长0.3%,GDP增长率增加0.36%。
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的评价标准世界银行经过十几年的探索、整理和归纳,建立了一整套衡量各国营商环境的指标体系,目前将10个重要指标纳入评价体系。
该体系是世界上较为完善也被广泛认可的一套衡量标准。
我国近年来一些省份和城市开始借鉴和使用世界银行的评价体系作为建设国际化营商环境的重要标准参照。
所以,研究世界银行的通行标准,对于我国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的体系,分别是“开办企业、申请建筑许可、获得电力供应、注册财产、获得信贷、投资者保护、缴纳税款、跨境贸易、合同执行和办理破产”,当然其评价领域也动态调整,近一两年又增加诸如“营商环境便利度”指标等。
一是“开办企业”指标。
反映开办企业的难度,主要测评企业从注册到正式运营所需完成的步骤,花费的时间和费用。
包含“程序”(企业登记所需办理的程序总数)、“时间”(企业登记所需的总天数)、“成本”(成本占该经济体人均收入的百分比)、“实缴资本下限”(企业主在企业登记之前必须存入银行或经公证的数额)4个维度。
二是“申请建筑许可”指标。
反映企业建设标准化厂房的难度,主要测评企业建设所需完成的步骤、花费的时间和费用,包括申请规定的许可证和批文,办理规定的公示和查验,以及接通水电通讯设施的整个过程。
包含“程序”(新建厂房所需的程序总数)、“时间”(新建厂房所需的总天数)、“成本”(占该经济体人均收入的百分比)3个维度。
三是“获得电力供应”指标。
反映企业获得电力供应的难易程度,主要测评一个企业获得永久性电力连接的所有手续,包括向电力企业提出申请并签订合同、从其他机构办理一切必要的检查和审批手续,以及外部的和最终的连接作业。
世行营商环境报告的启示世界银行每年发布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对全球各国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不仅为投资者提供了可靠的参考依据,也为政府部门提供了改善营商环境的重要思路和建议。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不同国家的营商环境差异,以及各个国家在营商环境改善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这些启示对于我国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首先,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的启示在于强调“透明度”和“便利性”。
报告中指出,一个优秀的营商环境需要保持透明、规范、公平的原则,为企业提供便利化的服务和政策,降低企业经营的成本和风险。
只有在透明和公开的环境中,企业才能有效地参与市场竞争,取得更好的经营成绩。
因此,我国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时,应当加强信息公开和政策透明度,为企业提供更便利的服务和更公平的竞争环境。
其次,营商环境报告的启示在于政府服务的“高效性”和“协同性”。
报告中提到,政府的服务要高效、便捷、协同,为企业提供更快速和更完善的服务,在政策协调和政务办理方面实现无缝对接。
只有政府服务高效,企业才能更好地满足市场需求,实现自身的快速发展。
因此,我国政府在改善营商环境时,应当加强政务协作,提高政府服务的效率和质量,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服务和支持。
再次,营商环境报告的启示在于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报告中强调,一个优秀的营商环境需要政策的稳定和可持续性,不能频繁变动政策、法规和规章,以免给企业经营带来不确定性和困扰。
只有政策稳定,企业才能更好地规划发展战略、投资决策和人才培养。
因此,我国政府在优化营商环境时,应当加强政策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确保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企业提供更好的政策环境。
最后,营商环境报告的启示在于创新的“广泛性”和“多样性”。
报告中指出,一个优秀的营商环境需要鼓励企业进行创新和发展,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采取多元化的创新发展策略。
只有在广泛和多样的创新环境中,企业才能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是用来评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营商环境如何,以及为改善营商环境提供指导的工具。
该指标体系包含多个关键指标,涵盖了营商环境的各个方面。
以下是对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相关参考内容:一、营商环境概述1. 评估目的:该指标体系旨在衡量和比较全球各国的营商环境,为政府、企业和投资者提供有关投资环境以及创业机会的重要信息。
2. 评价内容:该指标体系主要从政府行政效率、法律环境、公司注册、土地使用、信贷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等方面进行评估。
二、具体指标内容1. 开办企业指标:评估国家开办企业所需的时间、资本、程序和文件。
2. 办理建筑许可指标:评估国家办理建筑许可所需的时间、成本和步骤。
3. 用电指标:评估国家供电企业服务的可靠性、质量和成本。
4. 登记财产指标:评估国家财产登记系统的效率和透明度。
5. 获取信贷指标:评估国家信贷注册系统的效率、透明度和保护借款人权益。
6. 保护投资者指标:评估国家保护投资者权益和股东权益的法律环境。
7. 纳税指标:评估国家纳税制度的效率、透明度和公平性。
8. 跨境贸易指标:评估国家海关程序的效率和成本。
9. 执行合同指标:评估国家合同执行的效率和质量。
10. 解决破产指标:评估国家破产程序的效率和质量。
三、评价方法1. 数据来源:评估数据主要来自当地专家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和机构提供的统计数据。
2. 数据收集:数据收集通过详细的问卷调查、实地访谈和文件审查方式进行。
3. 数据处理:通过对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计算得出各项指标的得分,然后对不同国家进行排名和比较。
4. 分析结果:通过综合评估各项指标的得分,评估国家的营商环境优劣,提出具体建议和改善措施。
四、评价结果的应用1. 政府角度:政府可以通过对比自己国家的指标得分与其他国家的得分,了解自身在营商环境方面的不足之处,从而采取针对性的政策和改革措施来改善营商环境。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介绍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是衡量全球各国经商环境的重要标准之一、该指标体系由世界银行集团于2003年推出,旨在评价各国政府提供的支持和保障经商环境的政策和举措,以及企业在办理各类行政手续时所面临的困难和障碍。
这一指标体系的核心是通过一系列的评估指标,系统性地、可比性地衡量各国的营商环境,为投资者、政府和研究机构提供了有关经商环境的详细数据和信息。
同时,根据排名情况,该指标还能提供一些建议、反馈和方向,以帮助各国改进和完善营商环境。
具体来说,该指标体系包括了以下十个指标领域:1.开办企业:衡量办理企业注册手续的难易程度,包括相关政府机构的效率以及所需文件和时间成本等要素。
2.做生意:评估跨境贸易的便利性,包括进出口程序的简化、通关时间和费用等。
3.获得融资:衡量企业融资的便利程度,包括信贷市场的健全性和容易获得的信贷机会等。
4.获取电力:评估企业获得电力供应的简便程度,包括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可靠性和成本等。
5.执行合同:衡量执行合同的效率和可靠性,包括司法系统的独立性和透明度等。
6.保护投资者:评估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情况,包括公司治理和股东权益的保护等。
7.纳税:衡量企业纳税的便利程度,包括纳税程序的简单性和纳税时长等。
8.跨境贸易:评估跨境贸易的便利性和保护措施,包括海关手续和贸易政策等。
9.取得许可:衡量办理各类行政许可的难易程度,包括开展建设项目的审批和取得经营许可等。
10.财产登记:评估企业财产登记的简单性和透明度程度,包括物权法律框架和公示制度等。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指标体系是一个全球范围内广泛接受和使用的评估工具,对于各国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投资和促进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衡量和比较不同国家的营商环境,可以帮助各国政府了解自身的竞争力和改进空间,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促进企业创新和提高经济效益。
同时,对于企业和投资者来说,该指标体系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帮助他们选择合适的投资地点,并评估当地的经商环境。
上海人大2018年第7期议文/吴祖强世行营商环境报告的启示2017年7月17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要率先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
总书记点名北京、上海,与世界银行的《全球营商环境报告》不无关系。
《2018年全球营商环境报告》表明,我国营商环境水平在全球190个经济体中排位第78名,远落后于新加坡、韩国、日本,甚至落后于俄罗斯、墨西哥、越南。
世行营商环境评价,是选取一个国家代表性城市的数据决定该国排名。
中国的排名由北京、上海两个城市的数据组成,上海的权重为55%,北京为45%。
优化北京、上海的营商环境对提高我国的国际排名作用直接、意义重大。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当前维系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力、土地、资源等成本优势已逐步丧失。
要实现由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亟需确立新的竞争优势。
确立新优势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降低体制成本,优化营商环境是其中应有之义。
营商环境,反映的是一个区域的行政监管、市场体系对于经贸活动的便利性,既包括法治化程度、国际化水平,也包括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和市场服务的效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上海提出了《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
方案提出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的首要原则是对标国际最高标准。
什么是国际公认的最高标准?国际上对营商环境的评价有多种指标体系,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等,影响大、受到广泛认可的是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体系。
世界银行从2003年起发布《全球营商环境报告》,穆迪、标普、世界经济论坛等重量级国际机构经常引用这份报告的分析和结论,对全球投资者预期和资本流动带来实质性影响。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深度解读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一、引言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Doing Business)是全球范围内对营商环境进行评估的指标体系。
作为国际性的评价体系,它对各国营商环境的改善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
本文将对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进行深入解读,并探讨其对各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的基本概念1. 评价指标: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包括了一系列的评价指标,涵盖了从开办企业到劳动力市场、跨境贸易、税收,以及诉讼解决等方方面面的营商环境内容。
这些指标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体营商环境以及企业从创立到运营所需的便利程度。
2.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各国的政府部门、企业、以及专业服务机构。
这些数据的收集和方法都经过世界银行的审核和确认,保证了评价的客观性和可靠性。
三、营商环境评价标准的影响1. 国际竞争力:营商环境评价标准是国际上公认的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标志。
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将吸引更多的国际投资,促进本国企业的发展,从而提升国家的国际竞争力。
2. 政府政策制定: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为各国政府制定改善营商环境的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通过了解自身在全球范围内的位置和优势,政府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调整,提高国家的营商环境水平。
3. 对企业的影响: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直接影响着企业在一个国家的创立和经营。
较好的营商环境将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效率,增加创新活力,从而带动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四、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的问题与挑战1. 局限性: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由于数据和指标的局限性,无法全面地反映一个国家的整体营商环境。
有些因素,如政治稳定性、社会环境等,并未被充分考虑,导致评价的片面性。
2. 指标体系的完善: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标准的指标体系还有待完善。
部分指标可能并不适用于某些国家,有待于根据具体国情进行调整和改进。
世行最新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对中国的影响与对策2022年2月4日,世界银行发布了宜商环境评估体系的项目说明,引发全球关注。
深入了解宜商环境评估体系的新内容,对于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增强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项目总体框架的主要内容1、项目变化的原因众所周知,世界银行于2001年成立全球营商环境评估项目组织,并于2003年发布第一份营商环境报告。
到2019年,营商环境报告涵盖了世界191个经济体。
因其覆盖面广,发布周期稳定,评估内容相对客观量化,《报告》已经成为国际影响力很大的全球性公益产品,对全球投资、国际贸易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产生了重大积极作用。
但是,由于世界各经济体制度、文化、发展水平千差万别,世行以一套评估标准来判断191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必然会有一定的局限性。
尽管世行的评估指标体系,力求可量化、可比较、可竞争及可改进,以保证其科学性。
但随着这种内生的局限性不断扩大,很难避免发生重大事故和风险。
2020年8月27日,世行发表声明,确认营商环境报告发生数据违规行为。
2021年9月16日,世行决定停止运营相关数据和营商报告。
2022年2月4日发布新项目宜商环境评估体系说明。
至此,运行了17年的营商环境,Doing Business(DB)项目已经结束,宜商环境Business Enabling Environment(BEE)新项目宣告开始。
这标志着世行对全球商业环境的评估进行的新阶段。
2、新项目追求的高标准和价值观宜商环境(BEE)项目将由全球顶尖经济学家之一,卡门·莱因哈特教授负责。
同营商环境(DB)相比较,宜商环境评估体系既有相当程度的继承与延续,更有很大程度的创新、发展和提升。
首先,BEE追求数据收集和报告过程的高标准。
内容包括:、健全的数据收集流程。
、强有力的数据保障。
、明确的批准协议。
、精细数据的透明度和公开可用性。
、结果的可复制性。
尽最大努力遵循上述标准,才能保障BEE的精细数据和总结报告这两大产品的高质量。
硕士论文:我国营商环境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现状分析摘要本文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为基础,运用计量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对我国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
首先运用统计描述以及对比分析方法对我国营商环境的总体水平、分项指标和外商直接投资现状进行分析。
其次,分别从营商环境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三个维度分析了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接下来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利用Stata15.0 统计软件选取随机效应模型,分析营商环境总水平和营商环境的8个分项指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最后,提出优化营商环境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检验,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一是营商环境从便利化、法治化、国际化三个维度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积极的影响。
便利化的营商环境有助于企业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实现利润最大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能够使企业减轻“外来者劣势”,降低投资风险;国际化的营商环境可以为企业提供更加开放的市场,增强企业适应能力。
二是我国营商环境的总体水平越高,越有助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
其中办理建筑许可证、产权登记、纳税、保护少数投资者、获得信贷与跨境贸易这六个指标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呈现正向影响效应,而开办企业以及破产办理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呈现负向影响效应。
因此本文认为无论在便利化维度、法治化维度还是国际化维度都应该推行营商环境改革,尤其可以重点关注法治化维度的营商环境改革。
关键词:营商环境;外商直接投资;法治化维度;营商环境优化1 绪论1.1 研究背景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积极引入外资,充分利用跨国企业的资金与技术,极大推动了经济的发展。
进入新时代以来,利用外资仍然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向创新型驱动转变的必要手段,然而,当前国内外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复杂深刻变化,我国利用外资陷入发达国家与拥有成本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双重夹击”。
世界银行评价一国营商环境的11项一级指标及简要含义1.引言1.1 概述概述部分的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内容:概述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营商环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吸引外来投资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良好的营商环境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和发展,提高竞争力,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合作伙伴。
因此,世界各国都越来越重视改善自身的营商环境,以争取更多的国际投资和提升自身的竞争力。
世界银行评价一国营商环境的11项一级指标是基于其"营商环境评估项目"(Doing Business Project)所提出的。
该项目是世界银行经济发展署的一个重要举措,旨在评估全球各国的营商环境,并提供量化的指标来衡量一个国家在营商方面的改善和进步。
这11项一级指标涵盖了从开办企业、获得贷款、得到供电、注册产权、保护投资者、纳税、贸易跨国界、执行合同、办理破产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评估这些指标,可以全面了解一个国家在营商环境方面的现状和潜在问题,并提供了改善和发展的方向和建议。
本文将对这11项一级指标进行简要的介绍和含义解释,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营商环境评估项目的内容和意义。
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们将详细介绍每个指标的定义、涵盖的内容和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
通过深入了解世界银行的营商环境评估项目,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营商环境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为国家在改善自身营商环境、吸引更多投资和提升竞争力方面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逐一介绍这11项一级指标的简要含义,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应用这些指标。
文章结构部分的内容可以根据实际需要进行编写,以下是一个示例:1.2 文章结构本文分为引言、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
其中引言部分主要概述了世界银行评价一国营商环境的重要性,并介绍了本文的目的和文章结构。
正文部分将详细介绍世界银行评价一国营商环境的11项一级指标及其简要含义。
最后,结论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并展望了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Improving City Competitivenessthrough the Investment Climate:Ranking 23 Chinese CitiesDavid DollarAnqing ShiShuilin WangLixin Colin XuDecember , 2003This report is based on an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 conducted in 2002 in five Chinese cities (Beijing, Chengdu, Guangzhou, Shanghai, and Tianjin), and a follow-up survey conducted in 2003 in 18 cities. We gratefully acknowledg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United Kingdom’s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DFID), World Bank Research Committee and the Multi-donor Funded Knowledge for Change Program. A grant from DFID supported the collaboration of the Enterprise Survey rganization(ESO) in this survey and fellowships for two ESO staff, Mr. Yang Yumin and Ms. Li Hui, to visit Washington, DC, for analysis and preparation of an earlier report. We are especially grateful to Director Song Yuezhen, Deputy Director Wang Wenying, and Deputy Director Lei Pingjing. Director Lei has been the project manager for both surveys, and worked with World Bank staff in piloting and training. The paper has benefited from useful comments and help from Deepak Bhattasali, Milan Brahmbhatt, Philip Keefer, Axel Peuker, Andrew Stone, Kong-Yam Tan, and Albert Zeufack. This project is part of a larger effort in the World Bank Group to help countries assess their investment climates and to identify reforms that will lead to higher productivity, more efficient investment, and ultimately more job creation and growth.Chapter 1. Investment Climate MattersDuring the last decade, major developing countries including China have begun to integrate much more with the global economy. The countries that are aggressively integrating have grown significantly faster than those that are not. In the 1990s, the more rapidly globaliz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measured in terms of increased trade participation) grew at 5.0 percent per year, while the rest of the developing world posted negative growth of 1.1 percent.1 Among the more aggressive globalizers were Brazil, China, Mexico, Philippines, Thailand, and India.That globalizing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doing well on average is good news. But these averages disguise considerable variation in performance within this group. China has done spectacularly well, and is the unchallenged leader of the pack. The country has doubled its ratio of trade to GDP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o 41 percent of GDP in 1999), and has had per capita GDP growth of nearly 8 percent on average during 1990-99. Malaysia was another winner: in spite of the temporary income compression due to the Asian crisis, it could still enjoy per capita GDP growth of 3.8 percent during the 1990s. Again, despite the crisis, Thailand’s per capita GDP growth in the 1990s averaged 3.8 percent. However, the per capita GDP growth of another relatively aggressive globalizer, Brazil, has only been around 1 percent for 1990-99; and growth in the Philippines was only 0.4 percent. India, with per capita GDP growth of 3.3 percent during 1990-99 is in the middle of the pack (figure 1.1).The implication of these variations is striking. Such differences in growth rates sustained for one or two decades make a huge difference in living standards and the extent of poverty. While in 1990 China and India had comparable levels of GDP per capita (approximately $1,400 measured at purchasing power parity), in the following decade India’s per capita income nearly doubled, but China’s nearly tripled. Thus, today, China’s per capita income is about 50 percent higher than that of India. Together with its faster growth, China has also had significantly faster poverty reduction (figure 1.2).1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rich countries grew at about2 percent per capita.The purpose of our paper is to examine some of the reasons for such performance variations. Instead of focusing on country-level, we examine 23 cities in China. This has the advantage as these cities have the same legal and institutional frameworks, and the same macro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less likely that we make wrong inference about true determinants of firm performances. Moreover, the large variations across Chinese regions and cities offer ample room to demonstrate the link between firm performance and the investment climate, which is a series of institutional factors and policies that determine firm performances.In the next section, we define in more detail what we mean by investment climate. Section 2 then briefly reviews some of the macro and micro evidences that show the importance of investment climate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We also quickly go through a comparison of China versus other countries in the investment climate based on macro (i.e., country-level) observations. In general, China stands out favorably in areas such as macro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integration into the world market, and infrastructure. Abundance of cheap labor associated with rural-urban migration has been and continues to be a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hina. Not everything is rosy, however. The financial sector is not operating efficiently—the vast majority of credit has been provided to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hich often cannot service their debts, an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have to rely mainly on retained earning and personal wealth (or parent company financing) to finance their investment. Moreover, China also lags its more developed East Asian neighbors in terms of education level.While illuminating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vestment climate, the macro literature does not really provide much specific guidance about what aspects of the investment climate are important and what specific reforms are needed in particular countries. Moreover, the micro evidence in other countries cannot really tell us what are important for Chinese firms. As we shall see after finishing reading this paper, the investment climate determines firm performance in quite different fashions in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institutions, endowment, and technology. For this reason, we go down to China-specific micro surveys in chapters 2 and 3. The source of information includes surveys conducted by the World Bank with the Enterprise Survey Organization ofChina’s National Statistical Bureau, comparable surveys conducted in other countries, and various cross-country databases.After describing the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s in China in Chapter two, Chapter three compares the investment climate in the 23 cities, using the ESO-WB survey of 3900 firms. Chapter four then analyzes how the investment climate affects firm performance. We obtain several main findings. First, investment climate shows large variations across the 23 cities. We characterize the investment climate as having the following elements: infrastructure, domestic entry and exit barriers, skills and technology endowment,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international integration, private sector participation, informal payments, tax burdens, court efficiency, and finance. We then use our firm surveys to compare each city in these elements, give a ranking for each element. Judging by the amount of gains a city expects from improving its investment climate (to the level of an ideal city), we then give a city an overall rank in the investment climate. The frontrunners (A+) are Hangzhou,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ll in the Yangze-river and Pearl-river Delta areas. The following cities also have excellent ICs (A): Chongqing, , Jiangmen, Changchun and Wenzhou. The A- cities are Tianjin, Dalian, Beijing and Zhengzhou. The B+ cities include Wuhan, Nanchang, Xian and Changsha. The B cities are Chengdu, Guiyang, Kunming and Nanning. The laggard group (B-) includes Ha’erbin, Lanzhou and Benxi..Second, the growth potential from improving the investment climate could be quite large. For instance, we consider what gain an average city would get from reaching the level of investment climate indicators that we observe in a hypothetical city called Nice that would have the 10th best IC among 100 cities. We estimate that in this scenario firm productivity could be increased by about 45 percent and that the investment rate of the typical firm would increase from the 14 percent that we actually observe in the sample to about 17 percent. These specific point estimates inevitably have some uncertainty around them, but the general point is that firm productivity, investment, and growth are related to aspects of the investment climate and that addressing weaknesses identified in this analysis should lead to substantially better firm performance.Third, within the categories of investment climate we have found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s are entry and exit barriers, skills and technology, foreignparticipation, 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and finance. Private ownership and tax burdens are not as important as we used to think, but still significantly important. In contrast, infrastructure, court efficiency and informal payment do not appear to be a binding constraints at this stage, either because China has done particularly well (such as in the case of infrastructure, especially in the last five years or so), or perhaps because it is still too early for it to become important (in the case of court efficiency or informal payment).A. What do we mean by “investment climate”?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investment flowing into China or any specific region depend upon the returns that investors expect and the uncertainties around those returns. These expectations can be usefully categorized as the following broad yet interrelated components:• First, there are a set of macro or country-level issues concerning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national policy towards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By these, we generally refer to macroeconomic, fiscal, monetary, and exchange rate policies as well as political stability. As far as these macro indicators go, China performs quite well, as will be documented in chapter two.• Second, there is the issue of efficacy of a country’s regulatory framework. As far as firms are concerned, these relate to the issues of entry and exit, labor relations and flexibility in labor use, efficiency and transparency of financing and taxation, and efficiency of regulations concerning the environment, safety, health, and otherlegitimate public interests. The question is not whether to regulate or not, but whether such regulations are designed in incentive compatible ways, to avoid adverseselection and moral hazard, to serve the public interest, to be implementedexpeditiously without harassment and corruption, and to facilitate efficient outcomes.While such variables are hard to measure, our surveys clearly suggest that regulatory efficacy varies widely across countries and, as far as China is concerned, acrossprovinces.• Third, and no less important, is the quality and quantity of available physical and financial infrastructure, such as power, transport, telecommunications, and bankingand finance; and given the imperfect mobility of skilled workers and the clustering of technology, the endowment of skills and technology. When one surveys entrepreneurs about their problems and bottlenecks, they will often cite infrastructure issues such as power reliability, transport time and cost, and access and efficiency of finance, along with the lack of skilled workers and the difficulty of access to advanced technologies as key determinants of competitiveness and profitability.China’s success in the 1990s suggests that it has many positive features in its investment climate, and one objective of our study is to understand what has contributed to China’s success – which can provide useful lessons to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evidence also shows that there is still room for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the investment climate. To be sure, China has been excellent in the first dimension of the investment climate (i.e., macro environment), as characterized by political and macro policy stability. However, some recent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economy require further structural reforms. The WTO accession, for instance, requires China to shift from a discretion-based governance system to a rule-based one, which requires the reduction of the role of the government in how firms operate. Financing also should be less favorable to one particular type of ownership. Another challenge has been the migration of rural residents to cities, and the pressure of job creation due to both migration and Xia-Gang workers (i.e., laid-off workers from SOEs). This challenge also imposes demand for regulatory reforms. The government should reduce entry barriers for new, and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which have been shown to be the most important force behind job cre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push for reforms in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allow SMEs ready access to credit. This paper hopes to shed light on what would be some fruitful areas for further reforms.Two caveats are in order at this stage. First, we are not interested in the quantityof investment per se. Indeed, recent work on economic growth (Easterly 1999) has shown that there is surprisingly littl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quantity of investment and the rate of economic growth. In many instances, this is due to a distorted and dysfunctional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milieu — where neither public nor private investments produce the benefits that they should. Our focus, therefore, is not on the quantity of investment, but on the overall institutional and policy environment — the ‘investment climate’ —that determines whether or not investments pay off in terms of greater competitiveness of firms and sustained growth.Second, while we recognize that social infrastructure is no less important than its physical and financial counterparts, we have chosen to exclude from our definition of the investment climate such issues as the provision of basic education and health services. It is a deliberate choice. The reforms needed to improve social services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issues of infrastructure and regulation of industry on which we concentrate.B… and why does it matter: macro evidenceSpurred by the 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 of Romer (1986) and Lucas (1986), there is now a vast empirical literature that investigates the determinants of growth. Some of the empirical results are fairly robust and provide macro evidence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vestment climate. Fischer (1993), for example, found that high inflation is bad for growth. There is also a clear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consumption and growth, which was first noted by Easterly and Rebelo (1993). No doubt, some government expenditures are socially productive, but developing countries with very high government spending usually have inefficient bureaucracies and high levels of corruption.A number of studies, most recently Frankel and Romer (1999) and Dollar and Kraay (2003), find that openness to trade and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accelerates growth. These findings are in the spirit of the new growth models, and emphasize the importance of market size for creating a fin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stronger incentives to innovate. In addition to macro and trade polici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is also a catalyst for growth (Levine, et al., 2000). All else being controlled for, countries that have more developed stock markets and/or deeper banking systems tend to grow faster.Investment climate measures such as the strength of property rights, rule of law, and level of corruption are also well correlated with growth (Kaufmann, et al., 1999; Knack and Keefer, 1995). These studies typically use data generated from surveys of private businesses, and reflect the extent to which investors and/or firms perceive problems withharassment, corruption, and inefficient regulation. A problem of these measures, however, is that they are often based on a small sample of very large entrepreneurs and hence do not provide a robust assessment of how rule of law and corruption are experienced by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which form the backbone of the economy.Thus, the empirical cross-country literature provides evidence that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are promoted by a good investment climate — an appropriate policy package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sound rule of law, macroeconomic stability, government spending that is not excessive and well focused on public goods, and openness to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However, most of the macro-indicators of policy and investment climate used in these studies are quite crude, and are of little help to countries in identifying what specifically needs to be done to create a better climate. For instance, the existing cross-country macroeconomic measures are quite similar for China and India (e.g. rankings on rule of law, corruption, or overall infrastructure quality from different international sources) (World Bank, 2002). Both countries ‘fit’ the empirical growth studies in that both have done relatively well. India has grown at about twice the rate of the OECD countries in the 1990s. Yet, China has grown much faster and had much greater poverty reduction. Macro-indices fail to explain such differences. Thus, while the macro evidence is useful as background and motivation for the rest of our work, it suggests the need to delve at a much more micro level, and to survey large numbers of producers, including SMEs, to understand the rich differ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investment climate and growth.C… and why does it matter: micro evidence from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sThe importance of the investment climate has also been confirmed by several firm surveys conducted by the World Bank in other countries. Particularly noteworthy are two surveys on Pakistan and India. Findings on these two countries suggest that improving the investment climate has important positive effects on firm performance,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important ingredients for the two countries differ greatly—and as we shall see, they also differ from China greatly. This provides justification why we should conduct country-specific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 to find out what are theshortcomings in the investment climate and what ingredients matter more for a particular country, and for particular locations within a country.Through rigorous analyses of firm-level survey data in India, World Bank (2002) obtains several important findings. First, India lags significantly in many dimensions of the investment climate. In particular, India features heavier regulatory burdens (as measured by the percent of managerial time with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worse infrastructure. For instance, the median number of days to start a business in India is 90 days, but only 30 days in China. The percent of paved roads are 56% in India, but was 88% in China. The number of personal computer per 1000 people is 3 in India, but 12 in China. The number of telephones in the largest city per 1000 people is 131 in India, but 294 in China. Yet, India features better access to finance than China. Second, the main bottlenecks to firm growth in India are labor market rigidity (i.e., difficult to adjust labor force of the firm), excess burden of regulation, and serious deficiency in the provision of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Their simulation finds that: (i) reducing the burden of business regulation along to the level of the best-climate states would increase the average business sales growth rate in a poor-climate state by 2 percentage points a year; (ii) improvement in power supply and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to the level of good-climates would further add 3 percentage points to the same growth rate.Pakistan clearly also lags China in a number of IC ingredients, besides the macro factors such as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a unsustainable public debt position. Using a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 of 965 manufacturing firms sampled from 12 major cities and 9 industries, the World Bank researchers (World Bank, 2003) find that the key deficiency in the investment climate are the provision of physical infrastructure, the state of business regulation, tax and customs administration, the law and order situation, and the functioning of the credit market. They also find that after controlling for some conventional variables, Pakistan lags India in productivity by 20 percent, which in turn lags China in productivity by 20 percent. Indeed, leveling up Pakistan’s IC indicators to those of China would raise the average annual sales growth of Pakistan firms by 8.5 percentage points, and raise the net job-creation rate (as measured by employment growth rate) by 3.1 percentage points.Both the India and the Pakistan studies of the investment climate find that infrastructure and business regulations tend to be important bottleneck for firm performances. For India labor market rigidit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while for Pakistan, tax and customs administration, the law and order, and the credit market are also important. Thus it is clearly important to conduct country-specific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 One simply cannot assume the investment climate would work the same way in different countries. This is precisely why we have conducted the China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s, in two rounds, covering 23 cities. As we shall see, the key bottlenecks in IC in China are indeed quite different from the above two countries.D. How does China compare by macro investment climate indicators?It has almost become fashionable for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to compare with China. Not surprisingly, several recent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have compared other countries with China in terms of the investment climate (Dollar and Kraay, 2003; World Bank, 2002, 2003). The studies suggest that China indeed has been doing quite well in a number of important dimensions, but also lags behind some neighbors in the East or Southeastern Asian countries in other dimensions:1. China has been doing well in infrastructure, as mentioned in the comparisonwith India earlier on. However, the data also show that China lags behindThailand in telephone density (294/1000 versus 371/1000), computer density(12/1000 versus 23/1000), and percent of paved roads (88% versus 97%).2. China scores very high on political stability among 174 countries surveyed,near the median for government effectiveness, but below the median forcorruption among the sample countries (Kaufman et al., 1999). China’sregulation burdens appear to be lower than that in India or Pakistan. Manyelements of governance compare favorably to other countries.3. China is more open to foreign trade than India.4. Overall, China is comparable in human resources and skills to other EastAsian countries, despite a low tertiary enrollment. However, China lagsbehind some East Asian neighbors in terms of R&D intensity. Thailand, forinstance, spend over 5.6 percent of sales on R&D, while China’s number isonly 2%.5. China has a mixed record in terms of entry and exit barriers. Differentsources of information yield conflicting findings. Many scholars areconcerned about significant regional protectionism in China.6. China is particularly weak in providing efficient financing to firms, especiallysmall and medium (private) enterprises. Most credits have been provided tostate firms , while private firms, especially SMEs, find it hard to obtain bankfinancing, and instead have to rely on informal sources such as family andfriends loans, trade credit (i.e., accounts payable), parent company financing,or rely on own financing from retained earnings.These findings provide an interesting backdrop for our micro study in the rest of this report. If infrastructure is less a bottleneck than in elsewhere, would it become less a constraining factor in determining firm performance? If financing is suggested as an important bottleneck, would we indeed find that firms are significantly hampered by financing? Does entry and exit barriers significantly affect firm performances? If there are some evidence that skills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is not a factor that China compare favorably with other East Asian countries, would these factors show up as impediments to firm performances in China? These questions will partly direct our empirical research in the rest of the report.Chapter 2. The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In light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vestment climate for growth and poverty reduction for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World Bank has been implementing a series of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 in a number of countries. China has been one of the earliest one to get done.The survey has been conducted by the Enterprise Survey Organization (ESO) of the National Statistics Bureau (NBS) of China. The first-phase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2001 in five Chinese cities (Beijing, Tianjin, Shanghai, Guangzhou and Chengdu). It surveys 300 firms in each of five cities: Beijing, Tianjin, Shanghai, Guangzhou, and Chengdu, for a total of 1500 firms. The survey collected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different aspect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financing, firm-government relationship, innovation, technology, labor, and so on. Most quantitative questions cover the period 1997 to 2000, and most qualitative questions cover only the time of the survey. The follow-up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 was done in 2002, covering the same set of firms, with a small percentage of firms having disappeared between two surveys. The questionnaire covers the following aspects: investment climate constraints to the establishment, infrastructure and services, finance, labor relations, sales and supplies, business-government relations,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legal environment, crime, capacity, innovation and learning.The sample for the first-round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 consists of both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 firms. The industries covered include: clothing and leather products (14.1 percent); electronic and communication equipment making (12.5 percent); electronic components (14.7 percent); household electrical goods (11 percent); auto and auto parts (14.4 perc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ervices (8.9 percent); communication services (4.6 percent); accounting, auditing and nonblank financial services (7.1 percent);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services (5.8 percent); and business logistics services (7 percent). Within the sample, firms vary substantially by size and by ownership type. The samples are randomly chosen given pre-determined distribution by city and broad industry and size strata.The first-phase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 report has been received enthusiastically by policy makers and general readers alike (David et al., 2003). Chinese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State Development Planning Commission co-hosted a conference with the World Bank in Beijing on December 3, 2002 to disseminate the report. Recently, Chinese government adopted the improved investment climate as one criteria to measure local government performance. In the first week since the opening of the Chinese website of the World Bank, for instance, in June this year,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first IC report has been downloaded 344 times, ranking number 1 among all papers and reports. There are several common feedbacks from the audience while we disseminated in China. Almost all suggest that we should do another survey covering more inland cities. The five cities we picked initially are located in more advanced regions, and are unlikely to be a good representation of all the provinces in China. Some suggest that we have missed key elements of investment climate. For instance, tax rate is obviously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of investment for firms, but the first-phase 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 did not cover it thoroughly. These feedbacks kindled our interest to do another survey, and aided greatly in our re-design of our questionnaire.The second-phase survey was conducted in 2003. We selected 18 middle-sized and mega cities, and cover from the coastal region to the less developed mid and western regions (figure 2.1). From the Northeastern region we selected Benxi, Dalian, Changchun, Haerbin. From the coastal region we picked Hangzhou, Wenzhou, Shenzhen, Jiangmen. From the central region we picked Nanchang, Zhenzhou, Wuhan, Changsha. From the Southwestern region we sampled Nanning, Guiyang, Chongqing, Kunming. From the northwest region we selected Xi’an, Langzhou. In total we surveyed 2400 firms. In each city we sampled 100 to 150 fi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