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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的伦理小说繁盛的原因分析在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清末民初是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时期，这一阶段伦理小说呈现出繁盛的态势。
伦理小说以其对社会道德、家庭关系、个人品德等方面的深入刻画和探讨，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读者的共鸣。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清末民初伦理小说的繁盛呢？首先，社会的急剧变革是伦理小说繁盛的重要背景。
清末民初，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传统的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西方列强的侵略、封建统治的腐朽以及社会经济的转型，使得人们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这样的动荡局势下，社会伦理道德也面临着重新审视和构建的需求。
伦理小说通过对各种社会现象和人物命运的描绘，反映了人们在新与旧、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挣扎和抉择，为社会的变革提供了一种思考和探索的方式。
其次，思想文化的启蒙运动为伦理小说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这一时期，新文化运动兴起，倡导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知识分子们开始对封建礼教和旧道德进行批判，呼吁个性解放和人权平等。
伦理小说成为了他们传播新思想、批判旧传统的有力武器。
作者们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和情节，揭示封建伦理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和扭曲，倡导建立符合时代发展的新伦理道德规范。
再者，读者需求的变化也是伦理小说繁盛的推动因素之一。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教育的普及，读者的文化素养和审美水平不断提高，他们对文学作品的要求不再仅仅是娱乐消遣，更希望从中获得思想的启迪和精神的慰藉。
伦理小说以其对人性、道德、社会问题的深刻剖析，满足了读者对知识和思考的渴望。
同时，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家庭、亲情、友情等伦理关系的关注更加迫切，伦理小说中关于这些方面的描写能够引起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使他们在阅读中找到心灵的寄托和安慰。
此外，出版业的繁荣为伦理小说的传播提供了便利条件。
清末民初，印刷技术的改进和出版行业的商业化发展，使得书籍的出版和发行变得更加便捷和高效。
大量的报刊杂志涌现，为伦理小说的发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清末汉译日文小说的出版传播清末汉译日本小说的出版传播，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与日本盛行的艺术形式结合而形成的。
当时，日本文学经过了西化改革，积极吸收欧美文化，同时又深受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接受和关注。
清末时期，汉译日本小说的出版传播，对于中国文化的启迪和推动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清末会出现汉译日本小说的热潮呢？首先，随着中国的国门逐渐打开，与日本之间的文化交流得以加强，也使得汉译日本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开始陆续传入中国。
其次，当时的文学市场需求也越来越高，人们对于文学的追求与日俱增，希望通过不同的文艺形式，来获得更多的精神享受与满足。
清末汉译日本小说最早出现在上海和广州，其中以上海最为显著。
上海是当时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中心，多个洋学堂和书店的存在促进了知识和资讯的流通。
同时，上海是一个商贸发达的城市，吸引了很多外国人前来落户，成为文化交流的桥梁。
这些外国人往往能够精通中文，并且在他们的语言中增加中文的词汇，从而促进了中西文化的融合。
这个环境很容易滋生出人们对于日本文化的接受和赞赏，其中就包括汉译日本小说的出版传播。
在清末，汉译日本小说出版的数量十分惊人，涉及到的题材非常广泛，包括了带有浪漫色彩的爱情故事、生动形象的历史小说、以及具有深刻内涵的现代主义文学等。
好的作品着重描写人物的内心活动，注重深入人性的探讨，这让中国读者在阅读时有很强的代入感和共鸣感。
比如《吉原炎上》、《御馔岛事件》、《千姬与八奇癖》等作品，均在清末时期掀起了不小的热潮，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之一。
汉译日本小说的出版传播，不仅带来了新鲜的文化体验，同时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启示。
汉译日本小说在形式和内容上的延续，为中国文学的革新和文艺创作提供了新的模板和实践基础。
在新文学的书写中，许多汉族文学家受到了日本文学的影响，不同文学形式的借鉴与整合，有助于推进当时的文学繁荣。
此外，日本的现代文学也进一步启示了中国读者对于现代社会、人性、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感悟和认识，以至于对中国的现代文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析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周秦至民国的翻译思想谱系》四、侦探小说翻译的接受和影响整体来说，清末翻译小说所得到的评价是毁多于誉，这个情况到近10年才有所改善。
以五四运动所奉行的文学规范来看，大多数晚清小说不论是题材、语言和翻译目标都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西方侦探小说在宣传“科学”和“法制”的同时，在艺术上对中国近代小说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从叙事角度方面来看，我国传统小说一般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而西方侦探小说的译介却为中国读者带来了全新的叙事视角，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限知叙事使得读者无法知晓案件的来龙去脉，只能随书中某一人物去观察、探索、判断、思考，这种叙事方式无疑给读者带来了悬念，大大增加了故事的神秘性和可读性。
虽然不同的译者在侦探小说翻译过程中采用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但相当一部分译者采用直译，再现原著的风貌，这也影响了中国本土侦探小说的創作。
比如在程小青的《霍桑探案》系列中，案情都以包朗的第一人称视角进行叙述。
包朗作为侦探霍桑的助手，深入现场亲自参与案件的调查，带领读者进入扑朔迷离的案情，最后在霍桑的精辟剖析中揭开事情的真相。
就叙事时间而言，我国传统的章回小说一般采用直线叙述和连贯叙事，按照事情发展进行的始末娓娓道来。
而侦探小说往往采用倒叙的手法，在故事开头先交代案件的结果，给读者造成一种悬念和疑问，然后在后文将故事一步一步铺展开去。
1903年，《新小说》第八号刊登了法国小说家鲍福的作品《毒蛇圈》，小说开篇是一对父女的对话，这段对话是以倒叙为开头的。
知新室主人在《译者识语》中评论说：“我国小说体裁，往往先将书中主人翁之姓氏、来历，叙述一番，然后详其事迹于后；或亦有用楔子、引子、词章、言论之属，以为之冠者，盖非如是则无下手处矣。
陈陈相因，几于千篇一律，当为读者所共知。
此篇为法国小说巨子鲍福所著。
其起笔处即就父女问答之词，凭空落墨，恍如奇峰突兀，从天外飞来，又如燃放花炮，火星乱起。
2012年第27卷 第8期南昌教育学院学报 外语研究收稿日期：2012-07-15作者简介：范 荣（1976-），女，四川安岳人，讲师，从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的研究。
一、引言晚清域外小说翻译的兴起是旨在“开启民智”、“培养民德”及“激发民气”。
在这样“西学为我用”的思想指导下，大量被视为“教科书”的西方文学作品涌入国门。
然而，极具喜剧色彩的是，在这场如火如荼的翻译运动中，当初并未被晚清译者所看重、本身也的确缺少政治色彩或教育意义的域外侦探小说被推上了历史舞台的前沿，似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一道万众瞩目的靓丽风景线。
无论是译者、读者，还是各大小期刊报社都为翻译、阅读、出版域外侦探小说而痴迷狂热。
对于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众多学者颇有研究热情，多人运用不同理论对此进行了多方位多角度的剖析，其中涉及描述译学、多元文化、西方文艺及翻译目的论等理论的运用，对翻译过程中的社会、文化、出版社、译者、读者因素，甚至小说文学属性都给予了较为全面深刻的阐述。
不可否认，文化、文学、社会背景、译者译介意图及读者等多种因素综合导致热潮的兴起，但作为翻译过程中第一主体能动因子——译者的影响更为突出。
故本文尝试借用翻译生态学中“限制因子定律”来更为清晰地突显译者的主观能动性。
二、译者主体限制因子对晚清侦探小说译介热潮的影响限制因子定律是翻译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之一，其是借用生态学中的最小因子定律概念来阐释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局限性及对翻译选择的主观能动性。
就翻译生态学的角度，整个翻译过程就如一个平衡的生态体系，译者的主体限制因子起着调节翻译过程生态平衡及达成翻译各要素和谐的关键作用。
在整个翻译过程中，如许建忠所言，“几乎所有的生态因子都可能成为限制因子”，因此译者的文化立场、翻译动机、价值取向及审美情趣等种种主体限制因子都对其译本及翻译策略上的选择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晚清侦探小说译介热潮的兴起虽有着读者对其追捧的因素，但晚清译者对这一文学体裁的青睐却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而这样的直接影响则主要体现在译者主体限制因子的翻译动机及审美情趣这两方面。
多元系统理论视角下的晚清侦探小说翻译(1)内容摘要：在晚清的文学翻译中，尤其以侦探小说翻译数量最为众多，最受大众欢迎，影响最为深远。
本文通过简要介绍晚清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根据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分析了当时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兴起的缘由。
本文旨在指出此次侦探小说翻译热潮并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和文学传统背景。
关键词：晚清侦探小说多元系统理论侦探小说(detective story)是西方通俗小说中一个新的类型和新的流派，它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
以翻译侦探小说著称的周桂笙说：“侦探小说，为我国所绝乏，不能不让彼独步。
盖吾国刑律讼狱，大异泰西各国，侦探之说，实未尝梦见”(周桂笙，1904:3)。
作为中国翻译小说的一种类型，侦探小说在近代译介较早，1896年至1897年《时务报》英文编辑张坤德最早翻译了柯南?道尔的四篇福尔摩斯探案，并刊载在《时务报》上，题为《歇洛克?呵尔唔斯笔记》；随后，许多外国侦探小说家如爱伦?坡(AllanPoe)、埃米加?加博里奥(MileGaboriau)、鲍福(Fortune duBoisgobey)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翻译过来。
到1911年左右，中国作家几乎将世界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翻译一遍，其数量之多，用阿英的话说：“当时译家，与侦探小说不发生关系的，到后来简直可以说没有，如果说当时翻译小说有千种，翻译侦探小说要占五百部上”(阿英，1980:180-186)。
据资料显示，当时投身这股翻译侦探小说热潮的译者有程小青、孙了红、周桂笙、悉若等数十人，其中不乏林纾，周瘦鹃等翻译大家。
由此可见，域外小说中侦探小说的翻译在当时尤其风靡。
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theory)是以色列学者伊塔玛?埃文一佐哈尔(Itama Even-Zohar)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理论。
该理论以俄国形式主义文艺理论为基础，汲取了结构主义、一般系统理论与文化符号学的积极因素，将翻译文学视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子系统。
从接受理论看清末民初翻译
从接受理论的角度看，末民初翻译都是以读者的语言和文化为基础，以满足读者的需求为目的的。
翻译者在末民初期不仅要把汉语文本翻译成外文，还要有意识地根据外文语言的逻辑来重新组织文本，使之更加容易理解并接受。
另外，翻译者也要考虑读者的文化背景，以便在翻译过程中把文本中的文化信息和情感传达给读者。
据此，翻译者在末民初期积极开发出一系列翻译策略，如替换，表达，改写等，以满足读者的感知和理解需求。
综上所述，末民初翻译反映了接受理论，即读者语言和文化，是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翻译操纵视角看约瑟夫·康拉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作者：曾湘云来源：《现代职业教育.高职本科》 2016年第5期曾湘云（百色学院外国语学院，广西百色 533000）［摘要］采用勒菲弗尔的“操纵论”为理论框架，分析康拉德作品在中国各个时期的译介，并考察外部因素（意识形态、诗学、赞助者）对译介的影响。
研究发现，三个外部因素不同程度地操控康拉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过程，其中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康拉德；译介；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0603（2016）13-0094-02作者简介：曾湘云（1988—），女，汉族，广西平南县人，硕士研究生，百色学院外国语学院助教，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大学英语教学。
一、引言约瑟夫·康拉德是英国著名的小说家之一，人们大多从语言和文本等方面对其作品进行分析。
而笔者超越文本之外，从翻译操纵的视角，分析其作品能够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得以译介的外部因素。
为方便梳理，笔者探索性地将康拉德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分为三个时期：早期（1924~1948）、停滞期（1949~1977）与发展期（1978~2012），以期为读者全面展现其译介情况。
二、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安德烈·勒菲弗尔的翻译操纵论不局限于语言和文本的传统研究模式，而强调的是翻译和文化的相互作用、文化制约翻译的方式等问题。
在其所著的《翻译、改写、以及对名声的操控》一书中，他指出：“翻译是对原文的改写，所有的改写，不管目的如何，都反映了特定社会中的某种意识形态和诗学以某种方式对原文的操纵……”（勒菲弗尔，1992）他认为文学系统受两个因素的操纵，一个是内部因素，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一个是外部因素，即赞助人的力量。
意识形态是反应特定阶级或社团的要求和利益以及特定经济形态、特定社会生活的观念体系，诗学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文学手法、主题、体裁、象征、典型人物等的综合，二是文学在整体社会体系中的角色或观念。
清末民初的侦探小说翻译热潮探析作者：修文乔来源：《新西部·中旬刊》2014年第01期本文系2012年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青年项目《中国翻译思想史研究：周秦至民国的翻译思想谱系》（编号：12YJC740116）；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科研基金项目《民初通俗小说翻译的功能》（编号：YJRC-2013-25）阶段性研究成果【摘要】本文从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的时代背景出发，剖析了这一翻译热潮发生的社会因素及其自身所具备的“情”、“智”等特点。
探讨侦探小说翻译热潮产生的原因及对我国近代小说产生的影响：它契合了主流意识形态，迎合了改良政治、启迪民智的时代潮流；侦探小说翻译的繁荣与新闻业、印刷业的繁荣也息息相关；译者和读者对于西方“科学”和“法制”的推崇。
同时，在艺术上对中国近代小说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清末民初；侦探小说翻译；原因；接受；影响一、近代文学翻译的肇始中国的文学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佛经翻译，佛经译文在体裁、文体、声律等多方面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因此从古代翻译佛经开始，中国就产生了文学翻译的萌芽。
而中国文坛大量译介外国文学作品则始于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中国的战败使人们意识到，西方不仅具有强大的物质文明，而且在政治制度、法律形式方面远远领先于中国，特别是1899年林纾《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出版，瓦解了中国士人“惟中国有文学”的文化中心主义观念（邹振环，2000：82）。
此外，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行不通，于是面向下层社会的文化启蒙运动开始展开。
1896年梁启超在上海创办《时务报》，除刊载时事新闻、政治评议外，也刊登翻译小说；1897年严复、夏曾佑在《国闻报》上发表《本馆附印说部缘起》，主张翻译外国小说；1898年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发表《译印政治小说序》，极大提高了翻译外国小说的价值和意义；同年林纾完成《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次年印行，在晚清读书界引起极大反响；此外，从1899年开始，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梁启超依次提出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的口号（陈平原，2005：3）。
清末民初的伦理小说繁盛的原因分析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巨大的变革，伦理观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在这个背景下，伦理小说开始繁盛起来。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分析清末民初伦理小说繁盛的原因。
一、社会背景的变化1.1 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受到挑战在清朝末期，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受到了很大的挑战。
许多知识分子开始反思传统的伦理观念，认为应该接受新的思想和观念。
这种思想的传播，为伦理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土壤。
1.2 社会矛盾的加剧清朝末期，社会矛盾日益加剧，人民生活困苦。
这种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使得人们对伦理小说的需求增加。
伦理小说成为了人们宣泄情感、寻求精神寄托的一种方式。
二、文学创作的繁荣2.1 文学观念的转变在清末民初，文学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许多文学家开始关注现实生活，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
这种关注现实的文学观念，为伦理小说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2.2 作家群体的壮大在这个时期，作家群体逐渐壮大，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
这些文学家通过自己的作品，传播了新的思想观念，推动了伦理小说的发展。
三、市场需求的增长3.1 民众对伦理小说的需求在清末民初，由于社会矛盾的加剧，民众对伦理小说的需求越来越大。
他们希望通过阅读伦理小说，了解社会现实，寻求心灵的慰藉。
这种市场需求，为伦理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动力。
3.2 出版业的发展随着科技的进步，出版业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这使得伦理小说的创作和发行变得更加容易。
出版业的发展，为伦理小说的繁荣提供了保障。
四、政策的支持在这个时期，政府对文化事业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政府鼓励文学创作，支持文学作品的出版和发行。
这种政策的支持，为伦理小说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清末民初伦理小说繁盛的原因主要包括社会背景的变化、文学创作的繁荣、市场需求的增长以及政策的支持等方面。
这些因素共同推动了伦理小说的发展，使得这个时期的伦理小说呈现出繁荣的局面。
从操控理论看我国晚清小说翻译盛行的原因
摘要：本文简要介绍晚清小说翻译的时代背景、兴盛状况和影响力，并运用勒菲弗尔的“操控理论”，从译语文化的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三方面分析晚清小说翻译盛行的原因。
关键词：晚清小说翻译；操控理论；盛行；原因
一、晚清小说翻译的盛况
中国晚清翻译史（有学者也将之称为清末民初或近代翻译史）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止于1919年“五四运动”。
翻译文学在此期间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据粗略统计，约250人译者共翻译小说2545种、诗歌近百篇、戏剧20余部，另有散文、寓言、童话若干。
其中，小说翻译成就最为突出：不仅数量多（其数量大约等于这一时期其它西书翻译的总和），而且类型全（社会、爱情、历史、政治、教育、科学、侦探，各路题材皆有包括，且后四种为中国传统小说所未有）。
二、“操纵理论”概述
“操控理论”最早由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提出。
该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也是对文本的操纵，翻译活动是文本之间语言层面的互换，更折射出译语社会中政治、文化、文学等各种文本之外因素的作用。
意识形态、诗学、赞助人、文化体系、翻译策略、中心文本与中心文化、翻译与语言发展以及教育等因素都参与操控翻译过程，并制约翻译文本的生产。
操控理论最
重要的三个因素是意识形态(ideology)、赞助者(patronage)和诗学(poetics)，它们对翻译活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下文将从这三个方面阐释晚清小说翻译盛行的主要原因。
三、晚清小说翻译盛行的主要原因
（一）意识形态
本文所指的“意识形态”是社会的、政治的思想观念或世界观。
根据操控理论，翻译的目的、选材和方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特定历史时期译语文化的意识形态和译者自身意识形态。
鸦片战争爆发以来，朝廷的衰败，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逐渐加深。
闭关锁国了几百年的中国人终于意识到：不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科技、社会体制，不进行改革，必将亡国。
百日维新后，先进的知识分子又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比起单纯学习西方文化，更为重要的是启蒙大众，唤醒爱国热情，使其积极地参与争取民族独立、社会进步的斗争。
根据操控理论，意识形态关注的是社会应该或者可以是怎样的。
那些对自己身处的系统的意识形态感到不满的人，会利用重写其他系统中的元素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当“救国图强”成了时代最鲜明的主题，向西方学习成为主流时，翻译就成为了“重写”的首要手段。
正如鸦片战争之后的实用科学翻译的兴起一样，戊戌变法之后自然也就兴起了启迪民智的小说翻译。
（二）诗学
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诗学”的范畴包括两方面：一是文学技巧、类型、主题、人物、环境等文学要素；二是文学的社会角色，即在社会系统中，文学起的到或应起的作用。
中国传统文学观的核心可以归纳为四个字——“文以载道”。
千百年来，知识分子一向将文学作为推行教化、治国平天下的重要工具，“文”为手段，“道”是目的。
中国文人也向来以“文”作为实现政治理想的最佳途径。
百日维新的失败打消了他们参政救国的念头，但还是对“文”寄予厚望。
文学更多地充当了抒发个人政治主张、教化民众、挽救国家的角色。
这就是当时社会主流的诗学观。
在各种文学体裁中，小说被看作是启蒙民众的最好工具。
因其兼具趣味性、通俗性和感染力，最符合大众的知识水平和欣赏口味。
康有为有言“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
故六经不能教而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而以小说入之，语录不能喻而以小说喻之，律例不能治而以小说治之”。
严复和夏曾佑的观点也很有代表性，为小说赋予了神话般的救国功能：“且闻欧、美、东瀛，其开化之时，往往得小说之助”。
然传统小说因其“载道甚少”频频遭遇鄙视，如梁启超言：“诲盗诲淫，不出二者，故天下之风气，鱼烂于此间而莫或知，非细故也”。
根据操控理论，那些对自己身处的系统的诗学感到不满的人，会利用重写其他系统的元素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因此，知识分子将目光投向了翻译小说，以弥补中国小说教化的不足。
翻译小说蔚然成
风，内容包罗万象。
19世纪，政治小说最多，历史、科学小说也不少；20世纪初，又较多地输入了名著、言情、侦探小说等。
林纾、严复是当时最知名的翻译家。
从诗学概念所包含的第一方面的范畴来说，晚清中国文坛正值诗学转变期：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各种思想不断涌入，旧的文化范式、观念体例则快速瓦解。
传统与现代、中方与西方文化之间产生了激烈的碰撞，文学技巧、文类、主题、人物等一系列文学要素也都发生着改变。
但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大量域外小说被译介到中国时，原作都受到大幅度的改动，例如用中国传统的章回体来翻译外国小说，改变原作的叙事角度和叙事结构、将小说中的人物中国化等。
可用操纵理论解释这一现象，从诗学角度分析译作在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成因。
许多研究者已在此话题上作了精辟的阐述，在此不再累述。
总之，从诗学角度上讲，晚清小说翻译盛行是以小说为代表的晚清文学在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中被知识分子赋予启蒙救国的社
会角色之后的必然结果。
（三）赞助人
“赞助人”指促进或者阻碍文学的阅读，写作和重写的权力的人或者机构，包括阶级、出版社、大众传媒机构、宗教集团、宫廷、政党和政府部门。
赞助人对翻译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晚清小说翻译的第一类赞助人当属拥有权力的有识之士。
如林则
徐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广东禁烟期间就“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并设立译馆，“署中养有善译之人”，还组织编译书籍。
曾国藩正式提出建立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这些都对晚清小说翻译的兴起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新兴资产阶级经营的出版印刷机构是第二类赞助人。
晚清的出版机构走的是商业化道路，看中的是经济效益。
域外小说广受欢迎，有利可图，各书局报社自然对翻译小说大力推广，以中国近代文学四大期刊中的《月月小说》和《小说林》为例，前者的发刊词写道：“本志小说之大体有二：一曰译，二曰撰。
他山之玉，可以攻错，则译之不可缓者也”；后者的宗旨是“输进欧美文学精神，提高小说在文学上的地位”。
前者先后刊出翻译小说三十余种，占所刊小说的六成以上，后者则更多。
颇有抑著扬译的倾向。
此外，稿费制度与著作权法律也在起到“赞助人”的作用，导致了小说翻译的盛行。
19世纪未稿酬开始通行，20世纪初各刊物纷纷标明小说稿酬。
如1902年《新小说》译本每千字的稿酬标准为：“甲等2元5角(银圆)，乙等1元6角，丙等1元2角”。
据当时的生活水平，5角钱可购白面一袋，5元钱足够一家数口一月生活所需。
《新小说》来稿大增，其它刊物也纷纷提高稿酬加入竞争。
1910年清政府颁布《著作权律》，象征统治阶层对文学商品化的承认。
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眼看仕途无望，传统文人遂通过创作或翻译以挣得体面的报酬。
中国第一批职业作家和翻译家出现了。
四、结语
在以朝廷有识之士为代表的当权者、各印刷出版机构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和逐步建立的晚清稿费制度与著作权法律等体制的“赞助”下，出于迫切改变当时社会落后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的目的，晚清小说翻译活动盛行起来了。
晚清翻译小说不仅有助于启蒙民众、唤醒爱国热情、反对侵略、推动民族独立，也健全了我国小说的门类，促进了后世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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